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武侠小说创作方法论——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逻辑论文,事理论文,武侠小说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新武侠小说的成就和发展，已经达到人们不能不正视它的时候。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探索，是值得我们花力气去作一番研究、剖析的。
不可否认，新武侠小说是脱胎于旧武侠小说的，但更须看到，二者除了同披“武侠”这一外衣之外，从小说的形式到内容均已迥然相异。新武侠小说在其杰出代表金、梁、古、温四大侠笔下，无论是人物性格、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安排，还是语言的运用，写作技巧、手法的变换，乃至题材的扩展，主题的开拓、深发，皆是旧武侠小说望尘莫及的。而在小说特色上，金庸小说的历史文化内涵、梁羽生小说的社会政治感、古龙小说的世情哲理、温瑞安小说的公案推理，亦是相当突出的，绝不象旧武侠小说那样雷同化，所有小说都好像出自一个模子似的。这一切，不仅使新武侠小说冲破了单纯的俗文学范畴，进而与正统的雅文学比美，而更为令人注目的是，新武侠小说这诸多不同凡响的出色表现，从总体上显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形态，表征着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的诞生。
这，或许可以视为新武侠小说对文学最大的贡献。
二
新武侠小说家们从未提到过自己用的是什么创作方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创作方法。从这个基点出发，对新武侠小说创作方法的探寻，只有从作品中去求得。欲求新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不妨先将其审美形态与旧武侠小说略作对照。
众所周知，旧武侠小说所展现的是一个虚幻、缥缈的神怪世界，小说中的剑仙侠客，不带人间的烟火气，与整个社会生活是脱节的。柏杨在《武侠的突破》（《金庸百家谈》，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武侠小说始终在神怪中打滚，不能脱离它的窠臼。”“我们最不能忍受的，是流行的武侠小说，几乎每一部都跟人生和社会脱节，一批或一群武林高手，象幽灵一样，只在深山大泽中现身，为一己的恩怨或利益，反复打斗。这些事迹，说他们发生在印度可以，说他们发生在非洲也可以，反正，他们跟芸芸众生无关。”正因为此，从总体上看，旧武侠小说的审美形态是非现实生活化的，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姑妄称之为虚幻而怪诞的美学样态。这类审美对象，人们是不可以常理常情来审视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之间横亘着一道充满迷雾的宽阔鸿沟。
新武侠小说则无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所写人物，皆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人，其情、其性、其欲、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均有的或可能有的。小说中的事件，也与历史和当时社会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或朝野纷争、或民族矛盾、或门派之见、或黑白两道的争斗、或家庭悲剧、或个人恩怨、或男女之恋，等等，盘结交错，皆在人世间发生。这也就难怪港台及海外的诸多评论家、名作家，完全把新武侠小说象对待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一样，去剖析人物性格的变化、形象的塑造、作品的种种社会意义（详见《金庸百家谈》）。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将新武侠小说的审美形态归于现实主义的审美范畴之中，事实上，新武侠小说审美的现实性，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同时也是小说中的人物赖以生存的根基。而新武侠小说之所以冠以“武侠”之名，之所以那样引人入胜，令读者如醉如痴，在审美的意义上，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它的超现实性，它的奇人奇功奇事。
奇人、奇功、奇事，核心在奇功上。武功之道，在新武侠小说作家笔下写来，是何等的神奇、玄奥。武林中人一举手、一投足，可摘叶飞花，伤人于无形；可行如追风闪电，凌波虚渡；可藉一啸之威，摧肝裂肺……甚至卜巫医相、琴棋书画等亦无不纳入武功之中，产生出无比神妙的效果：摄心术控人心智、奇药增功或散功、琴音迷人伤人杀人、笔法画法融为武技……这些，显然都不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实有的现象，更非生活常态的审美反映形式，乃是作家超于现实的想象和虚构，并由此而呈现出一种超生活常态的奇趣横生的审美形态。
如此说来，新武侠小说的审美形态岂不是又与旧武侠小说相类了吗？
否。问题的关键还在二者想象和虚构的区别上：旧武侠小说的想象和虚构是在毫无限制的虚幻状态下展开的，换句话说，是在同一审美形态的层面上来进行的（就此而言，其它审美类型的想象和虚构也是如此）。而新武侠小说的想象和虚构，既有人物的社会现实性为其根基，同时又在其基础之上作合理的具有解释性的延伸，形成了生活常态和超生活常态的审美形态的有机融合。如气功之修炼，武打招式之动作、名称，阵法之运用等，都是社会生活实有现象的扩张，显得“有根有据”。即使是现实中绝无仅有的事物，不是本于人们熟知的传说，就是按照日常的道理来予以符合小说表现方式的诠释和说明，大有使人不得不“信”的味道。如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什么奇珍异果，作家就遵循医理赋予它某种药效，其后所产生的结果，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新武侠小说的想象和虚构，是在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审美形态上来展开的。
综上之见，新武侠小说实乃以现实为骨架，以生活扩张化的想象和虚构为血肉，虚实相间而又天然浑成，展现出一种奇而不怪、妙而不玄，似真又假、似假还真，融生活常态和超常态为一体的崭新审美形态。
显然，要形成这样的审美形态，造成如此奇特的美学效果，就非有对传统创作方法的重大突破不可。因为不管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是现代主义，都实现不了这样的创作结果。
根据上述对新武侠小说审美形态的分析，我们再来考察金、梁、古、温等大家的武侠小说，不难发现他们在创作方法上的两大特征。
其一，按照生活逻辑来安排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命运、事件等，从而体现出社会、人生的面貌和主题。这方面在新武侠小说中是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作品中的每一人物，均充当着社会的某种角色，上至皇帝、公侯、黑白道的魁首，下至平民、孤儿、乞丐、妓女，各色人等，无不具备，且生活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而其性格的生成和发展，则是与其自身的个性、教养、遭遇，以及社会环境诸因素的影响紧密相关。金庸《天龙八部》中的萧峰，即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他本是异族之人，襁褓中父母即遇难双亡，养成与中土平民之家，继而为万众拥戴的丐帮之主，后迭遭惊变，方知自己不是汉人而是被人们乃至他自己也痛恨的“胡狗”，引发出一连串的厄运……这一切，造成了萧峰性格上的变化起伏，分外突出鲜明。事件的设置也不例外，都是按照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事物的现实性质而产生、发展、变化的，诸如事件的发生、矛盾的起始，人的生老病亡等。总之，都是与现实生活相符合的。
其二，按照事理逻辑来安排假定性的武功（为叙述简洁起见，在此赋武功以广义之意，含一切非现实的可资争斗的手段——笔者）的修炼、变化、效力及运用。在这里，新武侠小说作家们充分发挥了艺术的假定性原理，对众多人物武功的强弱高下，各种武功的特点、方式、功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小说中，作家一旦对某人的武功作出上述的假定之后，就必须遵照这些假定的性质来展开与之相符合的情节。如某人的轻功一跃能越三丈，你就不能无端地写他跃过五丈六丈；如某人的功夫已达百毒不侵之境，你就绝不能说下三流的普通迷魂香便能迷他昏倒。所以，新武侠小说并非作家可以胡编乱造的，一有颠倒错位，读者就会认为这是“假”的。因为读者对人物武功诸种情状的判断，乃是依照作者所假定的前提为基准的，并视之为“真”。倘若作者写昏了头，违背既定武功发展的事理逻辑去描写，这“真”也就变“假”，虚假了。当然，人物的武功是有发展变化的，强弱互易之势必然发生，否则读来就索然寡味了。对此，作家须下点功夫，象金庸写的武侠小说那样，把众多人物复杂多变的武功，写得井然有序、层次分明、前后连贯，丝毫不可乱套。
于此，有必要把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略作一点说明，前者是指社会生活实有或可有事物依其性质而产生的发展、变化，后者则是对前者带有理论色彩的一种概括，或者说是前者合乎理性的延伸。二者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关系。其间的区别在于：生活逻辑由于以实生活为限，不能运用于非现实的领域，换言之，不能用于新武侠小说中具有假定性质的部分；而具有推理功能的事理逻辑则能超越实有现象的限制，在以实生活为前提来进行假定的小说部分，大有其用武之地。
特别需要指出，在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假定性的实生活前提是联结其两种逻辑的纽带和桥梁，使二者能毫无阻碍地由彼到此，由此至彼。说到底，两中逻辑除开实有和虚无的判断区别之外，在本质上实是同一的。如其不然，在完全脱离现实生活形态的神怪类小说中，事理逻辑就不会遭碰壁之痛了。正由于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使他们能在新武侠小说的创作中，难分彼此地交互使用，且常常在同一场景中共同发挥作用。如两位武林高手的拼斗，既有以事理逻辑来展开的两人武功的强弱、武技的特长和短处、招式的精妙和低劣等复杂情状，同时，又有以生活逻辑来展开的人的体能、精力、意志以及周围环境事物等诸多可致胜亦可致败的因素。这类描写，在新武侠小说中是不胜枚举的。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新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就是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
三
公允地说，创作方法无优劣之分。每一创作方法有其优长，但又必然有其表现阈限。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方法可以出好作品，也同样可以产生低劣之作，新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亦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创作的关键不是用什么创作方法，而是怎样去用这一创作方法。
我们自然不能说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是最好的文学创作方法。可以说的是，在武侠小说中，它的确是最适合的方法。因了这个方法，才使新武侠小说摆脱旧武侠小说的重要桎梏，从天国回到尘世，大大提高了武侠小说的品位，创造出非同凡响的文学种类。
概而言之，新武侠小说的创作方法，在创作上主要有如下表现特点，或者说优势。
一、生活逻辑与事理逻辑的艺术融合，使新武侠小说既具有生活的形式，又有惊险绝伦的情节和内容，创造出一个溶现实与神奇为一体的艺术世界。人们读来倍感亲切，仿佛书中人物就生活在我们周围，然而书中人物的所行所为又是非常奇特的，令人感到莫名的兴奋，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审美效应。难怪许多初读新武侠小说的人，往往拿起书来就爱不释手，通霄达旦，“秉烛夜读”。
二、按生活逻辑来创作的方法，使新武侠小说在题材范围和主题表现上具有大量的潜在的新领域。质言之，只要在不失“武侠”本义的基础上，小说就可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拓展，进一步让武侠小说世俗化、社会生活化。这，可以看作新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新武侠小说对此已迈出了一大步，但并未走到尽头，也不会有尽头。
三、按事理逻辑来创作的方法，无疑使新武侠小说摆脱了实生活形态的束缚和限制，给予了小说的虚构性、艺术的假定性一个广阔的空间，为作家的想象提供了丰富的天地和极大的自由度。作家可以尽量开动自己的脑筋，去苦心设计、精心营造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如此，作家既可以客观形式去表现作品主题，象一般的新武侠小说那样，又可以将作家的主观意图注入作品之中，构织成一个整体性的象征结构，象古龙的“七种武器”，每种武器的故事都象征出一个哲理。
四，新武侠小说双重逻辑在创作中的运用，几乎使各种审美类型的文学手法、技巧，都在这里具有了相应的或潜在的位置，大大丰富了新武侠小说的表现手段。在这方面，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还是传统的、现代的，新武侠小说均有上乘的表现。无须赘言。道理很简单，何种类型的小说无非虚实之别，新武侠小说虚实兼而有之，任何手法、技巧不可用？要说的，只能是用得够或者不够。不过，这又是应按表现的需要而定的。
新武侠小说的发展，应该说还是很有前景的。但愿它能有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