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文献论文,效应论文,贸易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研究
（一）新增长理论关于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阐释
以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归结为技术进步，其局限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新增长理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而技术进步是由各种内生因素决定的，如研发（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以及劳动分工等，其中基于R&D 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已成为刻画技术进步的一条重要线索。
Arrow（1962）最早用知识的外部性解释了“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假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它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Arrow将技术进步看成是由经济系统（即投资）决定的内生变量。 Romer（1986）沿着Arrow的思路，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他强调知识的外部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递增报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他认为知识不同于资本、劳动等普通生产要素之处在于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劳动）的存在而递减，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Lucas（1988）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外部性增长模型，假定人力资本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的结果，将人力资本内生化。他认为，整个经济系统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为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一个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人将对他周围的人会产生更多有利的影响，提高周围人的劳动生产率，但他并不因此而得益。
根据新增长理论，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创新活动的显著特征是具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因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R&D的结果。结果发现， 无论是在以产品种类数目为扩张特征的技术进步模型中（Romer，1990），还是在具有产品质量改进的技术变迁模型中（Grossman & Helpman，1991），产品数目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升级都是来自于企业R&D的结果。企业的R&D活动一方面直接导致新知识的出现，同时也增强了企业对外界已有知识存量、技术的吸收与模仿能力。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开放经济系统中，一国技术进步不仅取决于国内的R&D投入，而且其他国家的R&D行为也通过各种技术溢出渠道，如国际贸易、FDI、劳务输出、人口迁移以及信息交流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本国的技术进步。
（二）新贸易理论对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阐释
20世纪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开始将进口贸易作为主要因素来解释技术进步，认为进口贸易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将经济增长引入这一分析框架。这一理论的最新进展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进的。其一是将技术视为一个外生变量，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技术对各国福利水平和贸易模式的影响；其二是把技术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研究技术变动、进口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变动的源泉有两个：一是“干中学”，二是R&D活动。Grossman和Helpman（1991）在合写的《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一书中，首次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中贸易、增长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中间产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技术通过中间产品的投入产生扩散：如果一国的R&D 活动产生新的中间产品与现有的中间产品不同（水平差异产品），或比现有的中间产品更好（垂直差异产品），当这些中间产品出口时，进口国的生产力就会通过其贸易伙伴的研发效应和技术扩散得到提高。进口新的或更好的中间产品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能够增加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进口国不必对新的中间产品支付额外的费用，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其二，专业化生产的中间产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对这些产品的学习和模仿，甚至开发出具有竞争性的相似产品，从而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根据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外国R&D 活动可以通过贸易（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这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间接地对本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促进作用。其中以商品贸易为溢出渠道的技术外溢通常称为物化型技术溢出（embodied spillovers）， 因为知识外溢已经体现在伴随贸易而进行的机器、设备等具体商品交换中，通过商品的流动而发生了技术溢出。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的一种主要溢出渠道。在开放经济中，一国通过进口贸易不仅可以购买高质量的外国最终制成品，而且可以通过进口国外的先进中间产品来提高本国最终产品生产活动的技术含量。因此，与出口贸易相比，进口贸易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技术外溢渠道，本国通过进口贸易往往能更直接分享到贸易伙伴国R&D投入的成果进而促进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二、实证研究
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也为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目前国内外关于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存在性检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国别差异研究。
（一）实证检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程度
这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考察进口贸易能否产生技术外溢，从而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从这个角度出发，不同的学者构建模型的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则不大相同。但大多数研究认为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并且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
Coe和Helpman（1995）基于Grossman和Helpman（1991）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首次实证考察了进口贸易对国际技术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他们使用双边进口份额作为权重来构造国外R&D存量，分析贸易伙伴国的R&D如何通过进口贸易这一国际技术外溢渠道影响本国的技术进步。Coe和Helpman（1995）采用21个OECD国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工业化国家间的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的研发投入能够显著地提升本国全要素生产率。
Coe & Helpman（1995）采用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的R&D进行加权成为其后续研究进口贸易作为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普遍做法。Coe & Helpman（1995）模型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国外R&D投入加权权重的处理，权重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Keller（1997，2000）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构造本国R&D的权数，实证结果表明贸易伙伴国的R&D活动通过进口贸易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Jakob（2005）将国内技术存量运用国内的人口数量进行标准化，将国外的技术存量用国外实际GDP进行平减，以人均进口量作为权重对国外R&D进行加权，采用1883—2002年13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能够给OECD国家带来200％的TFP增长。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2004）在模型中考虑到了技术或知识对溢出国和移入国来说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特性，从而对国外R&D加权权数赋予新信息，使权数的构造能够更全面反映进口贸易作为国际技术外溢渠道的作用。研究结论认为，对技术溢出国而言，技术是公共物品或私有物品并不重要，但对技术的移入国而言，如果存在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则移入的技术必须是公共物品。
（二）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溢出效应产生及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影响因素
尽管进口贸易作为技术溢出的一个渠道得到了一定的认同，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也为大量实证研究所证实，但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进口贸易提升技术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进口渗透率、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政府管制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国内外学者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对Coe & Helpman（1995）模型进行扩展，在其贸易溢出模型中加入某些影响因素的相关变量。
1.进口渗透率。在大多实证分析模型中， 进口渗透率表示本国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贸易总量占本国GDP的比重。在Coe & Helpman（1995）模型中引入进口渗透率是其后续研究的一种普遍做法。一国的进口渗透率越高，说明该国的对外贸易越活跃，该国获得的附着于进口贸易品的R&D溢出效应相应地越来越多，因此贸易伙伴国的R&D将更有效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Coe 、 Helpman 和Hoffmaister（1997）在Coe & Helpman（1995）模型基础之上引入进口渗透率和人力资本变量，但没有构建国内R&D存量变量，采用77个欠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一步检验了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工业化的贸易伙伴国的R&D和来自工业化国家的机械设备的进口以及本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较充裕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贸易也可以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Jorge 、Carmela 和Francisco（2002）通过增加进口渗透率变量，使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 证实了引入进口渗透率以后进口贸易作为技术溢出渠道对OECD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国内学者方希桦、包群和赖明勇（2004）使用1981—2000年G—7国家的R&D投入和我国的TFP、科教投入等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改进Coe & Helpman（1995）模型，引入进口渗透率研究了以进口贸易为技术溢出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通过进口贸易，贸易伙伴国R&D投入、国内科技投入对我国TFP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2.人力资本度量的技术吸纳能力。人力资本是影响技术吸纳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力资本以劳动者为载体，体现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非竞争性产生正的外部效应。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直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吸收进口贸易溢出的国外先进技术的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分享发达国家的R&D成果，提升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已在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模型中得到了证实。Gouranga（2000）构造了一个包括3个地区、6种贸易商品的GTAP模型，考察了影响进口贸易这种物化型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因素，结论表明技术移入国的技术吸纳能力、进口贸易量和其产业结构是否与技术溢出国相似等因素共同决定了此国能否成功地获得国外先进技术。Jorge、Carmela和Francisco（2002）的研究表明，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不仅取决于贸易国之间地理上的远近，还取决于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而且国内R&D存量和人力资本是国外技术外溢的关键，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对于富国的效应要强于穷国。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2004）使用进口份额对贸易伙伴国R&D进行加权和引入进口渗透率变量两种方法来代表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变量，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变量，选取了5个OECD国家作为技术溢出国，52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移入国的面板数据，检验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赖明勇、张新等（2005）探讨了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国内研发与国外研发技术外溢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增强本国技术吸纳能力和研发水平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
3.贸易开放度度量的技术吸纳能力。 贸易开放度是影响技术吸纳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Barro和Sala-I-Martin（1995）认为，开放国家有更强的吸收先进国家技术进步的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越高，通过贸易就能够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已有的知识存量，从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Falvey、Foster和Greenaway（2002）在模型中引入Sachs and Warner（1995）开放度指标考察其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作用，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通过技术外溢以外的途径影响技术移入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国内学者赖明勇、张新等（2005）以贸易开放为指标度量我国技术吸纳能力，结果发现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要受到贸易开放度度量的技术吸纳能力的限制。
4.教育和政府管制。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劳动力技术水平较高， 可以增强国外技术的吸纳能力，从而带来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 较高的政府管制水平（例如专利法和合同法及其实施）可以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深化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Schiff和Wang（2004）在Coe & Helpman（1995）模型基础上加入教育和政府管制水平的相关变量，实证检验了拉丁美洲的贸易技术扩散效应，认为教育和政府管制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国内R&D密集型产业的TFP，从而增强国外技术扩散的吸纳能力。TFP 的提升又提高了对教育和政府管制水平的要求，以更进一步提升国内的TFP，即教育和政府管制可以导致国内TFP增长的良性循环。
5.经济发展水平。Moschos（1989）在研究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时发现国际贸易提升技术进步存在“门槛效应”，即当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达到这个门槛时，国际贸易通过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少，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这个门槛后，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当大，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国际贸易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个因素。国内学者李小平、朱钟棣（2004）在研究中国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时发现存在两种“门槛效应”：一是出口的“正门槛效应”，即出口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只有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其作用才会显著为正。二是进口的“负门槛效应”，即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其进口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反而减弱。
（三）实证研究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国别差异
正因为不同国家影响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因素不同，进口贸易在不同国家的溢出效应也有差别。Jakob（2005）采用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 证实了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可以带来OECD国家TFP的增长， 但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而且导致了OECD国家TFP增长出现了收敛现象。国内学者黄先海、 张云帆（2004）研究了我国外贸技术溢出效应（特别是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国别差异，结论表明通过进口贸易获得的先进工业化国家带来的溢出效应要大于来自亚洲国家的溢出效应，因而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有助于使国内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提升国内生产率，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三、简单的评述
新增长理论为了论证内生的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特别强调了技术的外溢效应，这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所阐述的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重要启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理念，增强自我创新能力，加强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提高溢出效应的效率，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
新增长和新贸易理论都认为进口贸易能够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进口国的经济增长，这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但是从实证上分析进口贸易的溢出效应的效果要复杂得多，甚至会得出与纯粹的理论分析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实证分析要受到模型的设定和研究方法的选择等因素的影响。本文综述的实证研究采用多种分析方法，有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和横截面分析，也有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分析，都得出了大致一致的结论，即通过进口贸易产生技术外溢能够显著地促进进口国的技术进步。但这些实证研究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方面，大多的实证研究是基于Coe & Helpman（1995）模型来检验进口贸易溢出效应的存在性， 没有考虑技术或知识对溢出国和移入国来说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特性，从而对国外R&D加权权数赋予的信息不够科学，因而权数的构造不能够更全面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在实证分析影响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各影响因素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并扩展了Coe & Helpman（1995）模型，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影响因素全部纳入到一个实证模型的分析框架之中，忽视了它们的共同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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