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关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分析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中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1－0019－07
近年来，比较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的话题越来越受关注。的确，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印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总量扩张，全球GDP排名不断上升，进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日益增大，同时市场规模也显著扩大。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迅速提高的劳动生产力、巨大的国内需求拉动、巨额的国内外直接投资等造就了一个神话般发展的中国。从发展质量来看，中印这两个曾经是经济水平贫穷低下国家，正在经受着因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双重利弊考验。国家富裕了，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工业化发展了，但相应的城市化发展滞后了；经济发展了，但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了；经济现代化指标提高了，但是人文社会发展被忽视了……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印两国具有非常鲜明的、且又颇不相同的演变特色。中国走了一条传统工业化发展的道路，即以制造业为核心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麦肯锡公司认为，制造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内地在短短20年间变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已经找到了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印度则希望依靠软件业等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绕过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印度的这一产业结构转变模式为其在全球赢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称誉。从社会经济制度来看，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与印度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在产权结构的确立、法律体系的界定以及政治体制的归属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但两国经济发展的最终成就却并不是这些较大差别因素的结果。
从中印经济发展过程看，事实上，这些比较的意义和有效性是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发展的思考和分析基础上的。
一、中印选择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和非制度因素
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选择，既深刻地受制于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又会对以后的经济发展进程产生路径依赖，从而产生长期的重大影响。中印两国在独立初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决非巧合与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经济原因。
中印独立以后，两国革命的动力转向经济建设，纷纷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发展战略。这种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在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方面有很大的优势，因此，不但成了中国和印度当时的必然选择，而且初期也的确调动了全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经济建设方面，中国基本上照搬前苏联斯大林的集权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急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运动，建立起高度计划性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基础。之后仅用了七、八年时间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农村集地化。中国的工业化模式也基本上是采取了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利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农业那里汲取工业化资金。
由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从1953年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基本形成了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物质缺乏、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对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保证重点项目的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扼杀生产力的缺点也在“一五”计划末期暴露无遗。
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前苏联一直将其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①。印度在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同时，不断建立和扩大公营经济范围，并在印度经济中占领了“制高点”。到目前为止，印度共实行了十个“五年计划”。另外，由于印度长期实行联邦制，各邦选择发展模式自由度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共产党长期执政，奉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印度经济学家兼经济决策者、现任印度政府总理曼·摩亨·辛格Manmohan Singh写道：“印度采取计划性发展建设是为了加快工业增长，最有效地利用稀少的资源，保证经济平衡发展。”② 以尼赫鲁为首的独立自主的印度领导人十分珍惜国家的有限资源而把它用到经济发展的刀刃上去。独立后的印度一开始便以“混合经济”著称：政府集中精力发展国营工业，已经存在的私营工业也一同发展。由于注重“平衡发展”，印度工业政策着重两方面的“管制”，即抵制外国资本和限制垄断。由此，印度政府得到了“许可证霸王”的恶名。
二、从计划到市场：中印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及其成就比较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经济从此走上了一条令世人惊叹的连续数十年高速增长的发展道路。1978年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时刻。而1991年的印度，在比中国晚了13年之后，也以积极的姿态向世界宣布走经济改革开放的道路，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与中国相媲美。同样，1991年成为印度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时刻。
首先，两国改革都始于农业。1978年的农村改革在中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成功不仅为其它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进一步解放思想铺平了道路。农村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改革购销体制以及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等。这些措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产量和农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
1991年印度开始大规模经济改革。首先受到高度重视的也是农业，政府的农业改革政策使得印度的农业生产连续六年保持较高水平，实现了粮食的自给并有少量出口。但是改革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政策框架，比如，现在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仍有许多限制，例如油料和糖的加工、糖的价格、粮食的贸易等等。
其次，从中印经济改革的内容看，两国基本上都摒弃了过去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政策。
一是中印两国都把“市场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在总结了十几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印度的改革取消了大部分经济管制，逐步实现了经济自由化。1991年的“新工业政策”基本上免除了各种工业新建和扩建企业的许可证，取消了1969年反垄断法，对企业资产规模不再加以限制，政策将由公营部门垄断的工业种类缩少为直接与战略和安全相关的8种，同时对现有公营企业实行部分私有化。
二是中印两国都积极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强调，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将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基本经济制度③。印度为了让私人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使私营企业能够参与重要的经济活动，政府向私人投资开放了更多的部门，保留给公营企业专营的部门由过去的17个减少到6个。过去政府禁止私人向基础设施部门投资，此后则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电力、钢铁、采矿、石油提炼和开发、公路、机场和港口建设以及电讯、航运的发展。目前，这些继续保留的部门仅限于那些与国防和战略有关的工业。
三是两国都采取对外开放策略，强调经济全球化和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印度则鼓励出口，让出口商自由支配外汇收入的60％；用关税管理贸易代替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大幅度削减关税等。1993年印度政府宣布卢比在经常账户交易中完全自由兑换，并争取实现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准入政策则向外资开放股票市场，允许外商认购印度企业股票的份额，允许独资兴办企业等。
从中印两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效看，各具特色和优势。
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是经济增速快、开放程度高。中国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并取得显著效果，目前已成为世界加工业的重要基地，所谓的“世界工厂”就是对中国的别称。2004年中国全国工业增加值达到62815亿元，占GDP的46％。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1342亿元，比上年增加38.1％，产值利润率达到18％。在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中国注意吸纳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既提高了农民收入，又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十分成功。一是引进外资成就突出。从1979年后中国开始利用外资算起，截至2006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以年均30％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这在战后世界各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中都是罕见的。近年来中国已连续4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外商达28万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50家落户中国。二是对外贸易发展迅速。2004年进出口总额超过11549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三位。三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有了长足的进展。从整体上看我国对外投资目前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但是2001到2005年我国资本流出总额已经达到226.66亿美元④。
中国基础建设成就突出。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全国基础设施状况大为改善，能源、交通、钢铁、通信及计算机产业发展迅速，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印度经济改革可用金融体制完善、第三产业领先来概括。印度的金融改革推进较快且较成功。一是印度基本完成了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改革。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不仅为印度政府调节经济增加了有利的手段，而且也使资源的配置更加合理和有效。1994年印度宣布其货币在经常项目下实行自由兑换，从而使印度货币自由化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二是印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商业银行体系。政府银行、私人银行、外资银行以及城乡合作银行各得其所，相互之间展开有序竞争，提高了银行体系的效率，支持了经济快速和稳定发展。金融部门的成功改革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大批有竞争力企业的成长；保证了证券市场的运行秩序，在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印度第三产业比重在1990～2003年迅速上升了10.3个百分点，同比升幅高出中国8.2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例，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凭借语言的优势，印度的软件服务业在20世界90年代异军突起，一直保持着50％以上的增长率。这种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是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公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重点是引入市场机制，提高企业自主权，实行将长期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淘汰的政策。从90年代初期起，印度政府向私营部门开放公营经济垄断经营的领域，通过从公营企业中撤走政府资金逐渐实行私有化，从而把公有企业推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经过调整与改革，印度公营经济的状况有所改善，已经基本上实现扭亏为盈。印度政府还放松对私营经济发展的限制，基本取消生产许可证发放的限制，基本取消反垄断法对大型私营企业投资的限制，扩大私营部门投资领域，使印度私营经济获得重要发展。在经过公营企业的私营化改造后，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成为印度经济体的一大特色。
三、对中印两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经济要改革、要发展，就势必会碰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障碍，这是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在改革的前进道路上所必然遇到的困难。
第一，失业和贫富差距成为困扰两国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
虽然历届印度政府都把增加就业和消除贫困作为执政的重要目标，印度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也是消除失业和向千百万无业者提供有报酬的就业机会，但失业和贫困仍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两大痛楚。印度10亿人口中有1／3文盲。年人均收入目前还不足480美元，其中有3亿人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赤贫的城市新移民在印度各大城市随处可见。
印度经济增长缓慢，人口迅速增长，目前印度人口超过10亿，比独立初期翻了两番，且还在以2％的年增长率增加，每年新增人口及新增劳动力都在1500万人以上。1951年印度的失业人数仅为330万，到1990年已上升为2800万⑤。赤贫的城市新移民在印度各大城市随处可见。失业问题的严峻加重了印度社会的贫困化。由于印度制造业增长速度远低于服务业，因此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这使印度经济难以吸收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印度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虽然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制造业要比印度制造业和IT产业吸纳的就业人员多得多，当然中国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人员增多，再加上隐性和结构性失业者，总失业人数应该不少，尤其是这几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失业一方面将扩大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队伍，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从而继续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贫困问题解决得比印度好，但贫富差距却在加大。自90年代深化改革阶段以来，社会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有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0.3～0.4），达到0.4577。1995年，基尼系数为0.445，基尼系数平均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大多数专家认为，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0.49以上⑥ 与印度相比，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严重性因为特殊的国情在某种程度上被低估和掩盖了。所谓的特殊国情是指我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比较一下印度和中国，事实上，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程度不亚于印度。人们之所以觉得印度的贫富悬殊比中国大，是因为印度的贫富差距存在于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存在于任何地方。
第二，企业改革与产权改革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近年来，中国国企改革因为在产权改革中出现了资产流失及大量职工下岗而屡遭质疑。2006年开始实施的国有资产布局大调整使国有企业改革走入低谷。而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试图通过发展国有企业来增加就业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期望落空。更为重要的是，在一方面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而非平等参加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又使外国直接投资蜂拥而入时，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和私人部门在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夹缝中很难成长。
目前，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产权改革如何走向深化以及与此相关的如何解决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中国农村改革走到今天，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土地产权不能流转。国有企业也一样，实现产权明晰的改革仍不彻底。另外，中国的资本外逃屡禁不止以及民营企业经营中的短视行为，无不与产权改革不到位有关⑦。
印度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虽然成效卓著，但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也并不彻底，公营企业只出售了部分股份；在关闭或出售国营亏损企业方面仍缺乏足够的手段与方法。印度对公营企业已改革20多年，但仍大量亏损，成效低下，这是印度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1994～1995年度印度中央政府的240家企业中，仍有109家亏损。邦一级企业700家经营更差，1996～1997年度各邦电力局的资本收益平均为－13.3％。与中国相同，印度所谓的“裁并政策”，即对病态企业的关闭、出售或兼并，由于用于妥置裁并企业职工的国家重新安置基金数量有限，该政策执行进展缓慢，而且备受社会攻击。
第三，投资环境引发的制造业短腿不容忽视。
中国的FDI一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的同时仍然不尽如人意。而与中国相比，印度的投资环境则更差。主要有：（1）效率低下。印度政府机构办事效率较低，世行报告显示，在印度成立一家企业需要89天的时间，而中国则需41天。印度的劳动生产率也很低，虽然平均工资比中国低25％左右，但每个工人的产出却比中国低50％。（2）能源不足。印度的电力状况落后，平均缺电率超过10％，严重影响企业的赢利能力。加之资金短缺使印度在短期内难以大量进口石油和建更多的核电站，进一步制约了印度投资的增长。（3）政局不稳。印度社会结构、财富分配、种姓制度、贫富分化等常常会引发政治不稳定，进而影响吸纳国际资本。而中国一向以政局稳定而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4）劳动法严格。印度是惟一一个解雇员工需要得到政府批准的国家，企业停业或关闭也受到严格限制，客观上限制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5）环境受损。和中国一样，印度荒漠化程度较高，有1.43亿公顷土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蚀。现代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加使河流污染和城市空气污染问题更加严重，影响到经济持续发展，而且危及人民生命安全。
投资环境的不佳，使得印度的经济增长无法主要依靠需要良好基础设施条件和较大资本投入的制造业，而主要还是靠服务业的增长。印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由于印度的制造业是传统部门，所以有很多传统体制还没有改革，包括政府对产业和投资的管制，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等各种制约，不利于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业，尤其是软件业的发展较快，是因为其作为新兴部门，政府对其控制较少，所以发展较快。虽然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经济改革，但是在制造业方面步伐比较慢，市场开放程度小，没有利用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
四、对两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思考
中国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或多轨制形式。在产权结构中，受到政府保护和支持的国有企业和不断壮大的非国有企业同时存在，价格体制改革采取了双轨并行的方式，外汇体制改革实行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并行和上缴外汇与自留外汇并行的过渡措施。这种特别形式的改革目的是在保证原有计划体制不受到根本性和急剧性冲击的前提下，使改革能够以“边际”的方式获得生长，最终使“市场逃出计划”，或者说“市场吞噬了计划”。同时市场的力量和益处以细水滴流的方式“教化”着原先熟谙于计划体制的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公众，从而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创造了水到渠成的条件。这是中国渐进市场化过程的独特之处。
印度的思路是推进经济自由化，使之更加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从改革的具体方式看，一是在工业政策方面，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取消或缓和严厉的管制政策，取消延续了四十余年的许可证制度，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二是在国际贸易方面，推行自由化和国际化战略，逐步实现汇率和利率的自由浮动，并采取降低关税、对出口企业政策优惠等措施来鼓励企业发展出口业务；三是进行外资投资领域的改革，改变以往对外资的谨慎态度，在外资比例等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四是对财政金融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范围和程度，让市场发挥应有作用；后续执政的政府继续在放松价格管制、农村改革等方面进行深入改革，最终使印度走上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两国改革模式共同的特征在于：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逐步解决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的问题，逐步发育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最终带动国民经济向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尽管中国改革在一开始并没有明确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但实际上随着改革逐步深化以及大量非国有企业的成长，中国发展战略逐渐向比较优势战略转变。
真正决定中印两国未来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还在于传统制度能否对现代化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以及两国经济能否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在中印两国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制度因素中，体制和政策因素相对容易克服，但是对于社会传统中所固有的不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却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对于印度而言，主要是以种姓制度为代表的阶级差异。直至今日，这种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制度仍然十分顽固。除此之外，宗教和民族冲突也严重威胁着印度经济发展。相反，中国自1949年以来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传统等级制度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被清除，客观上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观念铺平了道路。对中国而言，未来制度方面需要改进的主要还是革除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体制及机制，推进政治文明，实现依法治国。世界经济一体化也是影响中印两国未来发展的共同难题。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需要借助外部的现代化因子改造本国的传统经济，弥补国内现代化因子的不足。印度对外开放没有中国深入彻底，但是印度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却很高，拥有一批国际竞争力比较强的本土企业。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的进出口上以及大规模吸引境外投资上。印度需要在保持本土竞争优势的前提下扩大开放，逐步增加外贸进出口，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中国则需要在规模的基础上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无论是外贸进出口还是吸引外资，都要特别重视本国在其中的得利。
注释：
①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北京：《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②芒格亚J.N.Mongia:《India's Economic Develolpment Strategies 1951-2000 A.D.》，1986年，Allied Publishers出版（印度新德里），第112页。
③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12日。
④以上数据作者根据2002～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⑤鲁达尔·达特：《印度经济》（印度新德里），1996年英文版，第10页。
⑥尚宇红：我国基尼系数攀升的原因及对策建议，太原：《理论探索》，2007年第2期。
⑦华民：《中印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相似的原理与不同的方法》，上海：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