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横向论文,中国论文,东部地区论文,规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在我国，流动人口实现了由乡村到城镇的初次流动之后，还要频繁地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作横向的空间流动[1-3]。劳动力适当的空间流动可以优化人力资源的空间配置，调节不同地区劳动力的供需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是过度频繁流动使流动人口对自身的区域归属形不成长期的正面预期，缺乏对流入地的认同，不利于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和城镇化的顺利、健康发展。
以往的人口迁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联系、人口的区域转移以及空间分布及其演变[4]等，尤其是在区域和省际大尺度的流动趋势[4-6]、流动人口在城市内部的空间集聚和分布状态[4,7-9]以及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流动特点和影响机制[10-12]等方面取得了丰富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大多以调查时流动人口的现状做静态分析，很少关注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或区域间的辗转迁移过程。其实大量的流动人口不是直接由最初的流出地流入现居住地的，中间还要更换不同的城市或区域，城市间的横向迁移十分频繁。城市间的横向流动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居留的稳定性，高流动表明流动人口无法在一个城市长期居留。城市居留时间研究比较关注流动人口在某个城市居留时间的长短与其性别、年龄、婚姻、家庭状况以及社会网络的关系[13-16]，但重点仍然是调查时在当前城市的居留时间及特点，很少分析流动过程中每个城市居留时间的变化。
基于此，本文通过抽样调查，计算东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空间流动的速度、频率及群体分异，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流动人口城市间转移的轨迹和规律，重点分析流动人口在选择目标城市过程中在距离、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等方面呈现的特征和规律。城市间横向迁移规律研究不仅可以从更细致的层面和环节揭示流动人口空间迁移的特征，丰富人口迁移理论，而且有助于深入认识流动人口空间迁移的趋势，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城镇化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2 研究方法
从19世纪英国学者列文斯坦对人口迁移规律的概括[17]，到目前国际上关于人口迁移的4种主要理论[18,19]，以及中国学者关于全国乃至地区人口迁移规律和迁移特点的总结[20-27]，可以看出人口迁移规律的研究一般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迁移群体特征及变化趋势；二是迁移的流向；三是迁移的速度和居留的稳定性；四是迁移的区域格局；五是迁移影响因素等。研究发现的主要规律有：迁移群体以未婚青年为主，整体上男性多、女性少，单身迁移多、举家迁移少[20,21]；流向上以就近迁移为主，呈递补特征[17,20](即由乡村迁往镇，由镇迁往小城市，由小城市迁往大城市)，而且存在双向迁移现象，正向迁移带动较弱的反向迁移[23,26,27]；与不同经济区域和行政区之间的流动相比，经济区和行政区内部相互迁移更加频繁，并且在城市内部特定区域呈集聚状态[7-9,11]；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比较复杂，有经济因素、社会因素、个人和家庭因素等[28-33]，总体而言，由于空间的经济异质性，包括不同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工资水平等存在差异，最大的特点是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向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迁移。经济因素是促使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因素[34-37]。
以上这些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也能够准确反映进城以后的流动人口在城市间横向迁移的特点，则需要进一步论证。本文通过比较流动人口每一次迁移之前和之后两个城市的差异以及多次迁移过程中迁移距离、迁移城市规模、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路径的变化趋势等，来验证和回答以下主要问题：
(1)东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群体特征是怎样的，举家迁移的状况如何？
(2)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速度和频率如何，居留的稳定性如何？
(3)东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是否以就近迁移为主，哪种迁移方式占主流？
(4)如果经济因素是促使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那么流动人口城市间的迁移是否存在由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迁移的趋势？
(5)迁移过程中双向迁移的强度如何，是否存在由近及远逐步向更远距离迁移的趋势，是否存在着由小到大的递补特征？
(6)相同经济区或行政区范围内流动人口的迁移是否较跨行政区或跨经济区的流动更强，存在怎样的特点？
研究数据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10年6月-2010年9月对北京、东莞、无锡、温州、青岛和沈阳等6个城市非本地户籍、外出半年以上人口所做的1751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605份(表1)。由于流动人口流动性比较强，工作地和居住地不固定，登记不全面，本次调研选择在城区的社区进行随机抽样和流动人口生活和工作集聚区(包括开发区、工业园区)抽样相结合，按照2∶1的比例调配，并根据流动人口在各城市的行业分布情况对各城市总样本进行结构控制(表1)。
从案例城市区域分布来看，这些城市分别代表了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等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特色比较明显的区域。从城市性质来看，北京是综合型的国际化大都市，东莞是珠三角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世界著名制造业基地，温州是以个体私营和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等城市，无锡是以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为基础崛起的大城市，青岛国有大企业和日韩企业比较集中，沈阳是中国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案例基本涵盖了东部地区各种类型的城市。调查问卷详细询问了调查对象从第一次外出打工开始所经历的打工城市和每个打工城市居留的时间。流动人口对于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都有比较清晰的记忆，这就保证了问卷的质量。
3 样本描述及迁移群体特征分析
3.1 流动人口以年轻人为主，外出年限较短，教育水平相对较低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大规模出现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但占迁移主流是教育程度较低、外出年限较短的年轻人。本次调查样本男女性别比例为60∶40，整体上男性占优。年龄分布在16-69岁，平均年龄28.76岁，35岁以下流动人口占77.07％。第一次外出的平均年龄为22.15岁，平均外出年限只有6.61年，外出4年以下的高达41.65％，外出10年以上的仅占22.83％。教育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占总样本量的68.54％，其中初中占40.3％，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不过大专及以上所占比例高于小学及以下所占比例。可以看出，20年来人口迁移的群体特征变化不大。
3.2 以农业户籍和农村人口为主，但存在明显的城市差异
中国流动人口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农民工，但是不同城市由于职能和区位不同对流动人口吸引也存在差异。本次调查显示农村户籍占76.78％，非农户籍为23.22％；来自城市、小城镇(包括县城)和普通乡村的比例分别为10.48％、34.87％和54.65％。北京市的非农业户和来自城市的流动人口比例最高，分别达到20.53％和40.73％，并远远高于其他城市。无锡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来自小城镇，不仅高于其他城市，而且高于来自普通乡村的比例。这是因为北京作为首都和全国中心城市之一不仅吸引范围广，而且对其他地区的非农户籍人口亦有较强的吸引力。无锡所在的苏南地区小城镇密集，小城镇人口比例高，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本地区的小城镇人口。
3.3 夫妻一起迁移趋势明显，但带小孩举家迁移比例低
举家迁移是程度更深和更彻底的迁移形式。样本未婚占50.9％，已婚占47.85％，其他(离异、丧偶等)占1.25％。已婚者中已经有小孩的占已婚者的85.79％，表明已婚者绝大多数已经有了子女。调查时与一个或多个家人在一起居住和生活的占43.56％，不足一半。已婚中与配偶在一起占已婚者的比例高达64.06％，但是与子女在一起生活的占有孩子的比例仅为34.62％。已婚并有孩子的夫妻双方与孩子在一起的比例为29.21％。这一方面反映出夫妻双方一起家庭迁移的趋势已很明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带孩子举家迁移十分困难，农村留守儿童比例很高，迁移不彻底。
3.4 流动呈现就近迁移的特点，不同城市的吸引范围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流动人口的现流入地和最初流出地来看，就近流动是人口迁移的主要特点。从来源地来看，东部6城市来自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流动人口分别占有效样本总量的47.3％、35.5％和17.21％，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占绝对多数(表2、表3)。北京来源于东、中、西地区的流动人口的比例与总样本比例分布相一致，吸引范围较广，这与其在全国的地位匹配。无锡市虽地处东部，但也接近中部的安徽、江西等省，吸引范围较广，与总样本差别不大。珠三角地区的东莞由于与中部地区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共处于泛珠三角区域，同时临近西部的广西、重庆和四川等地，因此来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比例较高。温州虽然地处东部，但与东部的主要人口流出地距离并不近，反而与中部地区的江西、安徽等人口净流出省份接近，因此流动人口主要以中部地区为主，占一半以上，而东部地区较低。此外，各城市流动人口第一来源地都是本省(北京流动人口第一来源地是河北)，其中沈阳本省的占40％，而青岛接近七成来自山东本省。
4 空间流动速度
4.1 再次流动比例高，流动速度快
从流动比率来看，1605个有效样本外出后只在1个城市工作的比例为46.04％，发生过再次流动的比例高达53.96％，超过一半。其中在2个城市有过工作经历的比例为30.59％，在3个及3个以上的城市工作过的为23.36％。有30个样本经过的城市数量超过5个(表4)。从流动速度看，平均每4.02年更换一个城市，平均每人经历的城市个数为1.93个，经历打工城市越多，流动速度越快。
总样本在当前城市平均居留时间3.54年，居留时间小于1年的占总样本比例1/4左右，1-3年的30％左右，3-5年的1/4左右，5年以上的1/5左右。外出后只在一个城市工作过的样本，在当前城市平均居留时间为5.23年。外出后在2个城市工作的，平均每个城市的居留时间为3.22年，在3个城市工作过的平均每个城市居留时间为2.98年，4个及4个以上为2.28年。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更换城市的比例较高，更换次数比较多，速度较快，居留不稳定。这必然会影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和市民化进程。
就不同城市而言，没有换过城市的样本占各个城市总样本的比例，青岛和北京最高，分别为54.9％和54.3％，最低的无锡和东莞分别为37.9％和39.3％，最高与最低相差17个百分点。流动人口更换城市主要是由寻找收入更高，更满意的就业机会引起的。一方面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的选择余地越大，因更换工作而更换城市的可能性就越低；另一方面与城市所在区域的城镇体系和城镇相互关系有关，如果所在区域城市密集，城市可替代性高，城市之间相互交往比较频繁，那么流动人口在区域内更换城市的频率也会提高。这是无锡和东莞流动人口迁移频率高的重要原因。
4.2 流动速度在外出年限、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
已有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在某城市的居留时间与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有关[14,15]。男性的流动速度要低于女性，在每个城市及在当前城市居留的时间要高于女性，更加稳定。年龄分为两个阶段，40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加，流动速度降低，20岁以下群体流动速度是30岁以上的4倍左右；但是40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流动速度提高，在城市的平均居留时间减少，流动速度呈现“U”的趋势。流动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过程，其实可以看作是城市与流动人口的相互选择过程。在40岁之前，随着经验、技能和信息来源渠道的增加，对环境熟悉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越来越能够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提高其居留的稳定性；但是40岁之后，由于体力和灵活性的下降，越来越难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流动性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高，被动流动。这也显示出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的残酷性。
未婚流动速度高于已婚，未婚是已婚的两倍多，显示出家庭的影响。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流动速度加快，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群体在每个城市居留的时间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57％。
外出打工年限的差异最明显，外出年限越长，稳定性越高，流动速度越低。外出打工2年以下群体平均每个城市居留时间是外出10-13年和13年以上的约6倍和8倍。这种趋势进一步说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稳定性与其对环境和城市的熟悉程度有关，随着时间的增加，对环境和城市越了解，在城市的居留时间也相应增加。此外，来源地为乡村或城市以及户籍等方面差别不明显。
5 多次迁移的空间轨迹
5.1 迁移距离的变化特征
按照跨省迁移、省内跨市迁移和市内跨县或跨乡迁移把流动人口的迁移距离分为3类，然后观察至少有过2个城市工作经历的样本外出后第一个打工地点和第二个，直至最后一个打工地点与最初流出地相对距离的变化，判断流动人口在迁移过程中不同打工地点与最初流出地——家乡的相对距离是否遵循由远及近或者由近及远的规律。
有过至少两次迁移经历的流动人口初次外出选择的第一个打工地点以跨省迁移为主，占63.04％，省内跨市迁移的占26.19％，市内跨县和跨乡迁移比例最低占10.78％(表6)。从这个角度看，就近迁移并不占主流。在整个迁移过程中，以省内迁移进一步跨省流动、跨省回流省内或市内和仍然维持以前的流动状态3种方式都存在。经过次数不等的迁移后，以前跨省流动的有近14％的回流到省内，大部分仍然跨省流动；跨市迁移的有53.53％的仍然跨市迁移，将近42.35％的流向省外，仅有少部分回流到市内。市内流动的近60％流向了外省，近30％由市内流动转向了跨市流动(表7)。这样，经过多次流动之后，跨省迁移比例进一步上升11个百分点，市内迁移比例大幅下降了11个百分点左右，省内跨市迁移比例变化不大，总体上迁移距离增加(表6)。
比较不同次迁移过程可以发现，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回流的比例在提高，跨省流动中第一次更换工作地，有12.5％的回流到省内，第二次达到18％，第三次及三次以上流动的高达21％的回流到省内。总体而言，长距离的跨省迁移是城市流动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而且随着更换打工地点的增加，跨省迁移的比例逐步提高，近距离的市内跨县和跨乡的比例大幅下降。虽然跨省迁移的比例在提高，但是也有相当比例的跨省迁移者最终回流到本省或本市。这也验证了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即流动的主流是由近及远，但也存在回流的现象。
5.2 迁移过程中的经济指向
以人均可支配收入来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并由此判断流动人口在就业城市间迁移的经济指向性。外出后第一次迁移74.5％的由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的城市迁移至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城市；其余25.5％由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的城市迁至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的城市。第二次迁移中，60％的流动人口由收入低的城市流向收入高的城市；40％的由收入高的城市流向收入低的城市。相较于一次迁移时的25.5％，二次迁移中由收入高的城市流向收入低的城市的比例提高了近15个百分点。第三次迁移中，从收入低的城市流向收入高的城市仅为51％，大幅下降23.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由收入低的城市向收入高的城市的迁移虽然是主流，但是由收入高的城市向收入低的城市的反向流动规模也很大，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流动次数的增加，其比例逐步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横向迁移过程是其不断寻找满意的目标城市的过程，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对人口的筛选过程，在这一双向选择中，流动人口不仅仅以城市的经济、人均收入等经济因素为主要考虑因素；收入较低的城市在其他方面的优势可能弥补其经济方面的劣势。
5.3 迁移过程中城市规模变化
按照500万人口以上为超大城市、200万-500万人口为特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为大城市、50万-100万人口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再加之小城镇，把城镇分为6个等级。分析和观察有多次迁移经历的流动人口在城市规模上的流动指向性。有过至少两次流动经历的流动人口，首次外出在不同规模城市的分布(表8)，25.57％的人选择了超大城市，其次是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分别为22.72％和21.3％，特大城市15.5％，最后是小城市和小城镇。经过多次流动之后，5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大城市流动人口净流出，其中后者净流出了57.14％。200万-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流动人口净增加，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中等城市，增加了28.65％。经过次数不等的变化之后，最终在各类城镇的分布如表8，超大城市、大城市的比例分别下降了1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左右，而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分别提高了4.7百分点和5.8个百分点，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变化不大。在多次迁移过程中中等城市吸引力的提升最为明显。
从表9的流出和流入规模矩阵来看，同等规模城市之间是迁移的主要方向，比如超大城市之间、中等城市之间、特大城市之间、小城市之间。其中超大城市之间的迁移是迁移流量最大的，占总迁移的10％，其次是中等城市之间，占7.37％。外出后第一次更换城市由小到大的比例是33.5％，由大到小占的比例是35.9％，同等规模城市之间的比例是30.6％。从第一次直至最后一次的总变化来看，由规模较小的城市到规模较大的城市的迁移(由小到大)占总迁移的1/3(33.3％)，由规模较大的城市到规模较小的城市的迁移占36.24％(由大到小)，同等规模城市之间的迁移占30.48％。随着更换工作地点的增加，由大到小的迁移比重越来越突出，并不存在整体上的由小到大的递补现象。
值得关注的是，流动人口多次迁移中，从超大、特大和大城市到中等城市的人口比例较高，而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超大、特大和大城市向中等城市迁移的比例在逐步提高。在一次迁移中有25％，二次迁移中有28％，三次迁移中达到了34％。这显示出在不断迁移过程中，随着流动人口对不同城市了解的加深，中等城市的吸引力在提高，流动人口对大城市更加理性看待。总之，在流动人口的多次迁移中，城市选择仍然以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主，但是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向中等城市的迁移趋势越来越明显，城市间的横向迁移并不存在十分明显的由小到大的递补规律。
5.4 迁移的区域路径
首先，从户籍所在地的角度来看，在两个城市工作或生活过的流动人口，进入北京之前有高达50％的在户籍所在省份的城市进行了初次流动，然后再次流动到北京。无锡、温州、青岛和沈阳分别是14.1％、18.6％、12.8％和15.4％。还有一种比较明显的现象是首次流动就到达调研城市所在省份的其他城市，然后由该城市转移到调研城市，东莞、无锡、温州、青岛和沈阳分别有77％、35.9％、14％、50％和36.9％是由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辽宁省的其他城市转移而来的。其中东莞50％是由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转移而来。由此可见，再次流动的流动人口，首次流动把户籍所在省的城市作为首站然后进行跨省流动，或者首次跨省流动后然后在该省内不同城市之间流动是空间流动的两种重要形式。
其次，流动人口在特定经济区城市之间往返流动频繁。有两次迁移经历的流动人口，北京有59.3％是由京津冀地区其他城市转移而来。东莞84％、青岛64％、沈阳44％、无锡60％和温州28％，分别由珠三角地区、山东半岛地区、东北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等其他城市转移而来的。其中北京21.4％是由天津、青岛和秦皇岛3个城市转移而来。对于多次(3次及以上)更换城市的流动人口，特定经济区域内部往返流动现象更加明显。东莞经过多次迁移的流动人口超过80％曾经在珠三角内的两个及以上城市工作或生活过，其中有30.5％曾经两次在东莞工作过。总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内部东莞、深圳和广州之间的横向流动频繁，环渤海地区北京、天津、大连、秦皇岛和青岛之间的横向流动频繁，长三角地区的无锡、上海、杭州、苏州之间的横向流动频繁。
最后，不同经济地区也存在明显的对流现象。无锡和北京至少在两个城市工作过的流动人口17％是由珠三角转移而来，温州30％是由珠三角地区转移而来的。沈阳的38％和10％分别由环渤海和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转移而来。青岛有两次以上流动经历的分别有11％是从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转移而来。其中，珠三角对外输送的流动人口最多，占东莞以外其他5个调研城市两次及以上流动经历比重的14.3％。
流动人口多次迁移的区域路径变化体现了迁移的就近性，但这种就近性并不是就近家乡或就近来源地，而是迁移城市之间的就近性，这是不同于流出地与流入地两点式分析的重要特点。这种特点从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一体化程度是流动人口城市间迁移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6 结论
(1)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群体仍然以年轻人为主，男性多、女性少。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家庭迁移的趋势十分明显，尤其是夫妻双方一起外出打工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比例，超过60％，但是带小孩举家迁移比例很低。举家迁移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步骤，由于居住条件普遍较差，收入较低，外出打工照顾孩子成本高等诸多原因，造成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2)东部地区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以后再次流动的比例很高，流动速度快，平均居留时间短，不稳定。这种不稳定状态会对城镇化健康发展构成障碍。外出时间越长、对城市环境越熟悉的流动人口居留越稳定。
(3)流动人口迁移的就近性，不仅体现在最初流出地省份与流人地省份的相对距离上，也体现在迁移城市之间的就近性。但是就近迁移是相对的，与市内迁移和跨市迁移相比跨省迁移是主流。跨省迁移的就近主要体现在外出后居留的不同城市之间的相互距离关系，而非与流出地的关系上。经过多次迁移以后，跨省迁移的比例在逐步提高，而市内迁移的比例在下降，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流动人口迁移距离越来越远，存在着由近及远的趋势。
(4)城市间横向迁移的双向规律现象存在，但递补现象并不明显。随着迁移次数的不断增加，迁向了更远城市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由跨省迁移回流为省内跨市迁移。但是，由小到大的递补律现象并不存在，同级别城市之间的迁移是主流，而且经过多次迁移流动人口越来越倾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之间以及其他大城市流向中等城市的迁移流十分明显。
(5)中国流动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以后在城市间的流动并不存在明显的经济指向性，既有从收入水平较低的城市流向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有从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流向收入较高的城市，前者并不占绝对多数。而且随着迁移次数的增加由收入高的城市迁往收入低的城市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第三次迁移的人口两者比例各占一半。
(6)研究也证明同一经济区范围内流动人口的迁移较跨经济区的流动更频繁。从区域迁移路径来看，流动人口倾向于在熟悉的城市之间流动，或者把熟悉的城市作为跳板向其他城市流动，这也凸显出信息的重要性。
收稿日期：2013-01-15；修订日期：2013-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