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可持续发展 】
城市异化风险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启示
周利敏, 姬磊磊
(广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州 510006 )
摘 要 ：随着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全球化趋势，城市异化现象越来越多。目前，国外学界主要有结构论、建构论、政策论、道德主义论、危机双重论和异化治理论等研究视角，国内学界则主要有“问题-治理”“危机-管理”“城市-哲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等研究维度。治理城市异化需要秉承“与自然共生”“与环境共存”及“天人合一”等理念，形成以社会制度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合作治理为主导的城市异化治理框架。理解城市异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需要考虑宏观层面的异化，还需要考虑劳动者个人微观层面的异化。在没有危机爆发的情况下，城市结构性矛盾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因为许多政府都是“时间购买者”或者需要“倒逼式改革”，这也是城市异化进一步加深的重要原因。同时，城市异化治理优先要考虑的是“让城市恢复正常”及“让城市回归城市”，这样才能实现源头治理。
关键词 ： 异化； 城市危机； 城市问题； 城市异化； 治理
一、 缘起：全球化时代中的城市异化风险
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技术进步、全球化和种族冲突的发展再次唤起了学界对城市异化的研究兴趣。据全球数据统计互联网公司Statista统计，2017 年北美洲总体城市化水平已达到8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80 %，欧洲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4 %。据中国《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8 .52 %。到2050 年，各国城市将容纳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城市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与生产力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也因城市而得到快速提升。然而，各国城市在快速发展中也隐藏着一系列诸如城市空气污染、洪涝灾害、房价过快增长、公共安全事件和贫富分化等城市异化现象，这困扰着全球城市管理者。2008 年以来，全球城市抗议浪潮可以被看作推行“新自由主义遏制战略”失败所导致的更深层次的城市异化证据。[1] 近几年，城市异化问题更是层出不穷，例如：2017 年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和伦敦格伦费尔大厦火灾，2017 年年底到2018 年春新德里、曼谷和河内等南亚国家出现的严重城市污染事件，2018 年巴西反对养老金改革罢工事件，英国4 万多名大学教师反对退休养老金改革方案事件，西班牙因退休金增长率低而引发的四十座城市抗议活动，等等。
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资本的日益扩张和全球化趋势，城市异化现象越来越多，传染性会越来越强。只要人类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产生马克思所确定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被理解为一种行使推动力的“制度”、离心及向心动力学，经济崩溃是这个系统的固有财产。[1] 这一概念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保留了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还与“后结构主义”相关的“文化城市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联系在一起。[2] 社会学家帕克在其著作《城市社会学》中指出，城市不是简简单单的物质现象和人工建造物，而是人类属性的基本产物，或者说，城市是人类的劳动产品，本质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而创造的人工环境，它不应该控制人类或成为奴役人的奴隶主。马克思认为，工人被自己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奴役，成为自己产品的奴隶。因此，他主张城市应该回归到人是城市主体的属性，即为人的发展服务。城市异化的外化现象就是城市问题，它经历了孕育—滋生—发展—扩大—爆发的过程。同时，城市异化也是潜在的城市危机，在城市危机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是发现与预防城市危机的有效信号。如果不能对城市异化问题进行有效的预防与预控，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演变成城市危机。简言之，城市问题导致城市危机，城市危机则是城市异化的外在表现，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聚焦于几个问题：国内外有关城市异化的研究视角主要有哪些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城市异化表现为哪些基本面向，城市异化的分析框架具体内容如何，城市异化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如何应用这一理论分析国际上的典型案例及如何反思城市异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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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城市异化：前沿文献及研究述评
对于何为城市异化，有学者认为，城市异化是一种有问题的城市现象，其本质是城市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左右人类命运的主体与主宰。[3] 本研究认为，城市本质上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在城市化过程中人类丧失了主体性，城市成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人类，城市与人的主客体倒置现象就是城市异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类对城市问题的总体性、复杂性及多元性认知不足，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经济与政治领域，其遍布于人类所有活动领域。[4] 城市异化也广泛存在于当今全球城市的经济、政治、生态和社会系统中，城市中爆发的生态、环境、安全及就业等一系列问题是城市异化的外化表现，如何防范和治理城市异化风险成为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图1 国内外城市异化相关研究
国外对城市危机或城市异化研究的代表性视角主要有：
(1) 物质-结构主义视角。这一视角分为物质结构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两个面向。洛根(Logan)与博勒加德(Beauregard)认为，物质结构主义开始于1950年代美国的“城市危机”一词，它与贫民窟的住房条件、城市服务不足及工业分散到郊区等联系在一起。[5]马克思主义结构论代表人物卡斯特(Castells)将城市衰退、暴力、财政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积累的空间动力学、组织社会化消费和社会秩序再生产相互作用的结果。[6]
(2) 建构-解构主义视角。巴伯(Barber)和芒奇(Münch)指出，危机的诠释性研究必须集中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话语构建中，[7]城市危机是社会建构的，城市异化也是社会建构的。
(3) 政策-执行视角。欣克利(Hinkley)认为，与传统危机相比，现代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管理者更关注地方治理失败的结果，而不重视治理过程中的付出，[8]这就需要制定相关政策进行治理，以避免城市异化。
(4) 道德-异化主义视角。克里斯托尔(Kristol)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美国城市危机不是由物质需求、郊区化和非工业化造成的，而是由道德危机造成的，[9]进而推动了城市异化。
(5) 风险-危机视角。蒂姆·梅(Tim May)指出，城市危机意味着威胁与机会并存，城市未来更美好的发展建立在汲取现有经验和知识的基础上，[10]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城市异化。
(6) 危机-治理视角。贝巴格(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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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危机，认为城市遏制战略的极限是城市危机产生的根源。[1]
国内研究视角则主要体现为：
(1) 问题-治理视角。该视角主要对城市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增长和规划不合理等问题进行危机分析，并提出治理措施。
(2) 危机-管理视角。2003 年“非典”危机发生后，国内学界开始对公共危机引发的城市问题进行研究，在借鉴西方危机管理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模式。
(3) 城市-哲学视角。该视角主要体现在城市的信仰危机、价值危机、主体危机和意义危机等四个层面。[11]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代城市的单一发展违背了自然规律，过度城市化建立在无穷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之上。同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就是向不发达基至未开发的乡村地带扩张的过程，自然环境在城市扩张的节节紧逼下不断后退。同时，城市环境是人类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自然环境进行改造的结果，这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环境”，经过人类社会的任意改造后，城市自然环境也在不断被破坏。[13]“人造环境”使得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衡，导致了一系列自然灾难和人为灾难的产生。城市的发展应该建立在维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但过度的城市开发时刻伤害着自然环境，城市空气污染、城市内涝及温室效应等现象层出不穷，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异化日趋严重。
2.范围拓展。一方面，家庭作为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对社区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效果有辅助促进作用，因此心理干预不再仅限于社区服刑人员，也包括其家庭成员，通过家庭心理咨询改善了社区服刑人员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不良关系，减少了因家庭所造成的不良应激，避免了家庭成员对社区服刑人员过多的指责或过分的关心，尤其是对未成年的社区服刑人员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社区服刑人员，有利于他们的社会功能修复，促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另一方面，村居社区矫正协管员聘用制度已覆盖全区，协管员掌握心理咨询知识有助于在走访社区服刑人员时，通过观察其表情和肢体语言，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真实状态。
班加罗尔被人们视为印度的“硅谷”，它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但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和文化发展。为了建成像香港、上海、东京等那样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印度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与建设。由于本国资本有限，印度邀请国际资本参加城市发展，推出了一系列开发与建设项目，如班加罗尔·迈索尔基础设施走廊建设和班加罗尔国际机场建设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对地域重新进行划分及实行土地征收政策，[24]从而导致土地剥夺程度和民众生活贫困加剧，出现了小农和佃农流离失所等现象。城市政府为了剥夺民众土地，不仅使用土地征收政策，还采取了政治与暴力手段，遭到了民众的普遍抗议。[25]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cipitation during the Jiangnan rainy seasons(JRS) and the preceding heat content
三、 城市异化风险的基本面向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不仅体现在劳动者及其劳动产品上，还表现在整个生产行为及生产活动之中，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是如此。人类在建构城市的过程中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异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异化，最终的结果是城市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严重异化。马克思认为，城市异化风险深深植根于“资本积累”的过程与矛盾中，资本主义成为全球范围政治经济的主要行为守则，它将人类社会编织成一个单一却摇摇欲坠、脆弱和矛盾的整体。[1]城市异化也使得城市系统面临解组的风险，它广泛存在于城市的经济、政治、生态和社会等系统。城市危机是城市异化的外化表现，它源于资本的日益扩张，生态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相互关联，不仅是城市危机的具体表现，也是城市异化的基本面向(如图2)。
图2 城市异化的基本面向及逻辑内涵
1 .面向一 ：城市异化是城市与人之间的异化
人类与城市之间的距离因为二者之间有意识的对话被打破且被扩大了，异化正是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失去意义的过程。人类创造并建构了城市，但在工具理性支配下，城市日益背离人类的主体性。城市是人类的劳动产品，本来是受人类控制与支配的，现在却成为人类的“异己力量”，反过来控制人类，导致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异化。城市资本迅速扩张的过程就是使劳动者和人类的需求商品化的过程，最终使人类与自己的生产活动相隔离，人类开始感觉自己是城市“延伸的商品”。工业化、技术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不仅没有使城市与人类的关系日益紧密，反而使得二者之间产生严重脱节，城市不再是为了适应和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而存在，这种主体性的本末倒置导致了二者关系的严重异化，城市危机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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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向二 ：城市异化是人与人之间的异化
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造成了“利润追求者”与“利润制造者”之间的“致命分裂”，通过剥夺劳动者物质上的劳动力，同时在心理上对劳工造成创伤，[2]不仅使劳工与资本家之间关系异化，而且使得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异化。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人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离并呈现非持续性，城市为人类的群居生活创造了巨大的空间，然而这种空间却没有带给人类精神上的交合，城市越是扩张，人类就越感到孤独，不仅空间的隔离及私有化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日益疏离，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也进一步加剧。城市的人类生产活动本应既有利于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也有利于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经济GDP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当代人以损害或透支后代人的资源的方式发展城市，人类与自己的后代也出现了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不仅表现为关系上的疏离，还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的不可持续性。
3 .面向三 ：城市异化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异化
在全球化过程中，城市的发展以影响甚至是牺牲周边城市的发展为代价，这种“吸血式”发展导致城市之间发展机会与资源的不平等。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将高能耗、低附加价值和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中国家城市也往往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迎合了发达国家生态环境灾难性后果转嫁的行为，二者形成“合谋”与“共谋”的关系，造成了城市之间关系的异化。另一方面，这种“跨界污染”及“跨域掠夺”的发展模式，也会直接造成城市之间关系的异化。同时，过多的资源与机会集中在超大城市，不仅造成资源及机会的不平等，也使得中小城市的发展不得不依附于大城市，双方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也产生了异化。
4 .面向四 ：城市异化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
在唯经济利益化和“发展优先”的理念下，许多城市为了自身发展而以牺牲自然环境及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自然成为城市发展任意利用的工具，使得全球暖化及自然灾害等现象不断发生，进而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安全。马克思认为，人脱胎于自然界，人的肉、血、头脑都属于并存在于自然界，人具有自然属性的一面，但人类在其主导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却生生将之抛诸脑后。而且，人类营造的城市空间使其与自然界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类将自己与自然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二者之间不仅产生了异化关系，并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异化关系进一步加深。
5 .面向五 ：城市异化是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异化
(4) 城市-社会视角。该视角认为，城市问题主要由住房消费不平等和城市社会结构失衡等原因造成，主要理论包括城市社会问题爆发预警机理和社会燃烧理论等[12]。
这五个城市异化面向同时强调：(1)城市异化是城市发展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恶化的后果；(2)这五个面向的异化具有连贯性和整体性，也是城市异化外化的典型综合征；(3)城市异化意味着城市社会缺乏共同体；(4)城市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出现普遍松散；(5)城市异化日益严重表明有效的解决方案的缺乏，人类需要找到正确的解决途径以创造宜居的城市。
四、 城市异化风险的治理原则
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导致了一系列城市危机，为了避免过度城市化及其导致的负面后果，一些城市采取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政策以促进城市永续发展。新自由主义城市化的结果就是从事大规模城市建设，将农田和贫民窟改为城市建设用地，这一过程进一步加深了对农民和贫民土地的剥夺。
第一，相关性原则。城市是一个相互关联与相互依存的复杂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危机同样具有关联性。因此，在治理城市异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重点领域，也需要不同利益群体、系统和政府协同治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政治异化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异化造成的，城市经济结构异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结构异化，[1]这也表明了城市异化现象是相互关联的。
第二，灵活性原则。国家政治制度的灵活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异化治理的形式与内容，城市异化与政治制度的灵活性高度相关，[1]而政治制度又与社会、文化、经济等制度相关，不同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差异很大，因此，其城市异化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也并不存在固定与统一的治理模式。而且，治理异化的策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根据城市发展适时调整。因此，治理城市异化需要形成不同的组合策略，这种灵活性战略至关重要。当某一战略失效时，通过执行其他战略，可以弥补之前战略失效后所造成的城市异化的进一步加深。
第三，创新性原则。城市异化现象复杂且多变，国内外不乏成功的治理案例，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但每一个城市异化的具体表现不一样，因此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城市的经验，应在汲取其他城市经验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建构适合本土的策略，即遵循“全球思维、在地思考”的治理理念。而且，随着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异化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趋势，也需要通过创新性思维去解决。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治理异化的技术也需要不断创新。
第四，法制性原则。城市异化与人类的不正当开发行为高度相关，这些行为造成了自然环境破坏、人为灾难的出现及公共危机爆发等“城市病”。也就是说，只有制止这些不正当的行为，才能有效解决城市问题。人类的不正当开发行为与制度缺失或制度执行不力紧密相关。为了防止城市异化，学者们提出了“海绵城市”“绿色城市”“韧性城市”及“智慧城市”等概念，这些都需要法制保障才有望实现。而且，通过法制途径防止城市异化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策略。
第五，多元性原则。城市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依靠单一主体无法完成治理城市异化的目标，即便掌握公权力的政府也不可能做到。虽然我国有举国体制的治理优势，但仍然需要打破“全能政府”的迷思，建立“公私协力”治理机制，挖掘“第三方治理”潜能，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只有相关主体意识到城市异化的严重性，勇于承担治理异化的责任，才能有效规避和治理异化现象。在城市异化治理过程中，多元治理的重要性永远大于单一治理的重要性。
水云天苏醒过来，脸上已经显出辞世的倦容。老人睁开眼睛，显现出生命迹象，深情地望着林志。林志坐在床前，轻轻地说：“老师，您有什么事，吩咐我啊！”
五、 城市异化风险的治理维度
城市异化不仅是“城市社会的失去”(即没有社会团结的城市情绪)，还会产生“城市问题”及“失控感”(即无力感)。因此，治理城市异化需要以“人与自然统一，城市与自然统一”为基本目的，同时秉承“与自然共生”“与环境共存”及“天人合一”等理念，遵循“城市主体性”原则，通过以社会制度为基础、科学技术为手段、合作治理为主导实现城市异化治理目标，这也构成了其基本的治理维度(图3)。
图3 城市异化的治理维度
1 . “人类需求 -永续发展 ”的治理维度
这一维度强调城市发展应该立足于人类的真正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城市永续发展。人类的真正需求永远要大于工具性需求，应尽量避免“盲目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城市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出现的，但在工具理性的嵌入之下，沦落为某些特殊利益群体控制人类社会的工具。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不仅是描述资本家与劳工关系的有力工具，也是城市发展与资本积累的普遍机制。[1]回归人性需求以避免工具异化成为城市良性发展的基础，伦敦因此制定了《智慧伦敦计划》(Smart London Plan)，不仅强调利用新科技创造力是加强城市建设及改善市民生活的有效手段，同时更加强调将人的基本需求置于整个城市规划的核心，[14]这样才能避免城市异化以实现永续发展。
2 . “生态保育 -天人合一 ”的治理维度
这一维度聚焦于自然生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需要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实现“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类需要尊重与敬畏自然，摈弃“人定胜天”的片面思维，克服“与自然争资源”“与自然争空间”及“与自然争环境”等非理性发展观，在此基础上，制定城市生态保育策略以实现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但在目前，过度城市化及对自然环境的不正当开发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及社会灾害的产生。
3 . “法制规范 -正当开发 ”的治理维度
这一维度强调城市发展要以完善的法制为基础，城市异化的根源虽来自于人类社会的不正当开发，但不正当开发是法制缺失造成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城市异化出现了许多新趋势与新特点，相应的法制却没有做出有效回应。而且，即便制定了相关法制，但在执行过程中有时避重就轻，出现了“立而不行”或法律“稻草人”现象。例如，虽然城市温室效应明显，管理者也清楚节能减排的重要性，但在“唯GDP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理念的支配下，不愿意因为禁止高能耗产业而导致经济发展速度下滑，对于制度安排迟迟不愿出台或不愿执行。
4 . “科技工具 -理性运用 ”的治理维度
这一维度主张在治理城市异化过程中合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与物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过度技术化”是导致城市异化的重要原因，单一或过度依赖技术解决城市异化问题，也会陷入“新技术——新异化”的恶性循环中。人类过度或片面利用科学技术与自然争地、争资源、争空间等，造成自然被人类奴役，进而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扑，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因此频频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发展不需要或反对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合理利用，否则，不仅会拉低科学技术的地位，而且会使人类退回原始愚昧的时代。合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是治理城市异化必不可少的手段，例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公共安全等都可以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而得到有效缓解。
5 . “合作共治 -平等参与 ”的治理维度
这一维度强调“合作共治”对于城市异化治理的重要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及生活共同体，需要政府、社会组织、私营企业、社区、公民及家庭等建立“公私协力”关系，以找寻解决异化的有效方案。[15]城市异化风险涉及众多相互依存的复杂利益相关者，城市系统本身也呈现出复杂性、多元化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需要建立跨部门、跨领域和跨专业的治理团队，以有效应对城市异化日益严峻的现实。同时，公私之间共享治理信息及知识，合作制定与实施城市异化治理策略，是一种确保各参与方平等参与的治理方式，能够大大提高有效决策及响应的能力与水平。[16]
六、 城市异化风险的分析框架
综前所述，城市异化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通过对其基本面向、治理维度和治理原则的研究，本文旨在建构一个城市异化风险治理的分析框架(如图4)，以有效分析城市异化问题、制定相应的治理策略。
图4 城市异化风险的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城市异化主要有五个面向，它的大小取决于城市与人类、人与人、城市与城市、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程度，它们也是城市异化负面后果的具体表现，体现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即人类与城市关系异化的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治理城市异化风险的基本维度：(1)“人类需求-永续发展”维度是为了避免城市异化而从人类本性角度制定永续发展策略；(2)“生态保育-天人合一”维度以恢复城市生态环境为目标，强调人类社会需要改善城市与环境之间不断恶化的关系，以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治理境界；(3)“法制规范-正当开发”维度要求规范人类的城市开发行为，以正当的方式进行城市开发；(4)“科技工具-理性运用”维度认为科技既是造成城市异化的重要原因，也是治理城市异化的有效手段，人类需要对之加以合理利用；(5)“合作共治-平等参与”维度强调民主化途径是治理城市重要的合法手段。城市治理需要在这五个维度之间灵活转换，同时，需要坚持正确的治理原则，以建立有效的治理策略。如果缺乏相应的治理原则，城市异化风险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在运用这一框架分析如何治理城市异化风险时，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大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视野。马克思首要关注自我与劳动者的异化，城市异化风险则需要扩充到异化的多面性及多维性，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分析城市异化风险的全球现象。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论述仍然颇具远见，我们需要汲取其冲突论的传统，将城市异化理解为人类与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该紧张关系进而导致了市民人性的丧失。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本能”和“本质”的论述可以扩展和应用于当前的全球城市异化风险研究，城市异化造成了“城市世界的丧失”，其中持久的物质结构和制度堕落是先决条件。同时，这一治理框架强调“失去世界”的城市异化风险，这也是人类治理城市异化的最大动力。这一治理框架尤其强调从全球视角理解城市异化风险，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城市所面临的风险，更是发达国家遇到的严重挑战。城市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日益失去自己的本真关系，使得城市之间、城市内部、城市与环境、城市与人类之间陷入孤立、冲突与碎片化状态，城市发展出现无力、无秩序、无意义、孤立、疏离及文化隔阂等负面特点，这是这一治理框架基本的研究假设。
一位怀孕15周的孕妇在洗澡时发现右侧乳房有一直径1.5厘米的包块，非常着急，全家人陪同来医院，见面就着急问大夫：我是否患乳腺癌了？是要马上手术吗？会影响孩子吗？将来可以哺乳吗……一家人一脸的茫然，显得十分焦虑。
七、 国际案例：城市异化风险的治理实践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各国都遇到了“城市异化”的问题。对关键城市的研究也表明，由于资本扩张具有不均衡性、争议性和差异化等特点，不同国家的城市异化表现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城市异化治理策略，既有成功案例，也有失败或成效不彰的典型(见表1)，这些都为治理城市异化提供了宝贵借鉴。
表1 不同城市治理异化的实践措施
1 .住房异化的化解 ：“纽约房屋2 .0计划 ”
产品化了的社会空间，[17]注定会产生异化问题，现代城市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在城市这个商品生产过程中必定会产生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问题，并且这种异化超越了城市人的肉体直达精神层面。西方一些国家发生了因城市失去发展空间正义性而引发的住房问题。2014年9月，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社区调查新数据表明，纽约收入严重不平等。由于城市人口众多，房价居高不下，庞大的低收入家庭无法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如果这一矛盾不能妥善解决，就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纽约逐步采取措施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并不断完善相关住房保障。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推行了“住有所居”政策，目的是为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其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主要措施包括住房救助、房租补贴和房屋修缮等住房保障，资金来源既包括政府拨款，也有社会捐赠。在住房政策制定上，实行民主管理并广泛听取民意，有效预防因住房问题而导致的城市异化问题。2017年11月，纽约市政府承诺到2022年完成20万间保障房建设。同时，美国政府也推出了“纽约房屋2.0计划”，计划每年不断扩大修缮家庭房屋和入住保障房的数量。虽然纽约采取了一系列治理住房异化的措施，但如果不对城市商品化进行根本性反思，也就无法避免因住房问题而导致的人类与城市之间的异化问题。
2 .环境异化治理 ：新德里与伦敦雾霾治理实践
2017年11月，印度新德里出现了严重的雾霾事件，1900万居民成为“污染难民”和“环境难民”。这一严重的环境异化事件背后是政府长时间无力解决的现实，由此引发了公众大规模抗议活动。印度政府曾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污染的法规，提倡节能减排，但由于政府长时期强调就业和经济增长，民众也默认了政府的这一行为，从而付出巨大的环境成本。由于民众的“纵容”及对雾霾的关注度与监督力度不高，再加上相关法规执行不力，新德里大气污染不断加剧。
卡特丽娜飓风几乎摧毁了整个新奥尔良地区，不仅使城市的物理设施损失殆尽，还使整个城市的社会结构、文化和居民心理受到严重摧残。在重建过程中，新奥尔良决定将城市人文和社会重建置于较城市物理重建优先的位置，着重培养居民防灾、备灾、减灾及救灾的意识与能力，同时注重提升低收入居民重新生产的能力与生活技能，这些对于城市灾后重建具有重要影响。[22]此外，在重建过程中，越南裔工薪社区“凡尔赛”(Versailles)的居民也表现出强大的韧性，越南人形成邻里重建团体，进行分工协作，有效参与了应急救助与灾后重建过程：一些人负责修理并清洗房屋；另一些人则被安排为居民注射破伤风疫苗，并举办针灸会以缓解身体和精神压力；还有人负责购买食物，为忙于从事重建工作的居民准备饭食。[23]这些举措使得城市重新拥有了“不怕灾害”的能力。
伦敦在发展过程中也曾饱受雾霾之苦。1952年12月，伦敦发生了有史以来最致命的雾霾事件，造成多达12,000余人死亡，[18]整个城市陷入雾霾恐慌之中。民众和环保组织纷纷抗议并强烈要求政府予以重视，促使政府与民间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制定与出台了诸如《伦敦城法案》和《清洁空气法案》等相关法律，推行开发清洁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等措施。进入21世纪后，伦敦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在经济层面，依靠税收手段预防雾霾灾害，如征收交通拥堵费用于改善公共交通；在节能减排层面，伦敦增加了低排放量机动车的投放，同时推行设立低污染排放区的政策。[19]这些措施逐步缓解了伦敦环境异化的问题，使其终于摘掉了“雾都”的帽子。
3 .化解人口增长异化 ：《智慧伦敦计划 》
从2011年到2021年十年间，伦敦人口预计增长一百万，这将会引发众多城市问题，如交通拥挤、废弃物处理、能源供应压力、城市噪音和就业紧张等，伦敦因此提出了《智慧伦敦计划》(Smart London Plan)[14]，具体包括：(1)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为解决未来城市问题提供效率更高、更简单和更经济的解决方案。(2)使用智能电网技术管理能源和水的需求与供应。(3)利用演示技术展示如何减少交通冲突。(4)开放伦敦城市公共数据，提倡公共部门组织和私营部门组织进行合作，创建、维护和利用这些数据解决城市问题。(5)建立伦敦智能自治区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及实行问责制。(6)在解决城市问题的过程中强调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重要性，同时充分挖掘与发挥社会潜能与创造性。这一计划以市民服务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理念，以满足市民的不同需求作为基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它强调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合作，破除以往“孤岛”式、单一化和分割式的治理模式。同时，它提倡“合作治理”及“第三方治理”理念，将科学技术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辅助手段。在“新都市危机”中，赢家的崛起代表了当今城市化知识经济的深刻危机，威胁着我们的城市未来。在治理城市异化的过程中，满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应成为核心理念，避免人类“过度的技术智慧”或“技术迷思”导致的异化危机，提倡实施“人类智慧”而非“技术智慧”，以减少城市的异化问题。
4 .应对城市灾难异化 ：新奥尔良韧性城市的建构
据联合国人居署统计，全球易受地震影响的城市比例达到80%，有60%处于风暴潮和海啸危险之中，城市脆弱性风险日益上升。人类发展和成立城市生活共同体，希望能有效防范和抵御风险。但事与愿违，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类越来越多地受到灾害的侵袭，造成了城市与灾害之间的关系异化。城市越复杂，其脆弱性反而越高，尤其是特大城市，任何一个小灾难都可能导致大危机，特大城市具有灾害放大效应的特点，造成了人类、城市与灾害三者之间关系的严重异化。因此，增强城市韧性及建立韧性城市，减少城市因脆弱性上升而带来的冲击，已成为城市治理的新趋势。韧性城市不仅体现在可测量的物理、经济、自然环境、组织和社会等指标层面，还体现在居民应对灾害的意识与能力层面。[20]只有居民具备良好的韧性意识，整个城市才具备强大且不可摧毁的复原力。城市不仅仅是建筑物的总和，也是社会和文化的总和，后者被视为城市发展最本质的元素和特征。[21]只有培养及增强整个城市居民的韧性意识，才能真正建构“不怕灾害”及“与灾害共存”的韧性城市。
当前，汽车后市场的领军企业元征科技欲打造“基于区块链的汽车共享维修站”，称通过提供汽车维修场地及汽车维修设备，给专业汽修技师使用，全程无人值守、自助使用、快捷结算，实现汽修技师的自主创收，同时，也给车主带来性价比更高的汽车维修、保养服务，这难道又是一个打着“共享经济”旗号的“租赁服务”？
虽然城市灾害不可避免，但通过增加城市韧性，人类能有效防范并减少灾害带来的冲击，避免城市、居民及灾害三者关系的异化。
表2给出了在不同DMA大小(kbyte)下,单、双DMA缓冲机制的图像传输速率V1/V2的测试结果,以及双DMA缓冲机制下图像传输带宽提升的百分比(V2-V1)/V1。
5 .劳动异化的加深 ：法国与伊朗的劳工福利改革
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组成部分，劳动力剥削是异化过程的核心，劳工阶层是被剥削的，资产阶级与劳工阶层之间并非平等交换。[2]
法国资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近些年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已经严重影响了法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了推动经济复苏，他们认为有必要减少劳工福利。但在重视劳工保护传统及完善福利制度的法国，这种损害劳工福利的改革遭到人们的抗议。2016年3月，法国发生了数十万人抗议活动，当月发生的罢工、抗议、示威和游行活动达140多场。2017年9月，15万人聚集在巴黎进行抗议。
伊朗也发生了劳工抗议行动。2017年12月28日以来，已有数万人走上城镇街头抗议政府削减穷人福利。抗议者认为，政府不顾国内经济困难，却花费数十亿美元向叙利亚提供现金、武器和战斗人员，在政府预算中削减穷人福利，并计划通过提高燃油价格来应对经济困难。
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可发现现有研究主要有以下缺憾：第一，国外学者从“异化”角度研究城市发展的文献较多，目前，国内学界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理论具体检视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异化问题，但暂未从“异化”角度来研究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大多数研究很难透过表象发现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产生的内在本质。第二，国内外研究大多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一般都是从理论到理论，而从经验层面进行的研究则非常少见。第三，国内外研究大多集中在思辨层面，缺乏对城市异化理论框架和内容的具体研究，形似而神异，不利于对这一范式的深入研究和实际运用。第四，国内外研究主要从管理学视角探讨城市危机问题，而将城市异化看作哲学问题、深度的城市异化研究非常少见。第五，国外已对城市异化现象有过许多批判，并就如何防范城市异化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但国内却缺乏相关方面的研究。本文将聚焦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从城市异化的定义入手，具体分析城市异化、城市问题和城市危机的关系，从国际典型案例出发，总结城市异化风险的治理框架。
城市异化具有深刻的经济根源，经济发展归根到底离不开劳动者，城市是容纳劳动力的重要场所。在城市化过程中，劳动者权益虽日益受到各界重视，但劳动者的异化程度并没有减轻。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劳动者的劳动不是人的自由生命表现，也不是劳工阶层的自愿性劳动，更不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平等交换，而是一种为了生存及为了得到生活资料的被迫劳动。为了缓解工作场所中劳动者的异化，各个国家纷纷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缓冲机制。但在经济困难时，统治者为了维护资本家的生产利益，往往以损害劳动者利益为代价进行改革。虽然城市异化是城市经济结构调整或改革失败的产物，它往往也会导致城市政治危机的爆发，产生强烈的社会情绪，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因此更具爆炸力。[1]
6 .土地剥削的异化 ：新自由主义城市化的后果
建立永续发展的城市意味着人类有能力建设与管理城市，而不是在非正式及不稳定的环境中失序发展。通过异化视角理解全球城市问题可以发现，城市异化不是“自然的”，它的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作，不仅涉及治理手段、途径与策略等，还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城市异化导致的各种风险。
(5) 城市-地理视角。该视角认为，人口大规模迁移、迁出及人口出生率下降都会引发城市危机，进而造成城市异化。
新自由主义城市发展需要以资本积累作为基础，但资本的过度积累与不合理积累，必定引发一系列城市危机。例如：拆迁与征地补偿达不到民众期待，就可能引发大规模群体抗议事件；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也会引发就业与城市融入等问题。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政策也会加快公共场所私有化、土地侵占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使得城市异化风险进一步增大，给城市治理带来重大挑战。
八、 小结：治理实践与理论反思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是观察资本积累过程的普遍机制，而且是研究城市发展与城市危机关系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城市异化前沿文献、基本面向、分析框架、治理原则及国际案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如何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运用这一视角。在文章结论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强调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理解城市异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是因为：首先，虽然异化现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但只有在政治动荡或冲突时，才能有效显现出现来，此时才能被标记为异化现象。其次，由于不同城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等不同，异化在时空上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再次，异化在某些地方和某个时间点变得可见，这可能导致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上那些特殊地方、特殊时间与特殊时代，从而忽视或错过关注与消除异化的机会。最后，一般来说，政府为了摆脱城市异化而采取的措施有时仓促、局部和独断，使得其治理混乱、模糊，有些异化现象不易被察觉。
第二，研究与治理城市异化除了需要考虑宏观层面的异化，还需要考虑劳动者个人微观层面的异化，它包括四个层面，即自我疏离、无力感、社会孤立感和文化隔离等。微观层面的异化表现为：(1)个人异化是劳动者个人与社会互动的后果。(2)个人异化是一种连贯性的不同形式的异化的组合，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型异化。(3)由于城市社会缺乏共同体，个人往往感觉“原子化”，社会孤立感明显。(4)在大城市生活中，居民普遍存在价值观模糊的现象。劳动者的个人异化虽然有这些表现，但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个人异化的程度和具体表现会存在一定差别。
例如教授《恐龙的灭绝》一课时，为了通过拓展恐龙灭绝的原因，发展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并感受大自然的神奇，激发学生探索科学奥秘的愿望。上课之初，我将学生按照学习能力、性格、性别等分成几个不同的学习小组，并向他们提出几个问题，让他们在组内互相探讨交流。这样的教学，不仅提高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有效性，还培养了他们合作探究的精神。
第三，异化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超越地位”，在与批判理论所有相关的术语中，“异化”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它预先给出了城市社会变革的潜力，是了解城市经济、政治和社会如何分解、重组、转型及改革的大门。[2]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异化现象，如能抓住城市异化的本质，就能促使“城市回归城市”。同时，如果希望根本性地解决城市异化问题，还需要从系统性和综合层面入手，单一治理方案并不能解决城市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影响城市异化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等综合性因素。
照片2是李树化在回国的轮船上与友人合影，左起是李树化和妻子珍妮。他们到北京后不久，珍妮在1927年5月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李丹妮。
第四，在治理城市异化时应避免“就问题谈问题”及“从表象到表象”等陷阱，需要把握城市异化的真正原因。为了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加的“城市病”，学者们提出了“花园城市”“田园城市”“韧性城市”和“带形城市”等概念，这些理论提供了富有洞见的见解，大大丰富了城市研究的视角，但对城市异化本质的关注始终不足。同时，这些理论虽然具有局部焦点理论的工具优势，但对全局宏观问题关注不足。城市异化风险治理框架对城市问题作通盘的考量，能有效应对异化风险日益复杂的趋势及不确定性挑战。
各省防护中心出口路由器采用单条100G或多条10G电路分别上联对应省份骨干网路由器，同时防护中心出口路由器需实现近源清洗和近目的清洗两个防护应用场景的牵引和回注流量的隔离转发，采用 VRF 方式实现路由隔离。
499 回顾性心电门控螺旋 CT 扫描模式下单扇区重建对图像质量的改善作用 尹 伟，王铁功，许 兵，叶风平，王敏杰
第五，在危机没有爆发的情况下，城市结构性矛盾很难得到有效解决，因为许多政府都是“时间购买者”，或者说需要“倒逼式改革”，这种被动式治理往往也是城市异化进一步加深的重要原因。同时，为了应对城市异化，一些政府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策略，但当这些策略失败时，就可能导致新的异化风险。因此，管理者一方面需要主动应对城市异化问题，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反思治理的成败得失，由此才能形成主动性、全局性及本质性的治理策略。
第六，城市异化不能与危机、苦难和掠夺等混为一谈，虽然这些问题与异化紧密相关，但异化是这些表象形成的内在原因，它是藏于诸种城市社会问题之中的深层结构。同时，城市异化理论并没有将城市问题视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暂时例外”，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预测性。人们通过积极的学习、观察、预防及响应，能最大限度减少城市异化带来的社会风险。此外，治理城市异化要优先考虑的是“让城市恢复正常”及“让城市回归城市”，这样才能实现源头治理。
第七，如果城市经济结构失灵，政治制度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城市异化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城市异化几乎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如果特定背景下的城市经济结构是脆弱的，例如无效的重新分配财富的公共政策，不仅易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且一旦阶级矛盾加深或者社会脱节，就会转变成影响政治平衡或社会制度的威胁因素，经济危机也就会演变成城市政治危机。[1]因此，治理城市异化的焦点应集中于城市经济危机，因为它往往会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城市政治制度需要保持灵活性，根据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作适当的调整与改变。
第八，需要采取积极的社会政策来面对城市异化风险：(1)为了遏制底层阶级的固化和制度化，需要建立包容性国家政策，如推行或改革福利政策，尤其面对现有公共资源严重不足的现实，这样的选择是必要且可行的。(2)制定资助公共政策的经济措施，以弥补公共资源和社会服务的过度商品化。(3)避免因城市过度商品化、土地剥夺和公共空间剥夺而导致的民众抵制，可选择私有财产的非正规化和城市租金选择性分配等政策，[26]这些已被证明是有效的。(4)鼓励/邀请全球金融资本投资城市化过程，[27]避免因经费不足而将城市发展成本转稼给城市居民。
在无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轻易地发现失业、贫困及“剥夺式积累”等异化问题，减少城市异化风险是城市发展的未来方向。城市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引擎，重要的出路是设计一种全新的城市化模式，赋予城市权力来解决其面临的独特的挑战。因此，管理者需要制定明确的治理策略来防止城市异化。城市异化风险治理框架不仅为城市研究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工具和解释框架，也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与实践指南。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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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Governance of Risk of Urban Alienation and Enlightenment to China
ZHOU Limin, JI Leilei
(Public Administration School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China )
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globalization, the phenomenon of urban alienation is increas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perspectiv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structuralism, constructivism, policy, moralism, crisis dual theory and alienation governance theory, while in China, there are dimensions of “problem - governance”, “crisis - management”, “city - philosophy”, “city - sociology” and “city - geography”. The research emphasizes that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alienation needs to adhere to the concepts of “coexistence with nature”, “coexistence with environment” and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and form a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urban alienation based on social system,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means an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as the leading role. The study holds that 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urban alienation. Apart from the macro-level alienation, the micro-level alienation of workers also needs to be considered.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ithout the outbreak of crisis, urban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solved, because all governments are “time buyers” or need “forced reforms”,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deepening of urban alie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ance of urban alienation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letting the city return to normal” and “letting the city return to the c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source governance.
Key words : alienation; urban crisis; urban problems; urban alienation;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C912 .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3060 (2019 )01 -0061 -14
收稿日期 ：2018-12-17
基金项目 ：2015年广州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面上重点课题“特大城市应对突发性灾害的社区教育研究——国际比较与广州实践”(项目编号：1201522893)。
作者简介 ：周利敏，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系主任，广州大学南方灾害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王晨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