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盛与衰落：明清四大名镇在近代的舛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盛论文,明清论文,近代论文,四大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12-0122-12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行政等级网络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城市体系派生出一种新形式——市镇。它没有一般城市建有的城墙，没有行政级别，没有官员治所，也没有驻军。与传统的城市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不同，这类新型市镇以经济功能为主，工商业较为发达；大部分市镇的空间规模都较小，基础设施较为简陋，只是县域中心城市联系农村的空间节点，区域市场网络体系中的初级市场。但是，也有少数市镇由于居于重要交通地理位置，承担的经济功能超过了县域范围，成为跨行政区划的中心市场或生产基地，故这些市镇的规模逐渐扩张，人口日益增多，景德、佛山、朱仙、汉口四大镇最为典型。四大名镇在明代至清代中前期兴起、繁荣后，进入近代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朱仙镇出现了绝对的衰落，景德镇、佛山镇则表现为相对衰落，仅有汉口镇出现跨越式发展，并演变为大城市。其间的发展变化，值得深入探究。
一
明清四大名镇各具特色，其兴盛的过程也各有不同。景德镇基本上属资源开发型，佛山镇则为资源开发加综合发展型，而朱仙镇和汉口镇则属商品集散地型。
据《浮梁县志》记载：“新平（即景德镇）治陶，始于汉世。”然而，唐初景德镇及浮梁县全境人口不足一万，自宋代开始才有了“景德镇”之名，并以制瓷而著称。《景德镇陶录》云：“景德窑，宋景德年间（1004—1007）烧造，土白壤而值，质薄腻，色滋润。真宗命进御，瓷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其器尤光致茂美，当时则效，著行海内，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而昌南之名遂微。”① 至此，景德镇异军突起，跻身宋代名窑之列。入明以后，景德镇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之一，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其所制瓷，只求精巧，不惜工本，由此使制瓷技艺更趋精进。宣德时期，御器厂所造瓷器“无物不佳，小巧尤妙，此明窑极盛时也”②。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描述明代制瓷业时讲到：“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产”，“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③ 明后期，景德镇瓷器行销国内外，“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④。同时，中国瓷器开始大量运往欧洲。1602—1637年，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荷的中国瓷器总数高达300万件以上；1608—1616年（缺1609、1611两年），六年内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运入欧洲的瓷器共641165件，其中多以景德镇瓷为主。⑤
清代前期，景德镇瓷业的发展达到了中国瓷业发展的高峰。如《陶录》所述：“陶至今日，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而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⑥ 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瓷器贸易亦达到一个高点，英、法、荷、丹、瑞典等国先后在广州等地设立代理行，通过广州商行向景德镇定制瓷器。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景德镇已有“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数不下数十余万”，制瓷业“生产年值三百万到四百万两白银，主要商品额折银五百二十万到六百万余两，只比十七世纪英国的年出口值低七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相当于十八世纪法国出口商品值的三分之一强”。⑦
随着瓷业生产的发达，景德镇的城镇规模亦得到相应的扩大，“豪商大贾，咸聚于此”，“其人口之稠密，商贾之喧阗，市井之错综，物类之荟萃，几与通都大邑”，故时人称，“景德一镇，隐然大都会焉”。⑧ 嘉庆年间，景德镇街市的扩展已“自观音阁江南雄镇坊至小港咀，前后街计十三里”，人口达二十五万⑨，遂与佛山、汉口、朱仙并列为天下四大镇。
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工商大镇，一个关键的原因在于它拥有其他地方没有的优质瓷土——高岭土。景德镇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山环水绕，全境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山地，东北方为黄山余脉，东南为怀玉山的北坡，逶迤蜿蜒至于西南而渐趋平缓。景德镇周围的群山富含瓷土、釉果等制瓷原料，其中，著名的优质瓷土——高岭土即出产于景德镇以东五十公里的高岭山。除高岭山外，景德镇周围还有不少重要的瓷土出产地，如浮梁县境内的陈湾瓷土，附近州县的乐平瓷土、贵溪瓷土、星子瓷土，皖南祁门瓷土等。这些重要的瓷土产地距景德镇近的如银坑坞仅四公里，远的如鄱阳湖西岸星子县距镇亦不过二百余公里。景德镇周围的群山树木茂盛，富有柴木，为优质瓷器的烧造提供了充分的燃料资源。
除瓷土外，交通因素在景德镇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忽略。景德镇虽地处丘陵群山之间，但交通仍尚称便利。陆路梅岭通道可东到浙江，沿赣江的道路可至广东，往北可到安徽祁门、屯溪。发源于安徽祁门境内的昌江自北而南纵贯景德镇全境，在镇内汇合小北河和东、西、南河，再往西南，注入鄱阳湖。景德镇制瓷原料和瓷器的运送主要还是靠水路，昌江成为景德镇与交通进行交流的交通大动脉。景德镇的瓷器可经昌江运至饶州，再至九江，由此便可到达长江沿岸各码头，至扬州可以转入运河，南可至苏、杭，往北可直达北京及北方各地。制瓷所需要的瓷土也靠昌江运抵景德镇，如麻仓土、高岭土等均为“艇运至镇，冬秋水干四日至，春水一日半至”。⑩
与景德镇相似，佛山镇的崛起也是得益于富裕质优的矿藏资源与优越的地理位置的区位配合。
佛山一带，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此为佛山冶铁工业发达的重要前提条件。明代在南海县西樵、石冈、松子冈、禾仓冈、吉水、黄借冈，新会县铁齿屏山等地，均发现了丰富的铁矿资源，佛山的冶铁工业、铁器制造业随之得到大发展。(11) 无论是农业时代还是工业时代，铁矿资源都是极为稀缺的资源，拥有资源就拥有发展的基础，而在古代中国，对铁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受到统治者的控制，实行专营，因而统治者的政策也对资源开发利用至关重要。自明以迄清，广州、南雄、韶州、惠州、罗定、连州、怀集之铁均输于佛山。(12) 清以来，官府规定两广所属冶炼铁锭全部运往佛山加工，如在当地铸造，则属私铸，在稽禁之列，与私盐同罪。(13) 佛山各冶铁户则按岁纳饷（称为饷炉），方可由官府颁发黑字灯笼、虎头牌等，禁止私铸。正是政府的垄断政策限制了其他地方的冶铁业发展，而促成了佛山的冶铁业的兴盛。雍正年间，广东各地运至佛山的生铁达五千余万斤。(14) 乾隆年间，佛山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15)；炉户林立，昼夜冶炼，“铸犁烟杂铸锅烟，达旦烟光四望悬”(16)。自明代起，冶铁业成为佛山的支柱产业，“铁莫良于广铁”，“诸所铸器，率以佛山为良”。(17) 故佛山铁器十分畅销，正如明人霍与瑕所谓：“两广铁货所都，七省需焉。每月浙、直、湖、湘客人腰缠过梅岭者数十万，皆置铁货而北。”(18) 随着冶铁规模的扩大，铁产品种类的增多，广东各地“诸炉之铁冶既成，皆输佛山之埠”(19)。佛山炒铁工人在清代康乾时期约五千至七千人，加上铸铁行业及其他铁行，拥有的工匠当在两三万以上(20)。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佛山铁器成为出口商品大宗(21)。此外，成药、染纸、民间手工艺、五金加工、金属制箔、衣帽鞋制品、造船、泥水建筑、砖瓦灰炉、竹木藤器、骨角皮毛筋器、涂染料、炮竹、漆器、乐器、文具、食品酿造、牙刷、纸伞和其他各业在佛山也很兴盛。
佛山的交通条件亦极为便利。在佛山周围环绕着大小十二条河流，它控扼西江、北江的航运通道，“上溯浈水，可抵神京，通陕洛以及荆吴诸省”(22)；问西可达云贵高原，通四川盆地；向南可达雷州半岛、琼州海峡，其强大的经济辐射能力几乎覆盖了中国东南半壁河山。特别是唐宋以后，北江航道南移汾江，佛山成为到达广州的必经之地，交通地理位置更加突出。据记载，唐时，“西、北二江之来广州，先灵洲（官窑）以为砥柱”。明中叶以后，西南潭即由深水潭逐渐淤浅，成为浅窄的西南涌。随着芦苞涌、西南涌的相继淤涸，在其下游的官窑涌、石门水渐亦淤浅，不便通行。故明、清以后，两、北江通往广州的主航道转到佛山涌。(23)
手工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捷，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四方商贾之至粤者，率以佛山为归。河面广逾十寻，而舸舶之停泊者，鳞砌而蚁附。中流行舟之道至不盈数武。桡楫交出，争沸喧腾，声越四五里，有为郡会之所不及者。沿岸而上，屋宇森覆，弥望英极。其中若纵若横，为衢为街，几以千数。阛阓层列，百货山积，凡希购之物，会城所未备者，无不取给于此。往来驿络，骈踵摩肩，廛肆居民，盈逾十万”(24)。徐珂《清稗类钞》也称：佛山“商贾丛集，阛阓殷厚，冲天招牌，较京师尤大，万家灯火，百货充盈，省垣不及也”。嘉道年间，佛山商业服务业达七十多个行业，工商店铺在三千家以上，商品有三四千种，绅衿商贾，林林总总(25)。市场的货物来自全国各地，本地产品也远销国内各省及南洋、澳洲、美洲和越南等地。乾隆至道光年间，佛山设有十八省会馆及二十二家洋馆(26)，并形成若干商品专业街巷。道光期间，佛山商业发展至顶峰，“川广云贵各省货物皆先到佛山，然后转输西北各省。故商务为天下最”(27)。正因为如此，佛山才被时人称为天下四大聚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佛山镇与景德镇虽然同样以资源开发著称，但有所区别。一是景德镇的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瓷器生产为主，而佛山镇则形成了以冶铁、陶瓷和纺织业为支柱产业的综合性产业结构，手工业内部的行门类较为齐全；二是佛山镇所居的重要交通地理位置，使其充分依托珠江三角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广州，扩展商业贸易，故其经济聚集和辐射范围比景德镇要广。
朱仙镇本身并无特殊的资源，它的崛起与兴盛主要与交通地理位置有关。朱仙镇位于河南省开封府城西南二十公里处。开封地处中原核心地区，元、明、清时期为河南省的政治中心，与华北、华中、西北各地联系十分方便，陆路通达，八荒争辏，为天下之枢(28)，故其经济之繁荣非他处可比。元代，黄河在开封附近频繁改道和决溢泛滥，对开封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亦对元朝的统治政权构成了日趋明显的威胁。至元四年（1344年），贾鲁受命治河，他的贡献之一是“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特别是对战国时期魏国开凿的鸿沟故道清沙起淤，疏浚河道，引京索须郑之水，经郑州、中牟，经开封西南，从朱仙镇汇入古运河，南达于淮。后人念贾鲁治河之功，以其名命名河为贾鲁河。由于贾鲁河自中牟南行经朱仙镇南达于淮，但中牟至开封之间所淤塞河道没能治理，使开封城失却了漕运之利，城内进出货物，只有靠朱仙镇作为外港装卸发运，遂使朱仙镇很快发展起来。(29) 朱仙镇的繁荣，即自贾鲁河开通之日始。
明末清初，朱仙镇的发展迈入黄金时期。当时，全镇面积约为120多平方公里，人口20余万(30)，商业极为繁盛。贾鲁河纵贯南北，将朱仙镇分为东西两镇。镇内街道纵横、百货云集，从事商业经营的居民就有4万余户，除客栈数十家外，还有山西会馆、山陕甘会馆和数十个驿站，官僚贵戚、文人雅士云集，客商工匠、手艺人、卖艺人常年往来不断。(31)
康熙年间，朱仙镇的镇区呈不规则的圆形，镇内街道布局有序，街面宽阔，店铺林立，商铺有32类、620余家。商品货物除本地产的炮竹、年画、红纸、香、豆腐干、油、酒、醋等以外，主要有从山西、陕西运入的皮毛、木材、铁货、桐油；从北京、天津运入的食盐、杂货；从江西、福建运入的茶叶、瓷器、纸张；以及江浙的绸缎、鞋帽和湖广的大米、糖、首饰和茶叶等。为水陆交通要道和杂货集散地，本地的物产和外来商品均从朱仙镇输往省内外各地。仅就河南一省而言，通许、卫辉、彰德、南阳、尉氏、许昌、睢州、林县、安阳、郑州等城莫不从该镇输入商货(32)。乾隆《祥符县志》称：“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入于北，由广东佛山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33)。
汉口成为名镇的原因主要也在于它的重要地理位置。汉口位于湖北省东部汉水与长江交汇处，在全国居中心位置，被称为“九省通衢”。在开埠通商之前，汉口仅为汉阳县的一部分，与隔江的武昌和汉阳相比，其城市形成较晚。明成化年间，由于汉水改道，将一片原无人居住的低洼之地从汉阳分离出来。新汉口水深，可通行巨舶，沟通汉水与长江的航运。故汉口成为民船停泊之处。“这里位居全国中心，溯江西上可达成、渝，顺江东下可通宁、沪；溯汉而北到汉中兼及南阳；南边湘、沅至湖南。支江纵横有如网罗，真长江中游水运交通黄金十字架之中心交点。人们将可利用这优良的地理环境造就出‘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之良港。”(34) 依赖于长江中游优越的区位优势及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汉口逐渐由苜蓿遍野、荻花飞扬的河漫滩变成了商业贸易的聚集地。
除水上运输条件十分优越外，汉口的陆路交通运输条件也逐渐改善，清代中前期，汉口已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络，主要驿道干线有七条：一是通往河南郑州的驿道，共经18驿，行程1160里；二是通往河南新野的驿道，共经12驿，行程910里；三是通往安徽省城安庆的驿道，共经13驿，行程860里；四是通往江西省城南昌的驿道，共经15驿，行程910里；五是通往湖南省城长沙的驿道，共经15驿，行程900里；六是通往湖南顺林的驿道，共经11驿，行程770里；七是通往四川省城成都的驿道，共经35驿，行程3300里。除上述七条主要驿道干线外，由武昌还可直抵直隶（今河北）省会保定，进而达京师，以及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会城市。(35) 此外，清代长距离贸易和国内市场亦有了大的发展，东西贸易（尤其是长江一线）出现重大突破，汉口成为发展迅速的转口贸易城市。
伴随城市经济的发展，汉口镇人口剧增。明嘉靖四年（1525年），汉口人口约0.7万人；万历三年（1573年）达到5万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增加到9.9万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则为12.9万人。(36) 在二百余年的时间里，汉口镇的人口总数增长了17倍，其繁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康熙年间的学者刘献廷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物，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唯汉口耳。”(37)。
朱仙镇和汉口镇所以能够从众多的市镇中脱颖而出，一个共同的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具有优越的交通地理条件，同时也都依托于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交通地理条件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机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发展史来看，早期的城市，特别是比较重要的城市一般都是建立在自然地理条件较好、交通便利、社会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密集的地区。作为以经济职能为主的新型市镇，景德、佛山、朱仙、汉口四镇城市在兴起繁荣的过程中，少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性因素的助推作用，因此，城市自身的交通地理条件与独特的自然资源便在城市崛起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地利”成为它们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二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炮舰轰开“天朝上国”的大门，闭关自守的格局自此打破，中国历史开始发生重大变局。在此背景之下，中国传统城市也被迫开始艰难地转型。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机遇不同，加之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冲击，四大名镇在近代的发展出现了分化：景德、佛山、朱仙三镇结束了繁荣、辉煌的时代，趋向衰落；而兴起历史最短的汉口镇却在新时代中迎来了飞跃式的发展。
（一）景德、佛山、朱仙三镇的衰落
景德镇的衰落在清代中期已经出现征兆。清《陶雅》记述，“乾隆初年，去雍未远，倡条治业，不乏奇丽之观。中叶以后，深厚固不如康熙，美丽也不及雍正，惟以不惜工本之故，犹足以容与中流。嘉道以降，画工彩料，直愈趋愈下”(38)，瓷都景德镇发展陷入停滞。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统治每况愈下，清朝统治者忙于维护其统治地位，已无暇顾及陶政管理等无关宏旨之事。咸丰五年（1855年），景德镇御窑厂停止生产，直至同治五年（1866年）后才逐渐恢复，但其光景却已是今非昔比。(39) 太平天国时期，景德镇瓷业发展遭受重创。据资料统计，道光年间景德镇开工的窑数有280个左右，太平天国起义后仅有20—30个瓷窑开工，到1869年才恢复到细瓷窑60个，每窑有200—300工人。由于瓷业衰落，景德镇的人口开始大量流失，许多原来在瓷窑的工人，迁往广东从事瓷业，或者改行别寻他业。(40) 光绪年间，“江西浮梁县之景德镇制造瓷器，已历数朝，曩年售价约值五百万金，近乃愈趋愈下，岁不及半”(41)。
民国成立后，景德镇有关制造及贩卖瓷器的商人，均曾设法恢复旧业，并建新式窑数座，但因缺乏资本，制造商与贩卖商又不合作，以致毫无成效。以往景德镇兴盛时，中国各省均派庄客常年驻办，故景德镇瓷行林立，共有牌号数千家之多，“盖全国瓷产发源唯一之工业场也”，全年累计输出约千万元；然而1924—1925年，则仅有三四百万元。(42) 景德镇瓷业在最盛时期，有瓷业工人20万人，到1934年只剩下5万人；烟囱虽有万余座，但出烟者不过十之一二。(43)
佛山镇的衰落在清代中后期也露端倪。自明代至清代中叶还是畅通的佛山涌（汾江），到清嘉庆年间日渐淤浅，及至清末，佛山涌急剧淤塞，上游入口处的沙口河宽约160米，越向下游越窄，至南堤路一带河宽只有33米。西、北两面河口、河床都有礁石和很厚的冲积物。加上当时的洋货萎缩，来往船只越来越少，货运量与客运量逐年下降。(44) 河运的阻滞，使佛山失去了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理优势，给佛山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制约。
对佛山经济以致命打击的则是鸦片战争后来自西方的商品倾销。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江宁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咸丰朝以后，各国更是纷请立约，洋货充斥，中国商务愈不可问。而佛山先承其弊，铁器业首遭打击，自洋铁产品大量输入广州，佛山铸铁业作坊逐渐减少，至光绪末仅余数家，铁钉、铁针也因洋钉、洋针输入而销路大减，至于其他各类手工业，如纺织业亦由于洋布、洋纱输入而大受摧残。(45) 商业贸易也日渐萎缩，从前通津利步各街、近海行店，多至二百余家，铺尾通海，深二三十丈，货物山积，光绪末皆闭歇。铸铁、炒铁作坊大半倒闭，铸铁工人数陡降至数百人。
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内战频频。佛山的工商业发展更是举步维艰。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1931—1936）虽然发展了一些工商业，但广东政府以整理旧税、开征新税为名，并利用1935年南京政府宣布将民间白银收归国有之机，大量搜刮民财，经济危机很快暴露出来。1934年，佛山银业有50余家，百分之九十亏本；按押业有35家，当年因蚀本倒闭7家；京果海味有20多家，因税捐倍增，价格暴跌，存货过多，致全行业亏本；土布业当时经营者几百家，因通货膨胀，人民购买力弱，十分之六七被迫歇业；佛山的丝织业，因市价低落，销路停滞，农、工、商业都接着破产者不少。据1934年南海县商会统计，是年，佛山镇领有牌照的商户7000多家，实际开业的却只有5519家，歇业达1400多家。(46)
朱仙镇走向衰落，主要在于自然灾害导致交通地理条件的改变。据《开封县志》载，从1194—1944年的750年间，黄河在开封县境内决溢多达371次，平均两年泛滥一次。每次黄河泛滥，都会出现城镇被毁、村落消失、耕地被淹和民众流离失所的惨剧。雍正元年六月（1723年7月），黄河在开封西边的中牟县十里店和娄家庄两处决口，滚滚黄河水冲决大堤，顺贾鲁河而下，使得贾鲁河水暴涨漫溢，泥沙沉积，贾鲁河河道遭到淤塞。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黄河与沁河同时暴涨，中牟扬桥决口，泛水经祥符分两支，其一流经贾鲁河。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1843年7月18日），黄河和沁河又一次同日涨水，引发了特大洪水。到二十七日黎明，中河厅中牟（今属郑州）九堡无工处漫决100余丈，后塌至360余丈。大流南趋经祥符西。此次决口，朱仙镇、陈留、尉氏、通许均受其害(47)，“贾鲁河自此舟楫不通”(48)。朱仙镇自清中期以来屡遭洪水冲击，经济逐渐衰败，自贾鲁河不通航船后，则失去了商品集散地的功能，由此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咸同年间，朱仙镇人口锐减至1.2万户、5.6万人；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镇仅余0.3万户、1.5万余人。不仅商业急剧萎缩，商人四散，而且昔日繁华的市镇也因洪水、风沙等原因而多成残垣断壁。1934年，全镇人口仅剩0.85万人，不及全盛之时的1／24，镇区面积仅剩西大街、估衣街、京货街、河东街，其余则化为荒园。
（二）汉口在近代的繁荣
与景德、佛山、朱仙镇纷纷走向衰落之时，汉口却凭借其通商口岸的特殊身份而日渐繁荣。
1862年1月，汉口正式开埠，由此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租界的兴盛，商务和航运的发展，直接导致了汉口商埠功能的形成和扩大，使汉口华界的服务性行业和进出口贸易得到相应发展。据章学诚在《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中记载，乾隆年间，汉口市场上的大小商品有230余种，其中纺织品60种，日常所需食品约52种，文具纸张、矿产品、竹木、毛皮、煤炭等49种，山珍海味、干鲜果品、香料等56种，贵金属及珍奇玩好20种。而汉口开埠以后，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商品种类和商业行业较前增多，据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省警务厅统计，其时汉口有茶叶、粮食、匹头、棉花、棉纱、绸缎、华洋百货、绣品、颜料、五金等商业行业95个，商店的总数有4800多家；除在汉口的外地商帮（有12个主要商帮）外，还有专门经营进出口贸易业务的洋行125家（最多时达到259家），经常活动于汉口商场的洋商近3000人。“中外商贾咸集于此，角逐竞争，商业贸易，极称繁盛。”(49)
此外，近代汉口的对外贸易额亦增加迅速。19世纪60年代，汉口对外贸易额年约3000万两左右；20世纪初，上升到1.7亿两左右(50)，增长了近6倍。而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汉口对外贸易额始终占到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在1865—1931年的67年中，在全国5大商埠的对外贸易额排序中，汉口有42年居于第2位（仅次于上海），18年居于第3位，只有4年居于第4位，从而成为国际性大商埠。(51) 故《国风报》载文称，“上海者，为中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它各港，皆不过此两地之附庸而已”(52)。
汉口开埠后，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城市空间得以拓展，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光绪三十四年（1888年），汉口城市人口为18.1万；1908年增加到24.49万。此后增加更为迅速，至1911年，汉口城市人口已经达到59万人(53)，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近代大城市。
三
近代以后，四大名镇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既与中国社会的激变，特别是战争对城镇发展的影响有关，又与交通条件的变迁、外来商品的竞争、开埠通商、现代化领导集团的形成、城市政治行政地位的变化等不同因素的影响有关。正是这些合力作用，使得它们之间出现了各自不同的走向。
（一）交通条件的变迁对四大名镇发展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发展互为因果关系，城市的经济、政治、军事、人口等因素影响交通运输的发展，反之，交通运输亦对城市的经济、政治、军事、人口等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反作用。便捷的交通往往能使物资和人口、信息等城市发展的基础性聚集要素迅速地完成聚集、转换、扩大，并由此推动城市的发展。故探讨城市发展变化时，交通因素的推阻作用不容忽视。
1.河运“地利”的丧失与佛山、朱仙两镇的衰落
在农业时代，以畜力和人力为主的陆路运输运量省、成本高，运输困难，因此，水运的地位至关重要。在近代铁路和海运兴起之前，内河航运成为中国区域交通运输的主要载体和经济主动脉。在平原水乡，船舶是必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大江大河等干流往往被誉为“黄金水道”，其支流亦是很好的航道，航线可延伸到广大的农村和城镇，构成庞大的水运网，江河沿线岸城镇则多“因水而兴”，“因水而发”，成为“鱼米之乡”、商业城镇、手工业基地或外贸港口。
相较于传统陆运，水运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水运不仅载重量大、行程远，而且所费人力少，价格低廉。有数据表明，陆路运输，客运费用平均400文／人／百里，货运费用平均290文／担／百里；而水路运输，客运费用只为150文／人／百里，货运费用7文／担／百里。两者相较，水路客运仅为陆路客运费用的38％，水路货运甚至连陆路货运费用的3％还不到。(54) 所以，在一个水运交通占绝对性优势的年代，河流淤塞对于城市发展的打击可见一斑。
城市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复杂系统，城市基本功能的发挥及城市性质的变迁、各种要素的聚集与扩散、内部物质结构的更新与能量的交换、城市机制的应变和自我调节功能优化等，都与城市外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城市自身处于无法进行正常扩张性运行时，城市基本功能的作用便被遏止，城市的上升运动也将随之出现停滞，并可能走向衰落。由此可见，近代以后，佛山涌、贾鲁河的淤塞，导致佛山、朱仙两镇对外交通运输的中断，使两城镇相对开放的环境变成相对封闭环境，严重制约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发挥，尤其是严重制约了城市基本经济部门的发展，故水运交通因素成为佛山、朱仙两镇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2.新式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与城市的兴衰
与传统水运交通可以改变城镇发展命运一样，新式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同样可以改变城市的发展命运。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楔入，改变了中国的传统交通路线和传统的运输方式，部分在传统交通运输线上的城市由于宏观交通路线的改变而开始边缘化，开封这个历史上的都城在京汉铁路通车后，其在区域中重要性越来越弱化，郑州逐渐取代了开封在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故而朱仙镇由于失去依托和发展的基础而持续衰落。佛山在失去水运交通优势的同时，同样也因铁路的出现而备受打击，“广三铁路”（1911年）和“粤汉铁路”（1936年）相继建成通车，改变了珠江三角洲区域原有交通线路货物的流量和流向。此前，西、北、东江等地区的货物必经佛山输广州，而广东的货物也必经佛山输往外省，铁路的开通，使佛山作为广州内港的枢纽地位丧失，广东的物流、人流也不再向佛山聚集，相反佛山的工商业和人口则大量向广州转移，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佛山的衰败。1911年，石湾人林拱宸在广州长寿街开设“游艺织造公司”；1915年，黄露堂在广州十二甫顾家社办了“裕华陶瓷公司”；同年，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在广州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9年，黄裕甫将在佛山经营的市坊“泰盛”号迁广州，该厂生产的阴丹士林布享誉省、港；中成药业的“陈李济”、“马百良”、“李众胜”、“刘诒斋”、“黄祥华”、“迁善堂”等，都先后从佛山迁去广州发展。(55)
与佛山、朱仙镇受新式运输负面影响相反，汉口在近代的崛起却得益于新式交通工具和新式交通运输方式出现与广泛应用。汉口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接处，凭借“九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成为列强在中国开辟的第二批通商口岸之一。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开拓市场，竭力在中国采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开辟新的运输航线，提高运输部门的组织及管理水平，新式交通工具——轮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强行引进汉口的。
19世纪60年代初，汉口与上海实现通航；70年代末，与宜昌实现通航；到20世纪初时，与长江沿线各重要城市均已实现通航，形成以长江航线为主动脉，外联海洋、内通湘江及汉水内河的水上轮运网络，大大改善了汉口水运条件。辛亥革命后，汉口经营的轮船运输公司18家，有轮船70艘，以汉口为始发港的航线多达51条。(56) 据统计，1895—1931年，进出汉口港的国际货轮每年平均在2300—2400艘之间，年进口总吨位最高时超过800万吨。(57) 轮船运输的发展，促进了贸易的兴盛。1863年，即汉口正式开埠后两年，在11个中国沿海沿江城市外国籍船只运输的进出口货物净值的比较中即已超过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的发展势头，时人称汉口进出口货物“夙超天津、广东，今直位于中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芝加哥”(58)。甲午战争后，汉口的贸易进一步发展，1895—1911年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额由540万海关两增加到3700万海关两，15年增长了5.9倍，间接对外贸易则由4500万海关两增加到1.35亿海关两，15年增长了2倍。在20世纪最初10年里，其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0％左右。(59)
1906年，京汉铁路的全线通车，推动了汉口城市的新发展。铁路运输能力大，运输成本较低，且运输速度较快，不易受气候的影响，较之水路运输更具优势。京汉铁路的贯通，从整体上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布局中的格局，大大缩短了武汉与华北地区来往时距，推动了汉口商业贸易。比如，河南省在传统上与京冀地区商业联系紧密，但由于1906年纵贯河南的京汉铁路通车，河南与汉口的商业联系大大增强，京汉铁路通车以后，河南各地之货物集中于汉口，1904年输出汉口不过740万两，1910年则增至1790万两。(60) 与此同时，汉口铁路沿线地区经济也得到了大的发展，正如《夏口县志》所说，“芦汉通轨，形势一年一变，环镇寸地寸金”。
在近代城市及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交通是联结城市带、城市群的“纽带”和“血管”，交通结构对区域城市化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交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运输方式决定着城市化的方向、进程及其命运。(61) 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和发展，沟通和加强了城市之间以及沿海城市与内陆腹地之间的联系，促进了人口流动和商品流通的扩大，推动了生产和市场的集中，使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不断扩大，从而带动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最终促成城市的不断进步。汉口在近代的兴起得益于新式交通的推助，但景德、佛山、朱仙镇却未能与新式交通有缘，故城市发展也就自然落后于那些新兴的交通枢纽城市。
（二）外来商品的竞争对景德、佛山镇衰落的影响
景德镇在近代的衰落虽然也受到宏观交通路线和新式交通运输方式兴起的负面影响，但对其产业影响最大的还是自身竞争力的缺乏和外来商品构成的威胁。首先，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在道咸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其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下降，市场萎缩。其次，长期以来，景德镇瓷器多作为奢侈品，为皇室贵族、达官贵人所享用。(62) 景瓷奢侈品的特性从而决定了它实用性不高却价格高的另一特性。然而，近代中国，纷争不断，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社会上层走马灯似地更换，其对景瓷的需求大大降低；而普通民众则生活十分困苦，难有能力购买价格高昂的景瓷，故景瓷在国内的市场空间大大缩小，由此导致景德镇的基本经济部门萎缩，城市出现衰落。再次，外国瓷器的盛行也对景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是外国商品拥有特权，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都远远低于中国商品，中外商品竞争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不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二是19世纪后期，欧洲陶瓷生产普遍采用机器，逐渐把中国陶瓷挤出国际市场。20世纪初，日本陶瓷业迅速崛起，并向中国及中国传统的海外市场大量输出。日本所产瓷器质地松脆，远逊中国，但出口之数日增，且遍行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实用性和低价格。因此，当时有人就指出：“中国苟能变通旧章，仿泰西各式制为杯盘器皿，以为交易，西人乐其适用，断无不欲购之者。”(62) 然而包括景德镇在内的中国瓷器生产却无法改变生产方式，故国际市场销路日窄，加上交通不便，瓷器辗转搬运，破损较多；各地厘卡林立，商人办货，凡运出省者，除实际成本外，合厘金、运费两者，例须加入60％于成本中，还不包括各种营业杂费，致使大批瓷商裹足不前。(63) 据九江海关统计，同治三年（1864年），九江瓷器输出数尚有66000余担，但至光绪五年（1879年），则降为5046担。(64) 景德镇瓷业发展严重受挫。
佛山的衰落也与在外来商品的冲击有着直接的关系。鸦片战争后，佛山因位处珠江三角洲，最先受到外国商品的冲击，冶铁、纺织、陶瓷三大支柱产业在外国商品的倾销下迅速解体。清季，由于洋铁的输入，使佛山铸铁场仅存十分之一，炒熟铁行完全倒闭，佛山的铁钉、铁丝、铁针市场均被洋货夺去；洋纱洋布的输入，也使佛山土布工场倒闭十之六七；19世纪末以来，佛山市场上只有外国布销售，而无佛山所产土布；欧洲和日本的陶瓷产品抢占了佛山石湾陶瓷产品的市场，佛山龙窑从一百多座减为五六十座，且只能断断续续地生产；此外，越南、缅甸等地的谷米接踵而至，每年数百万石，也严重影响了佛山地区农业的发展。清末民初，佛山有十多万人失业，生活十分困苦。(65)
（三）开埠通商对近代汉口城市发展的影响
与景德、佛山两镇在外力的冲击下走向衰落不同的是，汉口镇反而因为开埠通商适应了时代大潮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快速的发展。综观近代城市发展脉络，除少部分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外，发展较快的城市多为开埠通商城市。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十二个重要的大城市中，除北京和西安两个传统政治行政中心城市外，其余十个大城市上海、天津、广州、南京、重庆、青岛、哈尔滨、沈阳、汉口、大连等均是开埠通商城市。(66) 开埠通商成为传统工商业城市向近代新型工商业城市转型的强效催化剂。
近代以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入侵主要是从海岸线而来，外力对中国内地的渗入也主要是沿长江自东而西，故位于这些地区的开埠通商城市，自然也就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在中国的主要基地，外国租界大都设立在这类城市中。除天津外，汉口是西方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最多的城市，租界在近代汉口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近代以来，租界被称为“国中之国”，外国势力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引入租界，在租界中建立了殖民统治。由于与中国式的官僚行政体系相分离，租界形成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出现了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这无疑对于开放城市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租界中，不仅外国人享受着领事裁判权、租界行政管理权、土地永租权、警察权、司法权、自由经商权、货物免税权和自由开办医院、学校、工厂等特权，就连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也脱离了中国政府的控制，中国人一旦进入租界居住，就不再受制于中国政府，而需臣服于租界内的管理机构和各种法规、法律，并向租界当局缴纳捐税。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通过租界所在城市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大量地掠夺中国的物产资源；同时，亦间接地促进了租界所在城市的发展，对城市管理与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
由于外国资本的客观推动作用，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口岸建立起了有利于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和采取了相应的管理措施，使上海、天津、汉口等城市在开放中发展了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埠际贸易，建立起了广泛的对外经济联系，从而得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同时开拓国际、国内市场。(67)
1937年以前，汉口对内对外贸易总额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青岛五大口岸城市中，大多次于上海、天津居第三位，有时亦有上升，如1923年各口岸贸易总额分别是上海110800万元，汉口37400万元，天津37100万元，广州34300万元，青岛16700万元，汉口就列居第二位。(68)
此外，外商开办的近代工业和近代银行通过对经济领域的渗透，也极大地改变着汉口经济的性质，为汉口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动力。甲午战争以前，外国资本在汉口开设的近代工厂共有11家(69)，其中一半以上均为加工工厂。外国商人在汉口开办近代工厂，进一步加深了汉口经济的半殖民地化，同时也开启了汉口近代工业化的序幕，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引进，给汉口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汉口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创办提供了范本。
列强各国在对华贸易的初期，都由洋行利用中国的钱庄进行资金调度。随着贸易的发展，这种资金调度渠道日益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国际汇兑更为不便，于是外资银行逐渐在中国出现。汉口最早开办的外资银行是英商麦加利银行。1863年，该行派人来汉赁屋营业；1865年，在英租界设址办公。1866年，英租界又开办了英国汇丰银行。以后陆续开办的有法国东方汇理、日本横滨正金、俄国华俄道胜、美国花旗、比利时华比银行等。至1905年，汉口已有外国银行18家。(70) 民国以后，外国资本又相继在汉口开办了法比合办的仪品放款银行，日本的台湾银行、汉口银行，美国的友华银行，及以外商为主的中外合办银行，共计22家。(71)
简言之，开埠通商成为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契机，它打破了中国对外封闭隔绝的状态，使这些开埠城市与外部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往和联系，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机制的制约，城市的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了这些城市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汉口因此成为超常发展的沿江综合型开放城市，被誉为“东方芝加哥”。与之相比，景德、佛山、朱仙镇却没有如此之机遇，故后者的衰落有其必然性。
（四）现代化领导集团的形成对于四大名镇兴衰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开始现代化转型，但现代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借助一定的群体互动而实现的。城市的转型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资源与群体利益再分配的过程，社会各阶层在现代化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势必不同。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现代化领导者的作用十分重要，在汉口现代化过程中，地方官僚集团与近代商人群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其他三镇却缺乏相应的社会群体。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同于西方，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中国在开始实行工业化时，国内条件尚不成熟，由于人口增长快，人均收入水平低和储蓄率低，所以积累的资金不足，又由于金融机构不健全和金融市场不发达，致使投资不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政府采取积极的措施，制定必要的经济制度，动员社会储蓄，鼓励民间投资，并积极吸引外资，来发展基础设施，改善企业经营的环境，才能推动近代工业的发展。因此，政府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比西方自由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国家更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工业化的类型、进度的快慢和成功与否。(72) 由于中国有着特殊的国情和广袤的疆域，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辐射力不可能遍及每一个省市，政策和制度的成功推行和实施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都得依赖于省或府县级地方官员，加之清末以来地方主义盛行，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因此，现代化的实际领导角色便直接落到了地方官员的肩上。“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而建立的社会政治和采取的组织措施。”(73) 各地地方官员的能力、态度与作为，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并决定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汉口之所以在近代能够出现较快的发展和转型，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及其后历任地方官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张之洞被誉为武汉工业的先导者，督鄂二十年间，其工业化思想对汉口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弟子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曾说：“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又说：“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74)
反观清末江西的历任巡抚，除沈宝桢和刘坤一属洋务派官员外，其他均为顽固守旧、庸碌无能的封建官僚。然而，沈宝桢执政江西时，洋务运动还没有兴起，他主要着力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刘坤一虽是后期洋务派官僚的首领之一，但是，他执政江西时，在清朝政府中的地位不高，思想也不算开明，任职十年间，于洋务事业毫无建树，只忙于防旱救灾和抽收赋税。因此，洋务运动期间江西既没有一个军事工业企业，也没有一个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或官办的民用工业企业。(75) 1895年，全国共有近代军事工业21家，其中分布在华东各省的有14家，唯独江西省一家也无；1895年，全国有机器开采的煤矿企业16家，金属矿23家，其中华东各省拥有煤矿7家，金属矿6家，而江西仍然是空白。(76)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然则，江西地方官员仍以消极观念应付，以致“农工商矿四事，开办已及两年……而各厅州县禀报设局开办者，因属寥寥，及各府委查禀称实有成效者，尤难多得”(77)。后来，在清廷的一再敦促下，江西地方官员才不得不有所行动，但主要把精力和财力放在创办工艺局、习艺所方面，而这些工艺局、习艺所大都规模小、资金少，并且大量使用罪犯、无业游民进行生产，一般都是手工生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企业。(78) 因此，在20世纪前十年，江西虽然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企业，但仍远远落后于当时全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水平。晚清时期，江西创办的近代企业大多集中在省会南昌和开埠口岸九江两地，且数量极为有限，十五家企业中，位于景德镇的仅有两家(79)，远远落后于昔日同伴汉口和其他新兴的通商口岸城市。江西官僚顽固守旧的态度与碌碌无能的作为，使其在景德镇的发展与转型中并未扮演起近代工业助推者的角色，近代官办工业在景德镇的发展极为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景德镇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故景德镇衰败之大势实难扭转。
除了官员集团外，近代以来，商人群体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十分巨大。清末新政时期，清朝统治者开始认识到，“通商惠工，为古来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80)。要摆脱贫弱，必须振兴工商，将发展工商实业作为立国之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实业、奖励工商业的措施和办法，其内容涉及财政、金融、农业、矿业、交通、经济团体、实业教育等各方面，如《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奖励投资设厂法令、政策的颁布，首次承认并保证了民间私人资本投资兴办近代企业的合法性，使中国近代企业开始由官办向商办转变(81)，同时也改变了工商业者长期居于“四民”之末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促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投资设厂高潮的出现。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商人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各地兴办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扮演起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另一不可或缺的助推角色。近代以来，汉口以及为数不多的新兴工商城市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代商人群体的兴起。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武汉三镇的民族资本企业共有122家，其中汉口有80家。(82) 由此可见，近代商人集团在汉口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着的重要作用。
与之相比，景德、朱仙、佛山三镇却未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商人群体。
江西在前近代时期，其民风久经儒化，崇尚节义，重视名分，忠顺敦厚，就是独独不思变革，整个社会隐然形成遏制新学的防线与土壤。(83) 因此，近代以来，江西士绅和商人观念守旧，新学在江西非但没有落脚之地，还遭强烈排斥。如果说“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84) 的话，那么，近代江西的衰落亦正是源于其固有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由于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加上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因此，近代江西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机器大工业生产了解甚晚、甚少，社会风气变化十分缓慢，从而使得景德镇近代商人群体的兴起与发展受到制约。景德镇的窑户以小业主占多数，他们资本微薄，缺乏技艺革新的资金，其观念也较为保守。由于推动近代工业化的主体——近代商人群体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景德镇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昔日繁荣实难延续。
朱仙镇可以说是被商人群体遗弃的城镇。清后期，朱仙镇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商人星流云散。朱仙镇全盛时，人口有4万户、20余万人，除少数本地人和河南其他各州县人口外，主要是来自山西、陕西、甘肃、安徽、福建等省的商人，外省籍商人几乎垄断了朱仙镇的金融、山货、皮毛、典当、茶叶、米、糖等利润高和销售额大的行业，河南各州县的人多经营酒馆饭店及一般工商业，而本地人口则大多为运河的搬运工人，从事搬运货物、推车、挑担等工作。这种无论是商人还是手工业生产者“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的人口职业结构，势必导致他们在某处“一不如意”便“复又投一处”的情况发生，所以，在全国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形势下，朱仙镇的外省籍商人随即四散，另觅他处发展。(85) 外省籍商人的流散致使朱仙镇原有的商业资本总额迅速缩小，商业发展陷入衰败，而本地人又无法填补这一空出的席位，近代商人群体的兴起则更无从谈起，故推进城市现代化转型的主体也就缺失。佛山镇的情况略好于朱仙镇，但由于佛山的地理优势的丧失，大批商人也向广州转移，因而佛山镇的商人也未能成为推动佛山现代化转型的主体。
（五）城市政治行政地位的变化对四大名镇的影响
中国的城市发展有别于西方国家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性因素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始终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农业时代甚至可以称之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作为中国行政统治网络的一个环节和枢纽，城市的发展兴衰与其行政地位高低直接相关。长期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按照城市政治行政地位的高低来对城市进行规划、建设、治理的。城市的政治行政等级越高，越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因而规划、建设的档次也就越高，城市的规模也就越大，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也就越多。(86) 近代以降，经济优先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大主要规律，经济因素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是，由于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并未改变，传统的政治因素仍然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发挥其作用，较大地影响着近代城市的发展进程。因此，探讨“四大名镇”近代发展命运舛变之原因时，政治因素的潜在作用亦不容忽视。
汉口原为汉阳县下的一个镇，行政地位低下，它之所以能够得到发展，主要是其自然地理条件发生变化，从而分解了省会城市武昌的部分经济功能。近代以来，湖北地方政府发展现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由于行政力量聚集资源的功能，省会成为现代经济要素优先配置之地，故已经成为湖北省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汉口自然也受惠于此。晚清以来，湖北地方官员兴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亦大多集中于汉阳、武昌、汉口三地。此外，由于政治中心的作用，人才、资金等要素也纷纷涌入武昌、汉阳、汉口三地，近代民族工业的大量兴办进一步加快了汉口城市发展的进程。随着经济的发展，汉口的政治行政地位在此后不断得以提升。1898年，由于汉口市政发展，华洋交涉日繁，土地管理、开发事务增加，汉口的行政事务很难由汉阳县隔水而治，故鄂督张之洞奏准阳夏分治，建立夏口厅。1912年，夏口厅改为夏口县，面积有所增大。宣统年间，为使市民（主要是绅商）参政，成立了汉口自治公所、汉口市政会。(87) 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迁汉，武汉三镇合一，首次建市，武汉为京兆区，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共产党中央的总机关等全国性的政权、政党机关均设于此。1928年，武汉设为行政院辖市。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城市的政治行政中心地位的不断巩固与加强，从而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有利因素。
与汉口有着巨大区别的是，景德、佛山、朱仙三镇虽然在前近代时期不同程度也享受到政治中心优先配置资源的益处，但近代以后，各镇的政治行政地位一直未能得到提升，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使三镇无法再利用原来所依托的政治中心来维持其原有的繁荣，故衰落之势难以挽回。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商品经济的发展，跨省区域市场的形成，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市镇随之应运而生，其中部分市镇由于自身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储藏，快速发展成为全国闻名的工商大镇，如景德、佛山、朱仙、汉口并称为全国的“四大名镇”。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社会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城市也开始出现转型，因而传统的工商市镇面临各种冲击和挑战，由于具体的省情和市情不同，传统市镇出现分化，四大名镇中的汉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通商口岸，现代性因素快速增长，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向近代新型城市的转型，其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增强，最终与武昌、汉阳合为一体，成为全国特大中心城市；而朱仙、景德、佛山三镇却因自身优势条件的丧失，城市功能不能适时地进行调适、转型而逐步走向衰退，将昔日的“光辉岁月”无可奈何地让渡给了通商口岸以及转型成功的新兴城市。中国四大名镇在近代的分化和不同命运，折射出城市现代化转型的曲折。
注释：
①②⑥⑨ ［清］蓝浦等：《景德镇陶录》卷五、卷一。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七。
④ 嘉靖《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
⑤⑧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增订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⑦ 刘毅：《景德镇瓷业成就及其成为“瓷都”的原因》，载《南方文物》，1996(3)。
⑩ 乾隆《浮梁县志》卷五，转引自刘毅：《景德镇瓷业成就及其成为“瓷都”的原因》，载《南方文物》，1996(3)。
(11) 崇祯《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
(12)(13) 阮元：《两广盐法志》卷三十五《铁志》。
(14) 彭泽益：《清代前期手工业的发展》，载《中国史研究》，1981(1)。
(15) 所谓“炉”是一个生产单位，一般至少有三五座炉，计有数百座。冶铁业的发展在佛山形成了铁廊巷、铸砧上街，铸砧街，铸犁大街、铸犁横街、铁香炉街等冶铁作坊集中区（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金石下》）。
(16) 梁九图：《梁氏支谱》卷二《小传》。
(17)(19)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
(18)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
(20)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第200—20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21) 雍正年间，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称：“（夷船）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其不买铁锅之船，十不过一二，查铁锅一连，大者二个，小者四、五、六个不等。每连约重二十斤。若带至千连，则重二万斤。”（《雍正东华录》卷一九“雍正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折”）
(22) 乾隆《佛山忠义乡志》卷十。
(23) 佛山涌：西起佛山的沙口，东行横贯佛山西、北部，流经佛山境内14公里，再经南海平洲后，与东平水道汇合往广州，全长约26公里。佛山涌河面辽阔，大小货船、乡渡和外国商船（小型机动船只）来往通行无阻。
(24)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十二。
(25)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六《乡事志》。
(26)(27)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
(28) 程子良、李清银主编：《开封城市史》，第18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29)(31) 程子良、李清银主编：《开封城市史》。
(30) 据资料记载，当时河南人口约为300万左右。
(32) 朱和平：《朱仙镇衰落原因与复兴途径试探》，载《许昌师专学报》，2000(1)。
(33) 乾隆《祥符县志》卷六。
(34) 范植清：《古代武汉渐次形成多功能大城市述略》，见《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5)(36) 《明末清初汉口名镇的形成》，载《武汉文史资料》，1996(1)。
(37)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第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38)(40)(43)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
(39) 萧振松：《清代景德镇陶瓷兴衰谈》，载《景德镇陶瓷》，2000(2)。
(41) 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初四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柯逢时奏梁淼泰。
(42) 《钱业日报》第6卷第6号“杂纂”。
(44) 黄任华：《河运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兼论汾江河运对佛山名镇的制约作用》，载《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2)。
(45)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46)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载《佛山文史资料》第14辑，1995。
(47) 程子良、李清银主编：《开封城市史》。
(48) 开封市地方史编纂委员会编：《开封市志》“大事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49) 姚会元：《汉口历史上的商业辉煌》，载《长江论坛》，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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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载《江汉论坛》，1988(4)。
(52) 转引自《清末民初汉口城市的崛起》，载《武汉文史资料》，1996(1)。
(53) 苏长梅：《武汉人口》，武汉出版社，2000。
(54) 转引自《苏州早期城市现代化研究》，第8页。
(55) 林文陔：《浅析建国前佛山商业的兴衰》，载《佛山文史资料》第14辑，1995。
(56) 《武汉城市史论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57) 何一民：《论近代中国大城市发展动力机制的转变与优先发展的条件》，载《中华文化论丛》，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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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
(68) 数据引自姚会元：《汉口历史上的商业辉煌》，载《长江论坛》，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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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第190—20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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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
(87)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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