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两类企业经营者的环境与行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类论文,企业经营者论文,体制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是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常用的一种说法。企业分为体制内、外，是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而言的。那些根据传统体制的要求设立、至今还基本上按照原有体制管理的企业，可列为体制内企业；那些在市场中自己生长起来、基本上不受制于传统体制管理的企业，可列为体制外企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这几年体制内企业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以至于同体制外企业相区别开始有了一定的难度。尽管如此，从一些本质特征上还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体制内企业的最大特点是其本身拥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科级、处级、局级等。在其之上还有一个企业主管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等，不管这些主管部门被称为局、部还是叫做总公司、集团公司或集团控股公司，只要它直接涉足企业的经营管理事务，自身又具有行政级别，其本质基本上还是一样的。而体制外企业是没有行政级别的，在它上面也不存在企业主管部门。根据这一简单分类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大集体”企业以及一部分由这两类企业改组而成的股份制企业——甚至上市公司，属于体制内企业；而近几年新产生的“无上级主管的”股份制企业、民办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等，则属于体制外企业。可以看出，一个企业属于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主要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而在于它同政府和准政府机构的关系。直接隶属于政府企业主管部门的，属于体制内企业；“无上级主管的”，属于体制外企业。
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方式取决于其目标和动机，而目标和动机，取决于对其去留及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的部门和人员。
从实践中看，对体制内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和自我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主管部门，对体制外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所有者——股东。这点不同造就了经营者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的根本性区别。
决定企业经营者前途与命运的机构和人员的要求，直接影响着经营者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
对体制内企业经营者而言，其能否坐稳现有位置，自身能否进一步发展，主要取决于上级主管部门。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近发布的大面积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67.3%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指出，他们最关注的评价来自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和行为方式往往是：第一，千方百计处理好同上级主管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关系，勤请示多汇报，积极完成上级交办的各类事项；第二，处理好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尽量不得罪人，化解各种矛盾，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少给上级找麻烦；第三，个人在收入、住房、福利上尽可能少拿，同时千方百计解决好职工的生活困难，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带头人；第四，在上述几方面做好的同时，积极争取经济效益；第五，如有条件，上级又同意，千方百计地争取投资、扩大规模，因为除了增加产出提高经济效益之外，扩大规模和提高企业的重要程度，往往非常有利于经营者的升迁或企业的“升格”，而如果投资决策失误，其责任一般不由经营者一人去承担。
根据所有者的要求，体制外企业经营者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一般是：第一，千方百计地争取多盈利；第二，争取不断扩大企业的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第三，争取资本增值。对上市公司来说，经营者一般还比较重视本公司股价的高低，因为它将直接导致股东的“用脚投票”，而从长远看，使股价保持较高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资本利润率和资本增值率。当然，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产权制度、市场规则等均有许多不规范之处，因此，体制外企业经营者的行为也未必都那么符合市场经济的常规；但是，他们同体制内企业经营者行为方式的差别，应该说还是明显的。除去前面分析到的体制内外企业的主管部门、所有者的要求以及经营者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之外，这两类企业的经营者在其他许多方面特别是经营管理环境方面遇到的问题也是极不相同的。列出这些不同之处，有助于我们搞清体制内企业及其经营者为什么会遭遇困境，有助于我们理清思路，对症下药，帮助体制内企业尽早摆脱困境，获得新生。
第一，体制内企业的观念一般比较陈旧。一方面以老大自居，习惯于等、靠、要；另一方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甚至怨声载道。体制外企业市场观念、竞争意识一般要比体制内企业强得多。
第二，体制内企业时刻面临着“中心”、“核心”关系的处理问题。厂长、经理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中心，党组织是企业的政治核心，党委书记处于核心的核心地位。企业运作过程中的各种决策，特别是重要管理人员的任免，无一不涉及“两心”之间意见的协调。现在许多地区号召并强调要“两心变一心”，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变为“一心”的比例并不是太高。体制外企业则基本上没有这类问题，它们的党委、党总支、党支部，一般并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其任务主要是抓好党员和非党积极分子的工作，促使他们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体制内企业的领导班子一般比较庞大，领导成员的关系比较复杂。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厂（公司）级领导班子，一般有十几位成员，包括正副厂长、正副书记、工会主席（一般定为副厂级）、纪委书记（副厂级）等。另外，一些企业还有几位享受厂（公司）级待遇的顾问、咨询员、巡视员等。如此庞大的班子，又要集体决策，自然是会议繁多又冗长；一事当前，往往议而不决，其效率之低可想而知；名义上集体决策、集体负责，但是真出了问题，常常是谁也不去真正负责。另外，在由体制内企业改制而成的股份制企业中，有时还能见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总经理同董事长“打架”。按一般常识，一个是所有者的代理人，一个是聘来的高级“打工仔”，这两者怎么会打架呢？原因在于，体制内企业中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上级任命的同一级别的“干部”，总经理实际上主要是对任命他时起决定作用的主管部门负责而不是对董事会负责。因此，只要不引起主管部门的过分反感，同“老板”打架，是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的。上述情况在体制外企业中相当少见。
第四，体制内企业要应付的各种社会活动比较多。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的会议，检查、评比、表彰，各方面领导人的视察、指导工作等，企业都要应付。活动过多过滥，无疑已成为企业的一个沉重负担。另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集资摊派，也使企业不堪重负。体制外企业由于没有主管部门，这类活动相对要少得多；即使有一些活动，也不一定非“一把手”出面。当然，集资摊派这一条，体制外企业也难以幸免。
第五，体制内企业对“长官意志”很难顶住。尽管我们强调政企分开已有十几年了，但是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及投资上，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的直接干预还不时出现。政府部门负责人直接干预企业，从其自身来讲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他并不一定是所干预事项方面的专家；第二，他并不一定十分了解企业和与之相关方面的全部情况；第三，他对干预的后果并不承担最终经济责任。而体制内企业的经营者由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这种干预一般是不敢顶也不愿意顶的——反正都是国家的。体制外企业的经营者则一般不会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因为它要考虑自身的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当然，由于体制外企业不是“自己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的直接干预相对也要少一点。
第六，体制内企业的经营者容易产生短期行为。按照规定，厂长、经理同党政机关的干部一样，60岁要退休、离休，即便上级特批延期，也延不了几年。企业主管部门根据工作的需要，会随时在本系统内的企业之间调换厂长经理，有时是以“干部交流”的名义进行调整。一个厂长干得好或干得不好，都有可能被调出所在企业。由于种种原因，厂长、经理有可能得到“升迁”。这一系列可能发生的变故，使得一部分经营者在企业经营管理以至改革发展上缺乏长远打算，满足于短期行为。体制外企业的经营者则截然不同。首先，他不会“到点退休”；第二，他一般不会被“交流”到其他地方去——只要他自己不愿意；第三，他一般不会被提拔去做官，因为他本身并没有行政级别，干部管理部门一般也不从体制外企业选拔党政干部。这样，他就会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打算，通过把自己所在的企业搞好、搞大来求得社会的承认、尊重以及“自我实现”。
第七，体制内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分配尚无一定之规。相当一批厂长、经理的收入目前还同本企业职工搅在一起。对此，我认为，经营者的收入实行年薪制是适宜的。但是由于体制内企业的产权关系尚未理顺，企业内外部的各种关系有许多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经营者的年薪到底由谁来确定和如何确定这两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目前总的看，体制内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水平是明显偏低的，但是也有少数偏高，个别的甚至高得没有道理。在经营者收入的问题上，体制外企业的情况要比体制内企业好一点，但是问题也不少。
第八，体制内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由于多年来财政投入较少，国有企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包括拨改贷）来扩大再生产，造成企业的债务负担沉重。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在80%以上。债务过高、自有资本过少，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与发展。若不是有国家的信誉在做担保，若不是有几个非商业化的国家专业银行，若不是政府要求银行实际上必须不顾风险、不惜经济效益地发放“安定团结贷款”，相当一批国有企业早就断血死亡了。负债率过高，压得国有企业喘不过气来，很难同体制外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体制外企业由于诞生时日不长，加之国家银行一般不轻易对其发放贷款，因此想多举债也不可能。负债率相对较低，对许多体制外企业来讲，既是不得已而为之，又是一个明显的优势。
第九，体制内企业中冗员过多。有人估计，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平均在30%左右。冗员过多，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其结果是扯皮内耗剧增、效率大幅度下降。我一直认为，三个人的饭可以五个人吃，因为中国的现实是人多，大家都要吃饭，不能让谁饿着；但是，三个人的活儿绝对不能五个人去干，五个人去干比三个人干要糟糕得多。让富余人员暂时回家休息，由企业或社会养起来，比让其在企业中待业，成本要低得多。这一点尽管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要在体制内企业中实行，又何其难也！体制外企业则不存在这一问题，根据需要录用裁减人员，是理所应当的。当然，对被裁人员的补偿及相应的社会保障是不可忽视的。
第十，体制内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日益沉重。传统体制下职工一旦进入企业，生、老、病、死，几乎没有不依托于企业的。企业要办食堂、托儿所、中小学、医院，要为职工盖宿舍。尽管企业办社会当前还属于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它对企业效率的巨大负面影响，我们不能不清醒地加以认识。体制外企业则从一开始建立，就没有这方面的负担，这使得它在同体制内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
第十一，体制内的不少企业，职工劳动纪律涣散，有上班迟到早退、无故旷工，用企业的设备、材料干私活儿，出工不出力等。政府部门多次号召企业强化科学管理，但是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端，一些最基本的、本不需要太多“科学”的管理要求，在企业中却不能付诸实施。体制外企业中这类现象则要少得多，你不好好干，管理人员会提出批评和要求，如果不迅速改正，请你走人好了。
第十二，体制内企业的人才大量外流。由于工资收入、体制和机制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原因，近几年体制内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优秀管理人员以至于经营者，大量地流向体制外企业。这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显然非常不利。尽管今天，社会精英的70%左右还在体制内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尽快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以改革，那么体制内人才流失的速度还将进一步加快。当然，人才流向体制外也并非坏事，因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而言，目前的“体制外”正好是它的“体制内”。
上面罗列了体制内外企业经营者面对的一些现实，两种企业之间类似这样的异同之处，还能举出许多。可以看出，体制内企业特别是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目前不景气、效率低下，并非由于它们的经营者能力不济，而是由于体制所决定的经营机制阻碍着这些经营者潜力的发挥。
由于多年来传统体制的影响，我们过去对人才特别是企业家作用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讲彻底解决了。千浪费、万浪费，最大的浪费是人才的浪费。世间一切生产要素中，人是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要素；企业家作为社会精英，担负着组织其他人和其他生产要素创造社会财富的重任。因此，他们的作用更是举足轻重。
中国要造就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和茁壮成长的土壤，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深化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其中也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方面，如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
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构造出公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产权主体；明确公有企业所有者代表的责任、权力和利益并使之相互对称，从根本上提高他们对公有财产的关切度和责任感，以便使这些所有者代表的行为真正像一个所有者的样子。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强化企业经营者的动力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并逐步以企业的这种内在机制取代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要求、号召以及检查督促。
要通过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把产权同行政权利以至政治权利分开，为政企分开奠定制度基础，给国有企业一个与他人平等竞争的地位，同时也从根本上铲除随时滋生腐败的温床。
要通过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使产权能够自由交易，使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实现了这一点，就会使企业家组合生产要素、改善资源配置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企业的效率和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大为提高。就上市公司而言，资本的自由流动，还将使公众和社会对企业家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大大有利于对企业家的选择和优胜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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