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平民儒学：当代儒学创新发展之路
陈寒鸣 刘 伟
摘 要 ：坚守人民本位，充分发掘儒学传统中民本思想的有益成分，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是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文化自信是现代平民儒学的根基。现代平民儒学的实践者是人民群众，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四民”。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有助于促进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展示中国风貌，阐发中国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文化自信；儒学；人民本位；现代平民儒学
走进新时代，重新发掘儒学传统的合理价值，当仁不让，责无旁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推进文化综合创新的行动指南。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给古老文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儒学迎来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大好时机。如何调整自身的理论架构，寻求新的实践主体？如何在现代社会寻找新的实践主体？这些问题亟须解决。在传统社会中，平民儒学的实践主体是贩夫走卒、陶匠灶丁、樵夫渔翁等弱势群体，他们在“四民”的边缘践行“百姓日用即道”的社会理论。现代平民儒学则是在坚守人民本位的基础上，推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益借鉴，为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提供可供选择的治理方案。
作为众多地域文化中心之一的亳文化，时空悠久，它是“亳”这一地域内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等各种文化形态的总和，是千百年来亳州人民所创造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记载和反映了这一地域内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倡导的价值观念。它不同于周边的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与“徽文化” 遥相呼应，形成“南有徽文化、北有亳文化”并蒂绽放的景观，成为安徽文化的两大主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支撑着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精神，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一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泼泼的社会实践者。我们应当从总体上处理人民和儒学之间的关系。先立乎其大，将问题限定在平民与儒学的历史渊源，讲古论今，推陈出新，希望能够为儒学的华丽转身提供一条可供遵循的道路。平民需要儒学。因为儒学能够为平民指明安身立命、下学上达的康庄大道。儒学绝非文化精英的专属品，“儒学的生命力仍在民间。儒学本来就具有平民性格，是民间学术。几千年来，它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担当着社会的道义，以道统，即以其‘领导精神’，制约、指导着政统与治统，其依托或挂搭处则是民间自由讲学”[1]。“中国人一般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越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越是拥有儒家的基本价值。”[2]郭齐勇在《中国儒学之精神·自序》中说：
儒学是生活，儒学有草根性。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之后，即使清末民初以来基本社会架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儒家仍活在民间，就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下的生活之中，在社会大群人生的伦常之间，在日用而不知之间。我们当然希望把日用不知提升为自觉自识。我们在孔繁森、吴天祥、桂希恩、周又山等当代楷模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儒学因素的积淀。我个人即是出身生长于武昌巡司河畔的平民家庭，又在农村与工厂等最下层民众中生活了数十年，至今还有平民朋友，深知民间家庭、社群、人性、人心之主流，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与工作伦理还是儒家式的，主要价值理念仍然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内涵当然也与时迁移，有新的时代精神渗入）。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92.50%）高于对照组（72.50%），且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两药联合服用，可明显改善患者疗效，同时改善神经功能，对患者病情预后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2.50%）低于对照组（22.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权威文献报道认为，胺碘酮单独给药不良反应比较多，联合其他药物后，不良反应明显降低，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两种治疗药物联应用，可减少单一用药所引发的不良用药反应，对患者安全用药具有促进作用。
诚哉斯论！如果与某些自视居于人上的所谓“精英”们——像政治生活领域贪腐的“老虎”“苍蝇”，经济生活领域唯利是图的不法奸商，文化生活领域那些缺失道德和良知、伤风败俗的学者文人——相比，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郭齐勇所举述的这些普通百姓真正具有儒家君子人格，体现并践履着儒学的精神价值。儒学离不开平民。因为儒学承载的修齐治平之道，需要依靠平民去实践。离开平民的真心拥护，儒学将会失去一切，将会彻底进入历史博物馆。
儒学不是博物馆里的陈迹，而是涵盖天道、心性和义理的生命学问。儒学研究方兴未艾。儒学研究，不是一味地钻故纸堆，爬梳史料，而是发掘它的时代价值，探寻它的准入路径，让它更好地为普罗大众提供有益的帮助。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是文化综合创新的题中之意，是文化自信滋养的理论成果。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3]现代平民儒学的主旨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我们应当深刻反思“四民”的静态性、狭隘性与封建性。在许多儒学从业者看来，传统社会中的“四民”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存在职业分途，人们都能在相应的职分中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其实，这是一种富有浪漫情怀的解释，与事实并不相符。因为从统治集团的现实利益考虑，将社会成员中的“良民”细分为“四民”，既有助于维护制度稳定性，又能为权贵和精英的社会控制提供厚实的根基。
按照多年的培训新进检验员的实践经验，我们把新进检验员一年的岗前培训和成长过程分为科室社会化适应期、胜任力扩大期、工作丰富化期、逐渐独立期四个阶段，科室主任和带教老师通过目标管理的方式，于四个阶段分别有意识地对新进检验员进行培养。
这样做，不仅能够解决老问题，而且可以深入发掘儒家经典中涉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宝贵资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深厚的沃土。
儒学面临的老问题有待彻底解决。以前，一些人将儒学视为士人博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将儒学打造成统治者钳制平民的工具，将儒学变化为豪门巨室文过饰非的遮羞布。诚如郭沫若所说：“自汉武以后，名虽尊儒，然以帝王之利便为本位以解释儒书，以官家解释为楷模而禁人自由思索。后人所研读的儒家经典不是经典本身，只是经典的疏注。后人眼目中的儒家，眼目中的孔子，也只是不识太阳的盲人意识中的铜盘了。儒家的精神，孔子的精神，透过后代注疏的凸凹镜后已是变歪了的。”[4]长此以往，儒学的可信度和公信力遭到了质疑。在旧的社会制度中，人伦与压迫混杂在一起，让革命者痛恨那些温情脉脉的面纱。许多革命者将矛头对准了家庭，认为只要以“娜拉出走”的决绝态度，与封建文化彻底决裂，就能挽回颓势，实现个人自由。浪潮汹汹，大有冲决罗网桎梏之势。儒学首当其冲。儒学赖以生存的家庭伦理遭到全面质疑。重估一切价值普遍展开。
在传统社会中，儒学赖以传承的主体是士大夫，他们从当时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方式出发，站在自身的立场上对儒学的基本观念进行诠释，在天道、礼乐制度、心性和历史哲学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探索，对社会生活和民族精神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积极一面讲，儒学曾经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民族自信心的培养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尤其强调独立人格、天人之际的有机整体观念、刚健自强的进取精神、爱国主义信念等，为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一笔价值不菲的精神财富；从消极一面讲，儒学过于重视以“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身份，并着力以其伦理道德保持和强化以“四民”之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这虽然能够维系传统农业社会的稳定，但在无形之中阻碍了人民对普遍性的追求，因而只有突破儒家士大夫的传统之见及其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的限制，将儒学发展成为适应于当下普通百姓生活日用的平民儒学，才能有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换。
在传统社会中，“四民”是良民，“四民”之外的老百姓是贱民。二者之间的差异，构成“良贱之辨”。“四民”与权贵之间的差异，构成“良贵之辨”。无论“良贵之辨”，还是“良贱之辨”，都有效维护了帝制时代的制度稳定性。以前，我们对此多有批评，认为它妨碍了社会进步，钳制了臣民的主动精神；现在，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讨论它的社会功用。诚然，“制度稳定性的一个方面，即静态特征，是以达到均衡结果为条件的。在其他人都遵守制度规则的情况下，如果没人愿意背离它，那么这个制度就是均衡的。制度将会稳定，从一个较弱的意义上来说，是指没有个体具有违反规则的动机；稳定性的较强意义，是指没有群体具有结成联盟去违反或改变规则的动机。”[6]在有些特定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极为重视制度稳定性，将规则提高到非同一般的高度。只有臣民按照规则做事，统治者就能延长一家一姓的执掌权柄的时间。
(2)由于矿产资源资产评估的特殊性，传统评估使矿产资源资产的市场价值很难在账面上直接计算得到，在各国证券交易所推动下，各国相继出台相关矿产资源资产评估规范标准，主要有澳大利亚的VALMIN、加拿大的CIMVal和南非的SAMVAL，上述标准规范在结构、定义、范围和管辖要求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
谁是儒学传统的继承者？一言以蔽之，活生生的现代平民。这既是客观描述，又是情感认同。谁是现代平民？他们是活在现代社会，为自己的衣食住用行付出劳动的普通人；他们是确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默默无闻，奋战在工作第一线的普通人。这些普通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想法、有追求，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不懈追求，有实现伟大梦想的坚强意志。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塑造了现代平民的光辉形象，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展示了现代平民儒学的价值典范。
目前，大部分报纸已经形成“两微一网一端”的数字化布局，而要实现不同平台的共同发展，则需要根据不同传播渠道特点和用户阅读习惯，发布不同内容。在微博上发布的内容比较短小、时效性强的文字和视频，注重与读者互动，增强读者黏性；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布深度报道，注重发布时间，以得到更多的阅读量；在官方网站上发布实时报道，满足用户的多样阅读需求；在自有APP上发布独家内容并提供增值服务，注重每日新闻推送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各个媒介平台还可以运用超链接的方式联通，最终整体提高数字传播能力。
现代平民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愚夫愚妇”。在传统社会中，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比较少，科学技术有待进一步发展，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释。那时候，平民被士大夫称为“愚夫愚妇”，被视为教化对象，被当成奉养君子的劳动力。对此，儒家有不同看法。如何“觉民行道”，或者说，如何调动广大民众的主观能动性，化被动为主动，让他们有勇气有信心有能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现代平民则不然。他们逐渐掌握了“互联网＋”的交往实践方式，能够及时捕捉信息，灵活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平民不再是“愚夫愚妇”。“高手在民间”这句网络用语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广大民众的共识。
平民的前世今生，非常值得玩味。从文化心理来看，现代平民这个社会群体其实是“古今中外”十字形的写照。所谓“古今”，显而易见，是指现代平民既保留了包括精华与糟粕在内的文化传统的残余成分，其中平民儒学所占的比重最大；所谓“中外”，毋庸置疑，是指现代平民在消费主义的支配下重新安排生活，对原有的生活方式作出了局部调整。可以说，衣食住用行都呈现出了彻底的国际化，头脑里面却萦绕着本民族的价值取向。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大时代中，我们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现代平民儒学的载体。
文化自信是灵魂深处的振奋，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具体实践，是儒学传统现代转化的强大动力。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是做足“反求诸己”和“反身而诚”的工夫，自觉担当社会责任，坚守人民本位。可以说，我们探究现代平民儒学的基本问题，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悄无声息的“隐性的批评”。开展批评活动的主体是自己，批评的对象是那个浸淫在“古今中外”文化交融的“我”。这个“我”，是具体的存在——既有落后保守的一面，汲汲于个人私利，企图用华丽的辞藻和繁琐的逻辑推理掩盖内心的真实想法，又有积极进步的一面，拳拳于天下公义，力图用有限的生命和强大的理论武器鼓舞人生的昂扬斗志。
二
公私之辨是儒家的重要议题。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有些时候，天下之达道与老百姓的短期利益很难协调。廓然大公与公私兼顾时常处于对立状态。损公肥私，轻则败坏道德，重则违反法律；以公灭私，不仅需要刚正不阿的品格，而且离不开良好的政治生态。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我们开启了现代平民儒学的研究进程。它或许是一场历险游戏，不仅仅是思想层面的。它要穿越的第一个关口，就是如何剖析“四民”的静态性、狭隘性和封建性，从而为现代平民儒学走向人民性的康庄大道扫清障碍。
“继承传统当然不意味着‘复古’和‘保守’。批评传统思想的负面，否定、清除其思想弊病，去芜存菁，作出创造性的选择和诠释，以符合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需要，正是我们的职责。”[1]323既然要为人民谋幸福，就要注重方法。我们的方法就是“古今中外法”。为什么要讲求“古今中外法”？原因很简单，就是剥去那些附着在儒学外表的污垢，解除那些困扰儒学走向社会实践的脚手架，让儒学传统中的平民精神得到充分彰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儒学形式。
有水开门与有水关门工况下卧倒门受到的载荷基本相同，因此有水开门工况下卧倒门的力矩平衡方程亦为式(5)所示。开门初始时分别按最大水位降为0.8，0.5，0.3 m进行试算。因篇幅限制，亦不再详细列出。
其实，近现代中国睁眼看世界并鼓动学习西方的人，包括推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先驱、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辈，都是积极入世进取，主张与时偕进、变化日新，是关切国事民瘼、向往大同世界等儒家情结最深的人。他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无一不是儒家式的。不仅《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是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文化铺垫”，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儒学传统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济世救民的情怀、天下为公的理想、百折不挠的毅力、舍生取义的品格、自强不息的意识、力行实践的精神、辩证中和的智慧都渗透其间。而在理论上，儒家的民本主义传统、大同理想的传统、内圣外王传统、知行合一传统、实践理性传统、唯物论传统、辩证法传统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都起过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包含了与积淀在社会与民众中的儒家文化的结合”，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度建构，同儒家社会的建构亦有难分难舍的关系。至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富民强、务实求新、富民小康等思想，更与儒家经典所强调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法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和承续性。总之，“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入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合则两美，离则两伤”[5]。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与中国革命道德相互贯通，没有隔阂。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优良道德。儒学传统滋养了中华传统美德，为中国革命道德提供了源头活水。无论是移风易俗，树立社会新风，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还是洁身自好，保持高风亮节，都显现了二者的深层次联系。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许多革命者的身上闪烁着孝亲爱国的道德光芒。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推进改变了旧中国贫穷落后愚昧的面貌，还有更多的人看到了儒学传统的强大生命力，看到了儒家人文精神、道德理念和教化思想的时代价值，看到了儒学能够为当代人提供消除总体性困难的古老智慧，看到了承续儒学传统，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骨气和底气，为新时代提供源源不断的蓬勃动力。
当然，有些经济学家极力用社会分工的理论架构来重新诠释“四民”制度，将西方近代以来的平民观念植入其中，试图抵制阶级分析法，为濒临衰亡的旧社会、旧制度和旧礼俗增添最后一点荣光。这不是学者的客观研究，而是信徒的惋惜心情。怀有这种惋惜心情的人很多。陈焕章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向西方社会介绍“四民”制度，着重指出：
在孔子思想影响下，中国不存在社会阶级与种姓制度。但是，根据劳动分工，中国曾经有、现在也有四民。仅从以上所引材料的陈述中，我们注意到具有特殊意义的三点。第一，社会平等，士农工商均一视同仁谓之民，即四民平等。第二，商与士农工一样，他们均具有生产性。在汉语里，“四民”的排序通常为：士为四民之首，其次是农，再其次是工，最后是商。然而，根据《榖梁传》，商人却仅次于士人。显而易见，孔教徒认可商人所具有的生产性，无论商在四民中居于第二，或居第四，他们并不因此对商人不友善。第三是劳动分工的原则。划分“四民”的目的是使生产力量更加充分，而且，民众并未被限制在任何被指定的职业类别中，而只是通过职业分类被划分为某一类“民”。以上所述均是划分四民体系的实质[7]。
陈焕章是20世纪初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拥抱现代社会的儒生之一。他精力旺盛，视野开阔，能够将自己的赤诚、信念和信仰化为实际行动，改善儒学的尴尬境遇。他对“四民”的诠释，极具代表性。这样的诠释在逻辑上能够自圆其说，而在实践上却无法打开局面，个中缘由，非常复杂。有一点我们无法否认，那就是从社会贤达到普罗大众对旧社会、旧制度、旧官僚失去了信心，都渴望有人出来改地换天，重造世界。
“四民”的社会身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中显得支离破碎。大家为了生存，为了延续生命，也顾不得虚浮的道德说教了。自《春秋榖梁传》写定之后的一千多年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或高或低，却无法打破“四民”制度的稳定性。其实，“四民”内部的位次排列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样态。陈焕章的儒教信仰感染了许多人。许多人爱屋及乌，以想当然的态度回顾历史，天真地将儒家经典文本中记载的“四民”制度等同于帝制时代的实际情况，有意屏蔽涉及剥削和压迫的历史材料，以期达到美化与此相关的制度稳定性，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无法否认儒家与帝制时代的王朝国家存在着复杂的纠葛。但是，我们不能彻底混淆二者的界限，甚至将后者等同于前者。
除旧布新，总会经历坎坷，遇到挫折。众所周知，旧中国的社会问题妨碍了儒家社会治理，遮蔽了儒学传统，亟待彻底解决。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当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倒了族权、夫权和神权之后，传统社会迎来了彻底的革命。儒学传统在时代大潮的轮番冲击中，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呈现出勃勃生机。这促使许多人不得不消除偏见，不再将其视为先王陈迹、六经糟粕和历史遗存，重新以综合创新的眼光看待它。老树开新花，老枝生嫩芽。只要有百姓生活日用，就会有儒家思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用武之地；只要有上下级关系、家庭伦理、社会实践，就会看到儒学传统的一鳞半爪。其实，儒学传统并没有断裂。只不过随着时代浪潮而改变，或隐或显，或强或弱，不一而足。
从“四民”到“人民”的理论转变是马克思主义对儒家理论的深化改造。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途径。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
在对元曲的推尊形式上，朱权《太和正音谱》与贾仲明《续录鬼簿》是明初最主要的两部曲学论著，前者以评价作家整体风格面貌为主，后者以描述作家人生传略为主，均没有就具体作品、典型词句展开细致分析，可见当时“尊元”倾向还处于粗线条的作家作品概况描绘阶段，尚未转入对作品字斟句酌的细节品评。而且两部著作均以杂剧作家为主要评述对象，也可以看到当时“尊元”的主要视野范畴在于北曲系统，罕涉南戏。换言之，元人以北曲为声音正统的“中原正音”观念，也明显为明初曲学所承袭。
从“四民”到人民的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他看来，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就不能停留于口号，更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8]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实现儒学的话语体系转换。
儒学是入世的。这种理论品质决定了它必须正视和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总格局。如何紧扣三者之中蕴含的同一性？这是儒学从业人员必须正视的实践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儒学应该吸纳人民群众主体地位、人的全面发展等先进文化的优秀成分，为自身转化提供不竭动力。以前，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构建者苦于无法让民众“动起来”。有关“动起来”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许多人。
我们不能从说教者的角度俯视民众，而应该深入民众生活，了解民众的需求、感受和愿景。民众不仅需要美好生活，而且需要信仰、组织和领导者；民众不仅需要礼乐教化，而且需要被尊重、被认同、被带动，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组织引领他们不断前进。毛泽东在《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中指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9]众所周知，集思广益，善于向民众学习，这是儒家的优良传统。无论“询及刍荛”，还是“不耻下问”，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为什么要学习？或者说，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更好地兑现“正德利用厚生”的承诺。承诺不兑现，就变成谎言，久而久之，就会失去公信力。
儒生大有可为。“尊道”不易，“行道”更难。现在需要更多的儒生摒弃偏见，与时偕行，重新进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重新让人民群众看到儒学的社会功用，而不是怨天尤人，负重不前。任何打着“尊道”的旗号，不愿且不能“独善其身”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天下午，颜真卿又来方便时，抱着竹树摇头晃脑沉思入厕，竹根全断，竹子一松，他自己是猝不及防，破茅而出，直坠水潭，好容易一个千金坠定住身形，那边东方宇轩刚好路过，慌忙将鞋袜皆湿的一代文曲星拉上来。
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儒家必须激发日新又新的精神，适应进步，引领进步，在进步中重振精神，为现代平民创造幸福的精神家园。有些学者对往日辉煌情有独钟，一直沉醉在“王官学”的迷梦之中，觉得儒学的唯一出路就是恢复身份，名正言顺，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种设想，充满悲情意识，能够激起很多人的共鸣。往日辉煌，已经逝去。旧路走不通了，必须另辟新径。
（2）集料。粗集料选用玄武岩，表观密度为2.929g/cm³，压碎值为12.1%，磨耗值为13.6%，磨光值为42BPN，吸水率为0.8%，针片状含量为12.7%。细集料选用机制砂，表观密度为2.869g/cm³，表观相对密度为2.877g/cm³，砂当量为83.1%。矿粉选用石灰岩矿粉，表观密度为2.665g/cm³，表观相对密度为2.67g/cm³，含水量为0.1%，亲水系数为0.7。
开辟新道路，需要新工具。儒学从来不排斥新工具，因为新工具能够帮助它摆脱困境，赢得转机。儒学能够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上升为汉代的“王官学”，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善于运用其他学派的新工具；儒家能够与大乘佛教展开良性互动，促成佛教中国化，重要原因之一是它善于消化佛教带来的新工具；儒家能够与明末清初的天主教耶稣会士进行深刻的科学技术交流，产生《物理小识》《周易时论合编》《数度衍》等著述，就在于它立足中华文化立场，博采众长，消化泰西文化，开创新局面。新工具不断产生，儒学依然需要革新。拒绝革新，死路一条。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儒学在帝制时代一直扮演着“王官学”的角色。无论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它总能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我们不必深陷“历史的终结”和“文明的冲突”之类的迷雾，而应当从文化综合创新的角度出发，重新汲取儒学传统中蕴含的合理成分，为今天的人们提供安身立命的有力支撑。历史是最高明的见证者，千秋功过，最终会有一个较为准确客观的历史评判。今天，如何看待儒学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已经成为亟须解答的理论问题。在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正视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创造的发展机遇，积极投身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儒学传统的合理价值走向世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世界，文化交融势在必行，外来学术思想的译介、诠释与传播，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都是常见的文化现象，但必须牢固树立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为选择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做好基础工作。
新时代，学术界必须有新气象，古典教育，不可或缺，经典文本有其独特优势。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松对“去中国化”的警惕，就会被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团团包围，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抛弃经典文本，就会让全盘西化论占据意识形态阵地，贻误更多的年轻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极个别人盲目颂扬古代，而是许多人被欧风美雨冲昏了头脑，武断地割裂传统，在“去中国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迷失自我，害人害己，直到彻底沦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并不等于厚古薄今，不能用古代的衡量标准看待现代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古代经典不再保有任何经典权威，他们远不能作为评价历史的标尺，其自身的历史意义也受到了审视。它们存在的价值是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对象，而非历史研究的前提。”[11]古代经典失去经典权威，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并不妨碍它们对现代人的生活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并不妨碍它们为推进文化综合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三
现阶段，儒学若要革新，就要灵活使用新工具，深入研究物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结构，深入持久研究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式，深入持久研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而不是回避最大的现实。儒生不应该回避社会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一百多年来，儒学式微，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能明白这样的道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势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0]变革不可避免。变革会带来剧痛，但它孕育新的生机。
压实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键指标，若压实度达不到要求，孔隙率就大，平整度衰减就会加快，导致路面耐久性降低。所以，一般要求压实度要达到98%以上。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体。任何人为割裂和蓄意扭曲都无法改变它的生命价值。曾几何时，我们被“反向格义”的思维定势困扰，习惯于用西方人的话语体系肢解儒学的义理，误以为这就是研究范式的现代转化。久而久之，弊病丛生，面目全非。其实，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世界儒学传播，中国要保持充分话语权。如何在“古今中西”之间实现真正的互通？这需要思想家的远见卓识、深思熟虑和创造转换。此时，我们更需要正本清源，推进文化综合创新的系统工程。须知，“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到一个文化综合的新时代。这种新的综合与历史曾有过的综合不同，它超过了过去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综合的界限，进入到世界范围的大综合。综合的领域，也从过去单一的领域的综合，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等思想文化的全面综合。”[11]若要将儒学纳入文化综合创新的大格局，就要正确处理儒学传统中的“变”与“常”之间的关系，即所谓儒学内部的差异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联。儒家必须正视现时代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从文化的“常”与“变”来看，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属于“常”，外来文化的不断渗透融入属于“变”；“变”与“常”的互相融通，构成了一个文化综合体。
“中、西、马，儒、释、道，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著精彩，各有其长，都是人类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与文化资源，都可以作创造性转化与综合，取长补短，交流互动，以为当今中国和世界之用。而以当代开放的儒家的立场视之，以他者的视阈，更能发现自我的精神与缺弱，故儒家欢迎各种批评，并善借镜名家的成败得失。”[1]自序儒学的最佳出场路径是融入文化综合创新，服务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浊扬清，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陆贾有言：“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新语·术事》）时移世易，我们满怀信心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接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新时代激发文化综合创新的活力。
翻转课堂为传统课堂教学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是一种值得借鉴和尝试的教学模式。近年来，我国诸多高校已经大规模开展了这种新的教学模式。然而翻转课堂在推广及应用中仍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分析、探索、总结翻转课堂实践现状以及推进翻转课堂在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任何一次教学改革中，教师始终是决定改革成败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翻转课堂亦是如此[5]。因此，本文以通信电子电路课程为例，分析了目前翻转课堂实践过程中，教师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应对这些挑战的策略。
文化综合创新不是照搬照抄。张岱年借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两句话表达自己对“文化的体用”问题的基本看法，指出：“这所谓用不是体用之用，但与体用之用也不无联系。文化的体用问题，是否可以讲‘今中为体，古洋为用’呢？今中为用，就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体，其中包含对中国固有的优秀传统的批判继承；古洋为用，就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尽力学习西方，同时在艺术方面兼采民族形式。”[12]文化综合创新，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吐故纳新，激浊扬清，为现代人创造崭新的文化财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国外现代化发展，都为我们进行文化综合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素材不等于模板，只有把握文化综合创新的度，确立文化自信，我们才能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3]338-339。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走进新时代，我们更应确立文化自信。因为我们坚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构建现代平民儒学，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化解新时代的诸多难题。现代平民儒学不是极少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它有非常明确的导向，那就是融入到新时期的社会实践，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构建现代平民儒学，不是企图回到封建社会，不是推行所谓“复古更化”，不是醉心于勾画新时代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而是推进文化综合创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更多的有识之士一道，确立文化自信，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诚如方克立所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之最新发展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对中、西、马在文化综合创新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作了更准确的界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坚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有机地统一起来。”[14]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发掘儒家义理中那些符合“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有效成分，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发展，将其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体系之中，增加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只有这样，现代平民儒学才能谱写壮美的新时代篇章。
经济全球化给儒学复兴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儒学早已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脱颖而出，走出国门，融入地球村。有发展机遇，就有生存考验，任何事物都处于矛盾状态，这是辩证法的妙处。经济全球化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大事件——它将我们寄身的大地变成了“地球村”，制造了大规模的贫富差距，用消费主义的热浪袭击了大众的头脑，致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俗化运动。不过，我们可以透过这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重新回答这样一组看似寻常却又发人深省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要想回答这些疑问，必须拥有历史的客观的全面的眼光。否则就会堕入五里雾中，不知彼，不知己，解释不了现实问题，改造不了现实世界。
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但是许多别有用心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处心积虑地曲解经济全球化，或者含含糊糊地鼓吹全球化，悄无声息地将“文化全球化”和“政治一体化”置于其中，为殖民主义投石问路，开疆扩土。一些民族、国家和地区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之后，清醒地认识到二者的潜在威胁，自觉地拿起文化安全和国家理性这两件精锐武器，有意识地捍卫自身利益。其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显得尤为活跃，他们对世俗化展开了全面批判，试图重新解读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用现代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推进新一轮的复古更化的社会行动。他们的尝试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我们无法贸然断定。
结语
儒学的根基在民间。儒学的实践主体是平民。儒学的未来走势是做好“民听”与“民视”的实际工作，坚守人民本位，诠释民本思想，关注民生问题，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重新发掘儒学传统中的有益成分，激扬人民性，唤醒民众的道德自觉，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心系平民，造福平民，教养平民，是儒学传统中一以贯之的精髓，是儒学复兴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强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灵魂。没有平民，就没有儒学；回到平民，就能发展儒学。天下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构建现代平民儒学，不过是“殊途”中的一途，它有助于我们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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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Plebeian Confucianism：The Road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CHENHanming，LIUWei
Abstract ：The practical subject of modern society is the masses.Modern plebei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sses.Therefore,the only way toward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al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tradition is to stick to the standard of the people,to explore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of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in the Confucian tradition,and to construct the modern plebeian Confucianism.The practitioner of the modern plebeian Confucianism is the masses,it is different from the"simin"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lebeian Confucianism is helpful to national development,national advancement and social harmony.It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to realize the target of"two centenary goals".It is helpful to tell the Chinese Story,to spread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to display the Chinese style,to elucidate the Chinese spirit,an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cultural confidence；Confucianism；standard of the people；modern plebeian Confucianism
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502（2019）01－0064－11
作者简介 ：陈寒鸣（1960—），男，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刘 伟（1982—），男，哲学博士，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翟 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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