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同一性——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当代社会主义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方法论论文,地位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些年来，学术界一些人总是有着一种担忧，即：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有越来越多的相似之点(特别是在生产关系层面上的相似之点)，这说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向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抑或说开始被资本主义所同化(以下简称“同化说”)。从方法论上看，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对立的一面绝对化了，从而也就否定了“汲取资本主义制度一切肯定的成果”的逻辑。从经济必然性上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断在滋生着社会主义因素。有同一性的两个方面才有对立，对立是以同一为基础的。因此，“同化说”是不科学的。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在其演变发展中体现出的同一性。我以为，只有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当代社会主义的关系。
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提出：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即：从以实体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到以实体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基础、以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主导的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使生产资料的所有特性和管理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所有权”主体在其形式上日趋分散化和多元化；“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日趋增大，这两者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在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为旧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形态开始解体(这里指现代西方社会)，在分配关系中表现为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 无论对当代社会主义演变发展还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发展，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变化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
这里先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结构变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我以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将使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系统逐渐孕育出“自由人的联合体”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因素、条件、关系(可统称为社会历史前提)。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生产关系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两个特点。
一是股份所有制关系获得了越来越普遍化的发展。例如，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拥有股票的个人和家庭增长的速度很快，拥有股票的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比例1983年为19％，1989年为31.6％，1993年为36.6％，1995年为40.3％。拥有股票的个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1980年为29％，1995年为37％。股民人数从1989年到1995年的6年间就增长了32.5％，从5230万增加到6930万。从股票拥有量来看，从1989年到1995年，拥有小额股票(5000美元以下)的股民人数在减少，而拥有50000美元以上股票的人数达到1840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目前，在美国，有50％左右的家庭拥有股票，近68％的家庭拥有基金。就股份公司的规模来说，在西方的上市公司中，有的甚至一个公司拥有几十万股东。
股份所有制的发展蕴含着“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形态的因素。这里有必要提及马克思关于股份所有制的论述。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是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思想的逻辑展开。马克思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种所有制关系形态的构成因素在股份制的形式中萌生和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2] 因此，“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富的旧形式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就是指：资本主义股份所有制中的生产在其形式上表现为“联合与协助”的结果。在其中，每个人都以股份的形式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的份额，但每一个人都无法也不可能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单独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对现实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在其形式上只能是“共同所有”。马克思所说的对私有制(包括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的“个人所有制”，实际上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① 但其无疑孕育着“自由人的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态的因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所说的“因素”包括对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能力的一定程度上的培育。从广义上看，“占有生产资料的能力”是指：大致了解生产的一般过程，并能够参与监督和管理社会生产。在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管理权高度有机统一，因此，“占有生产资料的能力”主要表现为参与监督和管理生产运作的能力。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使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社会成员通过进入成熟的金融市场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体验到社会生产的具体运行、管理的过程，从而逐步地培养起“占有生产资料的能力”。马克思说：“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各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讯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3] 金融市场的运作虽然有其相对独立性，不等于实际的生产过程，但它归根结底是现实复杂的生产过程的补充、辅助和延伸，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再现或反映了复杂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关系和联系”就是指在金融市场运作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有利于培育“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能力”的“关系和联系”。
二是所有制关系的多样化发展。马克思在论及“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时说：“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4] 如果说股份所有制是对资本和劳动的对立的“消极扬弃”的话，那么合作工厂则是对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积极的扬弃”，虽然它“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在当代，马克思所说的合作工厂性质的所有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合作联合会、合作联盟、合作协会以及一些非上市股份公司等等。这些类型的“劳动集体所有制坚持‘不在本企业劳动者不能拥有的’的原则，因而离开企业的工作人员要把自己的股份及其他资产卖给劳动集体。他们得到相应的货币补偿，而集体则摆脱了潜在的剥削者”。[5] 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职工集体掌握了55％的股份，环球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45％的股份，西北航空公司职工掌握了38％的股份，于是，资本家就不得不让出了企业经营权，工人代表成为董事长。[6] 再如，西班牙马德拉贡合作集团现在拥有200家自主经营的劳动集体公司，下设工业企业、农业合作社、连锁超市、劳动人民银行、保险公司、出口公司、工艺中心、科研中心和学术中心，[7] 其规模十分可观。截至到20世纪末期，在参加合作社的人数占人口的比例方面，日本为17.4％，意大利为8.1％，法国则达到人口的一半。另外，合作社的内容和形式也日趋丰富，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合作社，如消费合作社、医疗合作社、农业信贷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等。在西方国家，合作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私人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第三大经济势力。[8] 当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集体所有制关系仍然在总体上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所支配，故它并不等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但它作为一种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不断成长着新的所有制关系的因素却是毋庸置疑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必然导致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这里主要讲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
1.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使旧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形态开始解体。
旧有的统治关系是指外在的、强制性的统治关系。知识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不同于实体性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仅从其表层形态或自然特性上看，实体性生产资料是外在于人的，而知识性生产资料则是内在于人的，虽然它在资本关系的范围内表现为异化。当一方是直接掌握着实体性生产资料的少数人，而另一方只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时，生产过程的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强制的、野蛮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种统治关系是以实体性生产资料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无关为前提的。这里所说的“无关”是指：无论从内容上看还是从形式上看，实体性生产资料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外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劳动者虽然从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由于实物性生产资料所有关系占主体和主导地位这一点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劳动是以体力劳动为主这一点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在生产过程中，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往往仍然以强制的、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依然很少有选择的余地。这意味着劳动者往往被束缚在某一职业或某一工作地点上，一旦与实物性的生产资料相分离，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就丧失了。然而，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知识性生产资料虽然在总体上和本质上仍为资本所控制，但这类生产资料在形式上与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不再是完全无关的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家族式统治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关系表现为外在的、强制性的统治关系。而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生产过程中旧有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形态开始解体，其标志之一是家族式的资本管理开始被逐渐社会化的资本管理所取代。例如，联邦德国1951年形成工人参与制度，1976年议会通过了《共同决定法》，规定企业的监事会负责任命企业管理委员会，监事会必须有1/3～1/2的工人代表，这样，形成了工人与资本家“共决”的体制。[9]
改变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外在的、强制性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缓和生产过程中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矛盾，当然少不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技术基础的变革。数字化技术、网络化技术、虚拟化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传统交往关系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管理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垂直或水平管理趋向多线或立体管理，从人治管理趋向制度管理，从以资产占有为基础的“人格化”管理趋向以精神凝聚为基础的企业文化管理，从宏观和条令管理趋向“柔性化”管理，从“硬性”管理趋向“软性”管理。
可见，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生产过程中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种关系的表现形态却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现代西方社会流行的所谓“职工资本主义”、“管理资本主义”和“科技资本主义”等就是这种转变在观念形态上的种种反映(虽然是种种扭曲的反映)。在这种转变中无疑蕴含着不断增长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因素。
2.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在逻辑上要求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中知识性生产资料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决定了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国家管理和高科技人才的劳动所得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例如，目前美国已有50％以上的公司制企业推行长期激励计划(即向管理层和高科技人才发放股票期权)，在《财富》上排名的1000家大公司中已有99％的公司推行了这一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股票期权计划授予范围也从传统的高级管理层向一般员工扩展；公司雇员也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获得公司股份，从而进一步使员工和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一趋势在高科技企业中尤为普遍。这一计划以灵活的薪酬分配机制吸引了优秀人才。日本企业在上个世纪末也开始引入长期激励计划，向管理和高科技人才提供股票期权，以试图解决企业长期崇尚均等薪酬而导致的企业低效益问题。[10] 这说明，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故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系统所有制关系的根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参与分配的各要素间的比例关系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虽然这是以人的能力在更大程度上的异化和资本对人在更大程度上的控制为代价的。
当然，强调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其他生产要素在分配关系中的地位。人的素质和能力不能够脱离开与其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相互作用而在分配关系中单独地获取实际的份额。这是由直接生产过程的特性决定的。在现代，管理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等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特性，它们构成了分配关系中的“技术股”或“干股”，但这类股份不会无限增大，当然更不会取代其他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因此，不能把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简单地理解为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关系中可以获取无限增大的份额。
人的素质和能力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乃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简单劳动占主导地位，故对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是有限的，而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则越来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即：“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就无法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素质和能力在分配关系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范围内人的素质和能力可以取代资本的主导地位，但它却代表着一种不断成长壮大的新的社会形态的因素，即“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揭示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分配关系的这一本质特征，将以新的社会形态的因素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变发展的过程中。
马克思说：“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指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引者注)归结成这样：它‘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1]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就是指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所有制、劳动集体所有制、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方式的变革、分配关系中的“按劳分配”的趋势等在内的一切在资本关系范围内扬弃资本主义的因素。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所有制关系方面作一定程度上的调整，力图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在宏观调控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工人参与制度、所得税制度、遗产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体现公平原则，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例如，1981年、1984年美国两次立法鼓励企业职工持股。1985年英国电信部门96％的职工已持有本企业的股份。这里不能不提及瑞典所推行的基金社会主义的“雇员投资基金制度”。该制度试图将企业的部分利润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工人集体手中，进行生产投资；让职工集体逐步控制企业的利润和股份。它规定每年从资方超过50万克朗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中提取20％交与职工集体拥有的基金会，再将雇主为职工代交的养老金增加1％。按照麦德内尔的计算，只要企业的利润率为15％～10％，基金可在35～25年内占有企业股份的一半。到那时，私有制就变成了职工集体所有制。该制度草案曾交与10万工人讨论，获得热烈的支持，但资本家于1983年10月4日组织了一次7.5万人的游行，开创了西方资本家上街游行的先例。但是，瑞典议会于1983年12月12日还是强行通过了“雇员投资基金”法案，于1984年1月1日开始实行。[12]
据此，我以为，从经济必然性看，处于同一世界历史时代的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都在为达到那个“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随着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故而这两者的相似点也越来越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体制上的相互“借鉴”或相互“学习”的一个主要根据就缘于此。当然，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对立的一面也是不容抹煞的。如果从同一与对立的统一体的角度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当代社会主义关系的话，我以为可以作这样的表述：“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人类达到这个社会形态之前，必然有一个为其实现自觉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社会形态。人类自20世纪初以来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历史时代(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所处的世界历史时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而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又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的。当代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最初的、局部性的发展形式，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性。尽管如此，人类社会必然最终会在整体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因为，仅从解决“全球问题”的角度上看，人类社会最终也要普遍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转变。进而言之，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觉形态，就是介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人类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当代社会主义是这种自觉形态的最初的、局部性的发展形式，而当代资本主义则是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发形态。这两者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之点。但是，这种自发形态在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从而极大地损害了这种创造的成效。因此，就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社会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而言，人类社会必然有一个从“自发形态”向“自觉形态”的发展过程。当然，人类在整体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和复杂的世界历史过程，各种形式的合作、矛盾和冲突贯穿其间。
注释：
①劳动者持股并不说明他也开始“享受资本”或成为“雇佣劳动者的资本家”了。关于这一点，法国学者米歇尔·阿格利埃塔认为，雇佣劳动者的金融资产无论从职能还是从数量上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在当代，银行信贷是资本主义生产实现的条件，而工人无法凭自己的金融资产获取信贷来从事经营性生产的事实决定了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股权分散化与金融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是同时进行的。雇佣劳动者的家庭金融资产不能脱离金融垄断资本而独立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雇佣劳动者对资本的间接从属由于工人持股而进一步加深了。事实上，工人持股仅仅是一种分配方式，工人股票也仅仅是他所获得的劳动报酬的凭证。工人作为一般股东不可能同资本分享权力，相反，资本却通过雇员股东制把雇员的储蓄同企业效益联系起来，并得到员工忠于企业的好处(参见李其庆：《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第三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1期)。我认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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