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易成本考虑的分工演进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分析_自由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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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10-0092-06

一、引言

在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看来,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整个世界的福利,而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也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其自身的福利。传统的标准关税理论认为,关税将减少国民福利,制定关税政策是非理性的,并且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分析的范围内无法解释。理论模型表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而且还能产生额外收益。然而,真实世界与理论之间总是存在明显的差距。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提高各国的福利,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施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此起彼伏,贸易保护的手段层出不穷,贸易自由化从未得到广泛实施,贸易保护屡见不鲜。贸易保护的观点主要认为关税能够改善贸易条件,并且能够改善国内市场失灵。[1]

纵观历史,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在历史上都是与贸易理论相关联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不断交替。重商主义产生于15~17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它是贸易保护的起点。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威廉·斯塔福;晚期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孟。它们都把货币和财富混为一谈,认为一国拥有的黄金和白银越多,就越富有。总之,财富就是金银,金银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国际分工学说基础之上的。通过分工理论,建立于绝对成本理论,他论证了只要一国专门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用于交换本国生产成本高于他国的产品,就会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获得利益。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他从分工角度出发论证了贸易互利性,克服了重商主义者认为对单方面有利的片面看法。但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有其局限性,它不能说明一个国家各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无论均高于或均低于另一个国家时,是否应该发生国际间的贸易。大卫·李嘉图又把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把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普通化、一般化了。他提出了比较成本说,认为各国不管是强还是弱,只要各国产品之间存在相对成本差异,即可参与国际分工。[2]李嘉图在斯密绝对成本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的相对成本学说,为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产生的背景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成长时期,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要求保护幼稚工业,特别是当时的德国,于是形成了与自由贸易理论相对立的保护贸易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于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提出了保护贸易理论。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对经济不发达国家有重大参考价值,该理论的保护对象以将来有前途的幼稚工业为限,对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利益也予以承认,保护贸易为过渡时期,而以自由贸易为最后目的。[3]这一理论建立在汉密尔顿(A·Hamilton)的保护关税思想和李斯特(F·List)的保护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经穆勒(J·S·Mill,1848)、肯普(M.C.Kemp,1960)、小岛清(小岛清,1988)等人的发展,形成了一系统的贸易保护和政府干预理论。70年代末,克鲁格曼等人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市场竞争引入对贸易的分析,形成了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该理论把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统一起来,为贸易利益的取得提供了新的解释,即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利益,而且还来自对外开放产生的规模经济,使本国消费者能够低价享受同类产品不同品种的选择机会。20世纪80年代,沿着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研究路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新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为基础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产生了一代所谓的新贸易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新的合理性的辩护。新贸易理论包括两种理论:一种是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布兰德和斯潘塞提出“利润转移论”;另一种是由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概念演进而来的“外部经济论”(Ethier,1982)。

从以上综述中可以看出贸易政策的转变是同历史上形成的贸易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自由贸易一体化成为世界的趋势,从自给自足到局部分工到完全分工,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到产品内分工,分工的演进速度也不断加快,其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而对于分工演进理论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4]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Cheng,Sachs and Yang,2000)将超边际分析用到李嘉图模型,既解释了经济发展过渡期时的二元结构:发达国追求单方面的自由贸易、落后国追求单方面的保护关税、纳什关税谈判不可能实现,也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期通过多边关税谈判取得多边自由贸易的局面。成文利、萨克斯、杨小凯(Cheng,Sachs and Yang)用超边际分析方法,证明了所有国家都可以选择关税水平且一般均衡为局部分工时,关税水平高且交易效率低的国家被排除在贸易之外。[5]

国内外文献多数是研究分工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而分工演进对各国贸易利益的分配和贸易政策的决策研究较少,而且也很少涉及到交易成本的问题,因此本文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分析分工演进过程中贸易政策该如何抉择。在不考虑交易成本下,建立古诺竞争模型来分析分工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在考虑交易成本下,用效用函数分析随着分工演进,两国之间如何选择贸易政策来获取自己的贸易利益,然后通过现实案例来论证模型的现实解释能力,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分工演进与贸易政策选择的模型分析——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模型

法国经济学家古诺(Augusfin Curnot)最早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用以考察一个产业中仅有两个生产厂商的所谓双头垄断的情况,简称古诺模型①。两个厂商都掌握着市场需求情况,他们都面临着共同的线性需求曲线,各厂商根据对手采取的行动作出自己的决策。本文通过建立古诺产量模型,以一国进口关税税率为分析工具,来探讨在分工演进下一国贸易政策的变化和选择。[6]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假设世界上只有1国和2国,1国只生产产品1,2国只生产产品2,产品1、2为同类但是不同质的产品,

可以看出,当t[,2]=0时,1国的贸易收益没变,随着t[,2]的下降,1国的贸易收益是不断减少的。2国的贸易是增加的,而对于另一个国家是贸易收益减少的。

命题1 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两国情况下,随着分工演进,贸易自由化使得分工演进国家的贸易收益是增加的,而对于另一个国家是贸易收益减少的。

但是不是意味着关税越低,贸易自由化程度越大就对贸易收益越有利呢?

三、分工演进与贸易政策选择的模型分析—考虑交易成本的模型

(一)理论假设

我们考虑有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效率”(transaction efficiency)最先由经济学家杨小凯于1988年提出(Yang,1988):假若一个人购买一单位(元)商品时,他实际只得到k单位(元)商品,那么这1-k单位(元)便可称之为交易成本,而k单位(元)可称为该笔交易的交易效率。[8]这一定义法模仿了“冰山运输成本”技术(Samuelson,1952),对交易成本的衡量意义重大。第一,它不需要引入一个单独的交易部门,从而避免了由此带来的模型化难题,并使之能与一般均衡框架和睦相处。第二,它避免了直接衡量交易成本面临的难题,为从交易效率这一视角衡量一国经济体的交易成本创造了条件。

在贸易政策选择过程中,李强,王成璋[9]利用3*2李嘉图模型考虑了三个国家实施有关税和无关税的情形,得出结论是发达国家通过贸易谈判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专业化分工国家和局部分工的国家则是专业化分工国家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局部分工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在借鉴此文基础上本文加入交易成本的概念,利用杨小凯[10]的交易效率理论进行加工,考虑两国在分工演进时实施的不同贸易政策以及交易效率发挥的重要作用。假设整个世界由两个国家组成,国家中的个体是同质的。其中国家1是发达国家,我们称之为北方;国家2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称之为南方。北方是发达国,而南方为落后国。整个世界只生产X和Y两种商品,国家1是完全专业化,只生产商品Y,购买商品X(结构为Y/X);而国家2处于局部分工阶段,实行局部专业化,一部分选择X/Y,另外一部分选择Y/X。用杨小凯的超边际方法的假设:表示国家i的消费者—生产者,K[,i]表示国家i的交易效率系数。

(二)效应分析

1.局部分工国家和专业化分工国家下的关税效应分析

命题2 如果给定国家1的关税率,国家2可以通过提高其关税来增加本国的福利,从而获得贸易利益,但是国家2不可能无限制提高关税率,因为太高会使得国家1退出贸易,从而双方都得不到好处,通过纳什均衡求解④,国家2获得了好处,没有谈判的动机,这时候自由贸易政策与单方面的保护政策可以并存。

当局部分工的国家实现了完全专业化的转变时,我们来考虑南北方贸易国家的完全专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税效应分析。

2.完全专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税效应分析

从得出来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出K,即交易效率系数在一国的效用函数中越大,则该国获得的效用也越大,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两个命题:

命题3 交易成本越低,也就是说交易效率越高,一国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也就越高,也就越高,分工演进的速度也就越快,对于在贸易中政策更加倾向于贸易自由;交易成本越高,也就是说交易效率越低,一国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也就越低,分工演进速度也就较慢,贸易政策更加倾向于贸易保护。

命题4 考虑交易成本的两国产品完全专业化的情形下,一个国家的关税税率为给定时,另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征税来提高本国居民福利,然而会给给定关税税率的国家带来损失。这时政府将进行纳什关税博弈,两国都想从贸易中分得更多的好处,就可能产生关税大战,两国的利益都会受损。为了避免此事的发生,两国将进行贸易谈判,根据纳什均衡,谈判的结果是都实行贸易自由化。[11]

四、分工演进下贸易政策选择的经验研究:以钢铁贸易战为例

我们用一个比较经典的钢铁贸易战的案例来进行实证分析。2002年3月5日,总统布什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指示美国国家贸易委员会对钢材进口实行全面调查,随后宣布将对来自中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的钢铁制品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8%至30%的不等关税。这次钢铁保障措施明显具有被制裁国广、所涉及产品面广、保护措施实施时间长的特点。欧盟3月27日正式通过了临时钢材保障措施,决定对15种进口钢材征收高达26%的关税,并实行进口配额制,分别按1999-2001年平均进口量上调10%规定,以保证欧盟进口钢铁产品控制在2001年水平。2002年8月31日迫于压力,美国政府部分取消对欧盟进口钢材的关税制裁。中国钢产量自1996年突破1亿吨后,连续数年稳居世界第1,当全球钢铁市场以及美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以后对我国钢铁市场带来了很大压力,使得我国钢铁企业出口钢材难度加大,还经常受到进口国反倾销的威胁。[12]中国在这次保护战中采取主动出击战略,通过提高交易效率,如基础设施交通工具的建设、制度的完善等促进了我国钢铁的分工演进速度,避免了较大的损失。而且中国提出双方磋商,利用WTO规则,诉至世界贸易争端解决,采取了一系列举动:2002年3月,中国政府向WTO提出就美国启动限制钢铁进口的“201条款”与美国进行磋商;5月,对从美国进口的废纸、豆油和压缩机等3项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总额9400万美元;对17类钢材进口实施为期180天临时保障措施;尤其当美国采取保障措施造成“贸易转移”,我国钢材进口激增损害国内钢铁产业后,11月,国家经贸委和对外贸易合作部联合公布了《正式钢铁保障措施》,确认进口钢铁的低价倾销对于中国国内钢铁产业造成严重损害,因此对于5类进口钢材产品实施关税配额,对超过配额部分征收平均22%的附加关税,最高附加关税达到23.12%。

从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美国和欧盟的钢铁贸易大多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中国同美国和欧盟贸易的时候,常常采取单方面的保护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工业获取利益。这是由于两个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往往通过自由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完全专业化国家同部分专业化国家进行贸易时,交易效率高且分工完全专业化的国家往往更倾向于自由贸易化,而部分专业化国家由于交易效率低往往采取单方面的保护政策。当美国实施保护政策时,欧盟等强国利益受损,引起了各国的强烈反对,导致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利益都受损,经过磋商,进行了贸易谈判。中国在贸易中利益受到损害,但是中国在这次贸易战中利用贸易规则,提高钢铁交易效率,促进了我国钢铁的分工演进速度,避免了较大的损失。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案例和模型的分析,我们在进行贸易政策的选择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应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加大对贸易伙伴国的了解和研究,防止贸易摩擦升级,这样做才能作出对本国利益有利且恰如其分的策略。在博弈过程中要将自由化与国内幼稚产业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贸易自由化可使我国获得一定的利益,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应积极参与自由化进程,在自由贸易当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我国尚处发展阶段,许多产业的发展尚不成熟,市场竞争力很弱。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博弈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成熟产业的自由化,又要对幼稚产业进行一定的保护,防止其他国家打着自由贸易旗帜对我国保护产业的伤害。[2]

2.在不考虑交易成本情况下,我国可以通过关税降低进而实行贸易自由化取得利益;而考虑交易成本情况下,需要进行贸易谈判才可能获得利益。因此交易成本在分工演进下对我国贸易利益有巨大作用。我国要从本国利益出发,提高对通信科技和电子商务的利用,加强通讯、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规则,提高教育水平,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3.随着分工演进,从自给自足到局部分工到完全分工,自由贸易政策越来越占主导。在局部分工状态下,贸易好处由完全分工的国家独占,不完全分工国家只有提高关税来获得利益。因此,应尽一切可能实施一切有利于本国尽早进入完全分工的政策措施。

4.让WTO在解决贸易摩擦和谈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取消发达国家关于保障措施的条款,保留发展中国家这一规定;二是高收入国家必须迅速取消对农业、规模经济产业以及战略性产业补贴政策;三是建立平等、迅速、有效,具有世界性和约束性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5.提升综合国力。支撑国际贸易博弈能力的主要是国家的综合国力。贸易强国常常更倾向于协商解决;而大国与小国发生冲突时,往往是大国采取威胁战略,而小国常常会妥协。在钢铁贸易摩擦中正由于欧盟有实力才有可能与美国协商解决问题,而贸易小国则在贸易中常常被牵着鼻子走。

收稿日期:2007-04-10

注释:

①古诺模型的假定是:市场上只有A、B两个厂商生产和销售相同的产品,他们的生产成本为零;他们共同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线性的,A、B两个厂商都准确地了解市场的需求曲线;A、B两个厂商都是在已知对方产量的情况下,各自确定能够给自己带来最大利润的产量,即每一个产商都是消极地以自己的产量去适应对方已确定的产量。

②来源于王仁祥,齐丽娟.国际贸易政策的关税博弈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5,(1)。古诺产量函数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里利用古诺函数通过分工演进形式探讨贸易利益的变化,其中不涉及交易成本K,t值代表关税水平。

③来源于李强,王成璋.征收关税的3*2李嘉图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4)。对于均衡解,杨小凯在《超边际经济学:古典经济学框架》中有涉及,而对于均衡解的过程和结果书中只是简单介绍,故标出来说明。

④本文主要考虑的是分工演进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以及交易效率的作用,对于纳什均衡求解过程不在此详述。

⑤此效用函数是超边际分析中用到的效用函数,经常采取的是效用函数一阶最大解来求得,此计算过程同局部分工和专业分工国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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