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中国论文,要素论文,人力资本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以Lucas(1988)、Barro(1991)、Romer(1990)等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开始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来研究，并且认为人力资本对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Barro(1991)、 Barro与Lee(1993)认为在国际技术从创新国家到模仿国家的转移过程中，人力资本作为一个推动要素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扩展索罗增长模型（在模型中增加了人力资本变量），Mankiw等(1992)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影响。
然而，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关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积极和显著的影响持怀疑态度。 Temple(2001)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分析结果“很复杂”；Filmer与Pritchett(1999)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在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时作用不明显；Benhabib与Spiegel(1994)研究发现，物质资本和产出水平的增长率与人力资本存量有着正的显著联系，但与人力资本的增量之间的联系不显著，甚至为负。
在贸易开放度方面，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渠道主要来源于贸易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Helpman and Krugman,1985)、促进资本形成(Rodrik,1988)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Kruger,1985)等。以Romer(1986)、Lucas(1988)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则认为贸易开放度主要通过加快本国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Barro与Sala-I-martin(1995)认为开放国家有更强的吸收先进国家技术进步的能力。Grossman与Helpman(1991)运用Lucas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发现贸易的开展促进了国内资源在物质生产部门和知识产品生产部门之间的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Grossman与Helpman的结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已有知识存量，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要高于发达国家。但是也有学者提出需对一些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进行保护的观点(Hallak and Levinsohn,2004)。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关于贸易开放度度量指标的选取。选取不同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导致了不同的结论，Dollar(1992)、Sachs与Warner (1995)、Edwards(1998)分别运用各自选取的贸易开放度指标得出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而Leamer(1998)用H-O模型估计的贸易强度预测值与实际值之差的平均值及Dollar(1992)用商品实际价格对贸易开放条件下价格的偏差程度等衡量贸易开放度时，发现贸易开放度与实际的人均 GDP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Jin(2004)发现中国各省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的关系。
虽然关于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以及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但是把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下的研究文献较少，近期的研究主要有Miller与Upadhyay (2000)把贸易开放、贸易导向以及人力资本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要素，利用83个国家的1960～ 1989年平均数据考察了贸易开放度（以贸易依存度表示）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和积极的影响，而人力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高收入国家中存在负的影响效应，中等收入国家中存在正的影响效应，而在低收入国家中只有当贸易开放度达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本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S
derbom与Teal(2003)利用1970～2000年93个国家的数据测算了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贸易开放度对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对产出有显著影响而对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
已有文献在研究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都是基于跨国截面或跨国面板数据，很少有对单独的国家或地区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还没有发现相关研究。那么在中国它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地区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把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放在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下来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构建两个生产函数模型（其中一个模型包括人力资本，另一个模型不包括人力资本），以及一个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将全要素生产率内生化的增长模型，利用中国1981～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地区的差异性，这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 模型的构造
这里我们借鉴Miller与Upadhyay(2000)的思路，为了研究的方便，采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个生产函数如下：
对方程(3)和(4)，如果利用时序和截面数据进行估计，很可能因为方程中没有考虑到时间和地区差异的影响，而导致错误的结论。这些忽略的变量可以区分为三类：随地区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随时间变化但不随地区变化、随时间和地区变化。为了考虑缺省变量的影响，我们在方程中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①以体现跨时的影响效应。同时，在采用面板数据作检验时，由于随机影响效应估计的一个前提假设是缺省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不相关，但是在本文的模型中很难做到这一点(Miller and Upadhyay,2000)，因此本文在利用面板数据检验时，采用固定影响效应的估计方法，以体现不同地区的不同影响。
修正后的估计模型如下：
式中：time[,ij],j=1，…，5，代表时间虚拟变量。方程(5)中人力资本不作为投入要素，方程(6)中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在此基础上可以估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把通过方程(5)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记为tfp，把通过方程(6)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记为tfph。同时，本文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借鉴Miller等(2000)和Sderbom与Teal(2003)的思想，假定全要素生产率由一个国家的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平均积累水平、μ[,i]（表示地区间特殊性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一个固定影响）和ν[,it]（表示随时间变动的因素，本文中用时间虚拟变量表示）共同决定，因此我们可建立用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如下：
其中open[,it]为贸易开放度，H[,it]为人力资本积累水平，ω[,1]，…，ω[,4]，为系数。A[,it]由t时期的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水平与t-1时期的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水平共同决定。open[,it]与H[,it]的系数可以解释为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可以解释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三、经验分析
（一）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在使用生产函数法定量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产出、劳动力投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数据资料。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为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重庆市数据计入四川省）1981～2004年的数据，鉴于分析需要，同时把数据分为5个时间段（分别为1981～1985、1986～1990、 1991～1995、1996～2000、2001～2004）并分别取平均值。
其中产出值采用反映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GDP表示，并按1995年可比价格换算，劳动力投入量采用全社会年底从业人员数，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
物质资本投入数据难以获得，本文采用Klenow与Rodriguez(1997)的计算方法，得到29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重庆市归入四川省）的物质资本存量数据，并按1995年可比价格换算。其中计算公式为：
t年和上一年的物质资本存量，I[,it]为i地区第t年固定资产投资，δ为折旧率。对于折旧率的选取，根据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②本文采用经验的折旧率方法，即1978～1984年的平均折旧率为4.3%，1985～1989年平均折旧率为5.2%，1990年以后平均折旧率为5.6%。由于统计资料的限制，本模型假定固定资产存量在1978年全部形成，并假定 1978年的固定资产存量总额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③
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内生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其度量方式有公共教育支出、平均受教育年限、各级学校注册率、全社会文盲率等(Barro and Lee,1993)。一般来说，人力资本存量应该首先计算出每年各级教育的总年限，然后各自乘以各级教育所受一年教育的教育经费，最后求和得到总人力资本花费。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中等及以上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来近似代替人力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和中国经济信息网。
贸易开放度指标的选择也很有争议。到目前为止使用较多的贸易开放度指标有贸易依存度、平均关税率、黑市交易费用(BMP)、非关税壁垒(NTBs)、贸易数量限制(QRs)、集成关税率(CTR)、Leamer (1988)的贸易开放度指标、Sachs与Warner(1995)指标等。国内学者包群等(2003)将测度贸易开放度的方法分为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构建法，同时运用五种开放度指标测算了贸易开放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依存度能较好地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的变化，因此本文借鉴包群、许和连、赖明勇(2003)的研究结果，采用贸易依存度(Ti)（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作为贸易开放度的代理指标。如无特别注明，本文研究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和中国经济信息网。
（二）结果与分析
1.生产函数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分析。表1第2列是模型(5)的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ln(K/L)的系数统计不显著，说明了改革开放来，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而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等其他要素投入的。这与沈坤荣(1999)、许和连与栾永玉(2005)、赵凌云与向新(2005)等的研究结论一致，由于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况，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Feder(1982)曾指出，当样本国在考察期内存在劳动力过剩情况时，劳动力表现是不显著的。
ln(K/L)表示劳动者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其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劳动者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产出将增加0.485个百分点。
表1第3列是模型(6)的估计结果，模型(6)是在生产函数中纳入了人力资本变量的变换形式，从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440，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而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略有增加，说明了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合理利用物质资本、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并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逐渐增大。
为了说明人力资本与物资资本投资以及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共同作用，我们在生产函数中加入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的交叉变量ln H·ln K/L，估计结果见表1第4列。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反映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物质资本投入共同作用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入共同对产出发生作用，正如前述说明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合理利用物质资本、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同时，从估计结果中5个时间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显著地影响了经济增长。因为中国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间，都会制订和持续适应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措施，而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于地区的崛起和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2.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分析。为了分析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部分首先通过估计方程(5)（不包括人力资本变量）和(6) （包括人力资本变量）两种形式的生产函数的变换形式分别得到中国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大小，然后通过估计方程(7)来检验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为了说明贸易开放度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共同影响作用，在估计模型中引入了两者的交叉项。在检验过程时，各地区贸易开放度的代理指标为各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地区 GDP的比值，在估计的过程中为了考虑各个地区的不同影响，采用了固定影响效应的估计方法，估计结果见表2。
从表2第2列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贸易开放度变量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且为正，说明了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贸易开放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就会提高1.608个百分点。人力资本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反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就会提高2.661个百分点。这个结果说明贸易越开放、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估计结果还反映了贸易开放度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滞后影响效应，但其滞后影响比当期影响效应存在削弱的趋势。
说明：本表是方程(7)的估计结果。其中，结果2、3列的因变量是由方程(5)估计的TFP；结果4、5列的因变量是由方程(6)估计的 TFP。在回归过程中仍设置了5个时间虚变量以反映随时间变动的固定影响，鉴于此项不是本部分的研究重点，所以此处未列出估计值。H[,-1]表示滞后一期的人力资本水平，open[,-1]表示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度，tfph为包括了人力资本变量后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
在表2第3列的估计中引入了反映贸易开放度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共同作用的交叉变量，即 lnH·lnopen，该变量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这反映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贸易开放度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联系，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相互作用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这主要是因为：贸易开放不仅通过促进国内竞争，鼓励技术模仿和创新，增加国内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这与Leamer(1995)提出的贸易开放度越高，越能促进国内竞争，鼓励现代技术创新，增加高技术人员的需求，也可以提高干中学的效率结论相一致。Findlay(1978)指出贸易越开放，国内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越多。其实贸易开放度越高，在国际市场中，通过对新产品的演示及对用户进行使用技术培训，使得其他企业得到新产品的相关信息就越快，同时也有利于其他企业了解市场需求，通过技术外溢进行学习模仿和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积累水平。出口部门迫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将迫使企业增加技术培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贸易开放度的增大，有利于人才等要素的流动，从而使资源达到了一个相对较优的配置，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赖明勇等，2003）。
表2的第4、5列是把利用方程(6)（包括人力资本变量）估计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得到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变量系数变成了负数，贸易开放度变量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个结果和 Benhabib与Spiegel(1994)、Filmer与Pritchett(1999)、Temple(2001)利用跨国数据分析所得的研究结论一致，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
3.地区差异的比较分析。中国东中西部跨度较大，且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贸易开放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本部分主要分析不同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对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进行比较。本文按照“七五”以来确定的东部、中部、西部的划分方式把样本分为三部分，④西藏因为资料不全未予考察，重庆市包括在四川省。由于在前面的检验中我们发现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本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采用方程 (5)估计得到，然后利用方程(7)得到估计结果见表3。从表3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1)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三个地区存在差异。在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变量系数均表现统计显著，反映了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变量系数均不显著，或仅人力资本变量表现统计显著，这说明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和贸易开放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没有存在一种显著的联系。
(2)反映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共同作用的交叉项lnH·lnopen，只有东部沿海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统计显著，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统计意义下不显著或为负值，这说明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与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共同发生作用，而中西部地区没有出现这种结果。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吸引了大量中西部地区的技术人才，使得该地区人力资本存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位于中国沿海地区，有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如广东的外贸依存度在2004年达到了187.3%，而中西部的一些地区，对外贸易总额相对较少，贸易开放程度较低，如中部的河南省2004年的外贸依存度仅为6.9%，西部的四川省在2004年的外贸依存度仅为8.4%。正如Miller与Upadhyay(2000)的研究所表明的：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贸易开放度只有超过了一个临界值，它与人力资本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显著影响，所以造成了中国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与贸易开放度变量的交叉项系数统计不显著。
说明：本表是方程(7)的估计结果。在回归过程中仍设置了5个时间虚变量以反映随时间变动的固定影响，鉴于此项不是本部分的研究重点，所以此处未列出估计值。H[,-1]表示滞后一期的人力资本水平，open[,-1]表示滞后一期的贸易开放度。
四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检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1.从总体来说，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贸易开放除了通过促进国内竞争，鼓励技术模仿和创新，增加国内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外，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这种影响对于东部沿海较发达地区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没有体现，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贸易开放度偏低，存在临界效应影响（许和连、赖明勇，2002）。
2.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生长率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直接，人力资本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这种影响在东部发达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我们认为应在以后的政策制订和实施中：(1)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并在保持对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上，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教育投资利用效率，以增加人力资本积累。(2)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力度，改善出口结构，积极有效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地理特征，其贸易开放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了发挥人力资本以及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可制订和实施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对外开放政策。
截稿：2006年8月
注释：
①本文研究的是1981～2004年的数据，根据中国“五年计划”的情况分为：1981～1985、1986～1990、1991～1995、1996～2000、2001～2004五个时间段，所以设置了五个时间虚变量。
②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王小鲁(2000)在测算时采用折旧率为5%，而王金营(2001)考虑了不同时期固定资产领域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提出1978年以前为3%，1978～1990年为5%，1990年以后为5.5%。此处，由于本文只考虑1978年后数据，所以对折旧率区间进行了细分，如文中所述。
③关于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大多数学者均选择1952或1978年为初始年。同时，由于已有研究中关于初始年份资本存量值的估算方法不一致，估算的数据差异也很大，具体分析可参考李治国、唐国兴(2003)等。本文取了一个中间数值，假定1978年的固定资产存量总额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倍。
④东部地区包括京、津、沪、辽、鲁、苏、浙、闽、粤、琼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冀、晋、内蒙古、吉、黑、皖、赣、豫、湘、鄂10个省 （区），西部地区包括桂、云、贵、川、陕、甘、宁、青、新9个省（区）。本研究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河北省在本研究中被归入中部地区主要是考虑它的经济发展水平自1952年以来更接近中部地区，并且在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等许多重要方面也与东部地区有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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