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上）——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侯惠勤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党委书记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采访人：侯惠勤
本刊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成功推进密不可分。首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侯惠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中国历史的开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缔造新中国和领导建设新中国，就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其实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相结合。因此，坚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新中国的灵魂，也是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前或之后，我们都始终在紧紧抓住党的工作中心的同时，一刻也不放松意识形态工作。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坚决不搞“两个马克思”（包含“两个邓小平”）的割裂，不搞所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而是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现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使得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
本刊记者：毛泽东在创建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哪些伟大功绩？
侯惠勤：毛泽东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明确敲响警钟：“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做。这就是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性转变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这是从革命向建设的转变，从推翻旧制度向建立和巩固新制度的转变。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言，它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从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正在形成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指导国家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思想准则。毛泽东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的基本思路，就是在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中学习、批判和立法是三个主要环节。
本刊记者：毛泽东怎样通过学习这一环节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学习环节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体为重点、以世界观转变为根本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新中国成立前仅限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理论学习不同，这次学习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参加学习的是大量新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和从事教育、科研、文艺、卫生等工作的知识分子。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以转变和改造其旧的世界观，培养能够适应社会变革和形势发展需要的新型知识分子。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新政权必须吸收千百万知识分子为之服务，否则就不可能完成其所面临的伟大任务；另一方面，几百万新加入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低，懂得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并不多。相反，经验主义、个人主义和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却有着广泛的影响，使得他们在精神上与人民大众格格不入。因此，毛泽东在1951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为此，1950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的《实践论》。《人民日报》在1951年1月29日发表的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的社论中明确提出，“《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界肃清各种形式的反动哲学思潮及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在思想上所履行的批判的革命的任务，不仅对于我们党有极伟大的意义，同时它对于我们全国人民也有极伟大的意义。”社论号召“政治和经济任何部门的干部，学术界（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用实践论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从而端正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提高自己的能力，避免可以避免的错误。”
学习和批判是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方式开展的，并非如西方传媒所渲染的那种强迫“洗脑筋”。这种自觉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首先在于社会变化和形势发展同人们原先的旧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不学习就要落伍”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因此，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马克思主义确实成为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迫切要求。毛泽东在1951年致李达的信中对此感受颇深。他特别强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事实上，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的学习运动，就始于1951年9月北京大学12位著名教授所发起的一次政治学习运动。
其次，这种自觉的思想改造之所以可能进行，还在于共产党人的表率作用和正确引导，因而造成了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光荣的社会大环境。周恩来受党中央委派，在向北京、天津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的报告中，以自己参加革命的经历和思想改造的体会，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提供了具体生动的范例。一方面，知识分子确有一个克服其自身所受教育的影响而向人民立场、以至工人阶级立场转变的必要；另一方面，这种转变又是完全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而实现的。这个报告表达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希望，使思想改造完全纳入了一种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氛围，并成为向往进步、投身人民事业的自我要求。
本刊记者：毛泽东怎样通过批判这一环节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批判环节就是指以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教育艺术领域全面扎根为追求的错误思潮批判。毛泽东善于抓错误思潮的苗头和典型，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和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武训是清末以“行乞兴学”而著名并受到封建统治者赠匾嘉奖的“千古奇丐”。电影《武训传》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摄制完成，同年底开始在全国上映。它歌颂了武训忍辱负重，以乞讨所得放债，置田产以兴办义学而使农村穷孩子得以上学的“义举”，实际上宣传了一个以妥协和阶级合作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样板。因此，它就不仅涉及到如何评价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价值观标准问题，更关系到应如何看待中国近代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一重大历史观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电影上映后的短短4个月内，仅京、津、沪三大城市的报刊就发表了40多篇赞扬的文章，整个文化界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对“武训热”中的唯心史观进行批判。文章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它之所以把应当批判的丑恶行为当作“义举”去尽力歌颂，就是因为它判别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是传统观念和封建道德。“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泽东还特别严厉批评了“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在反历史的错误思潮前丧失了批判能力，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这说明当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力量进入复杂的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后，确实面临着被曲解以至“消解”的危险。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一场历时两个多月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全国大讨论得以开展，一场生动的唯物史观教育得以深入。
如果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还只是涉及到文化艺术的教育功能问题的话，那么对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批判，则是通过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彻到哲学、文学、史学等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中去，并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这派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进行一番清理。事情的起因是，两个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对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方法和观点进行正当的批评而重重受阻。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许多学术研究领域仍然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一统天下。在毛泽东看来，尤为严重的是，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者竟不思打破这种局面，反而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思想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他为此专门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写了一封信。在他的关注和推动下，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终于在全国开展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随之全面融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本刊记者：毛泽东又是怎样通过立法这一环节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侯惠勤：立法环节就是指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载入宪法，这是最为根本的环节。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说核心是“两破两立”：即不断打破那种以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成为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不断打破资本主义文明就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幻觉，立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是当代人类文明的真正出路。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而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通过较为广泛深入的知识分子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及较为深刻透彻的错误思潮批判，毛泽东所表达的上述核心理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共识，也日益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识。这样，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共识加以确立，就不仅理所当然，而且水到渠成。在1954年9月15日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开幕词，提出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论断。它不仅为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立，而且成为新中国60年来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的根本精神，堪称立国之本。
虽然意识形态的具体定位和实践方式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变化而变化，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以及面对新世纪新挑战呈现不同特点。但是毛泽东抓学习（解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占领思想阵地）、抓批判（及时纠正错误倾向、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抓制度化（从国家政权建设高度抓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和制度建设互为支撑）则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宝贵经验。
在我国基本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以后，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着眼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定位。他指出，我国在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在这一定位上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完全必要。
本刊记者：毛泽东在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也出现了失误。您能分析下原因吗？
侯惠勤：好的。就认识论根源看，毛泽东由于将其两个富有创新性的观点推向了极端，致使其在意识形态的把握上出现了重大的认识偏差：一是他正确地看到舆论是革命的先导，取得政权是新生产关系大规模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条件，但是，当他把这一观点无条件地推向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全部人类历史时，就无疑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无疑地脱离了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他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一概括基本上符合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的历史实际，但需要明确的是，意识形态（舆论、观念、思想等）之所以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根本在于它执行了生产力的嘱托，而这一点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大致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是有时效性的，主要在社会革命变动时期，并非通常如此；即便意识形态等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矛盾主要方面，而必须始终围绕着其为之服务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否则必然遭受挫折；一旦进入社会和平发展阶段，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建设，等等。如果忽视了这些前提性条件，把意识形态始终视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二是他正确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必须牢牢把握思想领域斗争的主动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不但如此，由于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可能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哨阵地，从而危及革命成果的全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毫无疑问，如果孤立地着眼于“谁胜谁负”的斗争，就难免置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于压倒一切的位置，因为这似乎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斗争和关键之战。然而如果着眼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际，就会看到阶级斗争毕竟已经是局部的、次要的社会矛盾，意识形态的斗争必须服从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说到底，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终解决，也有赖于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社会全面发展，孤立地抓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没有出路的。毛泽东正是没有随着社会转变而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中转变，因而在其晚年片面夸大阶级斗争的同时，也必然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本刊记者：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哪些新的成就，有些什么经验？
侯惠勤：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看，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判断上某些失误的纠偏，而且是针对新的历史条件创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重大成果，因此，它们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变革，其实是改革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努力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形象”；二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三是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底线不动摇。
本刊记者：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怎样塑造富于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形象”的？
侯惠勤：在邓小平看来，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他在谈及“文化大革命”教训时，突出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丢弃和背离这一精神，势必“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受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因此，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仅是面对实际的需要，也是重塑党的形象的首要环节。在他当时看来，围绕着“形象”问题所进行的意识形态变革主要有三大课题：第一，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足以打动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奠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的著名报告，可视为这一课题的重大突破。第二，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以及形象上的统一性。这里的关键在于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总结历史经验。邓小平明确指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不仅“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他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因此，党的形象的重塑实际上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第三，围绕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进行价值重组，努力体现当代中国的创业新形象。他为此而呼吁广大文艺工作者努力“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开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所有以上方面，虽然随着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有所拓展，却体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革的基本格局。
不难发现，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建构有三大基本价值取向：一是世界眼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时代潮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是中国特色（前两者在当代中国的结合）。其中，“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核心理念及其更新的依据，是当代中国最具标志性的形象。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没有什么抽象的理想尺度，因而不能离开这一尺度搞抽象的争论。所以，必须改革开放，充分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有效地提升中国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效地整合日益复杂的社会多元利益，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以“中国特色”为核心理念全方位地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主要是三大形象：第一，立足中国发展、紧跟世界潮流的改革开放形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高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和跨国公司不断崛起是其强大动力），政治多极化的曲折展现（第三世界的兴起，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等），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主义之争、社会制度之争则日渐集中到了综合国力的竞争上。因此，改革开放就自然成了当代中国价值观冲突的焦点，也成为当代中国主导价值观不断创新发展的亮点。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见，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第一形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丢弃这一形象。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邓小平在“八九风波”后马上强调指出：必须“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
第二，对外和平发展、对内安定团结的合作稳定形象。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苏东剧变以后日益显现的一个事实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和平发展这两种情况并存。这两种情况并存对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我们现在客观上正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排除干扰的阻力特别大，不利于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作为当今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无疑是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焦点，成为西方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主要攻击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然聚集着由于不发达而带来的诸多困难，以及谋求发展所面对的复杂局面；而作为当今世界公认的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现存的超级大国出于自身利益自然想方设法地加以遏制，而其他各类国家也特别容易警觉和提防，甚至有意无意地设置障碍。我们能否化解矛盾、把握发展的主动权，获得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内外环境，关键在于树立一个好形象。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快速地和平发展也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决策是正确的，必须坚决维护政策的稳定和连贯，以取信于国内外。对内实现安定团结，对外宣示和平合作，这就是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形象。他对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一个政治嘱托是：“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他在谈到中国在世界总体政治格局中的角色时同样强调：“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
第三，坚持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敢于负责形象。虽然改革开放具有历史必然性，然而当我们打开国门走出去和引进来时，不难发现我们面临着何等强烈的冲击：由欧美主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蕴含着严重的不平等，我们在获得某些机遇的同时将可能被迫付出沉重的代价。我们因此而愈益领悟了邓小平关于“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的感慨。其中最大的风险就在于社会主义会否（如西方极右势力所愿）在与资本主义全面接触中被根本颠覆？然而，权衡利弊得失，不改革开放必然死路一条，而坚定地推行改革开放则可能为社会主义开拓一番新天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要把这一风险降到最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而对于任何企图控制我国的动向，则必须坚决予以回击。在“八九风波”以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华浪潮，邓小平坚定地表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对于那些企图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口我批自由化而干涉我国内政的挑衅，必须坚定信念，坚决反击。在邓小平看来，在这一交锋过程中，形象不好的决不是我们，“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WW蒋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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