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社会科学研究改革的根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谈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关于社会科学的反省与建议》（载本刊去年第1期）一文中， 我已就社会科学研究改革问题谈过一些想法。简而言之，就是期望社会科学研究更多地关注社会需求，期望按照社会需求（包括市场需求）来调整社会科学研究的布局，改变社会科学产品的生产方式，打通社会科学的生产与社会需求之间的阻隔，以更好地满足社会对社会科学的多样化的需求。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早已证明，社会需求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如果没有了广义的“社会的定货”，也就失去了它们存在的价值。因此，对于科学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无视社会需求、疏离社会需求的倾向，是十分有害的。
社会需求对于科学的发展是一种巨大的驱动力，但它所驱动的只是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科学形态和社会科学形态。而不能与之适应的形态，或则被疏离，或则被改造。实际上，也是在进行着一种无情的选择。因此，我认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改革的根本，就是要通过自身的调整来适应社会需求。这个调整过程，实质上，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创新的过程。
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经验很值得借鉴。
即使做局外观，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最近20年里，我国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在原有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澎涨出了一个很庞大的“科技”层面；
接着，又从这一“科技”层面，衍生出了一个科技产业，并很快在中国形成了一些强有力的科技产业群体；
再接着，就是在这些科技产业群体的带动下，创造了“科、工、贸”的结合模式与“产、学、研”的结合模式。
随着这些发展与变化的出现，我们又看到：
一些新兴的学科不断涌现出来，并很快就在我国自然科学的学科结构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从而使我国自然科学的学科结构发生了变化。
原有的研究人员分流了。新毕业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人才也分流了。或留在原有的科研院所中，或流到了科技产业群体及其研究机构中。两种不同的去向，正在为中国造就着两种不同类型的自然科学研究人才。
与此同时，在原有的科研院所外，又涌出了一大批企业办的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构与企业一起，身处市场经济的前沿，直接参与到了市场的竞争中，并在研究的道路与模式上有了创新；“产、学、研”的结合，也正在改变着传统的研究道路和研究模式。
毫无疑问，这些发展与变化的出现，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使然，都是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其发展与变化的方向，也是朝着社会需求走去的。应当说，这个方向已经把我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引上了一条全面创新的道路。
仔细分析自然科学领域所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我以为，最关键的一步，是庞大的“科技”层面的出现。即应用型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大力发展。传统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取向是探求原理与规律的“理论”，科技研究的主要取向是直接作用于生产效益或服务效益，并直接与经济挂钩的“应用”。“科技”这一研究层面的扩大，一方面改变了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构，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应用功能。
这一步的跨出，实际上已在自然科学与社会需求之间，建起了一个可以密切联系两端的宽大平台，使自然科学研究直接为满足社会需求服务有了操作的可能性。
而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和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的威力。经济政策的影响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的机遇；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更为之排除了各种来自传统观念的对于“科技研究”的歧视，使之成为了一种神圣的事业。因此，才有了科技产业、科技产业群体等一系列的裂变。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创造的时代。作为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必须在探索中前进。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建设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新的问题，都必须解决新的问题。也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需要科学支持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社会科学的需求绝不会小于对于自然科学的需求。如果我们不把社会科学界定为各种传统学科的理论研究，而把它视为一种需要回答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中的各种老问题、新问题的科学，就会强烈地感到当今的中国对于社会科学的需求是多么急迫。
——各级政府的决策，需要社会科学；
——各类企业的决策，需要社会科学；
——国人要提高文化素质、提高生活质量，需要社会科学；
——外国人要在中国投资、要与中国进行各种交往，也需要社会科学。
我国社会科学发展所遇到的问题不是社会没有需要，或是需要不足，而是现存的社会科学产品的生产与需要的不对路。而造成这种不对路的关键，就是在社会科学的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还缺少一个可以迅速联通两端，并使两端的信息交汇形成适应社会需求的社科产品的宽大平台，也就是说，在现存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中，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科技研究”型的社科应用研究层面，太弱小了。
这种“弱小”，一是表现在数量上，不仅整体比重不大，更缺少得力的、资深的研究人员的参与；二是表现在地位上，在许多人的观念中，应用型的社科研究都算不上“研究”，在诸多价值评估的场合（如各类评奖或职称评定中）均被列为“另册”，其地位甚为卑微；三是没有形成应用型的社科产品市场，还不能像科技产品一样实现其知识产权的价值，因而使这类需要有较大投入的社科应用研究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持。总之，现在的诸多作法，实际上是在扼制着这一研究层面的发展。这个局面如果无法突破，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将会长期被困在一个与社会需求隔离的孤岛中，并会越来越感到难过。
可喜的是，近几年来，一些地方社科院所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办院方针上表现了主动向社会需求靠拢的愿望，并积极地组织力量参与到政府决策和企业决策的研究中。个别地方院所，已在通过一些“工作室”或“中心”探索“市场运作”的道路。有的地方政府已将一些关系重大决策的研究项目列为课题公开向社会招标。看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迟早会有一场类似于中国自然科学领域那样的裂变发生。
愿这场裂变早一些到来。愿社会科学的雨露快一些遍洒在中国干渴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