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外交”研究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洋外交”指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对外交涉的表现，（注：“北洋政府”一词带有贬义，并非严谨之学术用语。正式名称应是“北京政府”(1912-1928)。用“北洋外交”来称呼民初北京政府之外交表现意涵比较明确，本文因此使用“北洋”一词，但绝无贬义。）属于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下，外交史中一个较短的时段，过去一直不受重视。“北洋外交”长期被忽视，既有中国外交史研究共同的问题，也有其特别的原因。台海两岸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依据旅美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说法，是民国史研究中与西方汉学界研究水平差距最大的领域，（注：唐氏称：“国人以汉文治国史最弱的一环，便是近代中国外交史。”见《唐德刚先生序——读王尔敏著〈晚清商约外交〉的心得和感想》，王尔敏：《晚清商约外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Ⅶ页。）并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未曾成为真正的专业。这种说法或许过重，但是确实反映出外交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应是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民族主义强烈，外交史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而深受政治影响，加以外交档案开放的限制，更减损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性。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中国外交史研究在蒋廷黻等前辈学者的提倡下，曾有相当不俗的成绩。当时的外交史名作中，如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对北洋外交比较能实事求是的看待与评价。（注：如该书第6卷（1933年）第397页“编者赘言”云：“综观二十一条交涉之始末经过，今日以事后之明论之，中国方面可谓错误甚少。”）但此后因国难日亟，加以国、共两党长期执政，政治宣传日盛，压倒自由学风，外交史位于“爱国主义”教育前沿，长期扮演宣传“反帝”的“列强侵华史”角色，因此只强调列强侵略，及国人英勇抵抗的一面。主题太过鲜明，使得外交史与政治宣传关系太过密切，学术研究的空间遭严重压缩。“北洋外交”在近代外交史研究中，又属先入为主刻板印象较深的领域。北洋政府时期依据过去对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区分，常被切成两半，未被当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阶段。北洋政府一向被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下，欺压人民、维护列强利益的反动政府。对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集中在军阀派系及其间的内战，强调军阀乱政祸国殃民，主要是当成革命的对立面看待。这段期间的外交表现，也就是“北洋外交”，常被视为军阀向列强献媚投降的“卖国外交”，若非爱国群众的监督，以及广州革命政府不断地向列强抗争，国权早就被出卖殆尽了。在此史观影响之下，“北洋外交”长期被史学界忽视与误解。
外交档案等一手史料长期不公开，也对严谨的学术研究形成障碍。由于过去长年的动荡，民初档案史料或散佚或尘封，或因保密因素，当时的外交档案公开给学者做研究的很有限。再加上研究外交史，通常需要大量参阅相关外国档案，在过去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不论是到外国使用档案馆，或是大量购买外国档案微卷，都不容易。近年来出国深造的学生较多，但是做历史研究的还很少，而且欧美史学界近年来外交史也非热门。种种原因，造成两岸中国外交史研究，确实与欧、美、日有不小的差距。
外交史研究受民族主义及政治影响，在欧洲各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现象。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欧各国的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研究十分兴盛，当时的外交史都以各个民族国家为主体，民族主义色彩很强。其长处在于重视使用档案，翔实重建谈判过程；其短处则在于各国都以自我为中心，外交史研究多在为本国的行为辩护，总认为淡判失败都因对方不肯让步，战争都是对方挑起的。这样的研究结果，对内虽可增强国民同仇敌忾的意识，对外则益增各国间的误解及敌意。加以传统外交史研究只重视上层精英的作用，脱离下层社会人民大众，忽略了长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迨欧战爆发，带来空前大浩劫，部分欧洲与美国史学家反省传统外交史研究取向，警惕到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质疑义战(Just War)的观念，抨击帝王将相的秘密外交，逐渐体认到历史研究应该是促成国与国之间彼此的了解及相互间的认识，是减少国际冲突的一个重要桥梁，不应该是拿来制造种族仇恨，或两国争端的工具。于是国际关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逐渐取代传统外交史，主张破除民族主义狭隘的偏见，强调多国档案对照研究，研究范围由传统的外交谈判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层面的往来，并深入研究外交政策的内层，如决策过程、压力团体等内政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取向上也趋于多元化，引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如国际关系学的体系研究法等等。欧美学界这种发展的历程，或有可作为中国外交史研究借镜的地方。
事实上，近年来学界中革命史观及民族主义的色彩已日渐淡化，近现代史中许多长期被抹黑扭曲的对象，已有重新评价的呼声。就外交史而言，在步入“全球化”时代的今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逐渐在全球事务中扮演关键角色，似应以平允开阔的世界观，回顾中国参与近代世界体系的历程，平衡过去强调反帝、充满“民族主义”悲情色彩的外交史论述，协助国民建立健康的“历史观”，昂首迈入21世纪。
在这个趋势之下，“北洋外交”似乎是近年来外交史研究中较有可能做到这种突破的领域。近十多年来在大陆、台湾与日本，都出现许多对北洋外交的新研究成果。研究群体逐渐成形，在研究水平、研究范式、使用一手史料、使用外国档案等各项学术要求上，都有提升，并可望为近代外交史以及民国初年的历史，提出新的理解角度。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或有值得将“北洋外交”研究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做个评介的必要。以下就个人所知，分台湾、大陆、日本、欧美四部分，介绍“北洋外交”的研究成果与趋向。笔者无意也无力做巨细靡遗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成果介绍，仅以个人所知及研究心得，试图理出一些初步的头绪。野人献曝，纯属个人见解，疏漏之处，尚请方家多多赐正。
台湾“北洋外交”研究近况
台湾在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上，享有得天独厚的一手史料优势。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及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的主要部分，都随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注：日本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助教授川岛真，撰有《台湾、中国にぉける档案の保存、公开状况，1994-1997)一书，其中第三章《中华民国外交档案保存、公开の现状》（原载《近现代东北アジア地域史研究会NEWS LETTER》第6号，1994年12月，第15-38页），详细介绍并比较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台北“国史馆”三处收藏的民国外交档案，甚具参考价值。）1956年这批“外交档案”(1861-1928)移转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该所草创时期可说就是以整理这批珍贵史料起家的，许多前辈学者因而练就扎实的史料基本功。该所除了刊行一系列的外交史料之外，也做出许多受国际汉学界瞩目的研究，以专刊形式出版，奠定了全球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南港学派”的基础。1968年曾编辑“外交档案”初步目录，并有限度的供学界使用。
使用“外交档案”编辑的史料系列中，与北洋外交相关的有《中俄关系史料》（1959-1975年陆续出版）、《中日关系史料》（1974-1996年陆续出版）、《澳门专档》（1992-1996年陆续出版）、《欧战华工史料(1912-1921)》（1997年）、《加拿大华工订约史料》（1998年）等。与北洋外交相关的近史所专刊，有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1963年）、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册（1966年）、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一十八年》（1983年）；陈三井《华工与欧战》（1986年）、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1986年）等数种。
王聿均对北京政府之对苏外交评价不佳，认为外交部“缺乏通盘的计画，临时因应，随时修改，动辄陷于被动。最初惟协商国的马首是瞻，态度过分谨慎……处处徘徊瞻顾，坐失时机。外交当局虽不乏熟谙俄情才智出众之士……然消息尤欠灵通……焉能厘订一完善的外交方针？”（第507-508页）李毓澍大量运用“外交档案”，于二十一条要求形成过程论证甚详，但因为先入为主地认为袁世凯为寻求日本支持其帝制而对日妥协，不肯采信对袁氏有利的说法，有欠公允。陈存恭大量使用英国FO档案，对1919-1929年间列强对华军火禁运，做出十分扎实的研究，他指出列强虽有禁令，但各系军阀都秘密派私人代表向欧、美、日购买军火，尤其是广州政府从苏联处取得军火最多。陈三井则使用中、法档案，研究20万华工对欧洲战场的贡献，加强了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的地位。李健民以“外交档案”为主研究五卅之后全民反帝情绪高涨，促成条约口岸时代的结束。
此外，与北洋外交相关的专书有王纲领《民初列强对华贷款之联合控制——两次善后大借款之研究》（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82年）、《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李绍盛《华盛顿会议之中国问题》（台北：水牛出版社，1973年）等。
相关论文有张水木使用“外交档案”撰写之《一九一三年列强对中华民国政府之外交承认》、《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与中国参加欧战之经纬》、《巴黎和会与中德协约》等，多收录于《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1986年）第二十三编“民初外交”（上、下）两册内。整体而论，当时台湾史学界受国民党国民革命史观影响，于民初历史注重广州而贬抑北京，在外交史方面，多强调“革命外交”的传统，（注：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3年）可称是代表性作品。）对北洋外交向来并不重视，评价也较差。
199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一批研究北洋外交的新成果。此与“外交档案”进一步的整理与开放有关。“外交档案”于1985年开始全面重新编辑目录，1989年完成，1991年出版《外交档案目录汇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编），其中第二册即北京政府时期。近年近史所正执行档案数字化典藏计划，将“外交档案”进行数字影像制作，并提供检索查询等项于网站，供大众使用，十分方便。至于南京、重庆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部档案”，近年来也陆续整理开放使用，其中包括一小部分北京政府时期档案，可能是当时调阅相关案件旧档时遗留下来的，细心搜寻，也颇有可补近史所“外交档案”不足之处。加以中研院各所历年收购大批英、美外交档案微卷，其中最重要的是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收购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即FO档案），以及近史所、欧美所图书馆收购之美国国务院档案微卷，及出版之FRUS档案，其中与清末民初中国外交相关部分堪称完备，使得台北中研院隐然成为研究中国外交史的最佳环境之一。
此外，一批留学欧、美、日，接受外交史专业训练，具备较开阔国际视野的年轻学者回台后，逐渐成长，组织讨论会，建构网站，一个学术社群正隐隐浮现。近年来主要的北洋外交研究成果有，近史所研究员张启雄长年致力于“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研究，著有《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近史所专刊，1995年）；《收复外蒙主权，1917-1920》（台北，1998年）。张氏认为在民初中俄间的外蒙交涉，北京政府至少能够维持中国在外蒙古表面上的主权。外交部并利用俄国革命良机收复外蒙主权，在册封外蒙活佛时表现出传统中华世界秩序的观念。可惜最后因皖系军阀介入，重视派系短期利益，使外交部重视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功败垂成。（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与外交部间的关系，亦可参见笔者《北伐时期的北洋外交——北洋外交部与奉系军阀处理外交事务的互动关系初探》，《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一届讨论会）》，台北，1992年。）
花莲师范学院教授吴翎君，致力于中美关系研究，著有《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及《美孚石油公司在中国(1870-1933)》（台北：稻乡出版社，2001年）。前书大量使用“外交档案”及美国国务院档案，剖析美国与中国南北两政府实质关系的基础，以及美国对华政策中理想与现实的纠葛，重新检视“中美特殊关系”论所建构的事实基础。北洋外交虽非此书重点，但作者同意吴应銧的研究，（注：Odoric Y.K.Wou,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Canberra,1978.参见本文欧美“北洋外交”研究近况一节。）认为美国在华人士与直系关系较亲密，但美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相当谨慎，不愿介入。后书也大量运用中美档案，探讨跨国企业在中国拓展市场时，与中国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中国民族主义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并旁及列强各石油公司在华的竞争与合作。此书开拓政府、企业与外交的新研究方向，拓展理解北洋外交的经济层面，甚有新意。此外，吴翎君也发表过《北洋政府外交部对华盛顿会议之决策与民意参与——“北洋外交”初探》（花莲师范学院《国际人文年刊》第7期，1997年10月），探讨民意舆论对北洋外交的影响。
笔者近十余年来专力研究北洋外交，主要关怀集中在中国国际化的历程与北洋“修约外交”的发展两方面。前者主要研究清末民初对海牙保和会及国际联盟的参与，考察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签署国际公约、承担国际义务的初始阶段，以及试图以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维护国家安全和提升国际地位的努力。撰有专书《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相关论文有《“大国地位”的追求——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努力》（《兴大人文学报》第32期下册，2002年6月）、《周边としての中国——20世纪初头の国际组织にぉけゐ中国と日本》（收于横山宏章等编《周边から见た20世纪中国》，福冈：中国书店，2002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国际化的努力——以清末民初对保和会的参与为例”（台北“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2001年10月）以及《顾维钧与北京政府对国际联盟的参与，1919-1922》（收于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注：近史所研究员张力对国联与中国也有研究，撰有《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近史所专刊，1999)，此书虽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主体，但也追溯到北洋时期的国际合作历程，颇具参考价值。）
北洋“修约外交”部分，笔者耙梳“外交档案”北京政府期间与二十几个国家谈判、签订及修改条约的过程，试图建构北洋时期收回国权外交思想的发展及实践成果。主要发表论文有《民国初年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之萌芽，1912-1918》（《兴大文史学报》第28期，1998年6月）、《1919年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形成与展开》（《兴大历史学报》第8期，1998年6月）、《1921年中德协约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发展》（《兴大历史学报》第11期，2000年12月）、《欧战后德国对中国战事赔偿问题之研究》（中研院近史所《二十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论文选集下册，2001年3月）、《北京政府与国民政府对外交涉的互动关系，1925-1928》（《兴大历史学报》第4期，1994年5月）、《北京政府时期条约观念的演变与修约成果》（台北《近代中国》第152期，2002年12月）、《北京政府末期“修约外交”决策机制刍议，1925-1928》（北京“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2年8月）等。笔者预定在数年内完成最后数个个案研究，拟改写成专书出版。
笔者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心得，认为1912-1918年间北京政府与古巴、智利、瑞士等国谈判、订定通好条约时，已注意到平等互惠原则，不愿再让予特权，可称为“修约外交”的萌芽期。1919年“修约外交”有较大的突破，对战败及革命国，坚持废除旧约另订平等新约。对无约国及新成立诸国，坚持平等互惠订约建交。对有约各国，则要求去除旧约中限制中国主权的条款。其成果有1919年中玻（利维亚）通好条约、1920年中波（斯）友好条约、1921年中德协约、1924年的中德财务换文与中俄协议、1925年中奥商约。总体而言，由北京政府的修约历程考察，可以看出其修改条约的外交政策是前后一贯，坚持到底的。
笔者自认为较独特的研究成果，是1925-1928年间北洋“修约外交”的发展，尤其是“到期修约”方针的形成与执行成果。北京外交部除了1926年与芬兰、1928年与希腊及波兰签订平等通好条约外，制定与贯彻“到期修约”方针，于1926、1927年分别宣布废止中比条约、中西条约，并分别与法、日、比等国展开修约谈判，与英、比谈判收回天津租界。这些成果，与当时国民政府“革命外交”共同考察，当更能明了北伐时期南北外交的互动关系，也才能理清“到期修约”方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外交的影响。笔者认为北洋“修约外交”并未随北京政府覆灭而结束，南京政府时期的修约政策，实质上是北洋“到期修约”方针的延伸。中国外交史研究在制度、政策、人事等各方面，都应注意到跨越不同政权的延续性。（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在研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历程时，也有极为接近的看法。两人在尚未阅读对方作品之前，却几乎同时提出类似的学术观点，颇有学术史上的特殊的因缘。）
此外，台湾近年与北洋外交相关的单篇论文尚有张春兰《顾维钧的和会外交：以收回山东主权问题为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下册，1994年）、黄文德《北京外交团领衔制度之变迁——兼论加拉罕使华案的影响》（注：有关加拉罕与北京外交团关系，另参见吴孟雪《加拉罕使华和旧外交团的解体——北京政府后期的一场外交角逐》（北京《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及笔者《中俄协定与北京外交团的没落》（台中《兴大历史学报》第14期，2003年8月）。）（台北《近代中国）第147期，2002年2月）。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近年出现一批与北洋外交相关的学位论文，主要有数篇台中中兴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1998年7月），黄文德“北京外交团与近代中国关系之研究——以关余交涉案为中心”（1999年6月），吕慎华“袁世凯政府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2000年7月），张齐显“北京政府外交部组织与人事之研究(1912-1928)”（2000年10月），陈昱伶“华盛顿会议与中国外交”（2000年6月）；以及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政治大学史学丛书，2001年）。这些论文都能严谨使用中外档案，并以宽广的视野研究北洋外交的各个层面，基本上对北洋外交持比较肯定的评价。这些后起之秀现在都正在攻读博士学位，未来发展深具潜力。
总而言之，台湾近年来有一部分学者从事于北洋外交研究，摆脱过去成见的限制，广泛运用中西史料，严谨地从不同的角度还原北洋外交的成就，获致不俗的成果，并提出不少新的观点，修正了过去的历史解释。年轻研究生的潜力，更让人期待。
大陆“北洋外交”研究近况
大陆的近代外交史研究，过去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强调列强侵略，及国人奋勇抗争的“革命史”。随着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傲人成果，国际上的大国地位实至名归，民族自信心增强，部分学者对近代史的诠释角度有所转变，逐渐摆脱过去“革命史”较狭隘的视角，不再强调近代中外关系中屈辱的一面，开始注意到由屈辱到崛起的历程。近年一些外交史研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风貌，比较能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平允的面对过去一百五十年来中外交往的历程。这种转变，在张振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回顾与展望》（《河北学刊》2000年第6期）及王建朗、郦永庆《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这两篇文章中，谈得很清楚。
张文指出：“文革”以前“一说到近代中外关系史，人们都认为那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只注意侵略，忽略了非侵略的部分；只注意少数大国；只注意外国进入中国，疏忽中国进入世界；“不实事求是，有失偏激。”“学术为政治服务，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曲解历史。”研究资料晚清时期较丰富，民国时期则较匮乏，研究大多偏重于19世纪，20世纪特别是民国时期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王文亦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帝国主义侵华史相呼应的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外关系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基本上被侵略与反侵略模式所涵盖。除此以外的许多方面，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张文认为，“文革”结束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围大为扩展，表现在时间范围的延伸及研究的内容拓宽，研究者大多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王文也认为，改革开放“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阔了视野。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出现了一批通论性的著作。“相对来说，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其综合性专著的出版普遍晚于清末的专著，大抵都在90年代。”王文还提出现在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思维和更严谨的学风。”更宽广的视野，帝国主义侵略与近代化并重，重视东亚之多边外交。更宏观的思维，过去只重微观研究，“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线索的描绘，我们依据的常常是革命史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划分，而忽视了中外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质。对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和世界观的演变、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演变及外交家群体的研究等，都是极为薄弱的环节。”“缺乏宏观的眼光，历史的叙述便失去了连续性。一些具体事件的评论大多是就事论事，而很少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探索它的存在意义，它的发展性或转折性。”更严谨的学风，必须对设定课题的已有成果有一个通盘了解，在研究中避免过分地情绪化的措辞与思考方法。
除了解释观点的开展外，近年大陆在档案史料方面也有较大幅度的开放。就一手档案史料而言，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部分北洋时期外交部档案，经整理后陆续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刊印，其中第三辑北洋时期的外交部分，就有许多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珍贵史料。此外，各地方档案馆也有一些交涉员公署档案及与外交相关的个人档案陆续公开。民国外交官回忆录方面，以顾维钧的回忆录最有名，他留下大量的个人档案在哥伦比亚大学，其口述历史也由哥大制成英文微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将之译成《顾维钧回忆录》13册，从1983年到1994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分册主要是北京政府时期，可惜因顾氏九一八事变以前的个人档案早已损毁，北洋时期的经历，主要凭借记忆，年代久远，难免有误差，故内容不如其后各册之翔实可靠，使用时必须特别小心。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论及北京和南京政府在处理对外事务的对比时，多次强调北洋当政者多将外交事务交给外交部去处理，并尊重驻外使节的意见，南京政府时期则否。（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93页。）
外交官日记，以《颜惠庆日记》（英文原著，上海市档案馆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三册为最珍贵，从1908年到1950年，共三千多页。此日记为纲目体，每日仅简略述写大事几条，读来枯燥乏味，但若能先了解当日时空背景，就可读出此日记的重要价值，往往其个人角度的看法，可以补足其他官方史料之缺欠，帮助治史者掌握台面下的内情。其中北洋时期，包括1915-1919、1921、1924-1926、1928年等年份，对研究北洋外交提供十分宝贵的素材。本书中译时对人名、地名的还原，下了很大的功夫，偶有错误，但已难能可贵。另外吴建雍等重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亦可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
在与北洋外交研究相关的专书、论文部分，大陆近年来出版的通论性教科书及丛书、工具书比较多，依据史料的实证性个案研究比较少。专书如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都有相当篇幅与北洋外交有关，基本上是大学教科书性质。丛书如石源华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之“民国外交官丛书”，包括金光耀《顾维钧传》、张礼恒《伍廷芳传》、陈雁《颜惠庆传》、完颜绍元《王正廷传》、杨菁《宋子文传》、钱玉莉《陈友仁传》、石建国《陆征祥传》。其中张礼恒后来又出版《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02年）。金光耀另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这些专书对我们全面认识民国外交官群体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许多人物尚有做更深入研究的空间。工具书则有石源华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
与北洋外交相关之论文，有习五一《论废止中比条约——兼论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论顾维钧内阁征收海关附加税与罢免安格联事件》（《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吴孟雪《加拉罕使华和旧外交团的解体——北京政府后期的一场外交角逐》（《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等。到目前为止，大陆学界的北洋外交研究，在广泛运用一手史料的严谨基础研究方面，还稍嫌薄弱。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研究取向的出现，如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书中收录了部分与北京政府时期与二十一条、济南事件等相关的外交、内政互动关系的论文，触及北洋外交更深层的社会面及文化面，颇有发人深省之处。程道德主编《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1993年），书中一些将外交史与国际法结合的个案研究，也提示了外交史研究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
中苏关系研究是大陆学者的强项，北洋时期亦然。近十年来出版了许多史料汇编及专书。前者如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三）中苏关系(1919-192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998年）之《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丛书》第1-6卷，收录许多1917-1927年间联共、共产国际近年解密的珍贵史料，对研究北洋时期中苏关系，提供许多新的素材。主要专著有林军《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等，都对北洋时期错综复杂的中苏关系，有较深入的研究。
对北洋外交的评价，近年逐渐有肯定的声音出现。如王建朗研究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著有专书《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及论文《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等。王氏认为北京政府的修约成果，为后来的南京政府，甚至于到抗战以后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奠下相当的基础。论文的结语云：“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几代人与历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最后毕其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包括一直以革命党人自居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包括具更大的妥协性的北京政府。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与历届政府的废约外交相辅相成。”在前引《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文中，王氏也指出：“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另外，周俊旗、汪丹《民国初年的动荡》（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一书也称：“近年来，学术界对北洋军阀时期外交的研究日趋深入，更科学的评价了其外交活动”。（第127页）
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学术研究》1994年3月号）一文，是笔者所见最肯定北洋外交者。文中指出北京政府外交部是中国外交史中很重要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外交机构趋于专业化与技术化，外交思想反映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已较清末进步很多，北洋外交的近代化具有进步意义。“北洋外交争得了部分主权，外交机制的近代化和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行和发展。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尤其远东大国的地位日渐显露出来。至于北洋外交失败的根源，也不能简单地从外交政策方面理解，而应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这些观点，在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十三章《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苏全有执笔）中，有更进一步的发挥。该章总结北洋外交有三个特色：内向性外交特色（内向性妥协外交方针）；开放性外交格局；力争收回主权的外交方针。指出“北洋外交人才济济……他们有广泛的国际知识，了解国际大势，掌握近代外交专业技能，通晓外交礼制和外国语言”。“北洋的外交机制基本上实现了形式上的现代化，已与国际接轨”。注意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开始参与国际性事务。“北洋政府的外交方针是开放性的”。在北洋外交成果方面，认为“一战以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力图抓住时机争取独立、自主和平等、自由的国际地位。这从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到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一场场空前未有的争国权外交斗争中看得很清楚，斗争的成果处处可见，充分表明北洋外交思想及实践已进入崭新的时期。首先，北洋政府以外交方式为废约做出巨大的努力，在民意推动下，主动争回部分失去的主权”。“北洋政府在进行修约和废约外交的同时，还努力进行取消领事裁判权和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活动”。“第二，北洋政府没有再作出出卖主权的行为，并为维护中国现有的主权和权益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总之，北洋政府后期的外交，继续丧失主权的事出现较少，相反，争回主权的事件却屡见不鲜。这是北洋政府开放的、争回主权的外交方针的胜利，标志着外交机制的近代化和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实行和发展，体现了国权平等主义的外交思想的光辉”。（第890、891、895、898、906、908、909页）
总而言之，大陆学者本来对于北洋外交是持严厉批判态度，很少有学术研究。近十年来有了重大的转变，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北洋时期的重要性，出版了一批外交史料及外交官回忆录、日记，并有一批通论性的民国外交史著作，及外交官传记的问世。对北洋外交的评价，多已突破过去观念上的束缚，比较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北洋时期外交上的成绩。目前虽在使用档案的扎实个案研究上较为欠缺，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外交史研究前景光明，未来潜力无穷。
日本“北洋外交”研究近况（注：本节多有参考川岛真《日本にぉける民国外交史研究の回顾と展望（上）——北京政府时期》（《近きに在りて》第31号，1997年5月）之处，不敢掠美，特此说明。）
日本有一贯坚实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传统，早年对北洋外交研究虽不多，但评价比较中肯。早年有坂野正高《第一次大战から五·卅まで——国权回复运动史觉书》，收于植田捷雄《现代中国を绕ゐ世界の外交》（东京：野村书店，1951年），文中已提出北京外交当局，在国内政治的混乱中，不受政权更替的影响，利用国际环境的变化，及国内收回国权的广泛舆论，有计划地一步步收回国权，突出了北京外交政策的积极面。植田捷雄《东洋外交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也持同样的观点。
其他有关北洋外交的论著，有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建一郎，从国际关系论角度研究民国初年的借款问题，著有《西原借款から新四国借款团ヘ》，收于细谷千博、斋藤真编《ヮシントン体制と日米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富山国际大学教授藤井升三，对华盛顿会议颇有研究，发表有《ヮシントン体制中国》（《国际政治》第46号，1972年）、《ヮシントン会议と中国の民族运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50号，1970年）及《中国革命と第一次カテハン宣言》（《アジア经济》第10编第10号，1969年）；在中美关系方面，有北条敏子《ェゥィルソンの对中国政策の一考察》（《金田塾大学国际关系学研究》第1号，1975年）；中俄关系方面有伊藤秀一《ロシア革命と北京政府》（《东洋史研究》第25编第1号，1966年）；另有安田淳《中国の第一次大战参战问题》（《庆应大学大学院（法）论文集》第22号，1985年）等。
1990年代日本崛起一批年轻学者，致力于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研究。探讨东亚国际关系的，有信州大学教授久保亨，专力研究民国经济史，除对外债、海关及经济等问题发表许多论著外，对华盛顿体制也有新见解，撰有《ゥェルサィュ体制とヮシントン体制》，收于历史学研究会编《必死の代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东京中央大学助教授服部龙二，将其博士论文增补出版《东アジア国际环境の变动と日本外交，1918-1931》（东京：有斐阁，2001年），此书探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战间前期”，东亚国际秩序之变动与日本外交之抉择；中央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编《民国前期中国と东アジアの变动》（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9年），其中第一部《民国前期中国の国际关系》，收录笠原十九司《北京政府とシベリア出兵》、川岛真《北京政府の对非列强外交》、刘小林《第一次世界大战と国际协调体制下にぉける日中关系》、王永祥《一九二○年代前半期ソ连·コミィルンの中国政策》、土田哲夫《中国人のソ连留学とその遗产》等五篇与民初外交相关的论文；宇野重昭、天儿慧《20世纪の中国：政治变动と国际契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收有泷口太郎《不平等条约体制と“革命外交”》。此外，狭间直树编《1920年代の中国》（汲古书院，1995年），虽无外交史相关之论文，但可供当时政治背景之参考；滨口允子《北京政府论——北京政府ヌ论ズル研究(1980-1993)を回顾して》（《近きに在リて》第25号，1994年5月）亦然。
探讨中央与地方外交的，有东京法政大学教授冢本元《福州事件与中日交涉——“军阀期”北京政府外交部的职务之一例》（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上册，1996年）、《北京政府期にぉける中央外交と地方外交(1919-1920)》（东京法政大学《法学志林》第95编第3号，1998年2月），以各省外交特派员与列强领事间的交涉个案，研究民国初年省级的地方交涉，认为重要性较低的中日民间冲突事件，可由地方交涉署与日本领事解决，北京外交部则代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与日本公使交涉国家级的外交问题。
研究东北地方外交的有水野明《奉系军阀研究》（台北，1998年），书中触及许多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与日本、苏联的关系；尾形洋一《沈阳にぉける国权回收运动——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ノ—ト》（《社会科学研究》第25编第2号，1980年）。土田哲夫专门研究东北地方外交，著有《民国时期的“地方外交”：张学良政权的事例》（南京大学《民国研究》第2期，1995年）。此外，其夫人冯青也研究外交史，发表有《陆征样と民初の外政机构改革(1912-1916)》（东京日本女子大学史学研究会《史草》第43号，2002年），主要使用台北“外交档案”，有系统地探讨民国建立后，陆征祥对外交部在人事、制度上的改革，以及将外交官领事官专业化及改革地方外交机构的努力。
边疆问题方面，有光岛督《川藏边界纠纷与驻华使节的调停，1914-1919》，收于郑梁生主编《第二届中外关系史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淡江大学历史系，1992年）；中立见夫研究蒙古问题与中俄关系，使用中、俄、蒙史料，撰有《ボブド·ハン政权の对外交涉努力と帝国主义列强》（《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第17号，1976年）、《1913露中宣言：中华民国の成立とモンゴル问题》（《国际政治》第66号，1980年）、《モンゴルの独立と国际关系》（收于沟口雄三编《周缘からの历史》，1994年）。
有不少学者研究海关史，与北洋外交也有关系，如副岛昭一《帝国主义の中国财政支配：1910年代の关税问题》，收于野泽丰、田中正俊编《讲座中国近现代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冈本隆司研究北洋时期之中国海关，著有专书《近代中国の海关》（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9年）及论文《北洋军阀时期にぉける总税务司の役割——关税收入と内外债を中心に》（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杂志）第104编第6号，1995年6月），（注：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海关研究，可参见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以及笔者《北洋政府时期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之初步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这篇论文广泛使用英国FO档案，指出中国关税收入本来用于偿还外债，但欧战后也用之于偿还内债，因此总税务司安格联对中国内政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也因而与广州政府、英国、北京外交团发生冲突；小濑一也使用英国FO档案研究安格联，发表有《南京国民政府期の中国海关——アゲレン时代の海关运营をのぐって》（《龙谷大学经济学论集》第34编第2号，1994年），也强调安格联时代中国海关的自主性。
笠原十九司研究五四运动，发表过《日中军事协议反对运动——五四运动前夜にぉける中国民族运动の展开》（中央大学《人文研》1983年第2号）、《日中军事协定と北京政府の“外蒙自治取消”——ロシア革命がもしらた东アジア世界の变动の一侧面》（《历史学研究》第515号，1983年）、《山东主权回收运动史试论——五四运动史像の再构成にむけて》（中央大学《人文研》1990年第10号）等论文。
日本学界较全面研究北洋外交的，当属北海道大学法学部助教授川岛真。他近年来广泛使用大陆、台湾及欧美、日本各地收藏之档案，获致质、量俱佳的研究成果，并发表了多篇有关民国外交档案收藏情形的文章，对促进日本学者使用中国外交档案，有很大的贡献。川岛真主要的论文有《日本にぉける民国外交史研究の回顾と展望（上）——北京政府期》（《近きに在りて》第31号，1997年5月）、《日本にぉける民国外交史研究の回顾と展望（下）——国民革命期から战后初期きて》（《近きに在りて》第34号，1998年11月）、《华盛顿会议与北京政府的筹备——以对外“统一”为中心》（南京大学《民国研究》第2辑，1995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の外交官试验》（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11号，1996年6月）、《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の对シセム交涉》（《历史学研究》第692号）、《北京政府の对非列强外交》（收于中央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编《民国前期中国と东アジアの变动》，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99年）等。这些研究广泛使用多国档案，注意到外交与舆论之互动，政策面与组织面的关系，视野相当开阔，常能见国人之所未见。例如他指出广州政府在对暹罗、澳门等粤籍侨民较多的地方，外交上的发言权较大，北京外交部必须与其磋商，甚至这些地区领事的派遣，也要咨商之。又如他指出1919年北京外交官考试，受日本影响很深，在考试科目上，由于出题者多系留日学生，与日本外务省考试科目十分近似。
川岛真探讨北洋外交的博士论文“中华民国前期外交史研究”（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学位请求论文，2000年3月），将北洋外交区分为国际层面（国际会议——巴黎、华盛顿，国际组织——国联）、国内层次（北京与广州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关系）、地方外交层次（东北、新疆、广州各地方政权之对外交涉），较全面地探讨北京政府外交的特色。此论文经增补后，即将以“中国外交的近代”为名出版。此书分为绪论、第一部“近代”的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第二部“文明国家化”与不平等条约的改正、第三部中国“传统”外交的底流——宗主、大国化空间认识——、第四部外交中的中央与地方、结论，应是值得研究北洋外交的同行期待的一本专著。
另外，日本学者在中日关系史上，有很丰硕的研究成果，几可自成一学门。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山根幸夫编《近代日中关系史研究入门》（东京：研文出版，1992年）及1996年增补版，本文不多赘述。
总而言之，日本学界近年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北洋外交的重要性，研究成果颇多。其特色在于扎实的实证研究传统；注重东亚全局，日、美、苏、英、中之间国际政治的变动，以及环绕中国海关的列强及中国之竞争；也比较注重中央政府之外的地方（广东、东北、新疆等）外交等。一批年轻学者，熟谙中、英文，在传统严谨学风熏陶及团队精神之余，勤跑大陆、台湾及欧美的档案馆，实在是研究北洋外交的一群畏友。
欧美“北洋外交”研究近况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外交史研究，自马士(Hosea Balbu Morse,1855-1934)、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以降，有坚强的研究传统，累积了深厚的成果。他们对北洋外交注意得比较早，评价也比较高。马士的经典巨著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三册，1910-1918年陆续出版，（注：中译本见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将晚清中国外交史分为冲突时期(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屈从时期(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被制服时期(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1)三个阶段。波赖(Robert Pollard)则认为1917年以后中国外交是“收回国权时期”(Period of recovery)，他的专书China's Foreign Relations,1917-1931(New York,1933)，（注：中译本见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以北京到南京政府之国权收回运动为主轴，对北洋外交有相当不错的评价。
其后，与民初东亚外交有关之论著，当推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Akira Iriye）之名作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Harvard Univ.Press,1965)。此书建构了有名的“华会体系”(Washington System）说，以欧战后美国威尔逊主义、苏联列宁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四者的互动关系，来诠释1920年代的东亚国际关系。此说甚有创意，在学界备受推崇，然而基本上忽略了北京政府之角色。
1970年代前后，欧美学界出现了研究中国的热潮，其中有一批学者研究北洋时期，基本上他们对北洋外交的表现评价都不错。如英国学者Peter Lowe,Great Britain and Japan,1911-1915(London,Macmillan,1969)，以FO档案为基础，对袁世凯在二十一条交涉时的表现，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认为袁世凯在此交涉中成功地运用了各种策略来维护国权。当时中国国力远不如日本，而日本提出的条件，中国并未完全接受，日本用武力威胁、最后通牒等方式迫使袁氏就范，还放弃第五号各条，外相加藤高明在交涉后，受国内各方攻击，引咎辞职，所以日本在外交上是不成功的。从英国的角度看，二十一条交涉中袁世凯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得到了最好的条件。日本就是因为交涉时对袁世凯非常不满，后来在袁氏推行帝制时，全力把袁氏搞垮。这样的说法，与中国学界过去的解释完全不同。Chan Lau Kit-ching（陈刘洁贞），Anglo-Chinese Diplomacy,1906-1920 in the Careers of Sir John Jordan and Yuan Shih-kai(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78)，也用FO档案研究朱尔典使华外交生涯，对袁世凯外交也是抱持同情观点。
美国学者善于将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研究结合，研究北京政府军阀与派系政治的名作有Lucian Pye,Warlord Politics: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Republican China(New York,1971)。书中对北洋外交表现非常推崇，如第52页称：北京外交官是中国最成功的文人领袖，他们巧妙地利用国际均势及当时的世界同情，达成与中国国力全不相称的成果。Andrew Nathan,Peking Politics,1918-1923: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Berkeley,1976)第67页亦称：“由于各派系都知道对外关系属专业问题，关系全中国之利益，因此外交部基本上得以超然北京各派系之外，独立执行外交政策。”此外Leong Sow-theng（梁肇庭），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6(Canberra,1976)研究中苏交涉。他对北京外交部的表现，同样评价极高，如此书绪论第xx页云：由于北京政府依赖列强之承认，使得外交部相当程度的免于军阀之干涉，比起其他政府部门更能独立决策而具延续性，部内及驻外人员，都是依据专长挑选出来的。这些外交专家，都是国家观念很强的人，靠他们的训练及工作性质，献身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此书结论部分，第294-295页称：北京外交部比大多数人所知的权力更大，更独立，更具连续性，有更佳的人才、更积极的政策以及民族主义的动机。Madeleine Chi（戚世皓），China Diplomacy,1914-1918(Harvard U.P.,1970)运用中、日、英、美外交档案，研究欧战期间中国的国际关系，着重于日本与英美在华利益之冲突及列强在华之角逐，这些都成为1919年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
有一批学者专门研究北洋军阀，如James 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ng(Stanford,1966);jerome Chen（陈志让），The Military-Gentry Coalition:China under Warlord(Toronto,1979);Chi His-sheng（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dford,1976);Donald Gillin,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ceton,1952);Gavan MaCormack,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8-1928:China,Japan,and Manchurian Idea(Folkstone,1977);Odoric Wou（吴应銧），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1939(Canberra,1978)。这些专书虽非外交史研究，但多多少少都触及外交问题，尤其是列强与军阀的关系。如吴应銧书中即有专章讨论吴佩孚与英美的关系，认为吴氏虽然用各种方式拉拢英美，也得到部分英美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但英美严守中立不介入中国内政的立场，除非吴氏成为中央政府，否则不会支持某一特定派系。 （注：笔者对英国与张作霖关系的研究，亦抱持相近观点。参见Chi-hua Tang,Britain and Warlordism in China:Relations with Chang Tso-lin.1926-1928，载台中《兴大历史学报》第2期（1992年3月）。）
19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与北洋外交相关的研究比较少，笔者所知的有Zhang Yong-jin（张勇进），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1918-1920:The Middle Kingdom at the Periphery(Macmillan,London,1991)。他认为中国之参与巴黎和会，应是真正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而1920年在国际联盟第一届大会中，选入行政院(council)非常任会员，更是西方国家接受中国为平等一员的重要象征。但是中国并非以达到西方式“文明”的标准、而是以反抗条约体系及宣称适用于西方之主权平等原则加入国际社会的。另有两本研究中俄关系的专书，S.C.M.Paine,Imperial Rivals,China,Russian and their Disputed Frontier(Armorck,1996)及Bruce Elleman,Diplomacy and Deception:The Secret History of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7(M.E.Sharpe,1997)。Elleman挑战过去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因威尔逊背叛中国，对美国失望，转而倒向真正以平等对待中国之苏联的说法，认为环绕1924年中俄协议之苏联对华外交，只是名义上对华平等，漂亮的宣传而已，基本上是个骗局，实际上仍保持在华大部分的特权。北京外交部明知吃亏也不拆穿，借此向西方国家施压。中苏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旅澳华裔学者Edmond S.K.Fung（冯兆基）著有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1924-1931(Oxford Univ.Press,1991)。此书重心放在英国与国民政府的交涉，强调英国对华新政策的形成及其成果，度过中国强烈反帝反英时期，基本上保全了在华主要利益。此书在英国对华政策方面有颇深入的探究，但基本上忽略了北京政府的角色。（注：大革命期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过去长期被忽视，笔者伦敦政经学院国际关系史系博士学位论文即探讨此主题。参见Chi-hua Tang,Britain and the Peking Government,1926-1928,1991。）Stephen G.Craft研究顾维钧，1997年完成伊利诺(Illinois）大学博士学位论文V.K.Wellington Koo and the Quest to Make China into a Cireat Power，并曾发表单篇论文Angling for an Invitation to Paris:China's Entry into the First World War(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XVI,no.1,Feb.1994)，探讨中国参战以争取参与战后和会的机会；John Basett Moore,Robert Lansing,and the Shandong Question(Pacific History Review,vol.LXVI,no.2,May 1997)，探讨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时，中国代表团的美籍法律顾问摩尔及蓝辛的角色，以及他们对山东问题的看法及影响。
Erik Goldstein and John Maurer eds.,The Washington Conference,1921-22(Frank Cass,UK,1994)。此论文集之特色在于由后冷战时代的视野，从各国不同的角度，重新探讨作为欧战后建构全球秩序努力之一环的华盛顿会议，以作为21世纪建构全球新秩序的前车之鉴。此论文可说是西方学者近年来对华盛顿会议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颇具参考价值。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柯伟林(William C.Kirby)，近年来研究近代中国国际化之历程，发表过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The China Quarterly,no.150,June 1997)，文中认为民国初年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当时中国内乱不断，国际地位低落，居然可以将清朝移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总而言之，欧美学者具全球视野，熟谙研究情报，善用多国档案，结合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勇于提出创新观点，过去对北洋外交研究的成果居领导地位，对北洋外交一贯持较肯定之态度，比较强调其正面的成就，然而也有不脱西方中心观点，赶流行趋时髦等缺点。近年来外交史在西方不热门了，做北洋外交研究的学者也比较少了。
由学术史角度看，“北洋外交”研究自1930年代以降，因民族主义及党派观点影响，台海两岸学界对之评价都不好。直到近十多年来，意识形态束缚减轻之后，许多接触到北洋时期对外交涉的学者，感到当时外交的表现不差，外交官人才辈出，逐渐质疑过去对北洋外交的成见。这种观念上的突破，加上档案史料逐渐开放，外国档案使用日益普遍，中外研究成果交流频繁，北洋外交近年来在大陆、台湾及日本都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也愈趋细腻与多元化，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许多新的看法。
就国际层面而言，一些学者注意到北京政府时期正值国际外交局势变迁阶段，19世纪末横行全球的“帝国主义”外交，历经欧战浩劫，遭到质疑，美国、苏联都提出新外交构想，竞争战后世界秩序主导地位，也竞相拉拢中国。国际间一时“理想主义”外交风行，有利于中国之争取国际平等地位。参加欧战可说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重要的里程碑，虽然过去国内学界认为参战带来国内政局动荡，造成南北分裂，多给予负面的评价。但若由外交史角度看，参战确实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参与巴黎和会的机会，并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会员国，参与国际事务。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外交官的表现可圈可点，争取国际同情，提升国际地位，收回部分已失国权，成就不俗，使得中国在欧战后全球“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的建构中，得以占有一席之地。
就东亚层次而言，美苏竞相争取中国新兴民族主义之向心。日本在东亚大肆扩张后，在华盛顿会议中受到压制，国际合作路线暂居上风，军方气焰稍敛，一时尚不能独断独行。“华盛顿体制”之下，英、美、日三强在华以经济合作取代竞争，共同支持北京政府。同时，遭华会排斥的苏联与广东政府，则携手合作，以革命手段挑战华会秩序。相对而言，日本学者对华会体制的研究甚多，中国学者则尚在起步阶段。
就中国层次而言，北洋时期旧式“帝国主义”外交在华控制力仍然强大，新旧外交潮流，在华互相激荡，关系错综复杂。北京外交团、中国海关、邮局、盐务稽核所、银行团，以及各地租借地、租界、外商洋行、银行、铁路等等，都是学者注意的主题。新近对中国海关性格以及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研究，都增加了我们对帝国主义在华多重面貌的认识。
北洋军阀与列强关系的新研究，常指出他们的民族意识都很强，并无出卖国权的意图。一些研究对袁世凯外交持肯定的态度，对军阀是列强走狗的说法也提出质疑。英美等国基本上支持北京政府，对于个别军阀或有好感，但并无介入中国内政以支持之的证据，反倒是苏联对于冯玉祥及广州政府的援助比较明显。一些学者注意到地方外交，当时中国内部分裂，除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外，广州政府、东北当局、新疆当局等都有对外的交涉，甚至各大军阀也都有其外交代表，常绕过外交部，直接与列强往来。各省交涉员也不时与各国领事有外交往还。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处理外交事务的关系，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
北洋时期也是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许多研究指出当时外交机构的组织与人事都趋于专业化、制度化，为日后中国外交奠下深厚的基础。一些对外交官群体的研究，指出当时外交人才鼎盛，在国际坛坫上和列强外交家周旋，毫不逊色，许多人日后为南京政府服务，继续为争取国权做努力。北洋时期国内民族主义勃兴，尤其是五四运动后，群众舆论都要求去除条约束缚，是北洋外交的重要助力。“国民外交”、“公众舆论”也成为近年研究的热点，有些研究深入探讨外交的社会、文化层面，发人深省。
有些学者致力于研究当时外交思想、政策的演变，认为民国成立后外交部坚持不再丧失国权，并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努力收回已失国权，发展出“联美制日”、“到期修约”等策略。学者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历程的新研究，指出北京外交部曾修改许多条约，不再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并利用国际有利形势，参战后废除了中德、中奥条约；利用苏联革命，废除中俄间旧条约，签订平等条约。北京的“修约外交”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既竞争又合作，共同为摆脱条约束缚做出贡献。
这些新的成果，不仅代表北洋外交研究水平的提升，逐渐缩短与欧美学术水准的差距，并且全面重新评估了北洋外交的成绩，进而可对民国外交史提出新的理解视角。过去学界认为北洋外交接续清末之余绪，到北伐之后结束。广州的新外交路线则影响到武汉及南京政府。近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另一种看法，强调民国初年的外交，应以北京政府为主体，广州政府只能居于次要地位。尤其是南京政府建立后，在修改条约的政策方面，受北洋末期“到期修约”政策影响很深。在人事方面，南京外交部也多用北洋旧人。南京政府在外交上与北京政府的传承性，似乎比过去理解得更深。若然，北洋外交实为清末民初外交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甚至于对整个北洋时期，似乎不能只视之为新旧交替的过渡阶段，相反的可能是理解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的关键阶段，实有加强研究的必要。
未来北洋外交研究水平进一步的提升，需要群策群力。由于外交史研究牵涉到许多外国，又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层面，没有人能懂各国语言，也没有人能兼通各领域，必须由同行共同努力，经常交流，才能有较大的突破。目前这种交流正经由两个方式在进行，一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继1999年举办“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又筹备召开“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原订于2003年8月开会，后因SARS疫情影响，不得不延后一年。相信这个会议，聚集大陆、台湾及日本研究北洋外交的学者专家于一堂，必定会擦撞出许多火花，大幅提升北洋外交的研究水平。一是台湾外交史同行正在积极筹备设立“近代中国外交”网站，与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外交档案”数字典藏计划结合，并邀请大陆、日本的同行共同参与合作，希望能让这些同行有经常切磋的管道，并带领年轻有潜力的研究生进入这个领域。从这些趋势看，北洋外交研究的突破，是可以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