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选择的现代性何以可能？——德里达，全球化以及自身免疫系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可选择论文,免疫系统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怎么能够创造所谓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呢？可选择的现代性存在着，还是因为现代性本身是单一的、均质的，从而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可选择的现代性呢？现代性的后现代批评的出现难道不是由于现代性无法允许存在差异吗？换句话说，现代性可能有不同的运用形式和制度化形式，但是这些仅仅是单一事物的或交叉、或歪曲、或适中的实现形式罢了。对于现代性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是每一种解读都声称自己是最重要、最正确的，因为永远都只有一种未知、一种将来、一个共同的必经轨道。因此，可选择的现代性要么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一个谬论，要么就将证明现代性本身根本不可能存在、证明现代性所承诺的时代不可能出现。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逻辑就一直是一种理性逻辑，或至少是合理化逻辑。当代无论支持或怀疑现代性的思想家们都仍然把它和理性等同起来。不管是否承认，从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事业到福柯的被规训的个体，现代性一直被看作是理性。理性是现代性的统治原则，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不但决定了现代性的含义和发展轨道，也使可选择的现代性甚至其整个逻辑变得非法化。雅克·德里达的后期著作《诈骗：论理性二札》探讨了当前全球政治环境下理性的逻辑问题。德里达提出了一个不满足于直觉的单一理性的、极其复杂的理性模式，他将这一模式当作理解不合当前形势的道德规范的方式。本文通过考察他的上述观点来探讨可选择的现代性存在的可能性——不但研究它们是否可能存在，而且研究它们怎样出现。然而，重要的是多种理性逻辑并非文化多元主义逻辑。文化多元论认为不同的思想在相互排斥的领域内共存，它们就像比邻而居的人们一样，会相互点头致意，却基本上对彼此不感兴趣。不同理性相互争持、相互解构，这是一种不能阻止的必然情形。
按照德里达的说法，自身的同一性理性目标中存在着一种同质化的冲动。这种理性同质化力量遵循了康德所说的理性的隐性结构属性。康德在第一本《批判》中用这个隐性同质化来批判理性的二律背反。他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隐性同质化保留了理性的结构第一性。然而现在要坚持这种理性合理化力量，就要以放弃思想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了的一切为代价，因为它们允许“存在多种合理性。这些合理性有各自的本体论‘领域’，有各自的存在原因和存在方式，有各自的规则、制度、机构和确定性”，因此，“正是以合理化为名，它们拒绝任何结构形式的组织”①。为了使这些不同的合理性同质化，康德那种调节性的理性观念认为将世界统一的直觉将会“扭曲它们不可改变的异质性”②，以至背叛它们的合理性特质，破坏它们的“启蒙”③。因此，坚持理性多样化的争议就在于某种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的调节性观念，这一观念加速了全球化思想的发展。应该被讨论和质疑的正是这一想法。
理性同一的想法也表明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要禁止认同或至少是不能认同单一事件的目的，因为单一事件干扰或推翻了必要的、必然的方向性的逻辑推演。德里达认为，被看作连续的可知内容的历史，它所指向的终点既是对自身的完成又是一种终结，它排除了构成历史的诸多事件的特殊性和不规则性。因此，这一目的论自身与世界规则性观念所支撑的理性体系密切相关。单一的世界、可知的结局、同一化的理性：这种综合形式遭到了理性多元性的质疑。反过来，理性的多元性又是允许不同理性结构、不同思维领域和范式增生的特定历史的产物。因此，挑战这种单一世界目的论理性复杂性的，正是事物的单一性。
这种对抗正好切中了理性自身逻辑的中心，而且不是简单地将其一分为二。对于德里达来说，一方面，规则性和目的论的世界观整一的想法，另一方面，绝对事件，共同决定了“理性的合理性”必然总是处于相对主权与“绝对或完全原则下的绝对主权”的“斗争之中”④。这里主权一词的引入提升了讨论的要求，而且使它们极大地复杂化了。把绝对性与主权联系起来使人们“回想”起了柏拉图时代的“准就职演说”⑤的时刻，那时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⑥这一问题或要求。因此，本土的或相对的理性背后存在着绝对的超理性，这种超理性存在于所有形式的理性之中，但其本身却是超越理性的，它以主权的形式存在。这种形式“导致了事物的变化甚至产生，但是其本身却不变化，它总是警惕地、夸张地保持着独立，不变化也不创造什么。”⑦这种理解的结果是，主权和绝对性紧密相连，这种联系不限于理性理论，而主要是主权逻辑的一部分。德里达认为，在对主权的最重要的政治表述中，尤其是像施密特和阿伽姆本将主权与特权等同的表述，主权被当作了一种不能剥夺的绝对性。
因此，只有超越结构性的、单一世界的理性思维的主权绝对性才有可能使结构性的、单一世界的理性思维成立。“这种主权和绝对性之间的不可分解性或者紧密相关性似乎是永远不能削减的。”⑧然而，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主权与绝对性密不可分，但它又是一个身份的问题，一个自我同一的问题。早在《诈骗》中，德里达就比照圆圈提出过主权的逻辑。主权被想象成一个转圈的过程，是向着同一自我的回归。作为不透明的、纯粹的、基本的逻辑⑨，它出现于这一回归的过程之中。之所以会自我同一，是因为它回归到了自身，恰好回归到了出发点。到了出发之后，它又绕回来，回到原点——正是这个逻辑决定了主权的自我同一性。那么，主权既是明确的自我同一性的逻辑又是绝对性的逻辑。绝对权威的复杂要求能够以一种有效的方式结合，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可知身份和可指示行为之外的不可数性和绝对性的逻辑；另一方面，其直白、坚决的自我认同的稳定性。实际上，主权的权威性正是在于它能够以稳定原则的逻辑形式来干预世界，同时似乎又与世界保持距离，并发展成一种不容置疑的不可知性，发展成一种特殊状态。
然而，如果主权既具有绝对性又坚持对具体个体的自我认同，那么它是自相矛盾的。绝对性的逻辑不能容许自我同一，并总是被推向反对它或超越它的方向。超越将永远是超出的，它不得不如此，而且将永远显露出那些超出主权的情形。主权既处在自我同一的状态之中，又否认这种自我同一。它对于特殊性的要求则依赖于两个矛盾因素的共存：绝对性和同一性。这样，主权就否定了自身。正如德里达所说的，这种挑战利用了这一必然的难题，以“理性解构的迫切需要”⑩为名，使绝对性与主权相敌对。既然是绝对不可计算性使相对可计算性成为可能，那么就必须在超过主权的绝对的范围内考虑绝对不可计算性。假如绝对性总是超越与主权相关的任何事物，它也必定超越主权本身，甚至超越与绝对性本身同一的主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未来事件的绝对性事实上代表着绝对性违背主权的自我同一性的一面，这样就产生了绝对性超越主权的情况(11)。单一事件甚至将一种变体引入理性。这种变体总是否定主权的自我一致性，否定对它的自我循环的权威——实际上是它作为权威的自我循环——的坚持。不能变成计划的事件因而会成为解构主义唯理论的实例。这种唯理论使主权在其绝对性中处于危境。“不管看起来多么难，多么不可能，甚至看来完全不可能，这种唯理论都必须被认同、被考虑、被证明。”(12)主权绝对性通过使任何明显的特殊性服从于它所许可和促成的全球化可计算性的结构理性从而起作用。这样，主权就存在于取消相对性和可计算性的缺口中的绝对性的绝对之中。因此，主权要使绝对性相对化，而绝对性和主权之间不可分解的关系受到破坏。但是主权的相对化倾向永远不能完全消除绝对性。如果这样，那么它怎么才能是绝对的呢？当相对性在绝对性中出现的时候，它将会使绝对性多样化，但是绝对性仍然会超过相对性，因而总是对与之紧密结合的主权构成威胁。相对性所不容许的单一事件重新分裂了主权和绝对性，从而重新使它们之间的关联被切断。单一事件不可能变成可计算的，从而否定了主权。它不会变得自我认同，也不能鼓励任何形式的自我认同，因为它的单一性决定了它不可逆转地与目的论、全球性和结构性相悖。它使绝对性与主权相矛盾。简而言之，单一事件使主权自相矛盾。
德里达用来证明主权自相矛盾的两个例子是礼物和盛情(13)。仔细观察礼物，我们会发现实践中绝对性和相对性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复杂逻辑。根据《特定时刻》所提出的观点，礼物是一种可供选择的表达经济实惠的形式。当经济实惠是可计量的鉴定、有意义的交易和自我同一的可解释的、可知的逻辑的时候，礼物总是使经济实惠有可能不返回。经济实惠表现了自我回归的逻辑，这是一种回归到出发点的零和游戏。此时，身份是通过确认已知事实的可靠性来衡量的。确认了是多少就会是多少，不会有所增加，也不会有所抵触。但是，如果这一经济实惠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人知道已知的，这一行为又有何意义呢？如果你要做的总会回到老样子，那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此经济实惠的循环应该包括某种行为逻辑，它能解释为什么没有呆在原来的地方，甚至能证明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当然，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循环也没有经济实惠，哪怕让我们回到起点的经济实惠也没有。没有循环，只有一点，当然也就不会有记录某个行为的圈，这一点也就变得毫无意义。换句话说，循环要求有激发行为的某个东西。在此处，这个东西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礼物，它使行为产生，但是有可能回不到出发点。也就是说，使经济实惠可以开始循环旅程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循环有可能不会完成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
不言而喻，如果不探讨礼物与经济实惠甚至现金形式的经济实惠的这种关系，就不能清楚地描述礼物。但是如果有什么中断了经济实惠的循环，停止了经济实惠的计算而不继续交换，断开了循环而难以达到互惠和对称这一普通标准，同时使人们停止回报，那难道会不是礼物吗？(14)
因此，礼物就是提供循环的可能的因素——这一循环与可计算性同质——而这循环又有失败的可能。礼物是一种绝对性的形式，而这绝对性的活动正是经济实惠力图消除的。
礼物是主权用来反对自身的绝对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在《诈骗》中，主权被定义为自我同一的循环圈，这就与使主权成立的主权绝对性相抵触。用《特定时刻》中的术语来说，主权和绝对性的关系就如经济实惠与礼物的关系，但它同时也是绝对性本身。那么，主权怎么能够既是最为经济的事物——循环圈——的具体表现，同时又是与超越经济性并使之开始循环，又带来失败的可能的绝对性相同的事物呢？换句话说，绝对性怎么能够既是主权自我认同又是超绝对性的主权绝对性呢？简而言之，绝对性怎么能够划分呢？
礼物和经济实惠相互依存。没有礼物也就无所谓经济实惠。礼物事实上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使其流通的经济实惠中。使现存的一切出现的力量与这一切相抵触，因而也与导致它的一切相抵触。这是德里达在《诈骗》中所说的自身免疫系统，一种周而复始的过程。动因和成因有可能毁灭它们所促成的一切，从而毁灭促成它们的东西。主权正是这个过程的一种体现。它实现自我，同时又否认自我，就好像一个自身免疫系统既保护有机体同时又对有机体构成威胁。主权的绝对性永远难以接受同一性，因为同一性就意味着排除促成最初的行为的超越和不可预测性。换句话说，即使绝对性被当作权力逻辑，也不能减少绝对性，所以主权是一种易于受绝对性攻击的绝对性。超越不会停止于某个特定的点，我们也不能迫使它停止。只有超越才能否定超越，否则也就不是超越。主权不会局限在主权，所以它不能维持它之所以为主权的自我认同。
这个论辩过程可以应用于我们对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讨论。如上所述，现代性把自身当作理性的实行和实现。在德里达看来，理性并非一个孤立的东西。然而，尽管不同理性千差万别，但是通过它们所否认的结构统一化倾向以及它们与主权和不可计算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逻辑，多种理性紧密结合在一起。绝对性逻辑在主权中起作用，但那正是因为它的绝对性总是取代它。因此，现代性的多样性恰好体现在它所容许的合理化的变体之中，而同时这些变体既提出（或者至少设想）主权概念又使其受到威胁。德里达从阻止主权循环回归到原点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全球就是一个圆圈。没有哪个图像能比圆圈更明白更成功地表现出这个世界的本质。现代理性逻辑本身所要求的是一个不能通过回到出发点而结束或完成的圆圈。这可以转换成一个瓦解了的或不可能完成的全球主义，但不仅是被看作圆圈的全球主义的一个可供选择的变体。世界的不完全性决定了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因此，每一种现代性都挑战自我，使自我不完整，同时又反驳其他形式的现代性赖以建立和实现的逻辑。这意味着不存在所谓单纯的或合作的全球主义。单一世界的建立永远都不可能是最终的或固定的终点。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存在不同现代性与其他现代性简单地共存的简单多样性。所有的现代性一旦出现就质疑它们赖以存在的主权绝对性逻辑。因此，不同的现代性必然总是超越各自的界限而使彼此更为复杂，否则，就不会存在合理的现代性。
最重要的是，合理化的现代性质疑主权。毫无疑问，可以将全球化的修辞自由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权试图发挥作用的温和的方式。很显然，全球主义往往是权力运作的形式。德里达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主权(15)。国家主权能够成为抵御其他国家对民族自主权逻辑的干预的堡垒，不管这种干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主权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而加以抵制。主权使理性和现代性得以发展，没有主权它们将变得没有意义；但是主权起作用的时候，也必须接受解构和重构。也就是说，全球主义必然会受其不完全性的影响，而这总是让权力受到怀疑。
决定现代性性质的是潜在的全球性的主权愿望，是它的主权单一性。如果要接受可选择的现代性，我们必须能够反现代性地思考现代性，从而反主权地思考现代性。解构所产生的现代性观念是反主权的主权，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是解构的现代性。因此，可选择的逻辑不是主权现代性的温和的无威胁的变体。可选择的现代性把对它自身的批评和反驳引入了现代性逻辑之中。它通过拒绝主权的自我同一的逻辑来反驳主权现代性，即可选择的现代性并不仅仅是另外一种稍有差异的现代性形式，或不同情况下的现代性变体，但它仍然是主权的，仍然是全球性的。它们是对主权——自身免疫系统中的主权——的解构。它们向主权的圆圈逻辑中引入了循环的另一个原则，一种不可返回的旋转的原则，一种否认循环的单一性从而否认全球本身的单一性的全球主义。
注释：
①雅克·德里达：《诈骗：论理性二札》第120页，帕斯卡·安娜布拉特、米切尔·纳斯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雅克·德里达：《诈骗：论理性二札》第120-121、121、136、137、137、138、141、 12页，帕斯卡·安娜布拉特、米切尔·纳斯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⑩(11)(12)(13)雅克·德里达：《诈骗：论理性二札》第142、148、143、149页，帕斯卡·安娜布拉特、米切尔·纳斯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4)雅克·德里达：《特定时刻：1.伪钞》第7页，培吉卡穆夫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5)雅克·德里达：《诈骗：论理性二札》第158页，帕斯卡·安娜布拉特、米切尔·纳斯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