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的理论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西部开发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5；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91（2000）05—0026—03
孙中山一生致力中华民族的振兴，对我国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十分重视，其著述中多有涉及，特别是在《实业计划》中，他对西部地区的开发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构想。在进行西部大开发的今天，重新研究孙中山的西部开发思想，意义十分重大。
一、“民生主义”是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的理论前提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是基础，民权主义是动力，民生主义则是目的和核心。正如《东方杂志》所评：“先生终生所努力者，其目的全在建设。”[1 ]《实业计划》实际上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
（一）民生主义的深层内涵是“生产”、“建设”和“发展”。一般认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其实，“生产”和“发展”是民生主义更深层的内涵，“民生主义要以发展生产力为物质基础”[2]。孙中山曾说：“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3 ]虽然他在多处民生主义就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但是，他总是先讲工业革命，讲生产力发展，讲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生产问题。在《民生主义》第一讲中，他一开始就谈到“这几十年来，各国的物质文明极进步，工商业很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忽然增加”[4]。 然后用很长的篇幅来论证使用机器取代手工所带来的生产力出现“几百倍或几千倍的差别”，充分肯定“机器发明了之后，世界的生产力便走出一个大变动，这个大变动，就是机器占了人工”[4]。因此，孙中山热情地赞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化。至于谈到现代化中出现的诸如剥削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孙中山说：“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要同时注重的。”[4 ]“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都是“分配”问题，不能因为平均地权解决“分配”等社会问题，就忽视“生产”，忽视“发展”。孙中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4]要“吃饭”， 首先就要“生产”，就要“发展”。因此，“生产”和“发展”是前提，是基础，是灵魂，民生主义是在发展生产的前提下解决“平均地权”等“分配”问题的。因而把民生主义仅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把民生主义归结为“分配”问题是非常片面的。
（二）民生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食衣住行问题。民生主义“生产”，“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食衣住行等方面的生活需要。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嫌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4]。 他说：“吃饭就是民生的第一个需要。”民生的需要“应该有4种，于衣食住外， 还有一种就是行”[4]。于是他花很多篇幅来讲食衣住行的民生主义。 他在《建国大纲》中明确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4 ]而在他的《实业计划》中，第五计划专门讨论“工业本部”（生活资料部类）问题时，把它分为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屋工业、行动工业和印刷工业，这正是他的民生主义根基食衣住行问题。
（三）民生主义的实践突破口是“废手工采机器”的工业革命。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4]可见，孙中山民生主义实践的突破口，首先就是“生产”，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在《实业计划》中六大计划正是其在中国全面推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生产”的具体实施计划和发展蓝图。
由此可见，把民生主义理解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片面的，民生主义既是“分配”的民生主义，更是“生产”的民生主义。作为“生产”和发展生产力的民生主义，其核心内容是要解决人民的食衣住行问题，根本办法是“废手工采机器”的“生产”。因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也是其西部开发思想的理论前提。
二、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中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对于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规划。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即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和均衡发展。
（一）先沿海、后内地，以港口为“策源地”的梯度发展战略。港口在《实业计划》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六大计划中就有三大是港口计划。孙中山设想以港口为龙头，联结西部地区的西北、西南、高原三大铁路系统，开发西部资源，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既有资源禀赋、自然条件的非均衡性，又有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当沿海已开始沐浴欧风美雨，开始步入近代化时，西部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社会，甚至有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尚处于刀耕火种时代。中国的自然地貌呈西高东低型梯度形态，而由于历史、地理、交通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反向的东高西低型梯度形态。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非均衡经济大国在经济发展过程决定了不能采取“齐步走”的策略，而只能采取梯度发展战略。孙中山开发西部的构想，既是采取了先沿海、后内地，以沿海带动内地的区域经济梯度发展战略。以北部经济发展区为例，孙中山拟在渤海湾建一世界级大海港——“北方大港”，“用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4]连结西北铁路系统，治理黄河及其支流，开浚运河，形成一个交通网络，在此基础上，“开采直隶、山西两省之煤铁”，“殖民蒙古、新疆”，“发达羊毛工业”，开发西部地区矿藏资源，使各部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使“一需要即以发生更新之需要，一利益增进较多之利益。”[4]
现代经济学证明，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总是与“发展极”发展战略相联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通过极化的方式，集中人财物以优先发展有条件的地区或城市，“形成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贸易、金融、信息、交通、服务、决策中心（发展极development poles）。”[6]然后逐步向周边落后地区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这个“发展极”，就是一个辐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孙中山提出的“策源地”概念，正是要发挥港口的辐射源和发展极的作用，采取区域经济的梯度发展战略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孙中山的“策源地（发展极）思想，比法国经济学家佩鲁1955年提出同样的观点早26年，我们不能不佩服孙中山的先见之明。
（二）区域经济开发的均衡发展观。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中，还包含和渗透着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观。西部地区经济上的贫困并不等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它恰恰是矿产蕴藏的集中带。孙中山西部开发设想中，为挖掘西部地区资源潜力，拟加强必要的政策干预，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他在谈到北方大港的建设时，十分强调对中西部地区的直隶、山西及黄河流域、新疆、蒙古的开发。[7]在谈到铁路建设时， 强调西南铁路系统“非特为发展广州所必要，抑亦于西南各省全部之繁荣为最有用者也”[7]。在涉及西北铁路系统对蒙古、新疆开发的重要性时， 特别指出“此两铁路系统，于中国人民为最必要”[7]。与此相关， 孙中山还借鉴美国、加拿大、澳洲、阿根廷等国的经验，提出向蒙古、新疆等地移民实边，以安置军队裁员，“消纳长江及沿海充盈之人口”，[7]同时又可以使移民成为“筑港、 建路及开发长城以外沿线地方之先驱者”[7]。这实际上是向西部落后地区输送带有新观念的劳动力。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8]如果把向落后地区投资比作“输血工程”的话， 那么向落后地区移民不啻“造血工程”。孙中山这一系列的构想，都体现了他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观。
三、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中的系统观
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事物都和其相关联的事物构成一定的系统关系。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就明确主张“用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4]事实上， 孙中山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系统方法设计《实业计划》，构想西部地区的开发。
（一）港口、铁路、城镇、资源的系统关系。关于这个系统关系现以西南铁路系统为例来加以说明。西南铁路系统包括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区和广东、湖南与四川三省的一部分，面积约六十万平方英里，人口超过一亿，孙中山设想以广州港为终点作扇形分布的铁路干线有七条，全长约七千三百英里，经过一百一十六个大小城镇，沟通珠江与长江两大水系，贯穿八九座大山，联结四川盆地和广大的西南丘陵，并与其他铁路系统和国外铁路相接。这个铁路系统所经之处，都是“地旷人稀”、“地皆险峻”，“工程之困难，比西北铁路系统，乃至数倍”，其“建筑之费，当为中国各路之冠”[7]。但这里自然资源丰富， “以建设此项铁路之故，种种丰富之矿产可以开发，而城镇亦可于沿途建之”，[7]“则其获利必极丰厚”。有便利的国际交通，“桂、滇两省，将来在国际上必见重要。”[7]“再如孙中山设想把北方大港、 西北铁路系统、移民蒙新、疏导运河、灌溉改良沙漠、开发冀晋等省煤炭、设点炼铁制钢等方面，组成一体，自成系统，“铁路、都市、商港等之建筑……就附近原料，谋相当之供给”，“使彼此相互关联，举其一有利其余。”[7]这样，孙中山把港口、铁路、城镇、 资源作一系统规划，在缩短产销空间距离、扩大国内市场、开拓国际贸易、促进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刺激人口集中和城市的形成与扩大等方面，以求获得整体的最佳效益。
（二）农、矿、工、商务业的系统关系。孙中山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3 ]可见这四种行业在实业振兴中居于何等重要而又关联的地位。孙中山西部开发设想中，对农工商矿亦有系统的策划。以农业而言，它是立国之本，工业原料的供给者。农业不兴，则动摇国计民生基础。若“开放废地，改良农地，以闲力归于农事，则农器之需要必甚多”，[7]必然刺激工业的发展。至于矿业，乃“工业之本根”，如无矿业，则实业不兴。因为“矿业原料以供机器”，[7]它是奠定工业的基础。因而， 孙中山强调：矿业对工农业的发展影响很大，“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7]他把矿业的采掘当作振兴实业的第二种方法，在第六计划里对蒙、新、川、陕、甘等西部省份的煤、铁、油、铜和特种矿的开采用了大量的论述。农矿业发展了，“凡百事由之而兴矣。”[9 ]机器能“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7]“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 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7]所以把机器当作近代工业之树， 就是由于它是“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7]如果农矿、 制造业发展了，“则十年之间，可以养其民。”[3 ]孙中山强调：“中国工业非要赶快振兴不可”，[4]并把它列为振兴实业的第三条办法。 至于商业，它和农矿工三业关系密切，是建立其发展基础之上的。只有农、矿、工、商四业并举，系统规划，协调发展，实业才能振兴。
孙中山的西部开发计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但其科学性和前瞻性是不可否认的。当然，这种科学性和前瞻性是局限于特定的时空，并不等于历史现实性。在西部大开发的今天，重新探讨孙中山的西部开发思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