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9岁青少年教育：21世纪初英国教育战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青少年论文,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伊始，英国教育与技能部提出了14－19岁教育阶段的概念。在英国的学制中，14－19岁的教育阶段既包含14－16岁实施中等教育的时期，也包含16－19岁实施高级学术课程或职业课程时期。它一端与中小学阶段教育相连，另一端与就业或升入高等学校相连，不仅关系到青少年自我实现与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教育、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英国政府针对该阶段制订了战略规划。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中，主要包括2002年的《14－19岁：扩充机会、提高标准》绿皮书、2003年的《14－19岁：机会与卓越》白皮书、2004年的《14－19课程和合格证书改革：14－19岁改革工作组的终期报告》（Tomlinson Report）以及2005年的《14－19岁：教育与技能》白皮书。这些文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从中反映出英国在21世纪对14－19岁青少年教育的整体战略。
战略目标与内容
（一）全员受教与个性化发展相结合
1.全员受教，确保教育公平
经济和种族的差异导致英国青少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据英国教育与技能部统计，2000年处于底层社会经济群体的21岁以下青年只有不到20％的人接受大学教育，而处于上层群体的比例超过70％。[1] 为确保教育公平，政府提出了从2004年起10年内将17岁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比例从75％增长到90％，[2]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对所有青少年，尤其是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受教的机会和援助。例如，对没有就业也没有继续接受教育的年轻人实施“就业入门”（Entry to Employment）计划，[3] 确保他们拥有基本的就业能力；[4] 为家庭条件不好或心理“脆弱”的青少年提供私人专家咨询等有效援助；设立国家通途基金（Access Funds）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短期的经济保障等。[5]
第二，对所有青少年，不论其学业水平和地位高低，均给予认可和适当奖励。例如，将以往三类不同性质的证书即普通中等教育证书、高级水平普通教育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均分成入门（Entry）、基础（Foundation）、中等（Intermediate）、高级（Advanced）四个等级并设立同一文凭颁发给所有修习学术性或职业性课程的青少年作为阶段性成果。[6] 此外，政府对获取不同资格（qualifications）的青少年采取“中级”、“高级”和“更高级”的激励机制，对那些未达到资格要求但仍然坚持学习的青少年颁发进步奖。[7]
2、个性化发展，实现多元共生
个性化学习（Personalised Learning）是近年来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理念。它强调对每个学生的教育采取合适的个性化学习方法，保证所有人都能获得进步。鉴于此，战略在课程、教学、考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增加学生自主的权利。
第一，加大课程、教学与考试制度的弹性。首先，减少14－16岁阶段必修课程的数量，将其规定为“那些能取得学习进步或个人成就所必需的课程”，[8] 如数学、英语、科学与信息技术。其次，依据学生的发展阶段而非学生的年龄进行教学组织，同学者不是同一年龄的人，而是学业水平相当的人。
第二，增加青少年自主选择的权利。首先，在课程方面，青少年在14岁时即有机会结合学术性或职业性课程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所做的选择不被限定，“如果后来证明这些道路并不是最有利于青少年自身的，他们可以改变初衷”。[9] 在选修课程上，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能力以及兴趣选择模块式的“学习路径”如历史、哲学和神学等。其次，允许学生自定学习进度和考核进度。学业优秀的青少年进行跳跃式学习，更早地考取该阶段文凭并开始下一步学习，[10] 学习上存在障碍的学生可以放慢某些或所有学科的学习进度和考核进度，在16岁之后参加普遍中等教育证书（GCSE）考试。[11]
（二）提高综合素质与关键能力
1.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培养高素质人才
长期以来，英国的教育体系和经济结构间存在“低阶平衡”效应。教育体系培养了过多的低阶劳力使得经济无法向上转型，而以低阶劳力为主的劳动力市场又无法产生足够的诱因促使年轻人继续深造。这对英国教育和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为扭转这一局势，战略致力于提高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培养青少年进入高校学习和未来就业所需的素质和能力。
第一，加深学术素养。对于重要的学术类课程如文学和逻辑推理等，加大课时量以及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强调课程的应用性和实践性。
第二，加强职业素养。增加职业课程数量，提供全日制且更为连贯的职业系列课程；重视就业培训，具有就业意向的学生在14岁时便可接受学徒制技能培训；结合传统学术性科目及职业性科目设立新的混合资格证书（hybrid qualifications），[12] 为培养综合素质人才奠定基础。
2.提高青少年的关键能力，扩大国际竞争力
关键能力的提高有利于综合素质的增强。在2003年的国际数学与科学教育测评趋势调查（TIMSS）中，英国四年级的数学成绩在25个被测国家中排名第10位。[13] 一项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英国青少年中获得中级和高级职业资格技术水准的总人数比法国和新加坡等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低。[14] 为改变这一局面，战略致力于提高青少年的关键能力，扩大国际竞争力。
第一，扩大关键科目的修读。2004年颁布的《14－19改革工作组的终期报告》提出核心学习（Core Learning）的概念，规定青少年学习的关键科目不仅包括基础数学、文学和交流、信息技术以及问题解决、创造力、团队合作等有助于青少年获得成功和进步的一般性知识，还包括延伸计划（Extended Project）和课外活动（Wider Activities）等培养交流沟通能力的科目。
第二，加强关键能力的培养。将青少年所需掌握的关键能力定为实用技能、学习技能和个人技能三类。其中，实用技能包括英语、数学和信息技术能力，学习技能包括调查、创造思维、信息处理、质疑和评估能力，个人技能包括交流、与他人合作、道德和伦理意识等。[15] 要求16－19岁的青少年掌握这些关键能力并接受相关证书的测试，学生所在学校的测试结果与其教学评比和声誉直接联系。
（三）发展职业教育
传统的英国教育偏重精英教育，职业教育在资源、质量和声誉等方面很难与普通教育相抗衡。因此，青少年能接受和愿意接受义务后教育的人数比例较低。2002年英国青少年义务教育后继续在学的比例不到80％，低于所调查的29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16] 因此，政府将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传统界限，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与质量，充分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
第一，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改变以往将职业技术人才视为二流人才的印象，强调实质性的平等。例如，确立职业性课程与学术性课程的相同地位；同等对待普通中等教育证书① 和后期中等教育阶段可获取的其它证书②，也不再认定为是职业的或学术的，而只是通过科目名称进行区别；对修习学术课程或职业课程的青少年在课业成绩、奖励机制、机会获得等方面同等对待。
第二，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造就一条高质量的职业发展道路。2005年出台的《教育与技能》白皮书将纷繁复杂的3500种职业资格归类为14条专业学习道路。如信息传播技术、健康与社会关怀、艺术与媒体等，由高等教育机构、各行业技能委员会以及雇主共同制订了对应的14种国家证书级的专长文凭。青少年要获得这些文凭，首先需要在英语、数学、职业专长上达到一定水平，其次要在相关科目的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和A- level考试中达到合适标准，最后还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17] 该文凭采用类似普遍中等教育证书和A- level的等级标准即入门级、基础级、中级和高级。中级水平要求青少年在英语、数学、主要的职业专长以及选修的相关专长科目上获得普遍中等教育证书，高级水平要求获得A- level或AS证书，分别在14－17岁、16－19岁时考取。
分析与评价
英国21世纪青少年教育在“卓越”与“共生”的战略意识指导下，规划了一幅美好的教育蓝图，其中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经验。
首先，该战略具有两大指导意识。（1）“卓越”的意识。面对与日俱增的世界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的竞争以及本国青少年竞争能力的不足，英国政府将“追求卓越”作为21世纪本国青少年的质量要求之一，致力于使本国青少年具有卓越的意识和质量，享受卓越的地位，实现卓越的发展。战略中对青少年关键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视和培养，对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强调和发展皆源于该意识。在这个方面，我国则有所欠缺。长期以来，我国青少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学科能力测试和竞赛中处于优势地位，而对于“卓越”的认识有所偏差，“卓越”意识片面而狭隘。事实上，我们的青少年在关键能力和综合素质方面并未普遍地和全面地处于优势地位，还有长足的提升空间。因此，我们更应该在保持并扩大自己优势的同时，正视和弥补自己的不足，培养青少年追求“真正卓越”的意识和努力进取的精神。（2）“共生”的意识。“共生”与“和谐发展”在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其一体现在制订了一系列教育公平措施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援助等，最大程度地消除因经济、种族等背景对青少年教育的影响。其二体现在对教育公平与教育个性化、综合素质与关键能力、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共生发展上。这些共生发展的举措将会产生可持续发展作用，为英国的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该战略具有许多切实有效的做法。设立专长文凭，有效发动雇主、高等教育机构与各行业技能委员会的力量，将学与用、学校和社会相联系。采取多样化的学习激励方式如阶段性同一文凭、学习进步奖等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青少年提供选课指导服务、“学习路径”规划服务，并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水平进行课程选择、修读与文凭的考核等，保证了青少年学习课程的适切性。建设灵活多样的反馈平台如网站、座谈会、咨询活动、报告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提高了战略实施的效果。量化的目标以及绩效问责的制度使教育目标具有客观的、科学的说服力，有利于决策者、执行者、学生以及家长清楚计划的阶段目标。这些切实有效的作法保证了战略目标的实现，对我国基础教育战略的具体实施颇具参考价值。
当然，英国青少年教育战略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引以为鉴。
首先，政府主导教育战略使得教育更多地作为国家的一种责任和投资。英国的青少年教育战略首先出自国家需求，如加强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和关键能力以提高国家未来人才的世界竞争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加大教育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等。在此前提下，战略的利益相关方如青少年、雇主、中小学校、学院或大学、专家机构、地方教育局、小区等能够各尽其能，努力合作。父母参与制订子女的教育学习计划；专家机构提供顾问服务以帮助青少年制订个人学习计划；国家提供教育维持补助并设立基金以提供经济资助。高校、各行业技能委员会与雇主共同对关键能力和专长文凭进行认定等。[18] 这些都有助于形成到位的支持服务、高效的战略实施。但所引发的问题是战略的工具效益愈来愈明显，容易偏离教育的本质。因此，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如何确保来自民间的声音？在全民参与的前提下，如何避免为了主流目标放弃或丧失心灵的自主和自由，为战略添加更多的人文性、伦理性和审美性？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统筹合作”的利益相关方该如何建立共识，如何合理分配责任和资源？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不利于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政府在致力于教育集权时，需提高战略规划者的专业能力，建设国家的政治伦理，保证教育的人文性和民主性，否则不但无法获得民众的认同，还可能危及政治生命。
其次，量化、绩效、等级制等倾向使得教育具有企业化的特征。教育的企业化有利有弊，需谨慎对待。一方面，教育的经营和管理虽然可以企业化，但教育本身不能完全被企业化。如果一味讲求效率而忽略人文素养和道德，那么教育的人文关怀将不复存在，更无法提升国家的文化和世界的文明。另一方面，在评定标准上，量化的成绩和考核的等级与人的实际能力虽存在一定相关，但并不能完全视为同等。单凭考试的成绩或等级来判定人的能力，过于片面和狭隘，容易造成考试极端化的后果。因此，政府在重视量化、绩效的同时，需明确教育企业化的利弊，采取更为多元的、弹性的、切实的评定标准，兼顾教育的工具效益和人文价值。
注释：
① GCSE证书指普通中等教育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大多数的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后会参加该考试并依据该考试成绩升学或就业。
② 后期中等教育阶段可获得的证书包括普通教育证书（A level），普通国家职业资格能力证书（GNVQ）与国家职业资格能力证书（NVQ）三种。第一种考核学术类课程，以学科划分，学生可以自己选择要考哪几门课程并获得相应的课程证书。后两种以职业领域划分，学生也可自己选择课程，是职业资格认定的主要手段。三种证书都是为了获得相应的学术与职业资格能力，大多为期两年。成绩评定等级化，大致包括入门级、基础级、中级和高级四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