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妇女参与高等教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中国妇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西方女性主义文献对于那些文明基础和现代发展经历都不同于西方的其他社会来说，有其应用的局限性。中国妇女在争取参与高等教育的斗争中面临着与西方妇女类似的障碍和问题。由于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的文化背景和认识论的不同，以及中国现代化历程与西方不同，使得中西方妇女的这一斗争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关键词 中国妇女 高等教育 女性主义 西方妇女
本文将对高等教育方面的西方女性主义文献进行反思，也将对19世纪以来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发展中妇女的经历进行回顾。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西方女性主义文献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和解释一个与西方文化和文明迥然不同的中国妇女及高等教育。一方面，中国妇女在参与高等教育的奋斗中，遇到了许多类似的障碍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入学机会，教师晋升职位，以及对于学科发展的参与上。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主要由于中国妇女在文化和认识论方面的不同，以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不同。
关于这些问题，本文的研究只是尝试性的，目的是为了限定今后的研究主题，而不是在此得出确切的结论。确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这个主题，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西方文献对于那些文明基础和现代发展经历都不同于西方的其他社会来说，都有其应用的局限性。
一、中西方妇女在各自的文化和学识传统中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比较中国与西方的高等教育传统，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在历史上，双方的大学几乎没有彼此影响，但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近代初期（约是12世纪），妇女都被完全排斥在大学之外。大卫·诺贝尔最近的一部书《没有妇女的世界》中指出，12世纪欧洲大学的产生是以没有女师生为特征的；与此相比，在中世纪的修道院、修女会以及其他与宗教有关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妇女都充当了积极的角色。由于妇女被排斥在大学之外，所以早期的知识和专业，以及后来近代科学知识的发展，都几乎仅为男性的成就。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例如卡洛琳·默彻特和珊德拉·哈丁，看到了由于排除了女性认知方式，强调理性的机械形式所导致的自然世界。其他学者则在早期的西方哲学传统中，找到了最初歧视妇女的理性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推理强调女性的服从，而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理论则强调女性的卑下。
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和欧洲具有惊人的相似点——在宋朝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高等教育是把妇女完全排斥在外的。从孔夫子时代起，妇女就被限定为从属和服从的角色，尽管这在道家思想中没有那么严重。到了唐朝（公元618～907），佛家在中国知识界和社会生活中影响的不断扩大，中国的文化生活也更加开放和活跃，这为妇女较多参与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在与佛家寺院相联系的机构中，一些妇女受到了较高的教育，包括古典知识以及儒家思想的传授。从许多方面可以看到，中国古代鼎盛时期的唐朝，是在文化和思想方面最具有开放意识的朝代，所以，唐朝的妇女从中获益不浅。在宋朝（公元960～1279），随着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儒家经典成为中国正规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直到19世纪末，一直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通过科举就可做官或当学问家，但是，妇女不能进入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官学，也不许到任何书院进行学习。虽然佛家寺院和其他机构的不断增多为妇女提供了一些空间，但是她们的社会参与则被女学经典所限定，女学经典主要给妇女规定了以家庭为主的角色和从属服从的地位。
一个针对17世纪中国富裕的江南地区妇女的研究[1]对我们深有启示。作者道洛西·库在本研究中展示了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中心和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当时的物质财富是怎样使妇女创造性地对待这个生存环境。作者发现，受过很好教育的妇女通过学会诗词，通过出版自己的作品，通过旅游和巡回教学，以及通过对政治事务的间接影响等方式，扩大了她们家庭生活的空间。作者还对江南妇女的主观世界做了进一步的剖析，指出，江南妇女对于政治和文化事务表现出很高程度的满足和欣慰。然而传统的儒家思想只给了她们非常有限的生活空间，但欧洲妇女却有幸经历了当时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对西方学识传统所带来的各种挑战。
将中国与欧洲的历史相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的古典哲学不曾产生科学思考的形式。这种科学思考形式是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价值观中立，对自然世界的客观观察，通过逻辑的辩论过程所体现的线性推理，并把知识分解为越来越专的学科领域。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强调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尊重在观察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的内在关系，强调社会价值（观）和人的价值观及其相互关系，而不是孤立地观察自然现象。这样中国的传统知识具有抵制西方知识的双重性。例如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专门化和背景，理性和情感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些双重性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西方科学的基础。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整体性而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女性文化。这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含义是什么？这使她们对参与社会的奋斗和西方相比是否更加困难？一位中国妇女部分地回答了上述问题。她说：“儒家思想包括了中国文化生活的所有方面，具有包罗万象的本质，作为管理社会系统的思想工具，儒家思想意味着个人的自由很难在中国建立，这种思想至今仍在与西方的意识形态相抗衡。严格地讲个人的‘心理学’以及个体存在和个人兴趣的合法性与重要性，是在这个文化中不存在的”。[2]
西方妇女对近代科学和启蒙运动所形成的科学和学识传统已经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是她们未能抓住一个基本的事实，她们进行批判的根据是知识革命所提供的。中国妇女与更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知识形式和社会思想紧密联系，但她们却很少作为个体或被认可的群体来发起她们的斗争。但这种可能性终于在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中出现了。西方科学和启蒙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高度工具性的过程，其目的是达到当时政治精英的具体的现代化目标，并保留基本的文化和政治模式不变。这意味着，西方女性主义者对启蒙科学和知识批判不可能在中国妇女中引起多少共鸣。
学识传统及其持续影响对于中国妇女和西方妇女来说，无论在学识传统的内容上，还是在限定她们自身与学识传统的关系上所面临的挑战都是非常不同的。
二、中国进步男性在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高等教育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世纪）
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妇女经历了参与高等教育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当时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许多方面相平行，在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大学成为普遍化的机构。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都在纷纷建立大学。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妇女以非常自信的态度开始积极寻求在自己文化中的高等教育机会。虽然这种奋力的寻求对于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是困难的，但是，这对于现代国家的建立起了很好的陪衬作用。在初始的阶段中，西方女性是在寻求进入高校的机会。后来，她们共同合作，通过女性主义学识来改变课程知识和研究模式。女性主义学识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和社会科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中异军突起，迅速地发展起来。在此，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在非西方国家中，是否有西方女性主义的同盟者？位于其他文化和地区的妇女，是否也必须用同样的时间阶段，去经历一个类似的或者平行的过程？
然而，中国妇女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参与高等教育的经历表明了与西方妇女的显著不同。从历史时间上看，中国妇女明显落后于西方妇女，但是一旦有了合适的途径，她们就会发展得很快。在19世纪中后期，她们能够进入高等教育的渠道是与激进或革命团体相联系的，例如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的女学，60年代的外国传教士办学，以及18世纪末进步知识分子开始主张的中国妇女教育事业。1907年，开创了官办的女子小学和女子师范学校，至1919年，妇女终于被允许进入官办大学。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末中国妇女得到了官办的出国留学机会，如到日本、美国欧洲国家。然而只有很少数的妇女接受了这个挑战在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过程中她们却未能被允许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也不能获得任何专业性的职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妇女在争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初始阶段，她们与西方妇女的处境是不同的，这种情况与国外的影响和革命运动都有关系。
陈独秀1916年发表在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中的文章是令人深思的。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抵制外国侵略，特别是日本和欧洲列强，与此同时，陈独秀得出了两条平行的结论：中国对于外部侵略软弱无能的命运就象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妇女的命运一样。受梁启超和康有为思想的影响，陈独秀号召中国知识分子行动起来，解放妇女，抵制西方列强入侵，捍卫中国独立。[3]这样，由于中国的男性在遭受帝国主义的铁蹄入侵之下所产生的沉重挫败感，使中国的女性得到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和理解。但在西方的历史中，却没有产生这样的认识，妇女要求进入高等教育的斗争是在西方文明成就在国内外都得到很大认可的时期产生的。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妇女开始解放的10年，这当然也包括高等教育。在为日益增加的女子学校培养女教师的同时，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在1919年升格为大学，1920年，主要的官办大学都向妇女打开了大门。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国家政府分裂和削弱的时候，以及在军阀混战之中，女子师范大学得以加强，并成为学术进步和妇女政治行动的一个中心。妇女在公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中的积极参与日益增长。1926年，一部《中国妇女生活史》诞生了，作者是男性史学家陈东远，该书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影响。
然而，1928年以后，以国民党为首的中央国民政府建立了，由进步的男性学者和政治家所引发的对妇女解放的热情面临着一种新的压力。1931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被迫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这是当时社会潮流的一部分，旨在说服女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国民政府的现代化任务是至关重要的，妇女应该先放弃自己的斗争，从而支持更紧迫的国家的斗争任务，以反对日本的侵略深入到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现代化等方面。在1933～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由于儒家规范的复兴，使得“妇女的利益和关注要服从紧迫的国家政治任务”成为合法并为社会广泛接受。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女知识分子的经历较为相似。在革命斗争的早期阶段，鼓励妇女发展她们自己对社会分析和社会行为主义的积极态度。1939年至1941年，延安有一所妇女大学，它的使命是为政治和军事工作培养女干部。然而在1941年，这所大学被合并到延安大学，而妇女顺应时代要求放弃了她们自己的特殊斗争，以支持以男性为限定的革命事业。我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已经做了大量的关于妇女的研究。我们这些研究以妇女地位问题为主题，在仍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体系中，依据社会主义改革需要来规定妇女的角色和作用。
在此，我们又看到了另一个矛盾的情景——妇女解放在中国比在西方发展得更快、更加有力，主要取决于处于困境中的男性进步的方式，如给予妇女和男性相同的解放和反帝反侵略的民族斗争的认识。另一方面，男性能够用国家危机和革命需要等理由，来阻止妇女充分利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为她们提供的独立思考和自我发展的机会。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妇女既先进于又落后于西方的妇女。她们的国情和斗争都不同于西方。由于中国与西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其不同的哲学、文化和社会传统。西方的科学思想曾经被作为自强的工具主义方案引进中国，但它在这个文化中没有根基。在这样的引进过程中，中国男性感到了他们的不足，深深地意识到要“赶上”帝国主义在科学和军事方面的强大，因而对妇女所处的被压迫的地位有所理解和同情。同时，他们也感到迫切需要发动妇女来支持他们的建国方案，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在参与高等教育的奋斗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和智力环境是非常不同的，这也可能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难点。
三、社会主义中国妇女高等教育得到了令人注目的发展 (1949～1976)
新中国的宪法规定，妇女与男性享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尽管有宪法的明确规定，妇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参与仅在缓慢地增长，从1947年的17.9%，增长到1956年的24.6%。这可能归因于普通中等教育的有限发展：中学女生的比例较低，从1950年的26.5%上升到1956年的29.3%。许多私立中学在这个时期都改为公办，并且有一些教育质量很高的女子学校，但也仅限于主要接收城市中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的女孩。
这个时期的重点主要是从社会阶段的角度来大力扩大受教育机会，通过专门的速成学校来培养工人、农民进大学，但仍是以男性为主。由于对女性的偏见及农村不良条件，致使对妇女的最高期望就是培养具有中师水平的小学教师。1958年大跃进的激进政策，使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迅速扩大，女子学校大都变成了男女合校，重点仍旧是扩大工人、农民的入学机会。1966年女子接受中等教育的分布模式是：48.6%的中师学生是女性，32.2%的普通中学学生是女性，而在农校和职业中学的女生仅占23.6%。
文化大革命使上述情况有很大改变；中等教育急剧扩大，1966年有中学在校生1400万，1976年增长到7000万；取消了各类学校的区别，也取消了男中和女中。这种变化使在校中学女生1976年上升到40.4%，女大学生的数量由1965年的26.9%增长到1976年的33.6%。
这些是妇女境况变化的仅有资料，至今还没有关于女性透视文革经历的研究。我们知道，中国有为数众多的女性专业人员，反映了这10年中有大量的妇女受到了教育。然而，至今还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知识模式，特别是在这个知识模式如何体现在社会和革命实践之中，如何看待妇女解放和妇女参与等方面。一些激进的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如朱丽叶·克里斯特瓦，对她们在70年代初所见到的中国倍感激励，但是关于中国妇女文革十年中作为妇女的教育经历几乎没有任何资料。关于这个时期的由女性从事的研究和对妇女的研究，都会对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供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四、中国高校女性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挑战中将以新的方向推动大学的发展
1977～1978年，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中国高等教育得以重建，全国统一高考得以恢复，这些变化都对妇女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结果；高校女学生从1976年占33%明显下降到1978年24%。然而，到1985年，高校女学生数又上升为30%，到90年代初上升到34%。同时，高校女教师的比例从1978年的25%上升到90年代初的30.1%。一个特别有趣的趋势是：随着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0岁以下年龄的高校女教师数量上升了，至1993年达到37%。但从80年代中期以来，女学生在就业中却受到越来越多的歧视。由于中央集权化的工作分配制度已经改为使就业部门在聘用过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自主权，由于没有国家性的健康福利措施，医疗和产假都是就业部门的责任，而且所有的生产单位都处于效益的压力之下，所以就业部门都非常想招用男学生。甚至在国家的医疗卫生、教育及其他社会事业单位中，也倾向于要男毕业生，因为男生在工作中精力不会被家务和生育所分散，也易于安排出差和室外工作。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一条新的法律以保护妇女的权利，要求学校要确保男性和女性从入学到学校教育的各个阶段，毕业分配，学位授与和派遣出国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对待。这个条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在它被颁布之前就已过时了，因为学校对毕业生分配控制权越来越小了。这个法令的另一条款指出：除了某些不适合女性的工种和职务外，任何单位不得拒绝接收女毕业生，或对录用妇女制定苛刻的条件，这个条款不但有漏洞，而且没有落实确保这个法令得以执行的机构。
在女大学生就业处境尤为不利的同时，女大学教师也面临很大困难。现在高校的教学成为女毕业生最容易进入的职业之一，随着大学教学职业的日趋女性化高校女教师的地位也就面临危机。30岁以下女大学教师比例不断增长，但她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达到专业职称晋升所需的学历资格。她们承担很重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但缺乏职业发展的机会。据统计[4]，1991年，全国17087名正教授中，只有9.2%是妇女；在这个层次上，妇女参与状况改善的可能性很少。女性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人数较少，出国人数远远低于男性，回国比例也很少，在回国的女学者中，许多都不愿担任管理和领导职务，所以在管理参与方面，前景也不甚乐观。
已有大量的由妇女从事的和关于中国妇女的研究，这些研究文献表明，她们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改革引起的新问题，而且还有一些属于妇女自身的问题。中国的女性主义学者，例如郑州大学的李小江教授，正在努力为中国的职业女性的平等参与和发展而奋斗。自50年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有了巨大发展，但妇女自身还是能充分地意识到国家为她们带来的变化。这好比是国家取代了封建家庭中家长的作用来决定妇女的一切。只是到了80年代，妇女才开始觉醒，才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才认识到改变现状和发展自我的迫切性。
在当前，关于妇女参与高等教育，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中国政府已经计划到2000年，把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的入学人数翻一番，这意味着在各类高校中将有600万学生。在这个重要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将会对妇女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西方，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过渡是与高等教育向妇女充分开放相伴随的。
中国妇女在当前时期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了巩固她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得到的发展，应该如何在她们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经历中继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挑战是要从毛泽东思想和儒家思想中提取出作为中国妇女动机和奋斗目标的东西，同时避免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利于妇女发展的因素。
一位中国女社会学家近期发表文章呼吁，对市场经济下产生的妇女问题，要采用多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妇女研究应该能够使妇女用来为公正平等而奋斗，而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与传统社会学的墨守成规显然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只注重发表文章，进行无休止的理论争辩，一点儿也不与人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也就是说，妇女研究的诞生与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对传统学术的‘革命’。结果自然是，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应该运用他们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方式来对这个学科做贡献。”[5]这个学者还认为，人类学的方法比社会学的方法更适合于理解中国的背景。她指出，在妇女研究的影响下，各种学科的作用将会发生变化。
很清楚，妇女有机会在大学做出自己的贡献。她们可能会把一些学科进行综合，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她们也有可能在教学和科研方面，以新的方向推动大学的发展。我希望中国大学的女学者和女学生们能够在当前的条件下发展得更快，以防止其他东亚国家在大学向大众化转变时期所出现的更加恶化的性别等级模式，并努力在新的、不断扩大的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各个层次上，都能使妇女得到充分的参与。
收稿日期：1996—05—08
王勇惠 杨杏 译
注释：
[1] Dorothy Ko.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Women and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2] Rey Chow.Wome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sota: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91,P.61
[3] Chen Dongyuan.Zhongguo funu shenghuo shi:Historyof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Shanghai Shangwu Chuban she1937.366～368
[4] Wu Haiqing."The Current Status of Women Professorsin Chian",Chinese Education,1992 Vol.25,No.1 53～55
[5] Chen Yiyun,"out of the Traditional Halls of Academe:Exporing New Avenues for Research on Women",in Gilmartinetall (eds),Engendering China,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