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狄更斯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狄更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自1949年以来，我国狄更斯研究可以划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49年至1966年，这一时期的研究是有始创性、介绍性、侧重具体作品和思想分析等特点。第二时期即文革十年，研究基本停顿。第三时期从1976年至今，与第二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取得了不少进展：研究范围明显扩大，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系列论文大量涌现，综合研究占了较大比重。
关键词 狄更斯 小说 研究
我国读者接触狄更斯，始于20世纪初。1907年至1909年，当时的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了著名翻译家林纾和他的合作者魏易同译的五部狄更斯的长篇小说《滑稽外史》、《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贼史》、《冰雪因缘》〔1〕林纾对这些小说的评价甚高。 比如关于《块肉余生述》他写道：
“……迭更斯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
“此书不难在叙事，难在叙家常之事；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尺，且前后关锁，起伏照应，涓滴不漏，言哀则读者哀，言喜则读书者喜，至令译者啼笑间作，竟为著者作傀儡之丝矣”。〔2〕
这可以看作我国狄更斯评论的滥觞。
民国时期，狄更斯研究得到继续发展。这里只要列举一些文章的篇目，就可以看出，当时的狄更斯研究还是比较热闹的。如：《狄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莫洛亚著，《译文》新3卷3期（1937）；《年青的狄更司》，兰光译，《译文》新3卷1期（1937）；《迭更斯与小说的艺术》，莫洛亚著，《译文》新3卷第1期（1937）；《迭更斯的碰壁》，鲁宪斯太因著，《译文》新1卷1期（1936）；《狄更斯的写作技巧》，林海，《时与文》3卷12期；《狄更司生平琐记》，杨天一节译， 《南大半月刊》8、9期；《英国文坛新发现不列颠博物馆秘档记——狄更斯夫人之泪史》，兆素译述，《国闻周报》11卷26期；《狄更斯论》，梅林格著，《译文》杂志2卷3期（1935）。这些文章都出之30年代中期。仅《译文》杂志从1935年到1937年，就连着发了5篇有关狄更斯的文章， 可见当时人们对狄更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不过，稍微注意一下便可发现，这一时期人们对狄更斯的研究尚不深入，主要限于翻译与介绍国外的材料，自己独立的研究尚嫌不够。
狄更斯研究的真正深入、繁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又可以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49年到1966年，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狄更斯的赞扬和苏联的影响，〔3〕我国学术界对狄更斯十分重视， 研究文章几乎年年都有发表，并在1957年和1962年形成两个高潮。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看，1957年的高潮是由于几部根据狄更斯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匹克威克外传》、《孤星血泪》等在我国上演引起的。这些电影引起了我国观众对狄更斯的兴趣，一些学者纷纷撰文，介绍狄更斯，对这些电影进行评论。不过，这些介绍和评论一般还是知识性和鉴赏性的，还很难说是真正的研究论文。因此，1957年的这次高潮只能算是一次启蒙、一种普及和教育。
十七年狄更斯研究的真正高潮是1962年。这一年狄更斯诞辰150 周年，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纪念文章。外国文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范存忠、王佐良、陈嘉、戴镏龄、杨耀民等都发表了论文，不少文章具有较高的质量。如范存忠的《狄更斯与美国问题》、王佐良的《狄更斯的特点及其他》、陈嘉的《论狄更斯的〈双城记〉》、姚永彩的《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杨耀民的《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
这一时期我国的狄更斯研究具有始创性、介绍性、侧重具体作品和思想内容的分析等特点。
先谈始创性。5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基本上完成了狄更斯研究中的转向。这有三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已从侧重译介国外的观点转为以自己的独立研究为主；二层意思是指我国对国外狄更斯研究的介绍已从西方学界转向苏联。整个十七年，我国基本上没有评价西方学者在狄更斯研究方面的成果，所翻译的大都是苏联学者的研究文章。如伊瓦肖娃的《关于狄更斯作品评价问题》、卢那察尔斯基的《查尔斯·狄更斯》等。第三层意思是指在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基本上与过去的一套脱离了联系，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这种转向造成了与过去研究传统的一定程度的脱节，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作为转向之后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文章自然也就带上了始创的性质。另外，这一时期狄更斯的作品，除了《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等几部受重视的之外，很多没有翻译过来，或者虽翻译过来但是节译，或者印量很少， 如蒋天佐的《奥列佛尔》， 三联书店1950 年出版， 只印行了5000册，以后没有再版。因此，不少研究尚需借助外文资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这一时期的研究的始创性特点。如华林一的《谈谈狄更斯的“劳苦世界”》。〔4〕这篇文章写成的时候， 《艰难时世》一书尚未翻译过来，文章所用材料主要取自英文原文。在内容方面，文章主要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分析小说对社会黑暗特别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这种分析方法在此以前的狄更斯研究中并不多见。因此在资料来源和文章内容两个方面，这篇文章都显出很强的始创性的特点。
再谈介绍性。任何深入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凭空产生，必然要以过去的成果为基础。十七年特别是50年代的狄更斯研究既然具有始创的性质，就必然要从基本的东西开始。这一时期出了不少知识性文章，如《狄更斯的创作生活》、《介绍影片〈匹克威克先生外传〉》、《世界上是真正有所谓爱的——漫谈狄更斯的〈艰难时世〉》、《狄更斯的〈圣诞 述异〉》、《嫉恶如仇的狄更司》、 《狄更斯的〈双城记〉与人道主义》，等等。这些文章一般比较短小，其目的是向读者介绍狄更斯其人和他的作品，使读者增加这一方面的知识。
在研究论文方面，介绍性则表现为分析面铺得较广但不够深入。仍以华林一的《谈谈狄更斯的“劳苦世界”》为例，文章认为，小说批判的目的是功利主义，这种思想体系实施的恶果是严重的；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仅有贫富之别，没有阶级之分，但作者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小说的两个重要人物汤姆和露意莎是功利主义的受害者；文章最后指出，狄更斯批判当时的社会，但并不留恋过去，他的目光始终集中在当时的社会和社会问题上。文章以“功利主义”为核心，从不同方面对小说的思想内容进行了分析，比较全面，但似乎还欠深入，更深层的东西如作者批判的出发点与内在逻辑，功利主义与人性的关系，作者批判功利主义但他本人并未完全摆脱功利主义的影响，以及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等等，文章大都没有涉及。这种现象甚至在杨耀民的《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一文中也有体现。这篇文章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对狄更斯的创作历程的论述，虽然论述得很精辟，但作为一篇研究论文，特别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在当时却又不得如此，这正说明了当时我国狄更斯研究水平还不高，以至这样一篇文章仍不得不花费较大的篇幅对狄更斯的创作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第三个特点是侧重单篇作品的分析。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文章大多数是以单篇小说为分析对象的。就笔者接触到的材料看，1957年18篇文章，只有两篇涉及到几部作品，而且这种涉及还是非常浅层次的，其他都是单篇分析。1962年在研究的深度方面有较大进展，但在侧重单篇分析方面改进则不大。16篇文章，除了一些较短的介绍性文章，研究论文中真正称得上综合分析的实际上只有杨耀民的《狄更斯的创作历程和思想特征》，范存忠的《狄更斯与美国问题》讨论的范围比较广泛，但涉及的主要作品则主要是《马丁·朱述尔维特》和《游美札记》两部，如果就小说来说，则只有一部。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总体研究水平较低和先期成果的积累不够之外，与狄更斯的一半以上的作品没有翻译过来也有一定关系。任何研究总是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没有翻译过来的作品绝大多数读者无法知晓，研究它们也就成了无的放矢，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研究者的手脚。同时，也不排除部分研究者外语功底不够，研究工作只能根据译本进行的情况，译介的滞后自然对他们从整体把握狄更斯的创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侧重思想内容的分析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又一个特点。当时中国的文艺理论主张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同时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在这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之下，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侧重于思想内容的分析是必然的。以1962年为例，16篇文章中，真正侧重艺术分析的只有王佐良的《狄更斯的特点及其他》一篇，而且篇幅短小，其他文章都是分析思想内容的。有些文章如范存忠的《狄更斯与美国问题》、杨耀民的《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虽然不是分析单篇作品的思想内容，而是分析狄更斯某一时期或整个思想发展与特点，但主要分析对象仍是狄更斯的作品，因此实质上还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分析。有的文章如王忠祥的《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辛未艾的《从〈艰难时世〉看狄更斯的创作倾向》等从标题上看似乎与艺术有关，但实际上分析的仍是思想内容。
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又侧重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其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狄更斯作品对社会的批判，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自然，就这些问题本身来说，并不是不可以从别的角度如人文的角度进行分析，但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与理论导向使研究者们很难向其他方向努力。比如对狄更斯人道主义思想的分析，杨耀民写道：“在他生活时代，人道主义是一种流行的思想。……狄更斯由于他的阶级地位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他真诚的同情那个社会里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和穷人的处境，希望他们过人的生活，人格应该受到尊重，指出他们的不幸是统治者造成的；他愤怒地指责制度的不民主及腐败、社会的不正义、统治阶级的冷酷、贪暴、虚伪及其他种种罪恶。……然而，狄更斯惧怕并且反对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倡敌对阶级相互谅解、溶合，在保存私有制度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改善劳动人民的处境，把希望寄托于爱心。这又不利于他所同情的人民群众的解放。……看来狄更斯也和许多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反映、批判那个罪恶的社会时他们是伟大的，当他们提出治疗社会疾病的药方时，就变得糊涂甚至有害了。”〔5〕这种观点在当时站得比较高的，但是很明显，它也没有超出社会—政治的层面。这样，从具体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实际上是一元发展的。自然，社会—政治层面的分析也是必要的，但是局限于这一层面，则不利于研究的多样化与深入。
由此可见，第一时期我国狄更斯研究的总体水平尚不是很高，但也有不少成就。首先，它完成了一种时代性的大转向，尽管这种转向夹杂着不少缺陷，如政治因素过于浓厚，排除了其他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等，但在当时，是促进了狄更斯研究的发展的，在现在仍是狄更斯研究中的一股主要力量。其次，它为今后的狄更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面，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成果。
就思想倾向看，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有一定的左的倾向，但大多数研究者的持论还是比较公允的，虽然也有牵强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事实求是的。那种貌似革命实则无知，不顾事实信口雌黄的极左的东西尚不多见。
因此，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总体水平虽然有待提高，但却是我国狄更斯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值得重视。
第二时期从1966年到1976年，也就是所谓的“文革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极左思想的泛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停顿。《文学评论》杂志1966年3期之后停刊，其他学术报刊大致也是这种命运。 研究者自身难保，自然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即便有的侥幸过关，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钳制，也不敢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只好发表一点牵强附会的批判言论，小心翼翼地不敢越雷池半步。狄更斯研究自然也不例外。但在文革后期，特别是高等学校文科恢复招生之后，狄更斯又开始受到一定的注意。因为在外国文学方面，狄更斯毕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作家。学者们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为挡箭牌，以人民性为武器，把狄更斯放入讲课的内容，有的学校还以学习资料的名义，印发了狄更斯的《双城记》、《艰难时世》等作品，并附上一定的评论、介绍，供学生们阅读。狄更斯的研究工作也开始启动，一部分研究者已经开始自己的独立研究，虽然成果尚无法发表，但却为文革结束后狄更斯研究的复兴作好了准备。
第三时期从1977年至今。经过文革十年的沉寂，1978年之后，狄更斯的研究从恢复很快走向繁荣。
在翻译方面，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包括再版，陆续出版了狄更斯的大部分重要作品。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译文出版社开始了一个更为宏伟的计划，出版《狄更斯文集》，包括狄更斯的十五部长篇小说和《博兹特写集》、《圣诞故事集》、《游美札记·意大利风光》、《狄更斯中短篇小说选》，现已基本出齐。〔6〕除了狄更斯的原作， 这一时期国内还翻译出版了几本狄更斯的传记，如安德烈·莫洛亚的《狄更斯评传》、伊瓦肖娃的《狄更斯评传》、埃德加·约翰逊的《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出版了罗经国编选的《狄更斯评论集》，其中收集了一百多年来西方作家、评论家有关狄更斯的重要评论。这些书翻译出版，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不少方便，促进了狄更斯研究的发展。
在研究方面，与十七年略有不同，除了论文，还出版了几本著作。如张玲的《英国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北京出版社1983年）、朱虹的《狄更斯小说欣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前者虽是一本知识性的小册子，但毕竟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以书的形式对狄更斯的系统介绍。后者是一部很有见解的专著，写得生动活泼，只可惜是由一些鉴赏性的文章辑成，因而有些问题无法展开、深入，此外，书的份量也嫌不够。
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的主要成果仍是论文。1978年，王忠祥在《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1期创刊号上发表《论狄更斯的〈双城记〉》， 首开风气之先，我国的狄更斯研究很快恢复，接着进入高潮，仅以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卷为例，1981年收录狄更斯研究方面文章和文章目录共12篇，1982年16篇，1983年17篇，1984年13篇，1985年13篇，考虑到还有不少没有收入的文章，当时狄更斯研究的繁荣是无可置疑的。1986年之后，狄更斯研究论文在数量上有所减少，但质量却有所提高。
与第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首先，是研究范围的明显扩大。研究者们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几部传统的重要作品，而是扩展到狄更斯的整个创作。狄更斯所有长篇小说和部分其他作品如游记、中短篇小说等，都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成为分析的对象，有的甚至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如中篇小说《穷人的专利权》，在1983、1984年就连着有马家骏的《狄更斯的〈穷人的专利权〉》、蔡申的《一篇让人感到不舒适的小说：读《穷人的专利权〉》和苏阳宜的《穷人的梦幻、悲哀与觉醒：〈穷人的专利权〉简析》三篇文章对之进行分析。其他的一些以前不太引人注目的作品如《博兹特写集》、《游美札记》等也都有人专文论述分析。自然，在研究范围扩大的同时，重心仍然存在，几部重要作品如《双城记》、《艰难时世》、《大卫·科波菲尔》等，仍是研究者们注意的中心，有关的研究文章也最多。特别是《双城记》，从1978年至今，专门分析它的文章，光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上面收录的就有18篇之多。不过这种现象的形成与我国高等院校外国文学教学中把《双城记》作为狄更斯的代表作有关，不完全是由于它本身的成就。
其次，是突破了过去那种一元发展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并存的研究格局。这一时期，改变了十七年时期向苏联一边倒的现象，吸收了西方的思想、观念与方法。研究上，不再局限于思想内容的范围，艺术方面的成就与特点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出现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如蔡明水的《狄更斯象征手法初探》、王力的《狄更斯小说视点与小说叙述观念的衍化》、郭珊宝的《狄更斯小说的夸张》、赵炎秋的《狄更斯长篇小说的多元整一结构》，等等。这些论文都是从狄更斯整个小说创作出发，抓住其艺术的一个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一时期还有一些论文试图淡化内容与形式的界限，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狄更斯的作品，如朱虹的《〈艰难的时世〉的寓言性及其他》、赵炎秋的《论狄更斯小说人物形象的基调化倾向》，都是既涉及到内容的方面，又涉及到形式的方面。比如《基调化倾向》这篇文章，作者认为，“所谓基调化，是指以艺术形象中的某个方面、部分或特征作为中心贯穿整个艺术形象，并使该艺术形象的各个方面都吻合这个中心。”这一特点即表现在形式方面，又表现在内容方面，内容与形式的区分与对立无形中被取消了。
另一方面，在分析思想内容的时候，研究者们也不再局限于社会—政治层面，而开始在其他层面进行探索，并且取得了较大进展。如赵炎秋的《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狄更斯小说作了比较全面的综合分析。郭珊宝的《圣诞节的史克罗奇的两重性——读狄更斯〈圣诞欢歌〉札记》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小说对人的性格的两重性以及人性的丧失与复归的探索。两篇论文都属于人文层面。人文层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中取得长足进展，成为和社会—政治层面并峙的另一高峰。除了上述两篇文章之外，还有不少文章如任明耀的《狄更斯作品中的“怪人”形象》、朱虹的《〈老古玩店〉中的感伤情调及其他》、赵炎秋的《论狄更斯小说对人性的探索与表现》等都属于这一范畴。此外，朱虹的《市场上的作家——另一个狄更斯》从文学品位的角度分析了狄更斯作为通俗作家的一面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这些，都帮助形成了狄更斯研究中的多元格局。
自然，从内容的角度考察，社会—政治层面的的分析仍是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中的主要方面之一。但是在这层面的内部，各种观点的冲突也日益激烈。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受到猛烈的冲击。以《双城记》为例，传统认为，它是狄更斯的代表作，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然而陈超棠的《简论狄更斯〈双城记〉》却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宣称《双城记》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更不是一部世界杰作。另一挑战来自陈星鹤的《谈谈狄更斯的〈双城记〉》。他针对认为《双城记》歪曲了法国大革命和革命者的流行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狄更斯并没有把得伐石太太作为革命者的代表来写，只是强调了她的复仇，而当时的确有这样一批为了复仇而参加革命的人。另一方面，狄更斯也没试图全面反映法国大革命的各个方面，只是侧重揭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对贵族阶级长期压迫的反抗。而这是符合历史的。因此《双城记》既没有歪曲法国大革命也没有歪曲革命者。这些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当然可以商榷，但它们却进一步说明了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中的多元化。
第三是系列论文的大量涌现。部分研究者不满足于单篇论文的零敲碎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有计划地对狄更斯的作品进行持续的研究，以便不断地深入，这导致了一系列论文的出现。首先采用这种形式的是朱虹。她有感于80年代初人们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过于热衷，古典作家相对冷落的现实，决心以自己的研究向人们说明古典作家仍有巨大的魅力，从1982年开始，以《名作欣赏》为阵地，连续三年时间共发表了十来篇狄更斯研究方面的文章，如《〈远大前程〉第一人称的妙用及其他》、《〈荒凉山庄〉中的法律机器的描写及其他》、《〈圣诞故事〉——圣诞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现实》、《〈马丁·朱则尔维特〉——伪善者画像及其他》，等等。这些文章，每篇侧重分析狄更斯一部长篇小说的一个方面，或思想、或人物、或艺术，文笔活泼，见解常有独到之外。作者英文纯熟、资料丰富，写起来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后来，朱虹又把这些文章收在一起，稍加增补，辑为《狄更斯小说欣赏》。与朱虹同时，但延续时间更长，郭珊宝陆续发表了《狄更斯儿童形象初探》、《狄更斯创作个性管窥之二》、《狄更斯小说的夸张》等5 篇文章。这些文章分析深入、细致，往往能够对狄更斯的创作提出独到见解。继郭珊宝之后，赵炎秋从1987年开始，连着发表了《论狄更斯的道德观在其长篇小说人物塑造中的作用》、《外化——狄更斯描绘人物心理的一个重要手段》、《狄更斯小说人物的类型与发展》等7篇文章。 赵炎秋具有较强的整体意识和系统观念，他的文章从相互联系的角度对狄更斯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别是人物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作者对狄更斯的小说吃得比较透，因而能够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论证比较充分。
除上述三人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学者也发表了系列论文，但规模要小一点。如任明耀的《狄更斯作品中的“怪人”形象》、《狄更斯作品中的“小圣人”形象》、《狄更斯笔下的爱情描写》。周颐的《兼容了历史与喻指价值的人物：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一》、《呼唤着人类同情的艺术形象：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二》、《表演出舞台效果的喜剧性格：狄更斯“扁平人物”论之三》。此外，赖干坚、王力、金嗣峰、臧传真等都发表了两篇或两篇以上的系列论文。
上述几组系列论文，朱虹、郭珊宝、任明耀等人的基本发表在80年代上半期，赵炎秋、周颐的发表在80年代下半期和90年代初。相对而言，后一组的系统性更强。但这是否预示了狄更斯研究的发展趋势，目前似乎还无法断定。
系列论文是文学研究中的重磅炸弹。它能够广泛深入地进入研究对象，促进研究的不断深入。它在第三时期的大量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狄更斯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四，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占了较大比重。随着狄更斯研究总体水平的逐渐提高，单篇作品的分析越来越显得不够，对狄更斯的整个创作进行总体把握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而单篇作品分析的积累和狄更斯大多数重要作品和有关资料的翻译出版又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们纷纷跳出单篇分析的老路，以狄更斯的几部作品乃至整个创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更好地把握狄更斯的创作，找出某些更本质更有普遍性的东西。前面谈到系列论文，很多都是综合研究。再如王力的《狄更斯与屠格涅夫小说时、空艺术比较》、赖干坚的《狄更斯的创作方法特点浅论》、蔡明水的《狄更斯象征手法初探》、潘耀珠的《狄更斯创作艺术特色》等，都是从整体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有的研究者扣住狄更斯创作的某一方面，联系狄更斯的整个创作，从不同角度深入地展开分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与看法。如赵炎秋用四篇文章，从人物性格中道德因素、人物的心理描写、人物的基调化特征、和人物的类型与发展，对狄更斯长篇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多方面的剖析。周颐用三篇文章，从历史与喻指价值、情感因素、喜剧性格三个方面，分析了狄更斯笔下的“扁平人物”。这些分析，促进了狄更斯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与第一时期相比，第三时期的狄更斯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也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些研究者对资料的把握还不够准确，论述中有时出现知识性错误。比如《双城记》中的厄弗里蒙地候爵与“朱古力爵爷”，小说中写得很清楚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是在笔者接触到的十几篇分析《双城记》的文章中，竟有四篇把两人混为一人。有时一篇文章出现多处错误。如：“狄更斯……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官员（不确，只是海军部的一个小职员——引者，下同），后家道中落，突然破产。父亲被投入债务拘留所，囚禁多年（不到一年）……狄更斯这个娇生惯养（并非娇生惯养，相反，父母对他都比较忽视）、身体柔弱、充满幻想、喜欢自我陶醉的孩子只好进了一家黑鞋油作坊，在受人剥削的艰苦条件下苦度岁月（给人时间很长的印象，实际上根据埃德加·约翰逊的考证，只四个多月）。”“自传小说《远大前程》创作于1861年（不仅不是“自传小说”，连自传性都没有）。”“狄更斯的最后杰作《我们共同的朋友》使他的创作再度达到了高峰（《我》只是狄更斯最后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后面还有未完成的《艾德温·德鲁德的秘密》）。
造成这些知识性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排除某些笔误或不经意造成的错误。但更多的应该还是由于态度不严肃。有些研究者对作品不很熟悉，或者仅凭过去的印象进行写作，而又不注意查对，由此形成错误。这是很不应该的。只要加以注意，也是容易克服的。
第二，有些文章的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没有完全摆脱左的影响。有些文章不顾作品的实际，一味地套用政治批评和阶级批评的模式，用政治层面取代人文层面，有些地方显得牵强附会。这种现象在80年代初中期的部分文章中最为突出，中期以后有所好转。
第三，在研究方法，这一时期的狄更斯研究者们运用的主要还是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新方法如系统论、叙事学等虽有人运用，但还很不够。然而，方法的运用对研究的成果有极大的制约作用，要想使狄更斯研究继续深入下去，新方法的采用无疑是势在必行。
第四，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至今为止，我国的狄更斯研究虽已进入综合研究的阶段，但基本上还停留在总体把握的水平，没有深入进去，就一些具体的方面、部分、问题，联系整体进行细致的探讨。而只有在这些具体细致的探讨的基础上，对狄更斯的创作的总体的更深层次的把握才有可能。
狄更斯是世界著名的作家。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狄更斯研究虽然没有出现引人注目的热点，但一直是研究者们耕耘的对象，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出现，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我们也应看到，就总体水平来看，我们还不是很高，无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还有所不够。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注释：
〔1〕现在的译名分别是《尼古拉斯·尼克尔贝》、 《老古玩店》、《大卫·科波菲尔》、《奥立佛·退斯特》、《董贝父子》。
〔2〕林纾、魏易译《块肉余生述·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3〕俄罗斯与苏联的作家和学者如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基、 别林斯基、高尔基、阿尼克斯特、伊瓦肖娃等，对狄更斯的评价都很高。
〔4〕《南京大学学报》第1期，1957年9月。
〔5〕杨耀民《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与思想特征》， 《文学评论》1962年6期46—47页。
〔6〕尚有《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与《董贝父子》两书没有出版。《董贝父子》国内目前有译本，但是译林出版社的版本。
〔7〕还有王治国的《狄更斯传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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