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讼与“弗莱德加”信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莱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3-0084-08 在西欧中世纪文献学研究领域，成书于7世纪中后期的《弗莱德加编年史》(Chronicle of Fredegar)①是一部既充满争议又颇具价值的历史文献，它对于了解墨洛温王朝(481-751年)中期的法兰克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史料意义。②和中世纪前期的其他许多编年史书类似，《弗莱德加编年史》系匿名作品③，这也就使得对该书的文献学判断面临众多无法厘清的难题。尽管如此，围绕其编写者身份问题，自19世纪晚期起，以德国文献学家布鲁诺·克鲁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还是予以钩沉破释，跨世纪的百年学术争论由此开启，并进而在该书编写者人数问题上形成“三元论”、“二元论”以及“一元论”等多种针锋相对的学术流派。④不过，由于核心证据的缺失，各种说法都还只能是逻辑上的推导和演绎。正因如此，该编年史的文本信度问题也就显得扑朔迷离。然而，作为墨洛温王朝中期存留下来的惟一一部“当朝史书”，其文本信度问题又是无法回避的。对于这一问题，各家各派的解读方式可谓多姿多彩，这里无法逐一枚举，而只能依据其总体特征，粗线条地将之划分为“当世派”与“后世派”。除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之外，也有少数学者试图抹平该编年史在时空上的沟沟坎坎，为其信度问题设计出一种颇为神奇的“弥合论”解读路径。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学术界尚无具体阐释。⑤因此，为了更好地鉴别和使用该编年史，有必要从文献学角度对上述各派观点进行释读，并对该编年史的文本信度给出合理的评判。 一、信度评判上的左右两派 对于《弗莱德加编年史》信度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具有“原创”特征的第四卷展开的，其主体内容所涉时段不足60年(584-642年)。如将某些涉外内容包括在内，其所涵时限也只有75年(584-658年)。一般而言，对于一部由“当代人”编写的时间跨度为几十年的“当代史”来说，如果编写者为多人，而且每人只负责编写与自己人生阅历联系最为密切的那一段时光的历史，那么，其文本信度可能会高一些。反之，如果编写者只有一个人，而且此人只是在“当代史”的最后几年时间里去集中追记此前数十年的历史，其文本信度则可能会低一些。正是由于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的编写者究竟是多元还是一元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野，在该书信度评判上，也就有了一个相对乐观的“当世派”和相对悲观的“后世派”。 (一)“当世派” 就总体而言，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的信度问题上，“当世派”与“多元论”是相关联的，其早期的“精神领袖”自然就是该书编写者“三元论”的开山鼻祖、德国史家布鲁诺·克鲁什。对于该书第四卷所涵盖的75年历史，克鲁什将之分为三段，即584-613年、613-642年和642-658年，每一段都有一位编写者，每一位编写者都有自己的地域背景。通过这样一种比较明确的时空划分，克鲁什给读者提供了一套较为简易直白的结构性的认知模式。⑥在“三元论”这样一种认知框架中，《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的文本信度自然较高，因为将这几十年的历史写作分归前后相继的三位编写者之后，人们在估测每一段文本信度的时候，自然可能会产生一种“当世人写当世史”的认知直觉，即文本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相关事件发生之后不久便形诸文字的。 在克鲁什的“三元论”渐趋流行之后，一些学者便开始依据这一认知架构，对《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文本展开信度评析，其中，遵循克鲁什理论并身体力行的早期代表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兼语言学家马克斯·马尼修斯。1911年，马尼修斯的《中世纪拉丁文献史》第一卷出版。在该书中，作者依据克鲁什及其追随者们的结论，对《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各部分的信度问题作了推论：文本的总体信度较高。⑦不过，在“三元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沉淀之后，对于“三元论”与文本信度之间的关联问题，克鲁什本人似乎显得不再很有信心。他认为，在评估《弗莱德加编年史》的信度问题上，他的那个“三元论”并没有让问题变得简单起来，反而是让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⑧ 如果说“三元论”赋予《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文本以较高信度的话，那么，“二元论”也有着类似的判断取向。例如，“二元论”观点持有者、德国历史学家西吉蒙德·海尔曼认为，第四卷第15-42章(594-613年)是由第一位编写者在公元614年前后完成的“近乎当代的历史实录”。同样，对于第52-90章(主线内容为624-642年间的法兰克史)的文本，海尔曼认为，其大部分内容也应该是源自同时代的近似于“实录”的材料。关于这一部分的成书历程，海尔曼甚至作出如下推断：作为当世之人，“编写者B”从624/625年那里写起，一直写到639年达戈贝尔去世为止；此后，这位编写者暂停写作，到了642年又重新提笔，增补一些内容；过了18年之后，此人又重拾中断已久的工作，但这一次只是对已有作品做一些零星增补。⑨如果《弗莱德加编年史》的成书历程确如海尔曼所言，其文本信度应该不会太低。此外，另一位二元论者、英国历史学家华莱士—海德里尔在该编年史信度问题上所持观点与海尔曼大致相似。⑩因此，总体而言，不论是“三元论”，还是“二元论”，二者对《弗莱德加编年史》原创文本信度的判断都是相对比较乐观的。 (二)“后世派” “后世派”在《弗莱德加编年史》信度问题上总体比较谨慎，它与“一元论”大致对应。按照这一派的观点，该编年史并不是由多位编写者在数十年中断断续续编写的，而是由一位编写者独自在公元658-660年前后编写完成的，而且，其文本内容存在诸多传说性的成分。因此，不能简单地将这部编年史中的所有内容全部当作信史来看待。 较早提出这类观点的是比利时著名史学家戈德弗鲁瓦·库尔特。对于《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某些章节，特别是与王后布隆希尔德(Brunechildis，约543-613年)(11)密切相关的那些生动而离奇的故事，库尔特是将之当作传说类的文学作品来看待的。(12)在库尔特之后，“一元论”早期维护者、法国历史学家斐迪南·洛特进一步论述了该编年史的编写者与文本信度之间的关系。在1914年发表的论文《再论伪弗莱德加编年史》中，洛特指出，认可“多元论”，则意味着文本中的材料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当代”；同样道理，认可“一元论”，便意味着该编年史是在所述史事发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编写出来的；20多年以前，戈德弗鲁瓦·库尔特就已发现，该编年史中的材料具有传说成分；实际上，除了库尔特列举的那些材料之外，在该编年史的其他材料中，也同样可以发现不少传说类文字。洛特的结论是：“《弗莱德加编年史》的信度必须严肃地予以降低”。(13) 时隔半个世纪，中世纪专家沃尔特·高法特再次强调，在把《弗莱德加编年史》当作史料进行使用的时候，必须审慎之，明辨之。在长文《弗莱德加问题再思考》中，高法特全面呼应洛特的观点。他认为，虽然洛特在该编年史“一元论”问题上表现得并不是那么彻底，但其在信度上的观点却是清清楚楚的。高法特提醒人们，在对《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文本信度进行评估的时候，别忘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在该编年史的第1-3卷(尤其是第2-3卷)中，编写者嵌补了一系列生动的活灵活现的文字；对于这些嵌补类文字，后世学术界早有定论，认为它们是传说而非信史；因此，作为一脉相承的一体化编写系统，后文中的文字在风格上也就不可能与前者彻底分离。(14) 对于公元7世纪中前期的法兰克历史而言，《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中的许多内容都属“惟一性史料”。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几乎无从知晓其材料究竟从何而来，因此，对于这类材料，目前尚无同类史料进行佐证或辨伪。高法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可行的做法应该是：承认相关史料的不确定性，没有必要依据那些经不起推敲的假设性的“证据”来得出“明确”的结论。(15) 二、信度评判上的“弥合论” 在“一元论”阵营中，虽然绝大多数学者主张审慎对待《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文本的信度，但这个阵营却并不是整齐划一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例外”来自法国历史学家马塞尔·博多。博多早年毕业于法国古代文史档案学院(
nationale des Chartes)，一度专攻古代文献学。1928年，26岁的博多发表《伪弗莱德加问题》一文。其初衷似乎是为了维护斐迪南·洛特的“一元论”，而且，他也的确坚持了“一元论”。但是，在论证“一元论”下的《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文本信度过程中，博多却完全走向反面，从而成为洛特的“敌人”。 在《伪弗莱德加问题》一文中，博多推导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编写者。沿着该卷史书中的文字转承轨迹，博多“创造性”地发现了其编写者在法兰克大地上那一漫长的人生旅程。博多的结论是：该编年史的编写者是一位勃艮第人，他先是在提乌德里克二世(Theuderic II)(16)的宫廷中任职，后来又到了克洛塔尔二世(Chlothar II)(17)的宫廷中为国王效力；642年，当勃艮第宫相弗拉奥卡德(Flaochad)与地方行政长官维莱巴德(Willebad)决一死战之时，此人就在现场；在写完642年那场决斗(第90章)之后，他显然还是准备继续写下去的，但却因故而突然中断。除此之外，博多还有两个重要推断。第一，该书最后一章(第90章)中多次提到贝尔塔尔伯爵(Berthar)，此人可能就是该编年史的编写者。第二，这位贝尔塔尔于659年前后开始其编写工作，604年以后的那些文字大都是基于其个人的回忆录。(18) 按照博多的上述说法，这位编写者显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神奇经历：早在提乌德里克二世当政的6世纪末7世纪初，此人就已混迹官场，按道理说应该已是一位成年人；时隔约40年之后，在642年的那场决斗中，此人还精力充沛地在战场上英勇拼杀；又过了将近20年，此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编写过去数十年的历史。且不论博多笔下的这位编写者是如何做到活力长在的，这套构想的一个基本结果就是：《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编写者亲身经历过的，对于文本中的许多人和事，其编写者都很“熟悉”，因此，其所述内容自然有血有肉、可信可靠。 关于这个问题，博多在文中有颇为详细的分析，这里仅举几例，以窥其貌。例如，第四卷第25—26章详细描写了勃艮第宫相贝尔托阿尔德(Bertoald)带兵出战的故事，博多认为，“其编写者应该是参加了这场战斗”。又如，第42章对王后布隆希尔德被处死一事有着细致的描述，博多由此判断，“其编写者曾深度卷入这一事件”。再如，第68章描写了西卡里乌斯(Sicharius)受法兰克国王派遣去见文德人国王萨摩(Samo)之事，其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描述。博多认为，这些内容“完全有可能”是西卡里乌斯亲口告诉此书编写者的。如此等等。(19)博多的这类推理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里可以第68章“西卡里乌斯面见萨摩”这一故事为例，来领略博多理论的“浪漫”。这一章原文中有这样一些文字： 也就是在这一年(20)，在萨摩王国境内，斯拉夫人(亦称文德人)杀害了许多法兰克商人，并将其物品劫掠一空。于是，在达戈贝尔与斯拉夫人的国王萨摩之间开始出现争执。达戈贝尔立即委派西卡里乌斯(Sicharius)去见萨摩，要他对自己的臣民杀害和抢劫法兰克商人之事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萨摩根本就不想见到西卡里乌斯，因此也就没有答应让他来面见自己。不过，西卡里乌斯把自己打扮成斯拉夫人的样子，然后混在萨摩的那些随从当中，来到了萨摩面前。……萨摩只是说道，他会做个调查，然后就可以对这个争端作出公正的裁决；……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卡里乌斯却对萨摩发出了威胁性言词。他简直就像个傻子，因为，作为使节，他根本没有权力这么做。他宣称，萨摩及其臣民必须效忠于达戈贝尔。萨摩反击道：“如果达戈贝尔改弦易辙，与我们保持友好关系，那么，我们的土地就是他的，我们也就会成为他的臣民。”西卡里乌斯回应说：“对于基督徒以及上帝的仆人们来说，让他们和狗友好相处，那是绝无可能的事。”萨摩说道：“如果说你们是上帝的仆人，那么，我们就是上帝的猎犬。既然你们一再冒犯上帝，那么，把你们撕成碎片，这也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于是，就在萨摩眼前，西卡里乌斯随即被人扔了出去。……(21)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一幅颇具戏剧色彩乃至闹剧色彩的出使图：西卡里乌斯的言行“简直就像个傻子”，他不仅僭越权力，而且言词出格，甚至将对方视为无法友好相处的狗；对于西卡里乌斯之流，对方怒言要将之“撕成碎片”；尽管西卡里乌斯没有真的被撕成碎片，但他却被对方“扔了出去”。不难看出，在这个故事中，西卡里乌斯是一个饱受奚落的狼狈不堪的人物形象。如果此人真的会把自己的这段经历亲口告诉该编年史的作者，那我们只能感慨法兰克人的“坦荡”和“率真”了。 至于博多所言该书编写者对文本中的许多人和事都很“熟悉”之说法，沃尔特·高法特曾给予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如果说“弗莱德加”对布隆希尔德(613年被处死)及其几个孙子都很“熟悉”的话，那么，从《弗莱德加编年史》第二卷的嵌补内容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位“弗莱德加”对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也很“熟悉”，对查士丁尼的手下大将贝利撒留(Belisarius，约500-565年)也非常“熟悉”。然而，这种跨越时空的“熟悉”只不过是说书人的那种“熟悉”，而不是亲历者或同时代人的那种“熟悉”。(22)因此，生动与否并不能成为评估文本信度的标准，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情况下，内容生动与文本信度很有可能是一种反向关系。 高法特认为，博多对于文献的性质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其立论基础非常单薄，得出的结论基本没有什么可信之处。因此，博多的这个研究成果只能使他的那个“一元论”颜面扫地，而且还给洛特的“信度理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23)或许正是由于当年那一“奇文”给自己造成巨大的“学术创伤”，博多在后来几乎再也没有涉足古代文献研究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多参加抵抗运动并成为“内地军”的重要军事将领之一。二战后，博多转攻法国抵抗运动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三、文本信度的实例剖析 不论文本作者是“一元”还是“多元”，也不论文本形成时间是“当世”还是“后世”，它们与文本信度高低之间都并不存在充要的逻辑关系，上述各种信度评估方式也都只具相对意义。实际上，即便是边发生边记载的“实录”，出于记录者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或由于其他各式各样的原因，“实录”下来的文字也很有可能不实，甚至完全不实。同样，如果“实录”真的很实，那么，即便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乃至更长更远的时光，以这些“实录”为素材编写出来的文本也照样具有很高的信度。在信度评估过程中，只有对文本采取多方位、多角度的观照和审视，才有可能使结论更加趋近于历史的真实面貌。因此，在《弗莱德加编年史》文本信度问题上，我们可以将“当世性”和“后世性”等判断准则暂且搁置，而从历史学的角度，从该编年史中选取几则材料，对其本身存在的明显缺失展开简要剖析，以此表明，和中世纪西欧很多同类史书一样，该编年史并不能算作完全的信史。 (一)关于涉外内容的信度剖析 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中，有一些章节涉及波斯、伦巴德、西哥特(西班牙)以及拜占庭等境外历史。就总体而言，根据相关国家本土历史研究材料来看，在该编年史的涉外内容中，除了第8l章有关拜占庭帝国的叙述(641年)以及第82章有关西哥特王国的部分叙述(640年)具有较高信度之外，其他涉外章节(如9章、第13章、第33章、34章、49-51章、63-66章、70章等等)基本上都存在各式各样的舛误，至少说与境外本土历史记载存在很大误差。这里仅举几例予以说明。 第9章。在本章开篇，有如下表述：“就在这一年，波斯皇帝阿诺尔夫(Anaulf)之妻凯萨菈(Caesara)离开其丈夫，带着四个男仆和四个女仆，来到君士坦丁堡主教真福约翰(the blessed John)这里。”按照“弗莱德加”的纪年方法，这里的“这一年”指“贡特拉姆当政的第28年”，即公元588年。文中提到波斯皇帝阿诺尔夫及其妻子凯萨菈，但在波斯(伊朗)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对应者。即便有一些蛛丝马迹，但在历史年代和名字等方面却又存在明显的错乱。(24)比如，波斯历史上有一位著名的君主科斯洛伊斯一世(Chosroes I，亦译霍思劳一世，531-579年在位(25))，他对基督徒极为宽容，而且，他也有一位基督徒妻子，名曰希菈(Sira)。 第33章。在这一章开头，有这样两句话：“在这一年，威特里克(Witteric)去世。继之出任西班牙国王的是西斯布特(Sisebut)。”仅这两句话中便存在两个基本错误。第一，威特里克的去世时间：在文本内容的承接上，这里的“这一年”是指607年。实际上，威特里克死于610年。(26)第二，西班牙王位的继承者：威特里克死后，继任西班牙王位的并不是西斯布特，而是贡德玛尔(Gundemar)。(27)接下来，这一章还提到，西斯布特“为哥特人的王国夺取了康塔布里亚(Cantabria)。在此之前，康塔布里亚掌控在法兰克人之手。”实际上，法兰克人从未掌控过康塔布里亚。(28) 第49章。在这一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法兰克国王“克洛塔尔当政的第40年”，伦巴德国王阿达罗阿尔德(Adaloald，616-626年在位)“友善地接待了一位由莫里斯皇帝(Maurice)派来的使节”。按照公元纪年，“克洛塔尔当政的第40年”是指公元623年，这个时候，拜占庭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已经去世20多年，此时的拜占庭皇帝应该是希拉克略(Heraclius，610-641年在位)。在这一章接下来的描述中，还出现了传说色彩极为浓厚的奇闻异事，其所述内容与伦巴德本土方面留下的史料大相径庭。(29) 涉外内容之所以出现诸如此类的严重失真现象，其原因当然可能多种多样，其中，有两个基本层面值得注意。一方面，相关内容从一开始就有可能是以传说的方式而不是以信史记载的方式流传到法兰克境内的。另一方面，在当时的信息传播条件下，即便境外的相关信息在初始的时候较为准确，但经过反复辗转，传到法兰克境内的时候，可能也早已变形。因此，对于《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这些涉外内容，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二)关于本土内容的信度剖析 如果将涉外内容排除在外，从叙史主线来看，《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就是一部以公元584-642年为时间断限的“简明法兰克史”。通观这部分文本，不难发现，其中有不少具有浓厚传说色彩的文字。仅就第四卷前半部分中有关布隆希尔德的内容而言，人们就可轻易地发现其中包含有许多“文学成分”，比如，布隆希尔德被逐出奥斯特拉西亚宫廷以及随后的流浪生涯(第19章)；布隆希尔德与其“枕边密友”普罗塔迪乌斯(Protadius)的“传奇”故事(第24章，第27-29章)；宫相贝尔托阿尔德(Bertoald)的悲惨结局(第24-26章)；提乌德里克与西班牙公主的婚姻因布隆希尔德的暗中破坏而失败(第30章)；提乌德贝尔特之妻比莉希尔德(Bilichildis)与布隆希尔德之间的相互羞辱(第35章)；如此等等。(30)除了布隆希尔德这个突出的个案之外，在该书的其他文字中，也可以发现不少类似的文学化的材料(如第38章、第40章、第44章、第68章，等等)。如果说“文学化”倾向让《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某些文本材料在史学信度上打了一定折扣的话，那么，文本中存在的某些史实谬误就更需要我们在使用该编年史的时候细加甄别。关于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这里同样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3章。该章有言，584年(或585年)，贡特拉姆让人为他的侄子“克洛塔尔施了洗，他自己则担当这个孩子的代父(godfather)”。关于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格雷戈里在《法兰克人史》一书中曾有详细叙述。不过，“弗莱德加”手中只有《法兰克人史》第1-6卷，对于后四卷的内容则一无所知。从格雷戈里的详尽记载中可以看出，《弗莱德加编年史》中的上述说法明显有误。虽然克洛塔尔的母亲在584年(或585年)的确曾经邀请贡特拉姆做克洛塔尔的代父，但此后几年一直犹犹豫豫、出尔反尔，贡特拉姆为此颇为恼火并在众人面前一一列举对方的食言之举。只是到了591年，双方关系趋于融洽，克洛塔尔的受洗仪式才最终举行，贡特拉姆才成为克洛塔尔的代父。(31) 第16章。这一章写道，596年，提乌德里克继位成为勃艮第国王，“其治所设在奥尔良(Orleans)”。实际上，早在贡特拉姆(561-约593年任勃艮第王)当政中期，勃艮第的传统治所(都城)就已经由奥尔良转移到了索恩河畔夏龙(Chalon-sur-
)。(32)因此，这里的奥尔良之说并不可靠，它可能只是机械照搬《弗莱德加编年史》第三卷中有关“561年瓜分”那段话中的一些文字，因而也就是间接源于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第四卷第22节。(33) 第72章。这一章讲的是法兰克君主对保加尔人(Bulgars)的残酷处置问题，其中写道，630年，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Avars)与保加尔人为争夺统治权而发生战争；保加尔人战败后逃到法兰克，恳请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Dagobert)(34)“接纳他们，让他们能够在法兰克人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园”；然而，达戈贝尔却下令，将保加尔人全部杀死。且不论保加尔人有没有在法兰克境内遭此厄运，仅就其中涉及的某些时间和人物来说，这一章就明显存在错乱。按照这一章的说法，阿瓦尔人与保加尔人之间的争斗发生在达戈贝尔当政的第9年(公元630年)，但是，根据拜占庭方面的史料，这次争斗应该发生在拜占庭皇帝康斯坦斯二世(Constans II，641-668年在位)时期，因此，也就不会早于公元641年；而此时，达戈贝尔已经去世。(35)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虽然是由生活在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文人编写的“当朝史书”，但与之前的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相比，其文本信度显然要低许多。格雷戈里是一位有着深厚学养的历史学家，而“弗莱德加”只是普通的编年史编写者，在史料鉴别、材料编排等方面均显现出明显不足。不过，指出该编年史存在失真失实之处，并不意味着可以借此以偏概全，更不能因此而对该编年史全盘否定。(36)从基本层面上说，作为公元7世纪中前期法兰克惟一一部“当朝史书”，《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毕竟勾勒出了这一时期法兰克国家的历史脉络，如果没有它，法兰克国家的历史就将出现长达数十年的“记忆断层”。从这一角度而言，《弗莱德加编年史》不仅对法兰克历史研究具有特殊价值，而且对整个法国历史研究也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5-05-22 注释： ①这部编年史原本并没有“弗莱德加”这么一个名号。16世纪晚期，西欧人文主义学者试图确定该编年史的编写者身份。并提出多种假设，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该编年史的编写者可能是“总执事弗莱德加”(Fredegarium archidiaconum)。此后，“弗莱德加”之名逐渐流传。关于“弗莱德加”这个名字与该编年史之间的关系，详见L.Levillain,"Bruno Krusch.Fredegarius Scholasticus-Oudarius? Neue Beitr
ge zur Fredegar-Kritik",Bibliothèque de l'écold des chartes,1928,Numéro 1,pp.89-90。 ②该书共分四卷，前三卷是对既有五部史书的摘编和嵌补，其内容上自“创世”，下迄法兰克人的前期历史。第四卷则具有“原创性”，其主体内容涵盖公元584-642年间的法兰克历史，但有少量材料论及法兰克以外的历史，其最晚的材料涉及658年史事。 ③据考察，自图尔主教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538-594年)以不隐其名的方式写了《法兰克人史》之后，在长达200余年的历史时期里，法兰克各种史著的作者都是处于隐身状态，直到9世纪30年代艾因哈德(Einhard，约775-840年)写作《查理大帝传》，这一传统才开始出现变化。参阅Gerald Schwedler,"Lethe and 'Delete'——Discarding the Past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The Case of Fredegar",in Ania-Silvia Goeing and Anthony T.Grafton,eds.,Collectors' Knowledge:What Is Kept,What Is Discarded,Leiden:Brill,2013,p.73. ④在这一问题上，时至今日，依然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毫无争议地宣称自己是“获胜者”。不过，从文本内容的前后关照、语言风格以及诸多文字具有追忆性特征等角度来看，笔者更倾向于“一元论”，即前三卷的“编”与第四卷的“写”均为一人所为。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在《弗莱德加编年史(第四卷及续编)》中文译本的“译者导论”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兹不赘述。 ⑤关于《弗莱德加编年史》文献学诸问题，西方学术界已有相当详尽的探讨。至于国内学术界，以该编年史为研究对象的仅有一文，即李隆国的《〈弗里德加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载《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囿于主题所限，该文并未涉及这部编年史的信度问题。 ⑥详见Bruno Krusch,"Die Chronicae des sogenannten Fredegar",Neues Archiv,VII,1882,pp.249-345. ⑦M.Manitius,Geschichte der lateinischen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Munich:Beck,1911,I,pp.223-226.马尼修斯的这部著作共3卷，分别出版于1911年、1923年和1931年。 ⑧Bruno Krusch,"Fredegarius Scholasticus-Oudarius?" Nachrichten，der Gesellschaft der Wissenschaften zu G
ttingen,1926,p.247. ⑨Siegmund Hellmann,"Das Fredegarproblem",Historische Vierteljahrschrift,29(1935),pp.66-70. ⑩参阅华莱士—海德里尔对与王后布隆希尔德相关材料的分析，Wallace-Hadrill,"Fredegar and the History of France",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No.2(1958),p.543. (11)布隆希尔德，克洛维之孙西吉贝尔特(Sigebert，奥斯特拉西亚王，561-575年在位)的妻子，曾长期操控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政局，最终被处死。 (12)Godefroid Kurth,"La reine Brunehaut",
franques(1919),I,pp.308-348; Godefroid Kurth,Histoire poétique des Mérovingiens,Paris:Alphonse Picard et fils,1893,pp.412-416. (13)Ferdinand Lot,"Encore la Chronique du Pseudo-Frédégaire",Revue historique,CXV(1914),p.337. (14)Walter Goffart,"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Speculum,No.2(1963),p.233,p.237. (15)Walter Goffart,"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Speculum,No.2(1963),p.237. (16)提乌德里克二世，595(或596)-613年任勃艮第王，其间，612-613年兼奥斯特拉西亚王。 (17)克洛塔尔二世，希尔佩里克与弗蕾德贡德所生之子，纽斯特里亚王，584(？)-629年在位，其间，613-629年为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国王。 (18)详见Marcel Baudot,"La Question de Pseudo-Frédégaire",Le Moyen Age XXXIX(1928),pp.133-170.对于博多的这一神奇构想，华莱士—海德里尔有过简要的总结，见J.M.Wallace-Hadrill,ed.,and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al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xviii-xix。 (19)详见Marcel Baudot,"La Question de Pseudo-Frédégaire",Le Moyen Age XXXIX(1928),pp.161-166. (20)即达戈贝尔一世(Dagobert I)当政第9年(公元630年)。达戈贝尔一世(生卒年约603-638/639年)，克洛塔尔二世与其第一位王后哈尔德特鲁德(Haldetrude)所生之子，622/623-633/634年间为奥斯特拉西亚国王，628/629-633/634年间为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国王，628/629-638/639年间为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国王。 (21)J.M.Wallace-Hadrill,ed.,and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al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pp.56-57. (22)Walter Goffart,"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Speculum,No.2(1963),pp.236-237. (23)Walter Goffart,"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Speculum,No.2(1963),p.234,p.236. (24)J.M.Wallace-Hadrill,ed.,and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al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p.7. (25)Kaveh Farrokh,Shadows in the Desert:Ancient Persia at War,Oxford:Osprey Publishing,2007,pp.240-241. (26)威特里克早年是西哥特王国军事将领，曾试图在国内恢复阿里乌斯派信仰。603年，威特里克发动军事政变，自立为王。610年4月，威特里克被一个天主教贵族集团暗杀。参见Rachel L.Stocking,Bishops,Councils,and Consensus in the Visigothic Kingdom,589-633,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0,p.119。 (27)把威特里克除掉之后，西哥特王国的贵族们推举纳尔榜(Narbonne)公爵贡德玛尔(Gundemar)为国王。参见Isidore of Seville,trans.by Guido Donini and Gordon B.Ford,Isidore of Seville's History of the Goths,Vandals,and Suevi,E.J.Brill,1970,p.27。贡德玛尔去世后，西斯布特(生卒年约565-620或621年)继为西哥特国王，在位时间是612-620或621年。 (28)J.M.Wallace-Hadrill,ed.,and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al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p.21. (29)Paul the Deacon,trans.by William Foulke,History of the Lombards,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1974,III,chapter 41. (30)关于上述文字中的文学成分，比利时历史学家库尔特曾有详细评述，详见Godefroid Kurth,"La reine Brunehaut",
franques(1919),I,pp.308-348。 (31)详见[法兰克]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3、387、394、542-544页。 (32)夏龙是勃艮第地区的一个小镇，位于索恩河(
)西岸，今属法国索恩—卢瓦尔省(
-et-Loire)。关于夏龙在勃艮第的地位，参见[法兰克]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354、387页。 (33)[法兰克]格雷戈里著，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4页。 (34)达戈贝尔，即本文前面已经提及的达戈贝尔一世(Dagobert I)。 (35)J.M.Wallace-Hadrill,ed.,and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al of Fredegar with its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p.60. (36)参阅陈文海《中世纪世俗史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及叙史逻辑》，《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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