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西方基督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对基督教的信仰始终是孙中山政治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基督教的信奉重在精神而轻形式，不甚信仰神化的上帝而崇信作为革命救世者的耶稣，不恪守基督教义中的神学信条而取其济世救众的积极内容。他对基督教在文化思想规范方面所起的积极影响与作用给予重视和肯定，而对其中某些组织形式与成员充当列强爪牙进行的侵略活动则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他指出基督教在为近代中国传播民主思想，开创社会风气与改良国民道德人格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但不可过高估价它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他一生的革命活动，始终有一批教徒志士追随其间、参与其事、同情其志。孙中山与基督教及教徒的关系，总体上有助于他进行的革命事业。
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是一位基督教徒，宗教信仰始终是其政治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对基督教的信奉有自己独特的方式与内容；作为一位思想家，他受过基督教文化的薰陶和对它有较深的认识；作为职业的革命家，他的革命活动及事业与基督教徒有较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些考察与探讨，以说明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的特点及基督教对他本人及其革命斗争的影响。
一、孙中山信仰基督教之特点
孙中山自1883年在香港受洗加入基督教起，到1925年病逝于北平止，40多年始终是一位基督徒。这期间，尽管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只占政治生活的一小部分，但他的这种信仰无疑是持久存在的；他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对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有所改变，则说明了他首先是个革命家，同时也是位基督徒。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对基督教的兴趣是浓厚的，他入教初期的信仰是热烈虔诚的。 孙中山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崇信， 产生于在檀香山读书的1879—1882年间。他当时先在英国圣公会设立的意奥兰尼学校上学，《圣经》是该校的必修课，学生早晚和星期天都要到教堂做祈祷。校长韦礼士主教对孙中山格外亲热和“十分器重，曾邀他同桌吃饭，亲自讲授圣经”〔1〕。孙耳濡目染之下对基督教渐生兴趣。1882年秋， 他转入美国公理会所设的奥阿厚书院学习后，牧师教员芙兰谛文又对其“循循善诱”，孙“久受宗教教义薰陶，信道渐笃，至翌年春夏间遂有克日受洗礼之议”。后此事因受兄长孙眉阻挠没有办成，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仰。次年孙进入英圣公会开办的香港拔萃书院后不久，即深受美国宣教师喜嘉理博士赏识。喜牧师知他“服膺基督真理而未受洗，遂日劝其早日受礼奉教，以为众倡”〔2〕。是年冬， 孙中山由喜嘉理牧师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取号日新。他当时在回答喜嘉理关于“是否崇信基督”的提问时，明确表示：“基督之道，余固深信”〔3〕。 他后在自传中也说自己那时“切慕耶稣之道”〔4〕。 可见孙中山的入教乃基于信仰而非一时之冲动。
孙中山入教后继续在香港求学。这期间他的信仰极坚定，热心参加宗教活动。1884年秋，他曾与牧师喜嘉理等人带上福音书回家乡翠亨村布道，经他热心劝导，“其友二人为所感动，亦虚心奉教”；兄长孙眉知情后，令他去檀香山并以停止经费资助威胁其与基督教割绝；孙中山不为所动，“竟不改其初志也”〔5〕。1885年他返香港后， 结识了更多教友，继续积极参加宗教活动。1891年他在港参与发起成立教友少年会，并撰《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说明该会之缘起与宗旨。喜嘉理对孙中山笃信基督教的情况作了以下的评说：“彼时其传道之志，固甚坚决也，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没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其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出资为之资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师矣！”〔6〕于此可见孙中山在入教后的几年间对基督教的信奉一度达到迷信的程度。
孙中山大学毕业后，尤其是1894年正式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后，对基督教的信仰程度有所减弱，信仰方式也有所改变——内心保持对教的信仰，而不参加教堂的繁琐礼仪。他在说到这种信仰方式时曾说：“我不是属于教堂的基督教徒，而属于耶稣的基督教徒”〔7〕， 对教“只心中崇拜”〔8〕。这说明他不是属某个教会的会员。 与孙中山相熟的人士多次谈到过他这种奇特的信仰方式：喜嘉理牧师指出孙“不是一个常去做礼拜的教徒”〔9〕；长期追随孙的冯自由、 张永福也分别指出：“余在日本与美洲和总理相处多年，见其除假座基督教堂讲演革命外，足迹从未履礼拜堂一步”〔10〕；“先生为教徒，但永不见其至教堂一步”，连“耶苏最重要之圣诞”节有时也忘却〔11〕。象孙中山这样不做礼拜、不过宗教节日的基督教徒是不多见的。
有些论者依据上述情况而判断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仰”，或说他这样做是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而“隐匿自己洋教徒的身份”。这些说法与史实不符。孙中山当时虽不隶属任何一个教会，也不象一般教徒那样完全皈依基督教，但他却始终对基督教、特别是对耶稣基督保持着一定的信仰，他还常以言行来表明自己始终是位基督教徒。1896年他在伦敦被清使馆囚押蒙难时，“一连六七日，日夜不停祈祷”上帝施恩救自己，并对柯尔说：“中国皇帝之所嫉视者为中国之基督教徒，故欲捕而斩之，予即中国基督教徒之一，且尝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也”，恳求柯代送求救信给恩师康德黎〔12〕，获释后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于教则崇耶稣”〔13〕。1900年他在新加坡结识教友黄乃裳，言谈之中表现出“学问渊博，谌怀悲悯，……于基督教有深造之功，有坚卓之信”〔14〕。3年后，他在美国会见喜嘉理牧师时， 给牧师的印象是“于基督教道，则复虔心如初”〔15〕。1912年夏，他先后在上海、福州、广州、香港、北京等地多次以教徒身份出席教友们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颂扬与提倡基督教的演讲〔16〕。1917年他在广州曾对护法政府秘书长、教友徐谦说自己“是基督教徒”〔17〕。1922年京沪等大城市掀起“非基督运动”时，他发表谈话称“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并表明反帝国主义而不反基督教的立场与态度。他既反对帝国主义者操纵控制教会，要教会好自反省和“决计不作帝国主义之工具”〔18〕，又同时指出“予亦反对现在反基督之理论”〔19〕，要徐谦将其“私人意见”转告给力倡非基督运动的汪精卫等人。1925年3月11 日他在病榻上对亲友说：自己“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人间罪恶之魔宣战”〔20〕。他的亲友宋子文在孙病逝后谓：“孙于弥留之际曾言彼当以基督教徒而死，……因孙有前言，决议虽其党中同志多非基督徒，而仍举行宗教式家祭礼”〔21〕。这种耶稣圣经式的家祷仪式于孙举殡的3月19日在协和医院举行，满足了他的遗愿。
上述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并没有失去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没有隐匿洋教徒的身份。相反，他始终自认是位基督徒，基督教实际上也伴他走完了人生的路程。他这期间与入教初期不同的在于：行动上对基督教采取特殊的信仰方式，而内心并未放弃对教的信仰。
孙中山为什么这样做？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探讨和考察以下两点：一是他当时为何长期不参加教堂的宗教礼仪？二是他主要信仰什么东西？
孙中山对为何不参加教堂礼仪一事，曾对教友们作过以下解释和说明。他说：“弟初信教于本港，……别后二十余年，为国事奔走，甚少聚于教会，故于会中仪文，多所忘记”〔22〕，“我是革命党，恐行动上与基督教以不便，故祗心中崇拜”〔23〕；他又说：“予于基督教之信心，随研究科学而薄弱。予在香港西医学校时，颇感耶稣教之不合论理，……大倾于进化论，亦未完全将耶稣教弃置也”〔24〕。他在这里说了两点原因：即他作为一位革命者，要专心考虑挽救国家危亡的大事和为之奔忙，没有空余时间去参加繁琐的宗教礼仪，且担心参加此类活动会给教会带来麻烦，此为原因之一；他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及自然科学知识后，对基督教义中的神学内容产生了疑惑，对教堂礼仪持冷漠态度和不感兴趣，此为原因之二。他所说这两点原因是可以成立的。
不过，就上述两大原因比较而言，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即他对《圣经》中神学理论的疑惑否定，是其不参加教堂礼仪的主要原因。孙中山早在青少年时就“有慕西学之心”，随即开始接受了进化论学说，到他从事革命斗争后已达到了“雅癖达尔文之道”的程度〔25〕。他对进化论关于物种起源和生物由低级到高级逐步进化理论的认同，同时也就意味着他对基督教神学关于上帝创造了万物等说教的置疑和否定。从他后来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我们还可了解到他喜欢阅读西方哲学家反对宗教神学的一些名著，如怀特的《基督教领域里的科学与神学之争》、尼采的《上帝之死——反基督》、柏格森的《生元有知论》等，他读后认为这些书“思想为极新”，“殊为可观”〔26〕。这对他进一步摆脱神学思想的影响和纠缠无疑会有帮助。孙中山在晚年的《孙文学说》及其《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的演讲》等著作和演说中，完全用进化论的理论来解释宇宙和人类的起源，并将科学与宗教的优劣进行对比说明。他指出：宇宙是由“元素”组成，人类系起源于“生元”，宇宙是发展变化的，先后经历了“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三个时期，今天的世界是经过了“几许万年”的“由简而繁进化”得来的〔27〕。又指出：“科学和宗教冲突之点，就在所见人类来源之不同”，“就宗教和科学比较起来，科学自然较优”〔28〕。他在此以自然科学知识否认了基督教义中关于上帝创造地球及其在6日内创造了人的谎言。 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宣讲和背诵《圣经》教义的教堂礼仪缺乏兴趣而不参加，是不足为怪的。
然而，也须指出孙中山决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虽然对基督教义的神学内容持否定态度而不参加教堂礼仪，但却又坚持信仰基督教。他在信仰的内容方面有自己的理解和特点，其一，他多次指出自己主要是将耶稣作为救世的革命者，而不是将其当作神化的人来崇信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信基督为革命家，及为划除一切不平等者”〔29〕；他认为：“耶苏之理为舍己救人，革命之理想为舍己救国，其牺牲小我、谋求大众福利之精神，原属一致”〔30〕；他承认自己救国救民的心志和耶稣救世的宗旨相同，“耶稣是革命家，我也是一样”〔31〕。其二、他不把《圣经》等教义奉为恪守的经典，而只视其为西方的一种文化思想，弃其糟粕和取其精华。如他将教义中的“博爱”思想，解释为救世救国之“仁”的自我牺牲精神，指出救世“即宗教家之仁，……如耶稣教皆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这和革命者的“救国之仁”同一心术〔32〕。他认为“凡人欲为社会国家谋幸福世业者”，即应以宗教家路德马丁等为榜样，自始至终“贯彻负悲哀痛告之责”〔33〕。冯自由在概括孙中山对基督教信仰的特点时说：“总理之信教，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者迥然不同”〔34〕。此言不虚。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是先当虔诚的基督教徒而后才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作为教徒革命家，他信仰基督教的经历方式与内容都与世俗教徒有所不同而独具特色：他入教之初笃信基督教，走上革命道路后，他对基督教的信奉重在精神而轻形式；他长期采取了不参加教堂礼仪而存内心信仰的方式；他不怎么信仰神化的上帝而崇信作为革命救世者的耶稣，他不恪守基督教义中的神学信条而取其济世救众人的积极内容；他对基督教的神学内容虽表示疑惑甚至否定，但又不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对基督教是信仰重于利用。
二、孙中山对基督教的认识与论说
基督教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在16世纪宗教改革后的几个世纪里，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生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以致人们通常认为基督教是欧洲文化的“一种源泉”〔35〕。孙中山青年时期曾先后就读于5所教会学校， 后又入教并较长时间生活在基督教文化圈内的一些欧美国家，与众多基督教职人员有过交往。因此，他对基督教的了解认识总体来说是颂扬多于批评、肯定多于否定；而基督教对他的影响则积极方面大于消极方面。
孙中山对基督教及教徒的肯定颂扬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孙中山将基督教视为文明进步的宗教，一度提倡在中国大力发展基督教。他肯定基督教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所起的进步与推动作用，指出“耶教是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进的”，并“看出中国没有一种进步的宗教的害处”〔36〕。基于这一认识，他在考虑将西方政治制度移植于近代中国时，也想努力引进基督教这一西方“文化法规”，因而提倡让它在中国自由发展。1912年3月， 他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上致函教友康德黎夫人时指出：“我们正在谋求中国实行宗教自由，而在此新制度下基督教必将昌隆繁盛”〔37〕。同年他在出席法国教堂欢迎会的演说中又说：“世界上宗教甚夥，有野蛮之宗教，有文明之宗教……今幸有西方传教士为先觉，以开导吾国，惟愿将来全国皆钦崇至尊全能之宗教”〔38〕。1923年10月，他出席基督教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时还称颂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好团体，认为“要想中国改良成一个好国家”，就应该“令四万万人……全体变成青年会”〔39〕。
其次，孙中山肯定基督教徒在中国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及它在影响自己和一批志士走上革命救国道路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多次深有体会地指出自己的革命思想得诸教会和传教士。1912年9 月他出席北京6教会的欢迎会时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 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40〕。1922年他在一次谈话中又强调：“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41〕。孙中山的这些话虽不免有溢美教会与传教士的成分，但他的感受与体会是真实的——基督教徒所宣传的救世思想，确是促使孙中山立志反清救国和从事民主革命斗争的思想动因之一。有人在论及此问题时指出：孙青年时“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42〕孙中山自己谈及此事也说过：耶稣降世“拯救穷苦的人，命运乖蹇的人和那些处于奴隶境况的人，……正是因为这种类似的镣铐桎梏束缚着中国，所以我从事自己的改革运动”〔43〕。可见，基督教义中的积极内容对孙中山决志救国革命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第三，孙中山认为教会及其传教士的活动开了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民智，输入了世界新理和欧洲文明，这有功于辛亥革命运动。他客观地认识到，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良莠不齐，内有一些西方文明的传播者；他们在以新思想和科技知识开创中国社会新风和启迪民智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从而有利于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和高涨。他在1912年的两次演说中论及此时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之异族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而来。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多。此则不独仆一人所当感谢，亦我民国四万万同胞所当感谢者也”〔44〕；“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45〕。1924年他在演讲时再次强调：“夫教会之传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感觉，使吾人卒能脱异族专制之羁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于埃及者然”〔46〕。孙中山在此将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及民国的创建与基督教徒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实则从一个侧面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与西方文化的密切关系。
第四，孙中山认为基督教的精神道德在陶冶国民道德方面可起积极作用，宗教能补政令之不足，有益于民国政治走上正轨。他早年就寄望，通过教会力量来“消邪伪于无形，培道德于有基”〔47〕。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他多次强调宗教道德能补政治之所不及，具有规模人心、巩固国基的作用。他指出：“外人来华传教，殊能增进道德观念，使吾人尽具纯净之爱国心。…今日民国建设伊始，尤赖诸同胞注意道德，而后邦基可固”〔48〕；又指出：“盖政治所以束缚人之身，圣教则范围人之心。……观乎习俗之鄙陋，有非政治之力所能改革者，全赖宗教之力以改革之，俾全国人心为之一变”，“使民国受益”〔49〕。他还指出：“宗教与政治有连带之关系，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也。兄弟希望大众以宗教上之道德，补政治上之所不及，则中华民国万年巩固”〔50〕。基于这些认识，他主张“政治与宗教互相提携”，“对于国家各尽其所应负之责任”〔51〕；他又希望“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理，同负国家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52〕。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重建共和的斗争中，仍看重宗教道德的力量，强调“我们要造成一个好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希望基督教青年会“自根本上做功夫”，“令四万万人都变成好人格”，注重“改良人格来救国”〔53〕。
此外，孙中山在肯定颂扬基督教及传教士的同时，也指出基督教的局限性，谴责某些外国传教士的侵略行径。
他论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时，尽管有时也过于突出宗教信仰的力量，但总的来看，他还是将宗教放在辅助和从属于政治的位置，并不视它为万能和过高估价它在改革国家政治方面的作用。他指出：“单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维持人类社会，不能够和人竞争，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强盛，才可以和别人竞争”〔54〕；又指出：“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穷，慈善之事有不济，则不得不为根本之解决，实行革命，推翻专制”〔55〕，“我们国民党要革命的道理，总要改革中国政治，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们这种主义，比宗教的主义还要切实”和“有凭有据”〔56〕。显然，孙中山认为基督教脱离现实斗争和力量有限，只有革命的主义和它指导下进行的政治斗争，才是改造和振兴中国的手段和途径。
他对外国教会和某些教职人员借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充当帝国主义爪牙的罪恶活动有较清醒的认识。早在1912年初他就指出列强利用传教士进行间谍活动，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说：“有一二野心之国，藉宗教为前躯之谍”，“外国传教士传教中国者，或有时溢出范围，涉及内政”〔57〕。晚年时期他对帝国主义操纵下教会的侵略本性有更深刻的认识。他明确地指出：“教会在现制度下，诚有不免麻醉青年及被帝国主义利用之可能”〔58〕。他还严厉谴责那些以“耶稣国”自许的列强“竟欲奴视中国，或压制其自己民庶”的罪行，指出他们的这种行径“与历史上自称耶稣徒者以基督名义互相杀戮，或在今日以犹太最大人物之名焚死犹太人者，固同一可异也”〔59〕。为了防止教会对中国政局的干涉与捣乱，孙中山一方面提倡中国实行政教分离，既使“信教传教皆得自由”，又令“政治上少纷扰”和“倾轧之见”〔60〕；另方面他更提出应“起而改良教会，谋求独立自立，脱去各帝国主义之羁绊”，强调此事不仅是“教徒人人应负之天责，亦为一般从事宗教运动者应急起为之者也”〔61〕。
由前述可知，孙中山的宗教观是革命家的宗教观。他是站在革命者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一般教徒的立场上来看待基督教的，由此出发他对基督教有褒有贬。他对其作为文明进步宗教在文化思想规范方面所发生的积极影响与作用，给予重视和肯定，而对其某些组织与成员充当列强爪牙进行的侵略活动，则持批判与否定态度。他指出基督教及其教徒在为近代中国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开创社会风气与民智和改良国民道德人格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同时又认为基督教的力量有限，不可过高估价它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
三、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基督徒
孙中山入教10年后成为救国救民的职业革命家。他的革命事业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集中表现在他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活动，都得到一些基督教徒的认同、支持与参加。
在孙中山开创中国民主革命新局面的兴中会时期，革命风气未开，基督教徒或成为他的同志，或作为他的朋友，从多方面帮助与支持他开展革命活动。在官怕洋人的清季，基督徒享有一定的豁免权，令清廷官吏望而生畏却步，他们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艰难开创起了非同寻常的作用。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点：
其一、部分基督徒与孙中山由宗教信仰上的契合进而为政治上之结合，成为孙中山组建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的骨干力量。喜嘉理牧师曾指出：孙倡言改革国政与实施革命计划之初，“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皆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62〕。 事实的确如此， 孙中山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首创兴中会时，基督徒李多马、宋居仁等成为第一批会员。当时宣誓的誓词有“当天发誓”、“倘有弍心，神明鉴察”等内容，宣誓的方式是“各以左手置耶苏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这显然是“从基督教受洗之礼脱胎而来”〔63〕。随后，教徒杨衢云、谢缵泰、陈少白、郑士良、区凤墀等，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建立香港兴中会总会的工作，并成为其领导骨干；教友赵明乐、赵峰琴则成为孙中山组建的横滨兴中分会的骨干分子。1904年孙中山在美檀规复革命团体、建立中华革命军时，教徒毛文明、黄旭升、邝华汰等人都积极参与工作，甚为得力，他们还先后加盟成为革命党人。
其二、基督徒革命党人率先创办宣传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报纸，开展革命宣传和大力支持孙狠批保皇谬论。教徒党人陈少白于1900年初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成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教友崔通约和邓干隆于1903—1904年分别在香港《世界公益报》和旧金山《大同日报》中担负重要工作。此间，教友党人毛文明等在檀香山希炉埠组织演说会，最早请孙中山赴该埠演说革命真理、批判保皇邪说。黄旭升除请孙在檀山正埠西人和华人戏院连日演讲革命真理，批判保皇党谬论外，自己还利用任职播道之机会，“每在教堂宣道时鼓吹革命，收效甚广”〔64〕。旅美侨领、《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教友当时曾为孙中山慷慨捐印邹容名著《革命军》11000多册，分赠全美侨胞，以广宣传。 教友党人宋耀如在上海开设的一家《圣经》印刷厂，也为孙中山免费印刷过革命宣传品。可见，基督徒是最早支持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宣传活动的重要力量。
其三、基督徒党人积极支持与参加了孙中山首揭义旗的反清武装斗争，并在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建树了功勋。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孙中山选择了武装反清的正确道路，并先后于1895年和1900年策动了旨在建立共和国的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基督教徒党人是这两次起义核心力量和重要骨干：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孙中山、杨衢云、陈少白、郑士良等，皆为教徒党人；两次起义助饷最力之党人邓荫南、李纪堂，也是教徒；两次起义皆得教友左斗山、王质甫等人提供圣教书楼和礼拜堂及富音堂等为秘密机关；两次起义皆由教友何启、谢缵泰等负责草拟文告和开展对外联络与宣传；两次起义都有基督徒参加和作出牺牲，为广州起义而死的陆皓东乃在港与孙中山同时入教者，后被孙称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65〕，惠州起义者中“教徒占其三”〔66〕，自称是教徒的史坚如就义后，孙中山誉之为“命世之英才”和“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67〕。可见，基督徒党人无论是作为起义的组织领导者，或是作为冲锋陷阵的战斗员，都为开辟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作出过贡献。
其四、基督教友竭力救助孙中山出险和支持他在华侨中开展活动。兴中会时期孙先后3次出险皆得助于教友：1895年10 月广州起义流产后，他得王煜初、区凤墀等帮助安然离开广州赴香港；1896年10月他被清驻英伦敦使馆囚禁，幸得康德黎、孟生等人营救始获释；1904年4 月他被美旧金山移民局扣押于海关木屋内，多得伍盘照、司徒南达会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聘律师胜诉才得登岸入境。孙中山这期间在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也多得教友助力：如他在日本的长期活动，多得教友党人宫崎滔天等的支持帮助；他1897年在加拿大活动时多住在美以美会中国布道会内；他1904年抵纽约后，多亏同乡牧师许芹安排住其家和得到长老会支持开展活动；同年他抵旧金山改组致公堂后要赴全美开展总注册工作，初期的4000多美元旅费，是由教友伍于衍、伍盘照、邝华汰等人募集捐赠的。
在辛亥革命运动走向高涨和胜利的同盟会时期，尽管南洋地区的教会“疑神疑鬼”，“态度渐渐变了”，拒绝接近孙中山和革命党人〔68〕，但各地仍有不少教徒党人和教友支持与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斗争，努力做出了贡献。
首先，部分教徒党人志士为创建同盟会和扩充其党务出力。1905年夏孙中山在东京创建全国政党中国同盟会时，教徒宫崎滔天、曹亚伯皆以党人身份参与了筹备工作，曹还在筹备大会上第一个“凭良心首先签名”立誓约，带动了与会者先后填写盟书入会〔69〕。同盟会成立后注重扩充发展党务。该年秋，教徒党人陈少白、李自重得冯自由协助在香港组建了第一个同盟分会，陈任分会长；次年湖北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庵加入同盟会后协助余诚组建湖北同盟分会，并任分会总干事。1907年女教徒徐宗汉在槟榔屿入同盟会后，“时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扩充党务，深资得力”，后来她回到香港及广州，又“介绍亲友数人入党”，并与高剑父在穗“组织分机关，以发展党务”〔70〕。1910年后美国芝加哥牧师萧雨滋成为协助孙中山建立芝城同盟分会的得力助手，旅居菲律宾的郑汉淇教友则成为小吕宋同盟分会的骨干之一。
其次，部分教徒党人或从事宣传鼓吹、或参加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和胜利贡献了力量。在宣传革命思想方面。教徒党人陈少白、郑汉淇分别主持过香港《中国日报》和马尼拉《公理日报》，开展革命鼓吹；陈还先后创办了采南歌剧团和资助过振天声剧团，以演戏来宣传“灌输民族主义”。它们上演的剧目有《地府革命》、《文天祥殉国》、《张良击秦》、《剃头痛》、《熊飞起义》等等，“或破除迷信，或刺讽时政，或表扬忠义，或排斥异族，均为有益世道人心之作”，深受港澳人士和新加坡等地华侨的欢迎〔71〕。还有些教徒党人利用宣道堂，在布道时暗中向华侨宣传革命宗旨。在支持与参加武装反清起义方面，教徒党人黄乃裳1906年在新加坡曾与孙中山共商起义方略，他“力主闽粤边区发动，然后与滇桂义师互相策应”，孙“深韪其议”〔72〕。同盟会发动钦廉起义时，教友伍汉持曾应孙中山之求派医生前去救护战地伤员，并施药品；广州新军和“三·二九”起义策划期间，教徒党人徐宗汉、潘达缴等曾先后设立机关于河南及市内，为起义者运送枪械物资，徐在武昌起义后还说服教友张竹君医生一同由沪护送黄兴前去武汉主持大计。当时教徒党人邓荫南、宋居仁等在广东新安、东莞一带举行起义，响应武昌首义的胜利。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上海的中国基督教会、旧金山的耶教联合会等，先后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祝贺革命成功。上海一份基督教月报在发表的《基督教与中华民国之关系》专论中，指出“基督教与中华民国，有密切之关系”，甚至说“吾谓中华民国之成立，基督教成立也”〔73〕。可见，基督徒对辛亥革命的胜利有过一份贡献。
辛亥革命失败后，部分基督徒党人继续追随孙中山进行讨袁护法，为捍卫民主共和制而斗争。如教徒党人沈缦云在“宋案”后大力支持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后亡命大连仍开办报馆从事反袁宣传。他遭叛徒张复生毒害时说：“孙中山先生和我都是不怕舍身的基督徒！”〔74〕在孙中山亡命日本的1915年，宋庆龄——“一个生下来就受洗的基督徒”，及从“幼年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基督教义中的价值观，但同时又对其某些记载存在怀疑”的爱国者〔75〕，与孙中山结合了。她从此成为孙的爱侣和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一直帮助孙为拯救中国而斗争。在护法斗争时期，教徒党人曹亚伯曾为孙中山率海军南下广州积极筹款，后又随孙督师桂林赞襄戎机；黄福、黄大汉等教徒党人则曾在广东为编组民军出过大力，教徒党人徐谦从1917年起一直追随孙中山左右，先后担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孙驻广州的代表、军政府司法部长、中华民国政府大理院长等职，并受派与教徒党人孔祥熙一起去争取直系“基督将军”冯玉祥支持孙的革命事业。他是孙晚年时期的重要助手之一。
应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身边的上述基督徒党人，具有革命者与基督徒双重身份。他们首先是孙中山政治上的同志，同时又是孙中山的教友。孙中山本人就是这样看他们的，并在言行表明这一点——他在革命的过程中常以革命领袖身份教育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但有时也以教友身份勉励教徒党人努力奋斗。如第一次护法时他对黄大汉说：“党中大势已去，尔须再出为国效力。我地系教会中人，做事要有毅力，不可灰心”〔76〕；稍后他指派徐谦作为驻冯玉祥部的代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为徐是教友， 容易和笃信基督教的冯进行思想感情的沟通。 又如他1922年在谈话中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时，又指出包括夫人在内的整个家庭成员及至戚“固无一非基督教徒也，予有家庭礼拜”〔77〕。他逝世前叮嘱宋庆龄、孔祥熙等亲友说：“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78〕。他还特别为夫人宋庆龄担心，深恐“同党反对他的夫人是耶稣教徒，即嘱托同志勿以基督教徒而行欺侮”〔79〕。孙中山显然十分明白：教徒党人是其革命队伍中有特殊身份的一支力量。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始终与基督教徒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斗争中，还是在他为维护民主共和制的奋斗中，都有一部分教徒志士加入他创建的革命团体或政党，成为他的追随者及其民主革命事业的支持者与参加者；有些教友虽未直接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但却对其革命活动给予同情和某些帮助。尽管从孙中山整个革命队伍发展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徒党人的人数在其中占的比例呈减弱趋势，但他们无疑曾对孙中山革命救国事业的开创和不断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对此，我们应给予肯定评价。
注释：
〔1〕项定荣：《国父七访美檀考述》，第18—19页。
〔2〕〔3〕〔5〕〔6〕〔10〕〔15〕〔34〕〔62〕〔72〕转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10、13、13—14、14、12、16、12、14 —15、163页。
〔4〕〔12〕〔13〕〔2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7、63、48、47—48页。
〔7〕〔9〕转见史扶邻著、丘权政等译：《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78、102页。
〔6〕〔17〕〔20〕〔23〕〔79〕《孙中山殡仪记详》，1925年3月23日《申报》。
〔11〕转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第822页。
〔14〕〔33〕刘子政：《黄乃裳与新福州》，第189、189—190 页。
〔16〕从目前见到的史料可知，孙中山1912年先后出席教友、教会举行的欢迎会并演说的有：4月17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21 日福州耶苏教会，5月9日广州耶苏教联合会，6月中香港基督教公理会，9月5 日北京基督教会等六教会，同年法国教堂。
〔18〕〔77〕包世杰：《孙中山先生逝世私记》，《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第216、217页。
〔19〕〔41〕〔48〕〔58〕〔61〕陈旭麓主编：《孙中山集外集》，第266、266、55、266、266页。
〔30〕〔31〕转引自陈建明：《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第17、8页。
〔21〕《孙中山耶教观之追记》，1925年3月28日《申报》。 陆灿在他的回忆录《我所了解的孙逸仙》中也谈到孙临终时“坚持把手放在被子外面，象一个基督徒那样死去”。
〔22〕〔49〕《补录孙中山在香港教会演说略》，1912年6月22 日《民生日报》。
〔24〕宫崎滔天：《孙逸仙传》，《建国月刊》第5卷4期。
〔26〕《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89页。
〔27〕〔32〕〔65〕〔67〕《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95、22—23、230、235页。
〔28〕〔39〕〔53〕〔56〕《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16、319、 319、567页。
〔29〕〔59〕《孙中山耶教观之追记》，1925年3月28 日《申报》。
〔35〕《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第482页。
〔36〕林百克著、徐植仁译：《孙逸仙传记》，第142页。
〔37〕〔38〕〔40〕〔44〕〔45〕〔50〕〔51〕〔52〕〔57〕〔60〕《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1、568、446—447、568、447、447、 568—569、361、66、66页。
〔42〕崔沧海：《史烈士与基督教信徒合作革命之信史》，《真光》25周年纪念特刊（1927.6）。
〔43〕转见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296页。
〔46〕《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537页。
〔47〕孙日新：《教友少年会纪事》，转见《近代史研究》1987年3期。
〔54〕《孙中山选集》下卷，第667页。
〔5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98页。
〔63〕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3页；同书第2集， 第12页；《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
〔64〕〔70〕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92、320页。
〔66〕参见《革命人物志》第10集，第416页。
〔68〕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88页。
〔69〕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61页；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95页。
〔71〕陈占劲编：《陈少白先生年谱》（初稿），第72、78页。
〔73〕《基督徒报》第45号（1912.10）。
〔74〕转见上海文史资料纪念专辑：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第141页。
〔75〕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译：《宋庆龄》，第30、50页。
〔76〕转见《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70页。
〔78〕张亦镜：《孙中山自历明证》，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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