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稳定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来说，政治上的不稳定，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且阻碍着政治自由的实现。因此，在民族国家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都把对政治稳定的诉求看作是最高的政治价值。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甚至认为，应以缩小公民的“政治参与”为代价来确保社会的政治稳定。他强调说：“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1](p.7)亨廷顿的这一观点是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中出现长期动荡不安和“政治衰败”(Political decay)的教训基础上得出的，尽管这一观点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但却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在从事现代化事业时，必须把政治稳定置于“政治发展”的重要地位。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卓越的政治洞察力，在总结当代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把社会政治稳定放在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予以高度关注和反复论证，形成了他关于政治稳定的完整思路，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由来可追溯到毛泽东时代。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国家工业化的全面展开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日益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逐步提上日程。为了引导党和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就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2](p.456-457)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在总结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而引起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混乱局势和东欧一些国家出现动乱的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战略家的深谋远虑。而邓小平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一重要思想理当有深刻的领悟，特别是在经历“文革”动乱的沉痛教训后，更有深切的体会。因此，1977年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后，面对因十年动乱而造成的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方面极其混乱的局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彻底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政治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组织上大力选拔年轻干部，选拔人才，以保证四个现代化路线方针的实现，并在及时总结毛泽东治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实现全党和全国安定团结的目标要求。同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诋毁毛泽东思想等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3](p.159)他号召全党同志，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他说，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没有一切。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针对当时一些地方出现煽动闹事等不稳定因素，严肃指出：“不能允许他们得逞。”[3](p.373)他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3](p.371)。
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深入展开，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邓小平对政治稳定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和深刻。1983年10月，针对当时思想战线上出现的精神污染现象，邓小平告诫全党：“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4](p.44)所以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对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加以坚决制止。进入80年代中后期，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对此，邓小平号召全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4](p.197)他强调保持政治稳定是治理国家的大道理。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4](p.124)因此，他提醒全党，“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要注意排除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对政治稳定的干扰，“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4](p.286)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p.284)邓小平认为，政局是否稳定，人民是否团结是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的关键标准。[4](p.213)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的关系，警告西方政治家和那些支持自由化思潮和动乱行为的外国势力，如果中国政治动荡不安，定会波及世界，首先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4](p.361)“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4](p.331)只有稳定，才能搞建设。同时，他更加致力于对保持政治稳定的具体途径、措施的探索。
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站在历史的高度系统地总结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经验，提出了保持政治稳定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改革开放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只有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来说，关键在执政的共产党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国家改革和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是与其能否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密切相关的。只有保持政治稳定，才能不断发展生产力。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这是邓小平对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与建设的政治环境进行深刻反省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正确结论，其思想内容要比毛泽东所指出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内容更加丰富，意义更加深远。
二、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内涵
政治稳定是把社会冲突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一般可以理解为一定的政治系统连续、有效、秩序地运作和发展。从内容上看，政治稳定应包括政权体系的稳定，国家权力机构的合理化，政治运行的有序状态，政治文化教育的一体化。从模式上看，政治稳定分为静态有序和动态有序两种。前者是在传统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稳定模式，其特点是，社会虽然维持政治上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往往是通过对社会内部进行严密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的，实际上是以牺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是一种静态的僵化的被凝固在一个封闭圈子内的稳定。后者是在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稳定模式，其特点是，社会政治体系在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外部环境和协调内部诸因素的互动关系中，求得自身发展并维持政治秩序，这往往是通过对外开放积极适应外部环境，同时对社会内部旧体制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完善社会运行机制，使社会政治系统处于良性循环状态来实现的。这是一种在动态发展中的政治稳定，也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致力追求的一种规范有序的政治稳定。在邓小平看来，这种政治稳定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政治制度的稳定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不论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还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根本前提，必须保持稳定。对此，邓小平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3](p.133)因为“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4](p.63)。他还指出，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搞三权分立、多党竞选，“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4](p.220)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政治的稳定。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共同政治纲领的基础上通力合作，以国家的宪法为准则，做到民主协商，互相支持，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而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是中共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从而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只有保持和发展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这种优势，才能保持政治稳定，保障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
2.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
所谓政治生活秩序稳定，主要是指政治关系的稳定，即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对政治利益的诉求和政治行为的方式表达日益制度化、法制化，而这关键取决于国家政党的力量和领导的稳定。正如亨廷顿所说：“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p.377)由于在我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力量，所以，它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着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4](p.357)但党是否坚强有力，关键是看党的领导集体能否在宏观上协调好发展民主与安定团结的关系，这又取决于领导集体内部的团结。对此，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4](p.380)，“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4](p381)同时，还要保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和这个领导的核心，因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4](p.310)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当然保持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还必须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法制化水平，这是国家政治生活健康有序运作的根本保证。邓小平说“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4](p.249)“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p.146)正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制化、制度化建设的进程日益加快，民众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
3.政局和政策的稳定
对于政治稳定的基本内容，邓小平曾经指出：“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4](p.217)这里，邓小平所讲的政局稳定主要是指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整个社会不会出现政治动乱。他说，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看政局稳定，因为政局稳定实质上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握好政局稳定，就是为着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稳定主要是指现行政策没有非正常性的重大改变，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二是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邓小平认为，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4](p.321)；只要“坚持现行政策，搞它几十年，中国会发展起来的”[4](p.156)。当然，政策稳定的核心在于政策对不对，如果路子走对了，人民得利益而赞成了，那么谁想变都变不了，这就意味着政策已稳定。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政策稳定与党和国家形象的关系。他说：“无论如何也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这十分重要。”[4](p.315-316)“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4](p.83)所以，改革开放政策必须几十年不变一直讲到底，要让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从而使政策的稳定反映党的稳定。
4.党的指导思想的稳定
坚持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和理论上的坚定性，是政治稳定的灵魂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进行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要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而经济文化又非常落后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建设，更需要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才能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力量都调动起来，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此，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后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4](p.63)因此“老祖宗不能丢”，[4](p.369)，否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会泛滥，思想战线上就会出现混乱。为了保障维护和发展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反对任何否定党的指导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为此，一方面要使党报党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宣传党的主张，对稳定这个道理进行“反复讲，放开讲”[4](p.286)。通过多种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认识到安定团结局面来之不易；另一方面各条战线上的同志都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共同来维护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政治稳定方面取得的成果。总之，邓小平把做好维护稳定的思想政治工作看成是我党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3](p.255)。
三、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的主要特色
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具有不同于别的政治思想传统和政治理论流派的鲜明特点：
第一，从稳定与改革、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强调政治稳定的战略地位
邓小平在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政治稳定与改革、发展三者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认为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经济腾飞、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没有改革开放就不能有发展，因此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动力，是“第二次革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要改革，就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改革就会停滞和倒退，开放就会落空，经济发展也就会受到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稳定既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所诉求的价值目标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才能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才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才可能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由于政治受制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故要确保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来大力发展经济，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3](p.314)因此，只有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并让“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让“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4](p.355)
正因为稳定与改革、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牵制、互为促进的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即把改革作为动力，在改革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搞改革，以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把发展作为目标，改革，稳定为了发展，以发展求稳定，并为深化改革奠定基础；把稳定作为前提，在稳定中实现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巩固稳定。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既要锐意改革，善于和敢于打破原有秩序和平衡，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向前，又要审时度势，谨慎行事，密切注意群众政治心理变化，以正确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使改革获得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才能互相促进和协调发展。这是邓小平政治稳定是最显著的特色。
第二，从历史与现实的互为观照中，确定政治稳定的现实意义
就一般而言，政治发展即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变化，这意味着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必然伴随着一个极不稳定的历史阶段。在这一特定的阶段上，由于社会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会出现种种打破原先平衡后的新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波及到政治领域，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从而出现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的对立矛盾，这是一个任何国家都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困难是：既要谋求社会发展，又不要以破坏政治稳定为代价。对此，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特别是“文革”社会动荡不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抓住十年浩劫后人心思安、人心思稳的心理特征，认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稳定与不稳定因素的相互矛盾中，必须牢牢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我国政府在开放性、分配性冲突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宏观调控能力，最低限度地减少因现代化建设所造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利益格局、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而带来的新的矛盾冲突，使社会变革控制在不冲击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以保持现实的政治稳定，并把稳定转化为一种社会政治优势和社会转型时代的有力工具。只有这样，才能稳定人心，才能维护中央权威，现代化事业才能几代、几十代地坚持下去。总之，我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破解现实矛盾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其政治稳定思想又一重要特色。
第三，从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和把握影响政治稳定的内在规律
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不仅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时代性，而且还处处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精神，即邓小平在强调政治稳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时，还进一步从辩证法的哲学高度，阐述了影响政治稳定的各种因素的内在规律。这主要有：
一是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的核心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政治参与的扩大，往往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对此，邓小平强调民众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形式参与政治，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们坚持不懈的追求目标，但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必须保持稳定”[4](p.285)。那么，如何处理扩大民众政治参与与保持国家政治稳定这两者的关系呢？邓小平认为，一方面“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4](p.284)。为此，就必须加强党对广大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领导。另一方面，必须加强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政治稳定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总之，我国必须逐步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而“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否则，只能助长动乱”[3](p.257)。二是惩治腐败与政治稳定。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着的负面影响，使党内的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这不仅干扰了现代化建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也是造成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必须坚持和改善党领导，加强党的自身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4](p.327)“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4](p.313)同时，“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4](p.379)。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使我们的党更具战斗力和号召力，也才能确保中国的政治稳定。三是打击犯罪与政治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危害社会正常生活的犯罪活动也频频发生，使政治稳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对各类危害社会稳定的犯罪活动，必须采用严厉打击的办法，“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4](p.154)。只要我们彻底扫除各种丑恶的东西，就可以沿着维护稳定的正确方向前进。四是社会保障与政治稳定。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社会的“安全网”、“减震器”。然而，我国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等弱点，同时，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公民的收入差距还呈现拉大趋势，并且这种差距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消除，进而直接影响政治的稳定。正如邓小平指出，如果大量的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4](p.229)。因此，只有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密切关心群众生活，急群众之所急，防止两极分化，才能使我国的政治稳定有可靠的保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
总之，邓小平的政治稳定思想既博大精深，又呈现其鲜明的特色，表现了一代伟人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战略眼光，理解、把握这些内容和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理解政治稳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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