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环保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战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07）05—0001—03
战后直到60年代初是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酝酿期，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环境危机的日趋加重，美国人的环境观和环保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62年，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现代环保运动就此拉开序幕。60年代是环保运动迅猛发展时期，反污染斗争高涨，民间环保组织十分活跃。1970年4月22日的“地球日”把现代环保运动推向高潮，引发了环境革命。
一、环保思想的转型
二战后，美国人的环保思想经历了从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向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转型。环保思想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产物。1946至1970年间是美国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时期。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范式的特征是：（1）认为环境是供人类利用的、开放的资源系统；（2）很少从大自然自身的角度去考虑；（3）增长、消费和财富的积累是重要的价值；（4）不存在对增长的限制；（5）科学和技术是解决人类行为、经济和环境问题的有效方式。① 工业化社会范式的核心价值是追求物质富足，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最大化压倒一切；后工业化社会侧重提高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工具理性让位于价值理性，经济增长不再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②
环境史学家塞缪尔·海斯认为，20世纪中叶资源保护运动至60、70年代环保运动兴起之间经历了某种转变，从强调资源（利用）的效率转向强调生活质量，这种生活质量建立在“美丽、健康和持久”基础之上。他说：我们能够看到一种从战前有效管理自然资源的保护主旨到战后强调环境舒适和环境保护的显著转型。美国社会中，某种新事物正在发生，它缘起于社会变革和战后年代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③ 战后美国社会价值观与环保思想的确经历了一次历史性变迁，不过直到50年代中期，保护主义仍在滥觞，经济增长和效率依然是这个国家的主导理念。5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先前的资源保护思想遭遇更多挑战，污染和有害化学物质以及人口增长等备受关注。60年代，生态学纳入人们视野，主流环保思想更加以生态为中心。7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环保范式——新生态范式在公众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战前的资源和自然保护运动与战后环保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在于它们的共性和承继关系，无论资源、自然还是环境都具有稀缺性和生态上的脆弱性，因此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需加以保护；很多方面，对资源与荒野的认识和保护传统在战后得到深化和发展。战后的环境主义与历史上的资源保护主义有很大区别。资源保护主义的主旨是利用，即为了现代和未来一代人的需要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反对无节制地开发和浪费；环境主义强调人类的幸福和健康，它是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和健康而保护环境的。在这个意义上，从保护主义到环境主义的转变实际上偏离了生产目标而转向消费、健康和生活质量。由此，环境主义扩展了环境的外延和范围，环境不再仅仅意味着资源和荒野，它还包括与人类健康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其它外部因素，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尤为重要的，它不再孤立地看待作为资源的土地、森林和荒野，而是把它们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而加以保护，这无疑是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认识深化的体现。
保护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差异也表现在战后环境问题的诸多方面。保护主义强调多重目的的河流开发，环境主义试图保护河流的自然状态，避免工程破坏。保护主义坚持可持续的木材生产，环境主义更强调森林的生态价值。50年代，当土地资源保护局被授权筑坝和疏导河流时，它遭到环境主义者的抵制和挑战，他们认为这些工程毁坏了鱼类和野生生物的栖息地。50年代末，随着户外休闲娱乐趋势的发展，加之环境主义者的宣传，自然或荒野的环境价值得到更多美国公众的认同。40、50年代，空气和水体污染占据了环境主义的部分视野，这些问题并非战后才出现的，不过在相当长时期内它没有为保护主义所重视。60年代以后，农药等化学污染备受环境主义者的关注，反污染成为环境主义的主要使命之一。
环保思想的转型与下列因素有直接关系：（1）20世纪60年代的行动主义文化，此种文化鼓舞大众针对时弊采取行动；（2）关于环境问题的更加广泛的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以及媒体对公众的覆盖；（3）户外娱乐活动的迅速增加提高了人们对于环保资源的关注；（4）战后经济的扩张与富裕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战后美国生产体系的巨变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富裕起来的美国人要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包括非物质方面的要求，如清洁的空气、安全的饮用水源、美丽的环境等）；另一方面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却在迅速恶化，他们的健康、家园受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污染威胁。随着生态学的普及，一种新的环境观和环境意识产生了。
二、卡森与《寂静的春天》
卡森是美国环保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她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被许多人视为现代环保运动肇始的标志。《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环保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寂静的春天》把长期以来业已存在的污染问题以科学警世的方式公诸于众，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环境危机感和环保意识，促动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卡森说：“现在每个人从未出生的胎儿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药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的。合成杀虫剂使用才不到20年，就已经传遍生物界与非生物界，到处皆是。”④ 尽管化学杀虫剂的环境危险早已存在，但直到《寂静的春天》问世，除少数野生生物学家和生态科学家外，人们普遍不了解杀虫剂的毒性及其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危害。《寂静的春天》使美国公众突然间意识到他们的生存环境正面临巨大威胁，对于战后富裕起来的美国人来说，这着实让他们难以接受，于是一股强大的以反对化学污染为核心的环保运动蜂涌而起。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曾这样评价过：《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证改变了历史进程。如果没有这本书，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误很长时间，或者现在还没有开始。⑤
第二，《寂静的春天》通过描述化学合成物质对生物共同体的危害机理和事实，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了生态意识，把生态学概念植入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卡森在书中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和生物体的依存关系，告知人们无视和扰乱大自然平衡的危险性。她说：“地球上生命的历史一直是生物及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动植物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在这个网中，植物和大地之间，一些植物与另一些植物之间，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重要的联系。”⑥ 自然平衡处于一种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它有时对人有利，有时对人不利。当这一平衡受到人类活动过于频繁的影响时，它总是变得对人不利。她还借用生物链原理来揭示高效化学杀虫剂中毒素的聚集过程，“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⑦ 在美国，生态学很长时间内仅在少数科学家中间流行，《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生态意识逐渐在大众中普及开来。
第三，《寂静的春天》有很强的批判意识，通过揭露滥用科学技术而导致的生态灾难，它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促进了现代环保伦理的发展。卡森指出，由于滥用科学技术，仅仅在20年的时间里，有毒化学残留物就已传遍了世界范围内的野生生物栖息地。⑧ 卡森并不一概反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她主张审慎而有选择地利用科学技术。卡森希望人类能够改变一贯的征服自然的思想，她认为，“征服自然”这个词组是妄自尊大的产物，它出现在生物学和哲学还很幼稚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以为自然是为人类而存在的。她说，当人类向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就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历史，这种破坏不仅危害了人们所居住的大地，也危害了与人类共存于大自然中的其它生命。⑨ 因此必须改变我们的哲学观，放弃人类中心论。卡森也倡导一种对待自然的道德态度，主张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些思想正是现代环境主义的核心理念，它通过《寂静的春天》得到广泛传播，并指引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发展方向。
卡森对现代美国环保运动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寂静的春天》发表后曾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有关杀虫剂使用的全国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卡森虽然遭受了化学工业等利益集团的各种人身攻击和诽谤，但最终她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认同和公众的支持，他的思想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这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对卡森和《寂静的春天》有过极高的评价，他说：《寂静的春天》是一座丰碑，它为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强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他还说：《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已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点。无疑，《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相媲美，两本珍贵的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⑩
三、环保组织的发展及其主要活动
非政府环保组织是推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环保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主导力量。美国的环保组织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它们中的多数是伴随着资源与荒野保护运动而兴起的。战后50年代，老的环保组织仍延续原来的路线发展着，到60、70年代，它们随形势的变化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某种转型，在成员、预算和体制上都有显著的增长和变化。同期，在美国社会巨变和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新的环保组织大量涌现。整个60年代，在美国新成立的全国与地区性环保组织有200多个，基层组织多达3000个。(11) 其中，全国十大非政府环保组织中有四个成立于60、70年代。主要环保组织成员人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成员结构出现多元化趋势，包括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律师等在内的大批专业人士纷纷加入，这极大地提高了环保组织的战斗力和社会影响力。同时，各个环保组织的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也日益完善，资金来源日趋多样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环保组织的活动能力。
战后美国的环保组织可分为三类：全国性组织（又称主流环保组织）、基层组织和激进运动，它们各有不同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行动策略。(12) 主流环保组织又可分为传统型和新型环保组织，这些组织的总部大多设在首都华盛顿，他们通过遍布全国的组织网络领导和控制整个运动的发展。战后直到60、70年代，活跃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主流环保组织，基层组织在70年代进入公众视野。主流环保组织走的是一条软的政治路线，即主要通过与政府和污染者协商和谈判来解决污染和环境问题。换言之，主流环保组织在现存政治体制之内通过正常的政治程序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立法、行政和管制活动、法院和选区四个领域。(13) 虽然主流环保组织都从事院外游说，但其关注的焦点和工作重心各不相同。历史地看，传统型环保组织一般偏爱资源与荒野保护，而新型环保组织侧重于污染的治理和预防，不过从发展趋势看，传统环保组织在继续致力于自然保护的同时也开始涉足反污染斗争。
在传统环保组织的推动下，荒野保护斗争在60年代取得重大进展，这体现在1964年荒野法的通过，1965年回声谷公园和大峡谷筑坝提议被国会否决上。战后，荒野协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荒野保护事业。50年代末，霍华德·赞尼泽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荒野保护议案，并促使国会多次举行听证会。60年代，荒野协会、赛拉俱乐部、奥杜邦协会和艾萨克·沃尔顿联盟等环保组织建立协调联盟，他们著文宣传、发动草根支持荒野保护。1962年，国会收到较其它任何立法建议更多的荒野保护立法信函，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压力。最终，一项荒野保护法案于1964在国会通过，荒野保护从此有了法律保障。(14) 塞拉俱乐部始终站在反对筑坝斗争的前列，战后60年代，该组织在戴维·布劳尔领导下成为强有力的环保力量。为捍卫神圣的荒野免遭现代文明的侵犯，塞拉俱乐部发动了强大的宣传攻势，他们印刷了大量有关国家恐龙遗址和大峡谷的美丽的图片。最终，群众被动员起来，国会先后于1965年和1968年否决了回声谷和大峡谷筑坝提议。这些事件连同1964年的荒野法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美国人对荒野态度的历史性转变。(15)
60年代后，反污染斗争成为环保运动的主要议程。5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科学家公共信息协会积极促进公众了解科技的危险，特别是核辐射危险。60年代末成立的环境保卫基金协会将杀虫剂作为其首要目标，经过斗争，滴滴涕于1972年被禁止使用。自然资源保卫委员会成立后迅速卷入清洁空气法和清洁水法的院外游说和监督执行中。70年代末，基层组织开始关注威胁社区的污染源特别有毒废弃物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些传统环保组织也参与到反污染斗争中来，奥杜邦协会是反滴滴涕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全国野生生物联盟采用法律手段挑战污染者，保守的艾萨克·沃尔顿联盟也卷入清洁水法斗争中。
四、地球日与环境革命
1970年4月22日，约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以表达其对国家环境现状的不满和关注，这一天遂成为世界性地球日。地球日有几个鲜明特点。首先，这次运动就规模而言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据组织者统计，共有1，500所大专院校和1万所中学卷入这场运动。时代杂志估计参加者可能达到美国人口的1／10。其次，这次运动的参加者具有空前的广泛性。4月22日这一天，来自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大中学生、政治家、科学家、大学教授、普通市民和失业者等，不约而同地聚集在全国各地城市街道、公园、公司和政府机关门口，举行诸如游行、集会、演讲和抗议、植树和清除垃圾等各种活动，借此表达其对环境的关注（运动中广泛地开展时事宣讲和辩论）。(16) 第三，这次运动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曾经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中活跃的青年积极分子，甚至还有些嬉皮士。这些人转向环保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同他们在60、70年代的反叛目标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17)
在现代环保运动史上，地球日是一个转折点，它预示着环境革命已经开始了。地球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许多方面。首先，地球日的中心议题是污染有害健康，地球日发生之后，它获得了国家媒体持续的覆盖和报道，诸如人口增长、空气和水体污染、荒野消逝、杀虫剂滥用等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这极大地提高了美国民众的环境意识。其次，地球日促进了新环保主义的成型。“地球日后释放出来的这种社会力量可能永远地改变了美国人思考环境的方式。现在我们不仅把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看作是我们幸福和健康的必要条件，也是我们通向自由和机遇的一种权利。”(18) 第三，地球日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4月22日的示威迫使政府和企业变革，尽管这种变革是缓慢而勉强的，但确实开始了。第四，地球日推动了环保组织的发展。地球日之后，环保组织不仅数量迅猛增加，而且更加职业化和专业化，在推动政府的环境政策议程方面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地球日加重了人们的环境危机感和世界末日意识。战后60年代以来，不断有科学家、学者和作家向世人敲响生态警钟。1962年，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琛在《我们合成的环境》中描绘了生态恐怖和人类健康状况的恶化，指出这是由技术巨人症和工业倾倒在土地、空气和水中的毒物和其他毁灭性物质而引起的。1968年，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奇在《人口爆炸》中以一种可怕的启示录方式把人口过剩问题带入公众视野，他预言在不久的将来，过度的人口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范围的饥荒和疾病的流行。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一本《增长的极限》，该书对全球经济和环境进行计算机模拟分析，其结论是：世界上赖以维持经济增长和人口爆炸的资源正在枯竭，可资利用的时间也正在耗尽。同年，不列颠的一份杂志《生态学家》出版了一份特刊《生存的蓝图》，这份杂志警告说：“如果允许现在的趋势持续下去，社会的崩溃和地球上的生命支持系统会不可逆转地走向瓦解，可能到世纪之末，肯定会在我们的孩子中间发生”，他呼吁建立一个生态社会取代失败的工业社会。在许多人看来，这份专号无异于一份世界末日宣言书。世界末日的弦音在70年代被持续地演奏着，频繁发生的环境危机又为它提供了现实的佐证。
战后60、70年代美国的环保运动是时代的产物，它是历史的诸多合力造就的，它只有在美国这样的多元化社会中才会发生。这次运动也是历史上最复杂的，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刻、广泛而深远。首先，它普遍而持久地改变了美国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民众的环境危机感和环境保护意识。1980年，“未来资源协会”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有7％的美国人把自己描绘为环境上的积极分子，大约是1500万人；有55％的人说他们同情环保运动的目标。《纽约时代杂志》的民意测验发现：45％的人认为保护环境是非常重的事情，环境改善必须是不计代价的。(19)
也许战后美国环保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在于它动员了民众，从而为美国的环保事业奠定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中，任何个人、组织和团体都不能无视和忽视民众的力量和舆论的作用。可以肯定，现代环保运动是环保事业的强大推动力量，没有现代环保运动，很难说美国能够在环保事业上会取得那么大的进展。需要注意的是，主流派环保组织在60、70年代环保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主流派环保组织主要由白人中产阶层构成，他们往往忽视基层民众的利益及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他们采取的与华盛顿合作的策略也为基层派所不屑，这就为后来基层派和激进派的崛起和环保运动的转型埋下了伏笔。
注释：
①(12) 查尔斯·哈帕．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396,384.
② R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76.
③ Samuel P.Hays.From Conservation to Environment: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Ⅱ.Environmental Review,1982.6(2).14—29.
④⑤⑥⑦⑨⑩ 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9—10,53,4—5,73,9—19.
⑧ Richard N.L.Andrews.Managing the Environment,Managing Ourselves:a History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olic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217.
(11)(13) Robert Gottlieb.Forcing the Spr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Washington,D.C.:Island Press,1993.88—89,126.
(14)(19) Kirkpatrick Sale.The Green Revolution: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1962～1992.New York:Hill and Wang,1993.14—15,44.
(15) Harvey Mark W.T.Echo Park,Glen Canyon,and the Postwar Wilderness Movement.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1991.60(1).43—68.
(16)(18) Philip Shabecoff.A Fierce Green Fire: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New York:Hill and Wang,1993.114.
(17) 侯文蕙：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