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原因的再探讨——为纪念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论文,而作论文,路线论文,正确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6)04-0040-05
中共“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些矛盾之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国内的主要矛盾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同时，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更资本主义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因此，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尽快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是中共“八大”确立的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遵循的正确路线。它要求全党必须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由解放生产力转移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上来，由大规模地搞阶级斗争转移到“向自然界开战”和“向科学技术进军”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中共“八大”根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适时地提出了用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的方针，这是“八大”在理论上的新突破和新贡献，也是八大路线的本质所在，这是应该充分给予肯定的。然而，“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20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未能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和执行，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会发生如此强烈的反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发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大同”思想的影响，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历史原因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生事物，发展的历史还不长，因此，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曲折和失误。
首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所发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对我们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众所周知，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国际工人协会或党内面临的一系列斗争中，都能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确地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了剥夺，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到 1936年，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已经胜利完成。斯大林根据苏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剥削阶级私有制的现状，宣布剥削阶级在苏联已不存在，这无疑是合乎苏联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况的。而问题却在于斯大林在宣布剥削阶级被消灭的同时，没有指出国内还存在剥削阶级的残余，还存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阶级斗争。由于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使得以后在苏联国内出现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以及党内出现思想斗争时，他又简单地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结果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错整和错杀了党内不少的好同志。
正是在斯大林关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头脑中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先是在1957年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继而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对党内正常的思想认识分歧上纲上线，误认为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是向党发动进攻，其结果是错整了彭德怀等人；此后在1966年又错误地认为党内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中心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最终偏离了中共“八大”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正确估计和判断，导致了十年全局性的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其次，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思想政治方面对我们党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由于我们党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和党的一些领导人变得不那么谨慎了，开始骄傲起来。同时，由于我们党未能将党内民主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这就使党内形成了“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不良风气，进而使党内个人专断、个人崇拜和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现象日益滋长起来。随着毛泽东同志在国内外的威望日益提高，对他的歌功颂德和个人崇拜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正是在党内外一片赞扬声中，毛泽东同志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开始逐渐脱离实际和人民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不断受到削弱，而且也从组织上失去了坚持“八大”正确路线的可靠保障。
再次，历史上平均主义思想对我们党产生的消极影响，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发展。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谈到吃饭不要钱时，联想到三国汉中的张鲁，说“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人人都高兴那个制度”[1]。此后不久，在一条批语中，毛泽东同志把《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活动，比喻“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称赞“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776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空想社会主义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少年时代，毛泽东同志是在农村的私塾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的，“大同”思想对他的成长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1918年，为筹备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毛泽东同志来到了北京，在这里，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接触各种社会思潮。对这段经历，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2]毋庸置疑，这些思想对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忽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具有重要的影响。
众所周知，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平均主义和“大同”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曾发挥过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说平均主义和“大同”思想在农民运动和民主革命中，还具有动员贫苦农民向封建土地所有制度发动冲击的某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它就已经毫无积极作用可言。1958年，由于我们党未能正确地认识平均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致使“吃大锅饭”、“刮共产风”的平均主义思想泛滥成灾，严重地背离“八大”的正确路线，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抛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所引发的“波匈事件”和国际上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浪潮，以及我国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错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社会原因
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欧洲各国革命时曾经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振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3]因此，我们探索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原因，也还必须追寻其社会根源。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会上，赫鲁晓夫抛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浪潮，波兰、匈牙利相继发生骚乱事件。波匈事件对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震动极大，毛泽东同志仿佛觉得中国也有发生这些事件的危险。20世纪60年代初，苏共领导人又挑起了中苏论战，并把这种两党之间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变为两国之间的争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我们党不得不进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势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更加重了种种危机感，认为苏联共产党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全面复辟，因此，为了防止苏联的局面在中国重演，在我们国内必须开展反修防修的运动，在我们党内必须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清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斗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至于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来批判，党内的民主政治生活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内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张化。
受波匈事件的影响，加上我们党的一些干部在胜利面前滋长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从 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在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全国就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的事件；有几十所城市发生学生罢课的事件；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接连发生了农民请愿、闹退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就发生请愿、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农户就有10多万户。此后不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我们党整风的机会，欺骗和煽动一部分人，向我们党发动猖狂的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浪潮。
面对国际国内发生的上述一系列事件，毛泽东同志在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问题上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为了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毛泽东同志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结果导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错整了一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八大”的正确路线也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所提供错误的理论依据、“两个剥削阶级”观点的提出以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认识原因
中共“八大”正确路线未能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和执行，除了上述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之外，还有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缺乏清醒的认识方面的原因。
其一，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错误的理论依据。中共“八大”确立的关于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八大”没有从正面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确立起来的条件下，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可能激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和失误。由于“八大”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和理论准备，结果在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中造成了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而“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623。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全面展开，党内同志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国内形势时，一种意见认为，在现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另一种意见认为，“八大”对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反右派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他在会议结束时对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作出了违背“八大”正确路线的错误结论，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629此后，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代表我们党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提法，从而标志着修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工作正式完成。中共“八大”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论述，为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错误的理论依据，严重干扰和动摇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完全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继反右派斗争之后，在1958年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剥削阶级的观点，认为当时国内仍然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1]1261。显然，在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已经消灭以后，毛泽东同志仍然认为我国还有两个剥削阶级存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的基本原理的。
此后不久，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概念，指出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1]1261。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提法显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偏离。正是因为这种偏离，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告诫全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此，阶级斗争被引申到了党内。此后，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错误概念，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局面的发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处于停滞和倒退的状况，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其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和其他方面的国情也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造成了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建设上的严重失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不久，我国国民经济就出现了严重混乱的局面，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情绪日益高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及时地觉察到了这一问题，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六次中央工作会议，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然而，由于当时纠“左”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只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前提下来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因此，8个月的纠“左”工作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同时，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对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严重性和产生“左”倾错误的原因，以及应该怎样纠正等问题，我们党的领导人的看法也不完全一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对的，错误只是出在工作中，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左”倾错误基本上已经纠正，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继续跃进。而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却认为，“左”倾错误的发生，其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在于经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我们党内的一些人“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忽略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因而应该从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方面寻找原因。这种认识上的分歧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激烈。由于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彭德怀等人从指导思想上彻底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认为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意见和不同看法是向党发动的进攻，因此，在庐山会议后期，将原定的纠正经济工作中“左”倾错误的议题改为“反右倾”，彭德怀等人也为此受到错误的批判。此后，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完全偏离了“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四）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片面理解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理论原因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我们党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全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由于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未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致使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受到严重的干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因此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错误理解。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列宁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曾深刻地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4]这就是说，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对列宁的论断作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他指出：“列宁说：国家愈落后，它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更困难，这个说法现在看起来不对。其实经济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5]在毛泽东同志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甚至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用15年的时间赶超英美等国家的口号以及脱离中国国情的“大过渡”思想，从而为我国经济工作中所犯的“左”倾冒进错误埋下了理论祸根。当时所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正是这一错误指导思想的典型表现。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片面理解。所谓“资产阶级法权”，即资产阶级权利，这是马克思于1875年在批判德国工人运动领导人拉萨尔的观点，阐述按劳分配原则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其中心意思为：(1)马克思所讲的资产阶级权利，其实质并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而只是体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曾支配过一切的等价交换原则的平等权利。(2)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权利的问题，其目的和重点在于说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限制，消费品分配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还不可能做到事实上的完全平等。而毛泽东却把资产阶级法权理解为资产阶级性质的东西，因而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说成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配原则，要予以破除。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片面理解，既为平均主义思潮和无偿调拨农民财产的“共产风”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理论依据，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党的一些领导干部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
综上所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片面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认识，是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左”倾错误思想泛滥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屡遭挫折的根本原因。历史事实表明，当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的国情保持清醒的认识时，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前进和胜利；当我们党一旦背离这一原则、脱离中国的国情而作出错误的分析、判断和决策时，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今年是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的纪念年，我们总结中共“八大”正确路线中断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其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错误，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党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就一定能够达到。
收稿日期：200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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