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峰[1]2003年在《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评析》文中研究指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回避的一个重大课题。它关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认真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问题的认识及其对资本主义政策的演变，深入分析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并进而总结其宝贵历史经验，给新世纪新时期继续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以资借鉴，正是写作本文的缘由和目的所在。 全文近5万字，分为叁个部分。 作为分析的起点，文章第一部分交代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认识的源头。首先，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一般认识。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既克服又保留，既批判又继承，既打碎又利用。其次，回顾了建国前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它们为建国后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文章第二部分分析梳理了建国以来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历程。党的认识历程曲折复杂，呈波浪式前进走势，大体经历了从利用、限制资本主义到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从改造、消灭资本主义到排斥、防止资本主义，从排斥、防止资本主义到借鉴、利用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过程。1949—1952年，党继续沿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对资本主义采取的是利用和限制政策，较好地认识和把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1953—1956年，党对资本主义采取改造、消灭政策，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实行了比较错误地认识和把握；1957年以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党对资本主义持否定、排斥态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否定、排斥任何资本主义的东西以及与资本主义有某种联系的东西，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错误地认识和把握；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党逐渐突破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认识上的误区，重新科学认识和定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确立了系统地借 ／迫回八硕士学位论文 w MASflilt’S THESIS一 鉴、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有了新的理论 升华。 文章最后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一些 思考和启示：一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排除“左”和右的千扰，既认清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竟争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又认清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的继承发展关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二是正确认识和处 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了解世情，也要熟悉国情，认清中国社会 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叁是要与时俱进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 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张淑珍[2]2016年在《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文中提出关于落后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继续探索。苏联模式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出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它一度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效仿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中国自己的路”的曲折过程。结合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变化,从整体上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变化的角度,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四大期间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探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规律性。从整体上看,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四大部分。第一,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学习苏联模式的原因和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缘起。本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第二,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本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第叁,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突破苏联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意义。这是本文的落脚点。第六章论述了这一问题。现将本文的主要内容摘要如下。第一章,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由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涉及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本章首先阐释了苏联模式的内涵和特征,然后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最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的原因。所谓苏联模式是指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它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面的内容,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苏联的实践形式。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层面看,苏联模式基本上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制度、体制模式层面看,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然受国情的制约,苏联模式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苏联模式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叁方面的特征。客观地说,由于是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难以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它必然会在具体体制上存在需要及时改革弊端。从整体上看,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包括对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经验的认识和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认识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经验认识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都经过了一个从走“俄国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苏联经验的认识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问题。这为后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选择向苏联学习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苏联模式的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经验的客观原因。苏联经验具有首创性、不可替代性和榜样性。向苏联学习的主观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共和苏共在政治信仰上相同。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方针上选择了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方针的确立使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最终选择了苏联模式作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效仿的对象。尽管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并不打算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开始考察和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第二章,学习苏联模式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试图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同时,在政治体制、工业化和高等教育叁个方面向苏联学习。新民主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遇到了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新问题。一是土地改革后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农村各阶层对互助组的态度产生了分歧。二是落后的农村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的需求。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违法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叁个难题的解决关系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否还要按照原来的设想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探索解决上述难题的过程中,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原因非常复杂。第一,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矛盾的认识是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只要条件具备,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中国共产党认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包括工业化程度这一客观条件和全国人民是否准备好这一主观条件。七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更重视主观条件。1952年毛泽东把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国必然会提前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中国共产党在借鉴苏联经验解决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的新问题时,在事实上逐渐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第叁,苏联模式的影响是中国共产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原因。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大规模向苏联学习国家建设的经验,中国还没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就已经在若干方面接受了苏联的建设方法。当新民主主义建设遇到难题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自然想到了向苏联经验中寻求答案。苏联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和向社会主义过渡决策的出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正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的积极成效是,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但这一时期对苏联模式的学习也存在两大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不良影响。第一,在学习方式上存在忽视两国国情的差异而照抄照搬的现象。第二,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使中国共产党缺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苏联模式的认识不准确,没有把苏联模式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模式两个层次来认识。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坚持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体制模式。由此导致了1958年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二是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两大缺陷。苏联模式存在两大缺陷:没有充分继承列宁晚年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没有继承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当时难以客观地认识苏联模式,这是很难克服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形成于苏联特殊的国情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具有普遍规律性。因此,苏联社会模式并不完全适合当时的中国。第叁章,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探索。苏共二十大前后,赫鲁晓夫尝试对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革,其中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最大。苏共二十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点。苏共二十大促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苏联模式、反思学习苏联模式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初步认识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也认识到照抄照搬的做法不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尝试以苏为鉴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第一,党的八大之前,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应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的思想。第二,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更好地推进工业化的政策。第叁,党的八大对国内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做出了实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第四,党的八大对执政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第五,党的八大以及会议结束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进行了初步探索。第六,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成就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为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做了思想准备。第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探索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成为促成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八大前后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第一,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探索存在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没有认识到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第二,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这主要包括两点:对苏联模式弊端的认识不全面、不深刻;没有认识到苏联模式的重大缺陷。第叁,对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尚不成熟。第四,对我国阶级关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仍然存在这一问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认识不清。这影响了阶级关系的处理,使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再次抬头。第五,党的领导人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巨大危害和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局限性为后来党内“左”倾错误的发展埋下了隐患。由于把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无意使中国走上根本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只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继承和发展,而不可能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第四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共和苏共之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成为公开论战。中苏论战中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大方面: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苏论战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不同导致了的两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分歧。中苏分歧产生时,苏联模式的弊端在苏联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在中国却尚未完全暴露。苏共和中共必然会产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认识。赫鲁晓夫要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主张在坚持苏联模式的前提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尝试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两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同观点说明,两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理解上产生了巨大分歧。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进行的探索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对苏联模式的任何改革,都是修正主义性质的。中苏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论战使“左”的思想路线逐步主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放弃了党的八大制定的经济建设方针,脱离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在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把党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视为阶级斗争。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逐步陷入了“反修防修”的误区。“反修防修”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固守。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折。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后来却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这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理解的偏差。第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后来者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是实现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方向历史转折的准备时期。中国共产党决定结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路线,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道路。思想解放运动、平凡冤假错案工作和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就的考察为这一历史转折的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苏联模式,继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对苏联模式认识的科学化反过来又推动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终于克服了其自身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苏联模式不再被视为不可违背的普遍规律,而是被视为需要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共产党开始突破苏联模式的窠臼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进行了有益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成就是: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探索的成就是: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体制上有效防止了个人专断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恢复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协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清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的、目标、内容等重要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探索的成就是: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位、指导方针、根本任务、内容和指导思想等问题。此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正式起步。探索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党的十四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苏联模式。第六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及意义。本章主要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意义和对苏联模式的突破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方面有自己的创造,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上已经对苏联模式有所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对中国的发展、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过程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了下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多样性。各国必须根据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必须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许多难题,我们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该文试图揭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和后来取得巨大成就的深层次原因。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遇到挫折的深层次原因不是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已经解决了方法论问题,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习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了这一方法论。但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若干方面没能避免斯大林走过的弯路?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遭到了严重挫折?除了苏联模式的独特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践经验的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存在其自身难以超越的历史局限性。之所以在历史局限性,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水平上。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认识到什么程度,社会主义道路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终于克服了对苏联模式认识历史局限性后,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惠文娟[3]2014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文中研究指明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原理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就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言,也是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过程。新时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需要党的领导集体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更充分地认识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有必要深入研究和领会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而作为亲历并见证这段历史的特殊人物——胡乔木,他对党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政策、方针的宣传、阐释和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思,正反映了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理论成果的继承、发展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胡乔木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十一届叁中全会后充当邓小平的理论宣传助手,是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他亲历了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到改革开放,从相对封闭的环境走向世界,参与起草、修改或亲自起草和整理中共中央重要文献、决议、评论。这些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新的思路、提供了新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本文试图把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置于国际国内党内的历史实践中加以考察,主要以党的历史分期为线索,分析不同时期胡乔木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认识和宣传,总结、评析不同时期对社会主义理论及相关政策宣传,研究经验教训。笔者客观公正地评价胡乔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及我党两代领导集体是如何选择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这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的研究分为绪论、正文和结束语叁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绪论”。主要是对选题缘由、研究意义、研究设想作简单介绍,以期更全面地理解研究本课题。第二部分是正文,包括第二、叁、四、五、六章。第二章：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本章首先简要介绍胡乔木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变的理论宣传,阐明该时期的社会性质、国家性质及政体；劳资关系的正确处理；党内整风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如何处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其次,阐明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关理论政策的认识和宣传,包括：确定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总结党的“八大”精神、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积极宣传整风运动及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最后,重点评析胡乔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社会主义相关理论、政策,并客观公正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近十七年的历史。第叁章：“文革”结束后胡乔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反思与发展。本章首先介绍“文革”结束后到十叁大胡乔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主要包括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释；重新确定经济建设为党的工作中心；协助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总体布局和科学内涵；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考；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中的消极现象。其次,着重阐述十叁大后胡乔木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再思考,主要指明中国五十年代选择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因素、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年“左”倾错误原因的再思考、对社会主义有新的认识并坚信改革开放的正确性。最后,笔者指出这一时期胡乔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科学性以及在一些问题论述上的不足。第四章：新中国成立以来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特点。本章主要基于对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大量论述,总结了研究中表现的特点。如：认识过程的曲折性、认识内容的全面性、认识思维的开阔性及认识走向科学性。这样的总结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第五章：胡乔木认识社会主义问题的环境条件。本章主要从政治环境、毛泽东和邓小平对胡乔木的影响、胡乔木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个人品性,分析研究胡乔木在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过程中出现曲折及重新走上科学的原因,目的不仅是为了客观评价胡乔木,也是为了客观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胡乔木对社会主义问题探索。第六章：新中国成立以来胡乔木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当代价值。本章基于上述四章的论述并结合中国新形势、新问题,系统总结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远影响。主要包含：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加强党领导下的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助推中国特色社会现代化建设。第叁部分是结语。主要是对本文的研究作简单总结,指出文章的未尽之处,并对这一问题中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进行展望,以期日后进一步系统化和科学化。
黄丽娟[4]2017年在《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从来就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旨在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用不断发展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以不断巩固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政治社会化就是政治共同体内各种组织和群体以一定的方式、渠道传播各种政治文化信息,个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工、转化所接受的信息,进而完善政治人格、充实政治自我、更新政治观念,将内化的政治意识转化为政治行为实践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与个体的互动,由作为政治信息传播的"灌输"和作为个体的政治学习的"内化"共同组成。意识形态由理论学说、价值理想、政策主张叁个要素构成。理论学说是对世界历史进程及当下社会制度、体制和政策措施所做的合理解释和说明,主要回答"是怎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价值理想是当下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理念、价值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主要回答"什么是好的"的问题。政策主张是意识形态的操作层面,是意识形态从抽象到具象的桥梁,主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化视阈研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就是遵循政治社会化的进程,借助政治社会化的介体和方式两个维度来论述意识形态的结构要素的运行,即研究在政治社会化的传播阶段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如何实现有效传播;在政治社会化的内化阶段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如何实现认同和内化;在政治社会化的外化阶段如何通过制度化将意识形态的策略主张外化为行动。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列宁的灌输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依据。对建国60多年来政治社会化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进程进行历史考察和宏观梳理,可以了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进程、特点、经验和教训,深刻认识意识形态建设在历史铺陈中经历的整合、冲突、调适、传承和创新。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顺理成章地扩展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全国范围的宣传普及和各个行业的渗透运用,将革命时期形成的理论意识形态内化于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之中,转化为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密切联系的实践意识形态。1949—197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正确处理了"指导思想一元性"与"社会思想多样性"、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正面宣传灌输成效显着;但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意识形态斗争方式过于简单化、形式主义凸显,意识形态的传播单向、强制,意识形态整合过度依赖批判运动,夸大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过度强调理想信念的培养,忽略现实利益的满足。随着"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开始,在这个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氛围的国度里,对传统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就成了当务之急。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一元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社会思想的萌长相得益彰。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国共产党终于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里,提炼出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一元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的基本经验。由此,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突出民本导向,直接的意识形态灌输日趋淡化,兼顾坚定的主导性与包容的多样性,将意识形态工作定位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核心内容,开启了意识形态指导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时期文化发展之路。但是,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多元化诱致深刻的社会变迁,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缺憾也使主流意识形态出现了认同危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不一致性或层次性或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涌现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尚未深入人心、实现内化认同之间的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和丰富,思想理论的创新成果不断推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但有时思想理论的创新与社会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认同并不呈正相关关系,尽管大众传媒可以大张旗鼓地宣传意识形态,但却仍不能深入人心,因而出现了"意识形态漂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那种以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理论成果的不断提出就能出现"立竿见影"的"全盘解决"效果的速效论,以及那种不考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接受规律和不同受众的接受特点的漂浮论,显然都是错误的。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诸多挑战:网络技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消费主义、"媒体公器论"与社会主义文化争夺媒体主导权,"后真相"现象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全球化助力西方强势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多样化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日常生活的世俗化趋势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之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面,存在理论传播僵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普及不够、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缺乏亲和力、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僵化空泛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方面,存在着社会变迁诱致的价值断层导致认同弱化、部分党员的腐败行为耗损合法性基础的不足;此外,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一切都削弱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上述讲话,清晰地提出了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要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是一项非常复杂和庞大的工程,需要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必须借助新技术、新的传播方式构建"大宣传"的传播格局,创设面向日常生活的大众话语体系,在"话语形象"上,应由"政治符号"转为"文化符号",在"话语表达"上,由"精英话语"转向"大众话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实现实际上是一个由从非日常生活的理性认同向日常生活感性认同的转化和深化过程,我们应立足于文化世俗化和文化传媒化的现实背景,将意识形态的显性引导与隐性渗透相结合,以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性认同。当代中国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长期性、艰巨性、系统性的特点,应充分认识和把握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价值,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动意识形态制度化体系的现代化。
于江涛[5]2016年在《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文中提出论文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探索为研究对象,力求客观展现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脉络,总结毛泽东构想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探索的历史地位。基于此,论文主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毛泽东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这源于青年时期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命题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求学期间,他接触过多种主义,但经过革命实践和思想清算,最终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把个人政治抱负与党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开始了在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懈探索。二是毛泽东如何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最早从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把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想,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叁是毛泽东如何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最终指向,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也有着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转变,并指导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如何评价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开拓性的,他找到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开启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制度创建和改革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制度现代化问题认识不足等历史局限。
唐立平[6]2016年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文中提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一刻也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满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整体性视角,着眼于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理论和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发展、逻辑构成及其价值意义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掌握和运用方法论的基本规律及经验,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尝试和探索。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提性研究,主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第叁章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基本趋势及特征;第四章是价值性研究,主要围绕成功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发展性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并思考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可能路径。引言主要阐释和说明问题的缘起,对研究的背景、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与评述,对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之处作必要的说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念从叁个层面进行解读。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产生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形成的方法理论体系”(2)。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文化之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之源;西方近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主要流派的方法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借鉴之镜。第二章侧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方法演进及其特色等。第叁章着重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总体结构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在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分别具有向前发展、向上提升、向内探寻的基本趋势;其总体结构主要由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方法、各实践领域的特殊方法及完成实际任务的具体方法基本维度构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从发展趋势、内容结构和功能价值叁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第四章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的成就进行归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经验进行总结,即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理论指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法支撑。第五章主要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制度叁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运用全面联系的观点,从主体、客体和综合因素叁个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从理论路径、实践路径与制度路径叁个层面进行探讨研究。
黄圣[7]2013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是反腐廉政实践反映在政党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意识运动形式。中国共产党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观能动性,将反腐廉政实践中得来的感性认识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和由内而外的辩证思维过程,上升为理性认识来指导反腐廉政实践,并随着反腐廉政实践的变化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其主要回答了叁个方面的问题,即什么是反腐廉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腐廉政以及如何反腐廉政。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为整体研究对象,按照中共党史的历史分期,具体研究不同历史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和党的核心领导人的反腐廉政思想。本文全面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方位给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共产党对反腐廉政重要性的认知和对反腐廉政形势的判断,共产党进行反腐廉政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的方针原则、工作思路、任务部署和组织领导等方面重要思想,阐述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在指导反腐廉政实践,确保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中的历史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作出预判。本文的正文部分包括六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腐廉政思想为理论基石,批判地继承中西方古代和近代的反腐廉政思想,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腐廉政实践,并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论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新生政权为出发点来思考反腐廉政建设,主要依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反腐廉政的形势判断,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等一系列反腐廉政思想。其中,毛泽东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是导致党员干部经济贪污和生活腐化的思想原因,因而侧重运用思想教育的柔性引导来培育党员干部的反腐廉政自觉。同时,中国共产党沿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开展反腐廉政建设,取得了显着的反腐廉政成效。但是,反腐廉政思想中的有益因子未能得以理论化和系统化。第叁章主要论述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出发点来思考反腐廉政建设,主要依据党的八大对反腐廉政形势作出的正确判断,提出了防止党内产生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等一系列反腐廉政思想。其中,毛泽东注重从阶级斗争的视野来看待腐败问题,经常性地发动群众运动反对腐败,有效地防止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对共产党的腐蚀和侵袭。反对特权和干部特殊化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知产生了偏差,导致他将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以及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现象视为阶级斗争。加之共产党缺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对反腐廉政建设客观规律的探索研究不足,导致“文化大革命”时期反腐廉政建设脱离了党的领导,给党内团结和政治稳定带来了深刻的教训。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改革开放展开推进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着力消除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给党员干部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围绕着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特殊化现象,打击经济犯罪和防止权力商品化等问题开展反腐廉政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论断和新观点,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反腐廉政思想,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执政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确立了方针原则和提供了具体思路。第五章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形势下,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思考反腐廉政建设,围绕着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对中国特色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探究,阐释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反腐廉政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工作思路、领导体制、基本原则和工作格局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映了时代变革对党的建设和反腐廉政建设的新要求,为新形势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反腐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把反腐廉政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反腐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等一系列重大的观点和论断,使得反腐廉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创新。同时,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出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廉政建设由政治自觉转变为文化自觉。
刘湘顺[8]2010年在《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为此意。利益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是一个重大课题。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和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利益关系及其利益矛盾,事关改革开放的大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前,理论界围绕利益和利益关系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是尚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及其中国化发展的系统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以下方面对马克思利益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概述了马克思利益理论发展的历史,系统梳理了马克思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分析说明了马克思利益理论的主要特点,阐明其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马克思利益观认为,“现实的个人”是研究利益范畴的出发点,利益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活条件,而利益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利益是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原动力,生产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关系,利益是阶级斗争的物质根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矛盾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利益共同体是马克思利益观的最高价值目标。马克思的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利益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树立了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持,对于调整与完善我国目前利益关系格局具有借鉴意义。其次,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维度探讨了建国以来马克思利益理论在中国的历史演进,归纳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的发展与创新,进而提炼出规律性认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勾勒出新中国60年来中国利益分配制度和利益分配政策变迁的轮廓和轨迹。从实证角度对这种制度安排下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作出具体详实的分析和评价。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利益观,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毛泽东的“叁兼顾”原则、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江泽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论、胡锦涛以人为本论等系列思想,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利益关系格局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利益均等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到改革开放以后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的转变。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后,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为指导,以我国新时期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为背景,对我国当前的利益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剖析,对实现利益和谐总体原则、具体路径和工作机制作了探讨。本文提出,利益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整合利益关系必须从经济、制度、社会、党建、观念五方面综合考量,尤其是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的工作机制。希望为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利益关系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常春[9]2015年在《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并依此来确定国家的工作重心和根本任务,是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从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既有成功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形成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在90多年的探索过程中,总结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探索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时,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就会发展、前进;反之,就会出现曲折、停滞。在当代,我们党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要坚持认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本质没有改变,同时也要敏锐地观察、洞悉当今社会主要矛盾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地深化和拓展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这对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文一共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论叁个部分。在绪论中,说明了问题的研究依据和意义,评析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研究现状,并说明了研究方法以及论文结构和创新点。正文部分共包括五章:第一章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考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这些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理论来源,对于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借鉴作用。第二章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把握上,走过弯路,有过失误,但总体上是正确的。我们党依据对这一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制定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第叁章论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有着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到党的八大,初步形成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为探索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奠基性贡献。遗憾的是,八大不久,中国共产党逐渐偏离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继而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上升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下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挫伤。第四章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判断。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判断,紧紧抓住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不放松,坚持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有效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五章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经验教训及启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性认清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党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依据;二是及时把握各种矛盾的演进变化,是党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叁是准确判定不同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党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目的;四是科学运用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是党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保障;五是与时俱进地阐释社会主要矛盾,是党正确认识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趋势。
康秀云[10]2006年在《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是人们最根本利益的表现形式,也是学术研究应该予以关注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曾指出:“现代历史着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遗憾的是,无论是对世界的总体认识,还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人们往往停留在后现代主义所批评的grand narrative(宏大叙事),而把与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活方式问题置于理论视野之外。翻开历史着作,只见风云变幻、政权更迭、制度消长,而人民只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数量存在着,他们承担共同相似的命运,彼此间缺少差别。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发生波澜壮阔的重大变革的世纪,也是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世纪。尽管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研究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有关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价值观念怎样发展变化?何以发生那样的变化?种种贴近生活的课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已经成为本学科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是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的,深入考察而不是表面上叙述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其所依赖的社会,就不能不研究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以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的变革与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来进行党史研究,不仅是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同时也会使党史研究更加有血有肉、丰富和立体。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运用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工业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置于100来社会变迁的全过程中进行把握,着眼于社会生活方式最基本的内容和这些内容100年来变革最突出的部分,梳理变革的进程和基本状况,重点分析和概括100年来,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的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精神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等的变革;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动力理论为指导,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体制等方面分析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基本动力,进而研究其变革的特点,并对新世纪社会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行前瞻性分析。本文包括导论和四章。导论重点对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基本概念问题作学理考究,以期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论域基础。第一章,梳理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变革的基本轨迹。基于对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基本概念的界定,结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特点,以新中国的建立为界线,将20世纪分为上下两个时间段,考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主要从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婚姻家庭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革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从传统农业社会生活方式向现代工业社
参考文献：
[1].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和把握评析[D]. 储峰.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2]. 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D]. 张淑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3]. 新中国成立以来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D]. 惠文娟.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4]. 建国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黄丽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5]. 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D]. 于江涛. 清华大学. 2016
[6].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D]. 唐立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廉政思想研究[D]. 黄圣. 武汉大学. 2013
[8]. 马克思利益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刘湘顺. 武汉大学. 2010
[9]. 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研究[D]. 常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5
[10]. 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问题研究[D]. 康秀云.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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