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台湾的防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台湾论文,防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代官方的主要武力是八旗与绿营。八旗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后，已不堪作战；绿营在咸丰以后，也出现疲态。此时清廷必须要另成立一支军队，用以应付接连不断的战争，于是遂有防军的兴起。何谓防军？根据《清史稿》的解释，指的是湘、淮军与各省绿营模仿他们新组的练军。① 湘军在咸丰二年（1852）成立，之后为转战南北所需，人数一度多达30余万，但同治三年（1864）克定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城后陆续解散。到了同治五年（1866）只剩10余万人，这当中以左宗棠麾下的2万人最重要，并且曾经移驻台湾。② 咸丰十一年（1861）福建延建邵道李鸿章承兵部侍郎曾国藩之命，在安徽省安庆组织淮军。此后淮军在李鸿章的领导下独树一帜，并且在同治五至七年平捻战争中表现突出。淮军全盛时达200营以上，人数有10余万。③ 光绪以后李的门生部将均占居重要军职，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遂被称为“淮系”。其中与台湾相关者为铭字营统领刘铭传、武毅铭军统领唐定奎、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等部。④ 同治二年（1863）直隶总督刘长佑，奏准直隶绿营仿湘军营制整编；同治四年（1865）兵部、户部诸臣会议选练直隶6军，始定练军之名，于是各省乃接踵组织练军。⑤ 台湾绿营部分额兵也裁改成为练军。此外，与台地最相关者，还有闽、粤二地的练军。
防军的出现，对清末的兵制有极大的影响。由于它是旋募旋散，军饷又多从厘金自理，因此给予统兵者相当大的权力，间接也造成各地将领拥兵自重的情况。而早期对防军的记录或描述，以清末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梅英杰的《湘军人物年谱》最为重要。⑥ 之后的讨论多延续传统志书的写法，例如：胡耐安的《新湘军志》、郭振墉的《湘军志平议》、朱德裳的《续湘军志》。⑦ 近年的研究则深入讨论湘军的饷源、区域社会中湘军扮演的角色。⑧
在两岸研究成果方面，对防军研究的第一人首推罗尔纲。1950年代以后，罗氏从绿营兵制的研究，转向对湘军的讨论，且对清末武备制度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先后完成《湘军兵志》、《湘军新志》和《晚清兵志——淮军志》。⑨ 1960—1970年代，台湾学界跟进美国学界讨论中国近代史的趋势，加强对中国“近代化”、“挑战与反应”等议题的讨论。其中对于军事史的研究，以王尔敏最具代表。王氏的讨论对象为湘军、防军、练军，著有《淮军志》、《清季军事史论集》等论著。⑩ 1980—1990年代，大陆学界再针对防军作更深入分析，议题扩大为各军对洋式武器的操作、洋将的任命、从淮军到淮系的形成、练军的出现等。代表学者有皮明勇、田玄、马昌华。（11） 2000年以后，始有学者对清末台湾的防军进行初步探讨，可是对象仅限于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台东。（12）
从上述可知，虽然学界对于清末防军制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累积，但是对于区域性研究，特别是以省为对象的探讨，却少有成果。事实上，防军在同、光时期对于台湾军事与社会的影响均十分深远。自从同治八年（1869）台湾绿营实施“裁兵加饷”的政策后，戍台的14000余名班兵，骤降至7000余名，显示出绿营对台湾防卫的重要性大减。此防御的空缺，当然就由逐渐移防，且人数不断上升的防军递补。光绪元年（1875）以后台湾实施“开山抚番”政策，清廷准备以武力的方式，对付不肯就抚的高山原住民，此时防军又扮演攻击的主力。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省，首任巡抚刘铭传看重防军坚实的战力，遂要台湾部分团练模仿防军营制改编成“土勇营”，一起投入开山抚番的战争。简言之，清末台湾20余年（1869—1895）军事的发展，防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对象，而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
一、台湾防军营制的变迁
首先要考证的问题，则是台湾何时有防军驻扎？表1和表2的内容是同、光时期驻防在台湾的防军总人数与驻扎地。表1编号1列出同治七年（1868）有新左军、靖海军调台，其实他们是台湾镇总兵官刘明灯麾下的部队。同治五年刘氏调补台湾镇总兵官，并率领楚军新左营赴台，成为台湾有防军之始。（13） 楚军属于湘军系统，闽浙总督左宗棠继曾国藩之后，成为湘军的领导人之一。然而他在营制上却师法湖北道员王錱，以“旗”代替“营”，并以楚军之名有别于湘军旧称。（14） 至于淮军与练军何时驻防台湾？前者是在同治十三年，为对付因牡丹社事件盘踞在琅峤的日军而来（表1编号2）。后者可分为福建绿营练军与台湾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为同治十三年。隔年随即调台，目的是前往卑南厅南澳（宜兰县南澳乡）进行开山抚番（表2编号3）。台湾绿营练军成立的时间，亦在同治十三年闽浙总督李鹤年在奏设福建绿营练军中，提到台营“自应照办”的话语。（15） 光绪元年十二月上谕准许台湾绿营仿楚军营制编为练军。（16）
其次，驻防台湾的防军名称。它们包括：新左军、靖海军、兰字营、镇海营、宣义右营、绥远前左旗、振字营、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营、潮晋营、线枪营、飞虎左右营、海字营、绥靖营、健勇营、吉字营、恪靖营、仁绥营、擢胜营、铭字营、庆字营、祥字营、功字营、巡缉营、胜勇营、昌字营、武毅营、定海营、海防屯兵营、南路屯军、南番屯军、巡抚亲兵哨、淮军隘勇营、屯军营、台防卫队营、南字营、淮军台勇营、义抚军、台湾善后局亲兵、台湾左右翼练兵、大甲左翼练兵、安平左右翼练兵、北路中营练兵、嘉义营练兵、恒春营练兵、防军营、石头营、打鼓山营，总数达50个之多。（17） 光绪十八年（1882）来台编纂《台湾通志》的蒋师辙，已感叹了解营制的不易。（18） 不过因涉及楚军、淮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的编制，所以有必要个别讨论。
湘军的编制，根据《曾文正公水陆练兵志》所记，营是该部最基本的编制，1营共500人，指挥官称营官。以下分4哨，每哨108人，指挥官称哨官；另有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伙勇若干。哨以下还有队，每哨8队，指挥官称什长。（19） 然再根据王錱所撰《练勇当言》，其编制有异：1营共508人，指挥官仍称营官。以下分为4哨，每哨85人，指挥官称哨长；另有副哨长佐之，其余是护勇若干。哨以下有队，每队都是12人，但抬枪队是14人，队的指挥官称什长。（20） 湘军采明将戚继光兵法遗教，稍做变通后与连坐法并行，所以战斗力超越绿营许多。（21） 左宗棠麾下的楚军“大营”有505人（略改王錱营制的508人），“小营”（也称“旗”）有370人。台湾建省以前，小营的规模还颇为常见，例如：同治十三年福建提督罗大春，就把调台的3个营改为4个旗，重新命名为“绥远军”。（22） 光绪七年（1881）福建巡抚岑毓英对台湾防军汰弱留强，把戍台的12营与镇标练军全改为小营。（23） 建省以后，由于台湾以淮军为主，所以“旗”的编制不再出现。
淮军的编制大抵与湘军同，因为其营制也是曾国藩手定的。不过在平捻战争时，淮军另设马队营，此时在营、哨、队之外，又出现“棚”的编制。1哨有非骑兵的散勇5棚，1棚为10人，指挥官称什长。（24） 营、哨、队、棚的编制影响到日后练军的营制。同治九年（1870）《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清楚写明步队营制是营—哨—队，马队营制是营—哨—棚。（25） 不过同治十三年福建绿营始编练军时，用的是楚军的章程：以营—哨—队整编，营指挥官称管带，哨指挥官称正、副哨长，队指挥官称什长。（26） 台湾绿营练军在台湾建省前亦仿楚军营制，理应找不到棚的痕迹，但建省以后大批淮军驻台，也把棚的编制带来了。然除了练军外，不管是湘军还是淮军，其军队的本质都是私兵性质。所以只要营以上的长官——统领，营的指挥官——营官，作战身亡或被撤职，即全军或军营必须解散重编。另外从表2来看，指挥官一栏中，其头衔许多都是挂上“记名”二字。原来清末军兴，获得军功之人太多，史载记名提督近8000，总兵近2万，副将以下汗牛充栋。（27） 但是没有那么多职缺授予他们，于是只好先以记名的方式录下功劳，再随军出征取得遇缺即补的资格后才任官。
其三，台湾防军人数的增减与各部情况。从表1来看，总人数有二个阶段的起伏。第一阶段是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九年（编号2—8），第二阶段是从光绪十年到十七年（编号9—15）。第一阶段初始台湾防军有16500名，但逐年递减；第二阶段为因应中法战争，防军又开始增援台湾。光绪十年人数一度冲破2万人。战争结束以后台湾随即建省，因应开山抚番的需要，防军人数再次增加，光绪十五年达到21500人的历史新高。尔后抚番疲态出现，防军人数开始下降，到了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前夕仅存8000人（表2编号27）。
自从淮军崛起之后，清末就有“湘淮畛域”之分，其原因半在曾、李二人领导风格不同，半在地域情结作祟所致。（28） 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督办台湾事务钦差刘铭传与台湾道刘璈的恶斗，即是湘淮不合的写照。（29） 不过这种情况，在台湾只发生过一次。事实上从同治五年台湾有防军开始，湘、淮二军同时驻防的机会并不多。淮军第一次驻防始于同治十三年，但该部在南路开山抚番损失颇大，为此在光绪元年六月坚求内渡。（30） 该年十月直隶总督李鸿章函复福建巡抚王凯泰，还告知“该处既无大利可兴，生番亦无归化之法，或留一、二整军分扎镇抚”（31）。看来淮系的势力是以北洋为主，对于属于南洋大臣辖地的台湾并无留恋。所以从光绪元年七月至九年，则是楚军、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福建绿营练军、台湾绿营练军协同守备的阶段。
这当中以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移驻台湾较为特别，因为他们都是随带领者任官去向移防。前者有福建候补道方勋指挥的潮晋营，福宁镇总兵官吴光亮指挥的飞虎营、线枪营、振字营、吉字营（表2编号7—11）。吴氏原籍广东省潮州府揭阳县，在接福宁镇前先任南澳镇总兵官。飞虎营就是他在广东招募的勇丁，光绪元年至四年参与中路开山抚番工作表现不错，光绪五年调补台湾镇总兵官。后者是福建巡抚岑毓英的黔军，只在光绪七至八年（1881—1882）短暂驻防过台湾，人数也有一、二千之谱（表1编号6—7）。至于福建绿营练军，以陆路提督罗大春率领的14营最为重要。罗氏也被赋予开凿北路通往后山道路的重任，他麾下的部队如福靖新右营、福靖右营、福锐左中营等，全都驻防在苏澳至吴全城（宜兰县苏澳镇至花莲县寿丰乡），或者台湾府城一带（台南市，表2编号3—9）。台湾绿营练军因为数据存留太少没有表列内容。能找到的记录仅有光绪四年（1878）十一月，福建巡抚吴赞诚巡阅台湾时，在府城校阅过镇、道二标练军。（32）
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楚军大举援台，两年内至少增援8050人，创下湘军在台人数新高。同一时期淮军驻台人数，大约有8870人，彼此相差不远。不过台湾建省以后，楚军就陆续移出台湾。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运作下，日后在台的淮军已是一军独大（表2编号20—27）。淮军勇丁的来源不像湘军单纯，清一色都来自湖南。虽然淮勇大部分还是以安徽庐州、六安、安庆人为主，但来自苏、豫、鲁、津者也不少。（33） 正因如此，所以光绪十七年台湾竟然也出现“淮军台勇营”（表2编号25·37）。然而淮军的创立，其军事功利目的倾向太明显，这与湘军创立的目的——挽救王朝与伦常危机相差很多。（34） 这个缺点使得淮军作为清末中国军事改革的契机，很快就消失了。19世纪中叶以后，欧美各列强历经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普鲁士统一战争（1864—1871）、俄土战争（1877—1878），逐渐思考一系列的军事改革。它包括：新武器的研发、新科技产品的投入、新战术的出现，以及伴随而来的编制、后勤、教育训练的更张。中国处于这一变局中，如果对建军做出最适宜的调整，有可能赶上各列强的水平。（35）
初创时期的淮军，还是给人以无限的期待。在模仿西洋战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组织了合成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工兵（长夫）（36）；并且按各兵种协同作战的方式训练，让部队更能接受新式武器的考验。不过学者刘广京却有着精辟的看法，他认为勇营的组织和现代的军事体制仍不能兼容。症结在于官阶制度让中、上层将领免于直接参与作战，这使得营官或甚至哨官，去接受严格的（洋式）操法是不可能的。（37） 光绪元年九月《纽约时报》观察了中国的建军发展，并提出严苛的批评，认为他们在军容壮盛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到5分钟。（38） 外国人的评论或许有道理，但要知道的是在中法战争中，防军与法军周旋的时间，早已超过“5分钟”。
其四，驻台防军的训练与待遇。光绪元年沈葆桢在致李鹤年的信中，提到台湾绿营练军成军之难：营官数月仅下教场三四次，兵丁以鼓噪为能。（39） 其实这些练军没有理由怠惰，因为他们的月饷每人均调高到4两5钱，是裁兵加饷后马兵的2倍。（40） 光绪六年《申报》也披露，福建绿营练军战斗力下滑：呈现练如未练，操则空操的假象。（41） 各省练军试行之初，官员们以为勇比兵优，因为都是选锋之故，勇丁的素质比营兵为佳，孰料台闽的情况不如预期。光绪九年台湾道刘璈颇思变通，声称“兵不能战，未必全不能守”，仍把台湾府城的防御交由镇标练军掌理。（42） 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福建绿营练军不再驻台，留台者只存淮军、台湾绿营练军，这给予刘铭传一个改革的机会。
待遇的调整势在必行，台湾道、镇从前漫给统费银，每月多至200、400两，现统一发放每月100两。淮军统领兼管带（营官）月饷银50两，公费150两。管带月饷10两，公费30两。哨官月饷9两，哨长月饷8两，什长月饷4两8钱，正勇月饷4两2钱，伙勇月饷3两3钱，长夫月饷3两。（43） 练军除正勇调降至3两6钱外，其余皆同。（44） 光绪十一、十二年全台35营（包括部分土勇营），练军3营，每年军饷银约120万两。（45） 此数目比同治八年裁兵加饷时的24—26万两，要多上5倍。至于饷源，湘、淮军创设时，均以“就地筹饷”方式解决，其法就是设立厘卡抽取厘金。（46） 根据《光绪会计表》记载，直到光绪十五年为止，台湾省新增洋税、厘金共106万两，加上福建省协饷44万两，可解燃眉之急。（47）
其五，防军的驻地。防军在台湾驻扎，共集中在7个地方——台东直隶州、基隆、沪尾、台北府城、台南府城、恒春县、嘉义县。防军对区域社会的冲击有何影响，颇值得注意。防军不像专顾地方治安的绿营，他们还须注意械斗、竖旗事件的发生；也不像绿营须株守固定的汛塘与营盘，若有必要，他们全军开拔实属家常便饭。所以防军唯一专顾到的区域，即在俗称的后山——今天的中央山地与花东。该区域建省以前称为卑南厅，以后改称台东直隶州。在这里没有绿营，防军是唯一的官方武力。为了抵御原住民的攻击，这里的守备呈现出战争或备战状态。而且为了避免各营产生疲态，也要不时与驻守在前山的防军互调休息。
至于如何防止防军出现疲态，一直是官方长期备受困扰的问题。与当时英国士兵相较，勇丁们不酗酒的习惯值得嘉许，但他们却有另一种恶习更甚于酗酒，即是吸食鸦片。（48） 台湾后山瘴疠极多，勇丁们更借口吸烟以避瘴毒，长久下去如何谈得上出操训练，于是战力遂不复以往。（49） 光绪十九年，时人已经看出败象，认为淮军水土不习，每至暑月相继死亡，不如再定营制，改以土勇为主。（50） 当然这项建议因遇上割台，并没有实施。不过也透露出土勇营战斗力逐渐强化的事实，同时证明先前使部分团练“防军化”确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二、台湾防军与绿营、番屯、团练的关系
绿营改制后的防军称为练军，可是仍有众多的营兵未及改制，他们仍以绿营的身份守备地方。台湾绿营跟内地的营制比较，最特别之处在于实施班兵制。原来台湾绿营的士兵，都是由福建绿营各部散丁抽调来台，并以3年作为换班的期限，故称之为“班兵”。（51） 简言之，清代台湾的男子，没有加入绿营当兵的权利，除非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如：乾隆朝的林爽文事件、嘉庆朝的蔡牵事件），朝廷急需募兵以补足阵亡者的缺额。据考证，班兵制推行的时间起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止于同治六年（1867）。光绪元年上谕台湾绿营可以就地招募，使得班兵成历史名词。（52） 不过当台湾男子可以参加绿营之时，绿营戍台的地位却日渐下滑。同治八年“裁兵加饷”以来，台湾绿营只剩7000余名，并且驻守的汛塘数目，从未裁撤前的193个，锐减至97个。
大幅削减后的汛塘，使得绿营分防的区域减少。因此驻守的重点，只限于两个地方：其一是府治与县邑，例如，台北府、新竹县城、嘉义县城、凤山县城、宜兰县城，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500名；其二是海边与近山的要口，例如，鹿港（彰化县鹿港镇）、山猪毛（屏东县三地门乡）、猴洞口（台南县关庙乡）、冈山（今高雄县阿莲乡）、下茄冬（台南县后壁乡）、水底寮（屏东县枋寮乡）、笨港（云林县北港镇）、大甲（台中县大甲镇）、大鸡笼（基隆市）、头围（宜兰县头城镇），这些汛地弁兵平均分配100名。（53） 从当时绿营重点驻守的地方来看，可谓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居多。再对照表2编号2—16，光绪元年至十年防军的分布地区，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二支部队的驻地被刻意隔开。当时防军驻扎的地方，主要是嘉义县、台北（府）、米仑山、奇来（俱在花莲市）、南澳（宜兰县南澳镇）、枫港、莿桐脚（俱在屏东县枋山乡）、苏澳（宜兰县苏澳镇）、基隆（基隆市）、淡水（台北县淡水镇）、凤山旧城（高雄市左营区）、苏澳至吴全城（苏澳镇至花莲县寿丰乡）、社寮至卑南（南投县遵山镇至台东市）、牛辒辘至璞石阁（南投县水里乡至花莲县玉里镇）、知本（台东市）、水尾（花莲县瑞穗乡）、大港口（花莲县丰滨乡）、溪州、马太鞍（俱在花莲县光复乡）、台湾府（台南市）、潮州（屏东县潮州镇）、象鼻嘴（寿丰乡）。
所以同治八年至光绪十年台湾绿营与防军，共同驻防的地方，经过归纳主要有嘉义县、台北府、基隆3个地方。营兵们平常的任务，同治九年编纂的《兵部处分则例》已规定得很清楚。书中明载乾隆朝的要求，如汛兵须注意保甲、缉盗、缉私、禁赌等事项（54）；道光朝的要求，如不得擅受民词、必须分年查阅营伍、巡查营汛、汛弁怠忽营伍、注意营伍废弛、弁兵生事扰民、诬良为盗、营兵为盗、营兵窝盗、兵丁重利放赈、地方失事、盗贼藏匿地方、失察械斗、失察盟党、失察逞凶结党、失察硫磺、失察硝斤（55）。此外还增加了汛兵不得擅责窃贼、留意窃盗充伍、失察私铸等事。（56） 可知绿营被赋予维持治安的工作，并不因人数的减少而改变。然而实际执行的情况，却有它力有未逮的一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时至清末，台湾盗匪使用的武器已日益精良，他们通过走私的方法，很容易取得后膛长枪，或者六响小洋枪（左轮手枪）。可是营兵们还在使用前膛的鸟枪，以及大刀、长矛、弓箭，在火力上已经明显屈居劣势。（57）
追捕盗匪的责任也渐渐从绿营转移到防军身上。这一期间，出现了两个有名的围捕盗匪的个案：一是同治十二至十三年彰化县捒东堡（台中市）廖有富事件，另一是光绪八至九年嘉义县梅仔坑（嘉义县梅山乡）庄芋事件。对于前者，有谓廖有富是“要求”地方官合理课税未果，反而被官员报复诬指为匪处理。然而廖氏党羽倚恃洋枪之助，即便北路协副将秦怀亮，急调福瑞新右营前往围捕，还是逃入内山，从此未有踪迹。（58） 对于后者，庄芋本是嘉义地方的积匪，台湾道刘璈上任后，决意将他逮捕，曾调动镇海右营与后营勇丁，布署在今嘉义县梅山乡、南投县集集镇与竹山镇、云林县古坑乡，欲以大包围网的态势一举擒获庄芋。可惜庄芋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以及洋枪之助，竟然突围逃入月眉潭庄（嘉义县新港乡），受到当地林姓大族的窝藏。（59）
防军驻守在台北府与基隆，很显然是为专顾府城与海防所需。至于移驻嘉义，目的在于弥补绿营武力之不足，用以弹压当地的盗匪。光绪八年台湾绿营人数，再从7000余名裁汰至4000余名，维持地方治安的能力更加衰微。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防军所驻扎的地点，对照建省前并无太大差别。若扣除台东直隶州不算，前山的府、县，仍以台北府、台南府、嘉义县、凤山县为主。在首任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防军用于剿捕盗匪的工作更加繁重。光绪十一年七月，刘铭传调集兵力大举扫荡南部的土匪。当时著名的积匪除五间厝（嘉义县义竹乡）的颜摆彩、庄芋、薛国鳌、吴金印4大头目外，还有下潭庄（嘉义县鹿草乡）的沈唠二、竹围庄（义竹乡）的翁掽头、角带围庄（台南县新营市）的翁呆等140余名。（60） 光绪十二年三至五月凤山县也大举扫荡土匪，著名积匪有陈春林、庄明月、苏金英、刘乞食、尤永记、张老师等6大头目。由于他们不时劫掠凤山县旧城、潮州、阿猴、埤头等处盐馆与铺户，因此刘铭传亦檄调镇海前军，会同凤山知县吴元韬切实拿办。（61）
至于番屯方面，乾隆五十三年（1787）林爽文事件结束后，清廷看重台湾熟番（今称平埔族）战斗力坚强，遂仿照四川屯练制度组织番屯。当时全台共成立4个大屯、8个小屯，总兵力达4000名。不过这些屯丁的分布很不平均，在大甲溪以南的中、南部地区，屯丁约有3000名，以北仅有1000名。虽然在道光以后，番屯常因饷源短缺，影响到正常的运作，不过从同治元年至三年戴潮春事件发生时，官府仍征调番屯助战，可知这批屯丁战斗力依然坚强。（62） 光绪七年福建巡抚岑毓英巡台时，注意到番屯饷源奇缺，以及久无考校的问题。岑氏的解决之道，除了整顿屯租、考拔补足缺额之外，最重要的是把该部也投入开山抚番的行列中。依照岑毓英的规划，他派出委员管带操防，以3个月为期，各屯轮操避免废农。然后抽调屯丁500名，派往大小南澳（宜兰县南澳乡/花莲县秀林乡）、新城（花莲县新城乡）一带开路以通花莲港。另外又调北路屯丁100名、南路屯丁200名进入埔里社厅（南投县埔里镇），协助防勇驻守；冀望能做到“以客勇（防军）为主、以屯番为陪、以生番为助”（63）。
很显然，番屯的任务在于对高山原住民进行作战，而不像绿营一样，驻守在汛塘，以维持地方治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番屯动员作战的人数，仅占总额的1/5，主因在于为顾及饷源无虞，其余的番丁均要投入农耕生产。台湾建省以后，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对于番屯的认识，是从光绪十二年九月候补道林朝栋转呈健勇营都司郑有勤对酌留番丁的请示开始的。当时的做法是以100名番丁为度，编列营伍作为10棚；每棚挑选1名担任什长，另派熟悉番情有职熟番者为正百长，晓畅营务者为副百长。（64） 光绪十三年七月刘氏饬令将武胜湾、竹堑、麻薯、日北屯，共额设1400名屯丁中挑选350名归郑有勤统带。（65） 刘铭传此举的目的，已是有计划地欲把番屯“防军化”。同年八月刘铭传上《整顿屯田折》，其做法是屯丁原额4000如数保留，每年按屯抽调分扼山内生番，半年轮防一次。屯营坐饷屯丁每月恢复到洋银8元，屯弁则照营哨酌加；番屯的管理、指挥权全归台湾镇总兵官，道台、同知不再过问。该奏立即准行，随后发抄各府、县。（66） 改制后的番屯被称为屯兵营，他们被投入开山抚番的战场，位于今桃园、新竹、屏东县的山区，以辅助防军在这些地方兵力的不足。
最后在团练方面，清代台湾最早的团练是在康熙六十年（1721）为平定朱一贵事件而由凤山县粤籍移民组织的“六堆”，不过这是地方人士自行倡议的。由官方主导所筹办的团练，则迟至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才在台湾道姚莹的筹划下兴办。但是由官方办理的团练，在战争结束以后也跟着解散。直到咸丰七年（1857）淡水厅同知马庆钊给发淡南、淡北谕戳，命令他们办理设局团练，台湾团练运作的常设机构才首度成立。（67） 同治元年至三年戴潮春事件时，朝廷首次任命竹堑富绅林占梅为全台团练大臣，并设立筹勇、筹饷局于台湾府。同治十三年（1874）在台湾恒春发生牡丹社事件，奉命来台交涉的钦差大臣沈葆桢，为统合团练战力，奏准在台湾府城设立全台团练总局，以节制各厅、县的练勇。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时，全台团练总局被驻守府城的台湾道刘璈所控制，而跟刘璈为对头的钦差大臣刘铭传，为了招募愿意投效的勇丁，遂筹设“土勇营”，摆脱刘璈的牵掣。（68）
土勇营跟团练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有职业军人的身影，而后者有寓兵于农的深意。事实上在台招募的勇丁可泛称为“土勇”，只是该部的编制均模仿防军，并且全都以“营”为单位，所以就称为土勇营。土勇营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时。当时成立的土勇营有二支，一是卸任台湾镇总兵官曾元福在凤山所招募的500人，交由山东烟台税务司博朗（又名薄朗）训练成洋枪队，再由钦差大臣沈葆桢命名为安抚军。另一个是同年七月，清廷谕令沈氏可在淡水厅、噶玛兰厅招募土勇二营，投入开山抚番的事业。不过在光绪初年，土勇营仍不是官方倚重的武力，因为征讨原住民还是以防军为主。
当时投效刘铭传的土勇营，以彰化县阿罩雾（台中县雾峰乡）士绅林朝栋、林文钦叔侄为主。刘氏命令他们招募500名壮丁，编成“礼”、“义”二字号营，按楚军营制一体训练。（69） 林朝栋后来率勇增援基隆，在月眉山、大水窟、大牛埔与淮军各路并肩作战，深受刘铭传倚重。（70） 台湾建省之后，林朝栋的土勇营受到重用且被扩编，改为“栋”字号，仿淮军营制编成6营：驻扎东大墩（台中市南屯区）的栋字正营，驻扎桥仔头（台中市南区）、南北投、葫芦墩（台中县丰原市）的栋字副营，驻扎平和厝（云林县虎尾镇）的栋字前营，驻扎彰化的栋字隘勇副营，驻扎东大墩（台中市南屯区）的栋字卫队营，驻扎大湖（苗栗县大湖乡）的栋字隘勇营。（71）
林朝栋的栋军在投入开山抚番战争后，的确活跃了一阵子，尤其在今苗栗、台中的深山，该部是进攻高山原住民的主力。至于其他土勇营的表现，《淡新档案》收藏的一份台东安抚军成军的饬文颇为难得。光绪十四年署埔里社通判吴本杰，经过刘铭传的许可在新竹县招募土勇300名，命名为“台东安抚军”。（72） 另外在光绪十七年，淡水县大嵙崁（桃园县大溪镇）原住民先抚后叛，护理巡抚沈应奎新募勇丁1500名，长夫300名，编为劲勇、捷勇、新隘勇三营投入战场。同年十一月苗栗县五品军功贡生黄南球，也新募勇丁505名编成台勇营，开赴大嵙崁与防军协同作战。（73）
美国学者芮玛丽在研究同治朝中国的内政时，提出了一个观念——“地方军队国家化”。当然她指的是逐渐取代绿营的湘、淮二军，不过发生在台湾的例子，可作为一个有趣的比较。（74） 前面提到的防军化团练，使得台湾出现职业军人的身影。这一点是官府跳过了地方士绅的位阶，直接收编民人的武力的高招。因为以往不管是设局或非设局团练，在组织过程与编遣指挥中，官府不可能不与地方领导阶层接触。这个时候这些地方领导阶层，就有了与官府“议价”的空间，其结果是功名、利禄、特权，须随平乱脚步下放给他们。但现在可不是如此。官府在组织土勇营的过程中，对地方领导阶层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再加上规定营制、武器需仿湘、楚军营制，这使得不熟悉此点的台湾士绅，对官府唯命是从的态度大增。（75）
三、台湾防军参与战争的经过
同治时期防军移驻台湾以后，对台湾军事与社会的影响，除了绿营受到的冲击最大之外，汉人与熟番的武力发展多少也有点改变。可是对台湾整体防御来说，防军毫无疑问已是官方武力的中坚，因此清末的大小战争，清廷征调的对象，就以防军为主力。而整个战争的性质，就分成对内与对外两种形态。
在对内战争方面，主要是把防军投入开山抚番战争。光绪元年至二十年，清廷总共发动13次战争。从表3来看，可以发现每次战争的战果，似乎都是战功彪炳、成果丰硕。可是实情恐不是如此。由于本文所采用的史料都是清代官方的记录，它们很少会暴露自己的短处，于是必须对照民间的记录，才能求得客观的结论。光绪十六年台南府进士许南英，在其私著《窥园留草》中曾记载了几次官方讨番“不利”的战役，包括光绪元年唐定奎讨狮头社番、光绪十二年刘铭传亲征大崁嵙、光绪十五年刘铭传亲征苏澳老狗社番。（76） 所以再对照表3编号6—9、13可知，凡档案中出现官方“宣称就抚”的记录，事实上防军在相应的战役中并未取得实质的胜利。
资料来源：许毓良：《清代台湾的军事与社会——以武力控制为核心的讨论》（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4月），第292—308页。
其次，除了对付高山原住民之外，平定竖旗也是防军的工作。光绪十四年九月彰化县发生施九缎事件，是为清代台湾最后一场民变。施案的起因是清赋丈量田地不公，此时驻防嘉义的记名提督朱焕明闻讯前往弹压，不意在彰化县城中伏身死。巡抚刘铭传接获报告，急调总兵窦如田率领铭军3营、都司郑有勤率领隘勇营，以及林朝栋率领栋字营前往围剿。最后的结果是靠着新式武器的助威，防军只用1个月的时间就敉平动乱。（77）
在对外战争方面，同光时期在台湾发生的战争共有3场——同治十三年的牡丹社事件、光绪十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光绪二十一年的甲午战争。同治十年十一月琉球船遇飓风于海上，漂抵台湾（琅峤牡丹社），为生番所杀戮者54人。日本遂欲藉端兴师问罪于生番，乃置蕃地事务局于长崎，准备出兵台湾。（78） 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日军在琅峤上岸，恭亲王奕
汇整各路消息启奏，欲把此事交由船政大臣沈葆桢办理，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察看，不动声色相机办理。（79） 日军登陆琅峤后，扎大营于龟山（俱在屏东县恒春镇）。四月七日对石门（屏东县车城乡）的生番发动攻击，并打死包括牡丹社头目在内的12名生番。（80） 四月十日日方对较无敌意的番社进行招抚，而各社均来营表示投诚之意，只剩杀害琉球漂民的牡丹、高士滑社抵抗到底。（81） 清廷一开始似乎还摸不清楚日军的意图，因此提出的策略看来消极。直到四月十四日恭亲王认清时局，知道并非简单的涉外事件，因此奏准以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省镇、道等以下各官全听其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并即刻渡台。（82）
同治十三年六月八日在沈葆桢的要求下，奏请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调派驻防江苏省徐州的武毅铭军援台。该部在记名提督唐定奎的指挥下，统辖13营共6500名勇丁；六月二十日全数拔队开赴台湾，八月十六日陆续在凤山县旗后上岸。（83） 这支部队属于淮系刘铭传麾下，历经围剿太平天国、捻乱，整体战斗力被评价颇高。来台后各部不乏有跃跃欲试、一战驱敌以立大功的想法。（84） 再对照日军逐次增兵的人数，该部总数也有5990之多（不含海军舰艇兵），中日在人数上可谓势均力敌。（85） 不过日军察觉出局势有变，六月十三日台湾蕃地事务参军赤松则良，提交一份作战报告，即是针对双方开战后的应变之道。文中共列有9项要点，主要是以琅峤为根据地，北上进攻台湾府（台南市），并以海军攻占澎湖，切断台闽的联络；必要时再从长崎调一大队攻占鸡笼，并循着河流入据艋舺（台北市万华区）；此时若与清廷谈判破裂，再从长崎速调12000名军队佯攻台湾，实开赴天津突击，又在鹿儿岛新募3000名军队，速攻浙江舟山，扰乱上海附近的航运、通商。（86）
然而这场中日大战没有真的爆发，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清廷与日本签订条约，中方赔款日方军费40万两、抚恤银10万两，换得日军退出台湾。（87） 严格地说，派驻到台湾的防军，并没有跟日军交锋，此事就以和平收场。但若以双方的实力推估，防军若在台湾与日军开战，以武毅铭军的装备、训练与士气，应该是有足够的胜算击败日方。可惜清廷错估形势，等到20年后中日再交手，整体的局势已时不我予。
牡丹社事件让台湾海防的地位提升不少，同时也让西方列强更加觊觎这块土地。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法舰“哇尔大”号（Ie Volta）到基隆购煤启衅。根据基隆厅通判梁纯夫禀报，该事件起因于法舰驶进港口后，随即有3人上岸登山瞭望。他们除了有绘制地图的动作外，还想进入二沙湾炮台（基隆市中正区）“游玩”，但被该管营官与教习阻拦。（88） 法方的行动暴露出对台湾的企图，此时正是法军在越南生事之际，极有可能会把这股战火延烧到台湾。
光绪十年闰五月四日清廷赏与刘铭传巡抚衔，并命令督办台湾事务。（89） 刘在接受任命后，旋即在同月十四日行抵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军情，4天后与从铭军旧部挑选的140余人渡台；二十四日抵达基隆上岸，4天之后移驻台北府城。（90） 六月十四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官李士卑斯（S.N.J.Lespés）率领兵船4艘驶近基隆。李氏佯称中法和议不成，要在次日上午8时炮轰守军。可是法军的侵略行动，因上岸后对基隆路径不熟，被守军伏击而告失败。法军不得志于基隆，遂把兵锋指向福州船政局。七月三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官孤拔（A.A.P.Courbet）以迅速宣战的手法，轰击马尾造船厂并毁船9艘。3日后清廷下诏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展开。（91）
表1编号10的资料是防军援台的人数，当时防军的分布是台南30营，台北12营。在台南的防军先受到台湾道刘璈的指挥，尔后帮办福建军务钦差杨岳斌抵台，部分受其节制。在台北的防军，一律受钦差刘铭传的指挥；再对照表2编号15—17来看，该部驻扎的地点全集中在基隆、淡水二处。原来当时法军仅攻击台湾北部，战场就是在基隆、淡水，因此这里也是防军与法军交锋的地方。八月十二日，法将孤拔率领军舰9艘、运输舰22艘来袭。隔日法方以1000余名之众，登陆港口西岸的仙洞庄（基隆市中山区）。记名提督章高元率领驻扎该地的恪靖巡缉营、霆庆中营、武毅营200余人邀击于牛椆港山上。双方会战2个小时，法军从山巅抄截，迫章部退出山口。至下午十时，法军更猛扑守军，幸赖副将陈永隆力战挫敌。然而当夜，刘铭传却以沪尾遭法舰5艘炮轰恐陷敌为由，命令大军拔营援沪尾，并撤退至水返脚（台北县汐止镇）。因此基隆之战即在守军的撤兵下结束，法军可谓以极小的代价就有丰硕的战果。（92）
光绪十年底以前，防军计划反攻基隆全遭失败，可是法军欲再攻陷淡水的行动，亦被守军击退。同年八月十六日法舰8艘轰击淡水，二十日清晨法舰忽散，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预料法军必定登岸，遂亲率记名提督龚占鳌埋伏港中，记名总兵李定明埋伏油车埠，副将衔闽浙补用游击范惠意为后应，记名提督章高元、刘朝祜、朱焕明埋伏北台后山，五品军功张李成率土勇一营埋伏北路山间。顷刻法军以小轮船，分道拨兵千人登陆猛攻炮台。孙开华见法军进逼，亲率李、范二人出阵，章、张二人包抄，阵斩敌军25名，铳毙300余名，敌军不及逃避，溺海而死70余名。（93）
此时，法军与防军彼此都对台湾持续增援。在法军方面，最重要的援军是在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二与十二月六日调来的两支生力军——由罪犯组成名为“西风”的非洲大队，以及最负盛名的外籍兵团（Foreign Legion）。（94） 在防军方面，光绪十一年元月十四至十七日统领恪靖等营的营官王诗正、陈鸣志，以及统带铭字等营的营官聂士成分别从嘉义布袋觜（嘉义县布袋镇）、卑南（台东市）上岸并率军抵达台北。（95） 二十一日帮办福建军务钦差大臣杨岳斌亦在台湾后山的卑南登陆，并进抵台南。（96） 可是在光绪十一年元月的战斗中，法军却大举出击，廓清防军在基隆外围的所有据点。败退的防军抵挡不了法军的攻势，纷纷再撤退至水返脚。原本清廷以为法军会沿着基隆河，一路杀进台北府城。但是法军却在二月，出奇不意地攻占澎湖，三月签订停战协议结束战争。
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清廷决意台湾建省，使得台湾的洋务建设有显著的成果。可是如此的成绩，是否能经得起战争的考验，则是马上到来的问题。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日舰突然袭击清军增援朝鲜牙山的运兵船，并调派部队围攻牙山与成欢的守军，揭开甲午战争的序幕。日本对于这场战争已有准备，所以海、陆军均取得重大胜利。清廷迫于局势，遂在同年十二月四日选定代表展开议和。（97） 日方为获取外交谈判的有利地位，决定把战线从东北与山东半岛，延伸至东南沿海。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台湾巡抚唐景崧急电北京，奏报日舰初犯大城北（澎湖县湖西乡拱北村），该处炮台立刻开炮还击；隔日，唐景崧又电称，日军已在良文港（湖西乡龙门村）登岸。（98）
澎湖战役中守军的表现让人感到失望，才3天即全岛沦陷。当时澎湖驻军虽然没有军舰，可是已经修筑5座炮台，并部署14门英制阿姆斯脱朗后膛炮，再加上原有澎湖镇绿营兵360名、名为果毅军的澎营练军416名，以及从台湾、湖南、广东临时招募支持的防军，总共约有5000余人。日军的兵力为海军13艘军舰，陆军为步兵2个联队与1队，加上1个山炮中队与弹药纵列所，登陆部队总数为4210人，攻守双方兵力差距并不大。（99） 守军迅败的原因，根据唐景崧的初报，实为“无船援应”所致。然而事后闽浙总督边宝泉审讯败战各员，发现澎湖镇总兵官周振邦畏葸惧战要负最大的责任，其次是澎湖厅通判陈步梯举措失当导致妈宫城陷。（100） 再对照日军的战报，当日日军仅花费2个小时，即全军登陆完毕。随后抢占岛屿中心的制高点——太武山，并全力进攻位于该岛东北方的妈宫城。再依据日军的描述，他们进兵速度之快的主因，在于守军常一战即溃。（101） 至于为何会“一战即溃”，作者认为必须归咎于守军仓促移防，以及兵将不相习的结果。原来真正戍守澎湖的驻军仅776名而已，其余的防军都是在光绪二十年底紧急移驻的，因此守军的总人数虽有5000余人，但实际的训练与协调性都大有问题。复加指挥官不当的指挥，这一群防军如同乌合。而台湾也在同年三月二十三日，因《马关条约》签定割让给日本。
四、结语
清末台湾的防军在同、光时期，已发挥取代绿营的作用。虽然此后的发展如同内地防军般，战斗力逐渐走向下坡，但是它们对于台湾军事防御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经过本文的考证，防军首次移驻台湾的时间是在同治五年，这两支最早移驻的部队——新左营、靖海营，均是台湾镇总兵官刘明灯的麾下，亦属于湘军系统。再者，驻防过台湾的防军，除了最早的湘军，以及台湾本地的绿营练军之外，还有淮军、福建绿营练军、广东绿营练军、贵州绿营练军。不过光绪十一年台湾建省以后，因淮系大将刘铭传担任首任巡抚，所以驻台的防军均以淮军、台湾绿营练军，以及澎湖绿营练军为主。最后在驻台防军的人数上，当时人数最高峰出现在光绪十五年，目的是为了进行开山抚番战争的需要。人数的次高峰是在光绪十年，原因是中法战争爆发，为抵御法军的攻击。至于防军驻扎的区域，台湾的西半部以府治、县邑为主。开山抚番战争展开以后，西半部的今台北、桃园、苗栗、台中、屏东、南投县，以及东半部的今宜兰、花莲、台东县山区，都曾找到防军征战的踪迹。
另外，防军对于台湾的影响，除取代绿营外，更重要的是也改变原住民与汉人武力的发展——“防军化”。台湾的番屯从乾隆末年以降，本来有固定的营制。可是到了光绪时期，因为屯饷短绌与考校废弛，在福建巡抚岑毓英的主导下，进行初步的改制。光绪十二年台湾巡抚刘铭传更仿淮军的营—哨—棚编制改造番屯，并让番屯投入开山抚番的行列中。台湾的汉人武力最重要的是团练的兴办，不过同治十三年为因应牡丹社事件，在台湾组织起第一支洋枪队，并命名为安抚军，成为台湾土勇模仿防军营制之始。光绪十至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因台湾道刘璈掌握团练总局，迫使钦差大臣必须重用土勇营以防牵掣。台湾建省以后，刘铭传以得自战争的经验，大力重用以彰化士绅林朝栋为主的栋字营，让栋字营成为中部设防的主力。甚至到了刘铭传去职，护理巡抚沈应奎在讨番兵源短缺之际，更新募土勇营投入战场，显示出防军化的土勇营地位的重要。
防军戍台的任务主要有三项：其一，追捕盗匪。这本是绿营的职责，可是时至清末台湾盗匪的火力渐强，手持旧式装备的绿营汛兵根本不是对手，遂把捕盗的工作交给防军负责。当时盗患比较严重的地方，是今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县。其二，投入开山抚番战争。在光绪元年至二十年间，清廷所发动的讨番战争共有13次。以现今台湾原住民族群来说，清末征讨的对象主要是泰雅族、太鲁阁族、排湾族、阿美族、卑南族、赛夏族。虽然官方档案不见防军失利的记载，可是私家著作已指出，这些原住民凭着丛林战与游击战的专长，纷纷与防军周旋到底，所以防军获得实质胜利的战役其实不多。其三，抵御外侮。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年，台湾总共历经牡丹社事件、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防军在这3场战争中的表现，以中法战争为最好，牡丹社事件不见兵戎，甲午战争则乏善可陈。
1895年台湾官员与士绅为抗拒割台，成立台湾民主国抵抗日本的接收。台湾民主国的军队，泰半由不愿离台的防军，以及土勇营组成。虽然战争的结局，无法改变《马关条约》的内容，但这可以说是防军在台湾的最后一役，同时也为防军戍台画下句点。
注释：
①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32，“志一○七·兵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46页。
②皮明勇：《湘军》，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289页。
③田玄：《淮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139页。
④陆方、李之渤：《晚清淮系集团研究——淮军、淮将和李鸿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08、217—246页。
⑤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84—385页。
⑥王闿运：《湘军志》，台北，成文书局1968年版；王定安：《湘军记》，文苑书局1964年版；梅英杰：《湘军人物年谱》，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⑦胡耐安：《新湘军志》，台北，志传书屋1969年版；郭振墉：《湘军志平议》，岳麓书社1983年版；朱德裳：《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⑧叶龙彦：《湘军饷源及其运用》，台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会1973年版；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⑨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罗尔纲：《湘军新志》，上海书店1996年版；罗尔纲：《晚清兵志——淮军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
⑩王尔敏：《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版；王尔敏：《清季军事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社1980年版。
（11）皮明勇：《晚清“练军”研究》，梁巨祥主编：《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277页；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年版；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家族成员·武职》，黄山书社1995年版。
（12）杨庆平：《清代的宜兰驻军》，廖英杰主编：《“宜兰研究”第三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宜兰，宜兰县文化局2000年版，第63—100页；李宜宪：《晚清后山驻兵初探》，台北《台湾风物》第50卷第1期，2000年3月，第13—42页；李宜宪：《晚清后山驻军与民庄的关联性》，台北《台湾风物》第50卷第3期，2000年9月，第83—114页。
（13）《清史列传》（103），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430—433页。
（14）况周颐：《餐樱庑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15）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2），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年版，第1687—1689页。
（16）洪安全主编：《清宫谕旨档台湾史料》（6），台北，故宫博物院1997年版，第4858页。
（17）此外还有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期间台南出现的礼、信、义、虎营，以及帮办钦差杨岳斌的干字营，驻防恒春的忠字营，台湾府的翊安营，但驻地与人数均不详，所以未列入表中。参阅杨岳斌《杨勇悫公奏议》，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版，第35、54页。
（18）蒋师辙：《台游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7年版，第55页。
（19）王定安：《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7），辽沈书社1992年版，第904—906页。
（20）王錱：《练勇当言》，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7），第735—738页。
（21）刘体智：《异辞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页。
（22）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1年版，第19页。
（23）诸家：《台湾关系文献集零》，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年版，第115页。
（24）王尔敏：《淮军志》，第99—101页。
（25）曾国藩：《直隶练军马步营制章程》，高体乾主编：《中国兵书集成》（48），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117—153页。
（26）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2），第1687—1688页。
（27）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28）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4），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7—1428页。
（29）许雪姬：《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4期，1985年6月，第127—161页。
（30）沈葆桢：《沈文肃公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8年版，第330页。
（3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第338页。
（32）吴赞诚：《吴光禄使闽奏稿选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7年版，第33页。
（33）罗尔纲：《晚清兵志——淮军志》，第29—30页。
（34）王继平：《湘军集团与晚清湖南》，第46—47页。
（35）Woodward David,Armies of the World 1854—1914( New York:G.P.Putnam' s,1978) ,pp.10—19.
（36）刘子明：《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170页。
（37）〔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张玉法译：《剑桥中国史》（11），台北，南天书局1987年版，第224页。
（38）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5—217页。
（39）沈葆桢：《沈文肃公牍》，第302页。
（40）蒋师辙：《台湾通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711页。
（41）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年版，第971页。
（42）刘璈：《巡台退思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版，第89、235页。
（43）胡传：《台东州采访册》，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第15—16页。
（44）连横整理的勇饷表是很好的参考数据，但是他所列屯兵营月饷有误，按当时台湾防军待遇几乎统一。参阅连横《台湾通史》，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237页。
（45）唐赞衮：《台阳见闻录》，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年版，第100页。
（46）罗尔纲：《清季兵为将有的起源》，许仁图编：《清史资料汇编补编》下，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4年版，第240—255页。
（47）刘岳云编：《光绪会计表》，光绪二十七年教育世界社石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48）〔英〕约·罗伯茨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页。
（49）胡传：《台湾日记与禀启》，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第8—23页。
（50）蒋师辙：《台游日记》，第91—92、136页。
（51）许雪姬：《清代台湾的绿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版。
（52）许毓良：《清代台湾绿营的再析论》，《台湾文献》第56卷第1期，2005年3月，第55—78页。
（53）许毓良：《清代台湾的军事与社会——以武力控制为核心的讨论》（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4年4月），第494—497页。
（54）《兵部则例□□卷》，清乾隆内（务）府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
（55）庆源：《钦定兵部处分则例》，道光年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56）佚名：《兵部处分则例》，光绪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57）许毓良：《清代台湾社会用铁与硝磺考——兼谈火器的使用》，《台湾文献》第55卷第4期，2004年12月，第107—143页。
（58）罗大春：《台湾海防并开山日记》，第2页；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3），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年版，第2211—2213页。
（59）刘璈：《巡台退思录》，第64—80页；诸家：《台湾关系文献集零》，第128—129页。
（60）连横：《台湾通史》，第1007页。
（61）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6），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版，第5062—5071页。
（62）许毓良：《清代台湾的军事与社会——以武力控制为核心的讨论》，第75—81页。
（63）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8年版，第38—39页；刘璈：《巡台退思录》，第184页。
（64）淡新档案，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第1编行政，第7类抚垦，第3款隘务，档案号：17329，第122348—122354、122407页。
（65）淡新档案，第1编行政，第7类抚垦，第4款屯务，档案号：17421—17434，第126304—126049页。
（66）《刘铭传文集》，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243—246页。
（67）淡新档案校注出版编辑委员会：《淡新档案》（3），台湾大学1995年版，第107—108、280—282、288—291页。
（68）许毓良：《清代台湾的军事与社会——以武力控制为核心的讨论》，第94—98页。
（69）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53—54页。
（70）许毓良：《清法战争中的基隆之役——兼论民族英雄墓的由来》，《台湾文献》第54卷第1期，2003年3月，第314—319页。
（71）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7），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版，第6141—6147页。
（72）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7），台湾大学图书馆2001年版，第114、123—124页。
（73）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8），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版，第6535—6536、6566页。
（74）〔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273页。
（75）许毓良：《清代台湾的军事与社会——以武力控制为核心的讨论》，第100页。
（76）许南英：《窥园留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2年版，第222—225页。
（77）吴德功：《戴施两案纪略》，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年版。
（78）〔日〕藤井志津枝：《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1871—74年台湾事件》，台北，金禾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15页。
（79）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版，第1—4页。
（80）藤井志津枝：《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1871—74年台湾事件》，第119页。
（81）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下，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1年版，第98页；沈葆桢：《沈文肃公牍》，第494—495页。
（8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第6—7页。
（83）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2），第1630—1636页；沈葆桢：《沈文肃公牍》，第497、500页。
（84）诸家：《海滨大事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5年版，第91—95页。
（85）藤井志津枝：《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1871—74年台湾事件》，第192页。
（86）伊能嘉矩：《台湾文化志》下，第106—107页。
（87）洪安全主编：《清宫洋务始末台湾史料》（2），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年版，第1074—1086页。
（88）许毓良：《清法战争中的基隆之役——兼论民族英雄墓的由来》，《台湾文献》第54卷第1期，2003年3月，第299—302页。
（89）洪安全主编：《清宫廷寄档台湾史料》（3），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版，第1790页。
（90）《刘铭传文集》，第88—90页。
（91）洪安全主编：《清宫月折档台湾史料》（5），台北，故宫博物院1995年版，第3611—3617页；洪安全主编：《清宫廷寄档台湾史料》（3），第1796—1797、1810—1811页；蔡庆涛：《基隆地方研究资料》，收入伊能嘉矩文库微卷，编号T0021，卷号6—4“手稿及抄写部分”（四），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第3页；刘璈：《巡台退思录》，第268—269页。
（92）《刘铭传文集》，第100—101页；蔡庆涛：《基隆地方研究资料》，第3页；刘璈：《巡台退思录》，第284页。
（93）《刘铭传文集》，第101—103页。
（94）〔法〕卡诺著，黎烈文译：《法军侵台始末（1884—1885）》，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0年版，第56—63页。
（95）《清季外交史料》（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年版，第446、501—502页。
（96）《法军侵台档》，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4年版，第394页；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1页。
（97）黄秀政：《台湾割让与乙未抗日运动》，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30页。
（98）《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选辑》（2），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5年版，第146、153、155—156页。
（99）林豪：《澎湖厅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3年版，第154—155页；日本参谋本部编：《攻台战纪》，台北，远流出版社1995年版，第71、97、410—411页。
（100）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胶片号：658。
（101）日本参谋本部编：《攻台战纪》，第7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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