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德国政治教育发展进程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政治教育论文,近现代论文,发展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政治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民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如同其国家的历史一样，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也长期处在不断的分裂与融合之中。政治教育总是服务于统治者特定的政治目标，导致其伴随每一次社会政治变革与政治秩序的更迭，而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如君主专制时期的“臣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魏玛共和国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时期的“政治教化”（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以及当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教育”（demokratischer politischer Bildung）。为便于比较，本文一并冠以“政治教育”之名，并以此为线索，探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体下政治教育的含义和内容，以及政治教育主题的转换、更迭的脉络，力图从本意和实质上准确把握德国政治教育的特征。
一、封建专制下的“臣民教育”
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封建诸侯国时代。由于政教之争，诸侯分离势力的发展以及国际因素的介入等原因，德国皇权逐渐衰落，德意志民族陷入了分裂割据状态。大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1640—1688在位）即位后， 利用帝国全面衰落并无中央皇权之机，建立勃兰登堡—普鲁士邦国，对内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对外扩张领土势力，使得地处德意志东北部的普鲁士邦骤然崛起。同时，建立起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君主领导下的行政官僚体制。这一时期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是出于对政治和法律公职人员进行财政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那一时代的教育改革所提出的‘人人学习、事事学习’的目标”。[1] 德意志式的政治教育初具雏形。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I,1713—1740在位）时期，宫廷的挥霍无度和容克势力的强大威胁到王国的统治，普鲁士王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针对“陈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改革”。政治教育倡导“通过严格的教育和管理，培养学生忍耐、勤勉、纪律、为国服务的精神”，“培养军官勤勉、纪律和忠君爱国之心”，希望“通过虔敬主义唤起全体居民把自身利益转向国家利益的义务感的愿望”。[2] 这一时期形成的这种虔敬主义的“普鲁士性”（Preu?entum），主要通过其军队表现出来。同时，国王还创立了一套完全贯彻君主意志的常设行政机构和官僚制度，使普鲁士君主政体绝对凌驾于议会之上。“通过这套官僚体制统治全国的臣民，并通过官僚主义的军国主义化，把官方的监督精神强行渗入整个普鲁士的日常生活”，[3] 把这种特有的文化精神带入了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der Gro? e,1712—1786）的“开明君主专制”时代。
在普鲁士崛起时期，从大选侯到“士兵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再到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精神的象征都是尚武精神及“军国主义”。这样，高度井然有序的机械似的效率，同政治服从以及“国家利益至上”的“臣仆”观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那一时期的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和目标，造就了这种特殊的“精神传统”。在一个世纪后，这种“精神传统”由俾斯麦得以继承，他在“为德意志民族利益”而战的旗号下，煽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建立起强大的德意志帝国。
从总体上看，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的近代德国，其政治教育始终是以培养“驯服的臣民”为最高目标的。尤其是在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掌权之后，为了推行其社会政策和“世界政策”，他“要求学校要服务于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要以多种方式维护帝国的统治，培养对神的敬畏和对祖国的热爱”，[4] 在客观和主观上都要求通过教育、习惯和公共生活等向民众反复灌输以“君主主义”为核心的，包括权威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内的思想，最终把德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二、魏玛共和国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德意志领土上诞生了第一个民主政体——魏玛共和国。建国伊始，她就受到部分政党的敌视和反对，政党间持续激烈的纷争一直是魏玛共和国政治局面的主要特征。虽然取代了君主政体，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战后四年中出现的巨大的革命危机和反革命武装颠覆活动此起彼伏，这些内忧与外患，使新生的共和国陷入了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之中。
为了巩固议会民主政权，应对国家和民族危机，依据1919年《魏玛宪法》中“所有学校都要追求道德教育、公民意识、德意志民族性和民族和解精神的目标”的规定，共和国政府和教育部门开展了以“公民意识”、“德意志民族精神”、 “民族和解思想”以及对持不同宗教或政治见解者的“宽容感”为基本思想和主题的政治教育活动。1920年召开的国家学校会议，首次制订了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纲领性的“指导原则”，明确指出“现代民族国家对学校问题的规章化具有高度的政治必要性”，规定“公民意识在全部学校类型的所有教材和学校生活中的渗透，是公民学课程教学效果的基本前提”，并指出“在公立学校、初级中学、业余进修学校和职业学校，公民学要作为一门特殊的课程以足够的学时加以传授”，“对于高级中学，要争取在所有的教材中渗入公民教育思想”。[5]
魏玛政府和教育部门尽管制定了比较系统的政治教育“指导原则”，但其教育体系却一直没有为其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做好准备，许多因素阻碍了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由于没能把“公民教育”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只通过设立“历史课”实施公民教育，从而使得公民课程过分倚重历史课，使之完全取代了政治教育的作用，其后果导致仅对政治和社会进行片面的、保守的历史研究，并不考虑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这样，使得民众缺乏对时势政治的理解和判断能力，又置身于魏玛共和国极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之中，容易受到反动学说的煽动和蛊惑。同时，教育部门也没有完善的教师培训方案和手段，教师（尤其是高级中学教师）中残存的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使得他们在促进社会向民主方向的改建方面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形式上的民主使得教师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宪法规定的政治教育基本思想，甚至拒绝讲授公民学课程。这种发展趋势在某种意义上为法西斯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历史证明，魏玛共和国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如同其短命的国家政权一样也是不成功的。由于其政治教育的理念，更确切的说，“国家观”只是形式地存在于教育主管机构之上，抽象地存在于社会文化群体的理论之中。“指导原则”所确立的“国家意识”的教育途径，缺乏对具体的历史——政治和阶级利益的分析，使得国家的概念仅仅存在于宪法的纸页上，而没有真正形成于政治教育所期待的公民的意识之中，反而被希特勒所谓“民族的族民共同体”的“超阶级”思想乘虚而入，为绝大多数民众所接受。到魏玛共和国后期，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体及反民主思想已经诞生，作为传统的政治教育承担者，学校通过历史课承担着世界观教育的重要职责，而它的教育使命被彻底地改变了：服兵役和防卫意识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突出强调了对整个国家的种族——民族世界观教育。它们为后来纳粹腐朽的政治教育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三、纳粹时期“国家至上”的政治教化
如果说魏玛共和国宪法带来的民主思想是历史的进步的话，那么其“紧急法令”所导致的“总统内阁制”的确立，实际上将魏玛民主政治引向了专制主义道路，从而敲响了共和制的丧钟，为希特勒法西斯等极右翼势力在德国的上台创造了条件。希特勒上台后，把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领域，提出由“民族精英”实行统治的“领袖原则”。他“通过大量的法令，依靠警察恐怖手段，在德国建立起一套以‘领袖原则’为指导，实行‘一体化’的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体系”。[6] 同时还企图实行社会一体化，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控制。尤其“在文化领域强行实行贯彻‘领袖原则’和被纳粹曲解的‘德意志民族精神’，实行文化生活的总体制原则。纳粹把新闻、广播、电影等大众传媒完全置于纳粹国家的控制之下，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7]
这一时期的政治教育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几乎完全决裂于重要的西方教育传统、决裂于政治教育以往的历史和发展。它基本上建立在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所描述的教育目标的基础之上。纳粹通过一系列教育法令，排挤了在大学有自由思想的教师，扼杀了学校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教育的内容充斥着法西斯的种族理论、反犹主义和“生存空间论”。在这些纳粹的政治教育理论之下，希特勒要求青年学习到中学毕业即可。同时，中小学大幅度削减知识的课程，而大量增加体育锻炼和政治学习的时间。即使为数不多的知识课程的内容，也被大幅度修改。如历史课，已不再追求系统的历史知识，历史教学主要教授德国史，并强调德国历史上的种族斗争和生存斗争，以激发所谓的“爱国主义热情”。此外，军国主义思想极大地突出了军队和军人的地位。“军队可以教会青年使用武器，养成绝对服从的军人习惯，具备日后教学战争的能力；军队也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场所，因为国防军是德国的榜样，国防军铁的纪律、精诚的团结和勇于牺牲的精神，是包括青年在内的德国人学习的榜样。”[8] 这样，包括学校在内的教育体系完全丧失了意义，它们仅仅成为纳粹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强化法西斯教育，各级学校都建立了“希特勒青年团”，该团是“纳粹党控制青年，对青年进行思想统治的重要组织”。[9] 此外，纳粹还“建立了‘阿道夫·希特勒学校’，突出政治教化，培养学生对希特勒个人的绝对服从精神”。[10]
希特勒为了在“保护德意志民族”的幌子下实现他的侵略政策，开始对民众的社会心理进行法西斯的煽动并实行操纵。纳粹利用魏玛共和国后期已经存在着的一系列包含着反民主倾向的政治教育观念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教育的起点，从学龄儿童起开始灌输种族意识，突出培养民众尤其是青年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意识。通过鼓噪领袖原则，使德国民众在第二帝国时期形成的善于服从、尊重权威和讲求组织纪律性的特点进一步得到强化，对元首的个人崇拜笼罩整个德国。希特勒正是利用民众的这一心理特点实施对外侵略扩张计划，进而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四、二战后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和军事管制，并采取了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造措施，试图从根本上消除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它们对德国的国家政治和平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渗透到德国生活的各个方面。
民主化改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了消除纳粹主义的根本影响，摧毁纳粹体制，铲除政治极端主义，实行广泛的“非纳粹化”运动。其二，用西方的民主思想对德国人民进行政治“再教育”，灌输西方的民主传统，打破德国与西方世界的隔绝状态，影响和改变德国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重新塑造德国社会。非纳粹化的开展迫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彻底地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对纳粹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审判及其他审判，使人们了解到了纳粹政权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这极大地震撼了整个民族，并使他们认识到：“个人必须对他在尽职中和执行命令过程中所造成的对法律的违反负个人责任”，[11] 他们不得不为此而赎罪。非纳粹化实际上就是要“起草一个对全体民族的起诉书”，并优先强调德国人的集体责任，因为他们未能阻止暴行的发生，他们必须为此而承担后果。[12]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德意志民族进入到了深深的心灵探索中，重新认识国家的作用和价值问题。“再教育”运动为德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培植了民主观念，对未来德国的发展趋向造成了巨大影响。盟国对西占区强制性地推行了一种政治道德的隔离，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对占领区人民灌输西方的政治民主和文化价值观，并采取了许多有益的措施，如开办新闻中心，举办文化展览，引进大批西方书籍、电影等等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德国人。此外，允许和鼓励市民参与市政讨论，培养他们的参政意识。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活动，开拓了德国人的眼界，增进了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西方盟国在教育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教育实行改革，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教育体制。“再教育”使民主政治观念开始在德国扎下根来，这是德国真正的新开端。
联邦德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在它完全获得主权后，随着外在压力的消失，德国政府在议会的组织、督导下，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精心布置，成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其组织、管理和协调下，还构建了包括学校政治教育、各州政治教育中心、各政党政治基金会、大众传媒以及从事政治教育的其他社团组织在内的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体系。政府依托这种立体化的网络式政治教育体系，紧紧围绕一定的主题尤其是那些重大的社会主题展开教育。20世纪50年代联邦德国复兴时期，政治教育围绕年轻的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展开工作；60年代这一使命体现为对整个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宣传教育和对纳粹进行历史清算，在民众中强化和传播民主思想；70年代它的中心工作围绕着经济问题、东部政策和恐怖主义，也包括了学校政治教育制定新的教学大纲；80年代工作重点是环境问题、和平与安全政策和对东德的舆论宣传；90年代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心是德国的统一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此外，还包括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新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以及大众媒体和信息社会发展问题等。[13] 自20世纪90年代德国统一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不断提高，政治教育的主题和内容更加宽泛，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体系和政治过程、国际政治、历史、生态等众多领域。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德国政治教育悠久的历史和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找到德意志民族如何在不同政治文化条件下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政治教育，以强化其民族、国家意识，逐步发展强大的历史轨迹。考察德国政治教育的历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从封建专制时代到纳粹时期，到民主德国直至德国统一，不同时期的政治教育工作重点始终与国家政治、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外交策略等重大问题保持一致，历代统治者均是通过不同形式和不同主题的政治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并维护其统治地位的。尤其是二战后，德国的政治教育在国家统一、恢复建设、振兴和发展等方面，在德国实现其地缘政治目标，积极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战略中，有效地宣传和动员民众参与政治合作，在德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彰显出政治教育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