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科学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社会心理论文,基本原则论文,分析法论文,心理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当今世界的文学艺术活动愈来愈倾向于对人的心灵空间的开掘与拓展，文艺心理学已成为现代文艺学的重要学派之一。然而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心理研究，主要是从西方现代心理学派中借鉴着方法，汲取着养分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无不存在着共同的认识论上的缺陷，就是常常把人类心理简单化、生物学化。这种缺陷势必会影响到对各种文艺心理现象作出真正科学的阐释。因而，探讨科学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对于繁荣我国当今的文艺创作与评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文艺与社会心理的关系——科学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课题
苏联社会文化历史心理学派创始人维戈茨基早在1925年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艺术心理学》中，就提出了一个观点：科学的文艺心理学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才能卓有成效地发展。但是，这一观点并不是能够被人们普遍理解和轻易接受的。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中就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缺乏心理中介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因而无以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这显然是对唯物史观的一种误解。而他们为之雀跃的所谓“贡献”，就是在物质存在和思想意识之间发现的“心理中介”，也就是弗洛依德所说的“本能结构”。其实用“本能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结果只能是把人的心理现象生物化而已。
诚然，人的心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心理现象具有多样性和多质性的特点，因而要准确地把握人的心理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确实需要多维度、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从而全面地揭示出存在于其中的、受各种不同关系制约着的人的心理现象、心理特征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人的心理的客观物质基础，从不否认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物性的、自然的进化过程，因而从不否认艺术创造和审美认识的生理—心理前提。但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强调，机体的进化只是给心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前提，心理的形成与发展还取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劳动—意识—社会关系三者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彼此是在相互制约中发展变化的。当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改造”、“影响”着他以外的“外部自然”时，也使他的“内部自然”同时地得到了“改造”，发生了“变化”。所以马克思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永远地改变着的历史运动的结果，把人的存在看作是一种复杂的人对世界的关系。
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样式，就是人们之间的心理关系。这决定了人的心理的社会性特质。个体的个性心理，作为相对独立的个性的东西，也是个体在各自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具体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受社会关系制约的。换一种方式说，每一个体的社会地位，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的独特性，产生着他的个性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个性的心理特征、心理发展的过程，在个体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之外是不存在的。
据此，马克思恩格斯提醒人们，不要把人的自然生物存在同人的社会存在割裂开来。如果把人的各种生命机能作为纯自然的生物的机能孤立起来，就会夺走人的一切人的东西和社会性的东西，把这些机能变成纯粹动物的机能。这种非历史的人的观点同时也是反审美的。“非历史的”、“非社会的”、“纯自然的”人不能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1890年赫尔曼·巴尔与保尔·恩斯特之间曾经就文学中对妇女的描写问题展开过一场论战。巴尔从生物学观点出发，认为妇女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首先是“性别问题”。除了环境影响和遗传特性之外，在每一个妇女身上还必须区分出“第三妇女”，即“本来的妇女”、“自在的妇女”。并把妇女问题说成是“决不能相互了解”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永远问题”。他与左拉、泰纳等实证主义者一样，都认为人不是社会的生物，而是生物学的生物。对于这类用生物学观点对待社会问题的观点，恩格斯曾给以严厉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同样，离开社会关系而研究所谓“人的心理”，也只能是纯粹的动物心理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文艺心理问题上来。毋庸置疑，当文学艺术以各种不同形式反映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时，尤其需要注意审美主体心理的社会性因素。主体包括个体与群体，所以主体心理也可以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微观的个体心理研究和宏观的群体心理研究，都是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两者都很重要，而且彼此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两者都有精辟的见解。但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其心理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都打上社会性的印记。就艺术创造而言，主体的神经系统的生理特性使作家艺术家获得了进行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要使潜在的“可能”变成可能的“现实”，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是社会生活条件。正是作家艺术家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社会关系，决定着这种艺术创造的潜能怎样转变为艺术创造的现实。同样，文学艺术作品对人的心理的深入刻画，也应当揭示主要由各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的行为的内在动力以及包括人的性格和内心矛盾在内的心理状态。所以，如果不能深刻、具体地理解各色人等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过程，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具体的、现实的人的心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也不可能创造出富有魅力的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
西方现代心理学通常运用实验法、客观观察法、自我分析法、精神分析法等等方法，来研究人的生理心理机制，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在有关人的个性心理结构、心理活动方式、乃至潜意识因素等等方面积累了大量资料，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文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西方现代心理学研究关注的更多的是作为生物学化的人的生理心理，而不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社会的人来考察，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把人类心理简单化、生物学化的缺陷。这种缺陷也势必影响到与之息息相关的各种文艺心理学派的构建。而科学的文艺心理学则更多地关注文艺与社会心理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可以说，阐明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活动怎样在社会心理作用下发生、发展的过程，阐明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心理的依赖关系，正是科学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社会心理分析法是科学的文艺心理研究最为鲜明的特征。在这方面，马恩经典作家的文艺批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例证。
二、文艺的社会心理分析的经典范式——马恩文艺批评实践举要
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恩格斯就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切入，对歌德作品中的矛盾现象作出深刻而独到的分析的。恩格斯针对格律恩从抽象的“人的观点”出发把歌德歪曲成超现实、越阶级的“人的诗人”的论调，首先指出，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依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接着指出，歌德作品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他的各种思想情绪的表现。“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那末歌德的这种情绪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恩格斯明确指出，这是歌德所处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围绕在歌德周围，有一股鄙俗气。而对这股鄙俗气的态度，歌德也是矛盾的：有时他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有时又对它妥协，迁就，而且愈到晚年愈向它让步，这就使他“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6页。）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围绕在歌德周围的“鄙俗气”，指的即是当时德国小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追求微小的宁静、舒适，害怕正在酝酿之中的革命风暴的恐惧心理，一心想与封建势力调和妥协的市侩习气。当时的德国，正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政治经济落后，而资本主义又在逐渐兴起。日趋分化的小市民阶层惶惶不可终日，在充满矛盾的心态中滋生着日益浓重的奴颜婢膝的鄙俗气，歌德就被围困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从而在伟大的历史潮流来到他面前时，他竟然由于“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歌德作品中时时显露出来的那根庸人的辫子，正是弥漫于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的反映。
恩格斯还特意强调，对歌德的批评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他，而只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由此见出对作家作品进行社会心理分析，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和历史批评相结合的应有内容。
如果说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分析的范式——通过对一个时代社会心理的把握来剖析作家个性心理及其在作品中的表现，那末马克思则常常把社会心理分析运用于对艺术的审美价值的评述。例如，在阐述金银饰品的审美属性时，马克思指出，金银作为审美对象，它的审美价值来自两种特性。第一个特性，是它的色彩的鲜明这个“天然的美学属性”：“它们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发掘出来的天然光芒，银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则专门反射出最强的色彩红色。而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第二个特性，是作为富裕、也就是财富的表现的社会属性：由于它们具有的“天然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需要的天然材料，总之，成为剩余的财富的积极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5页。）因此， 当人们把金银饰品用作向神庙及其神灵奉献的贡品，用作向社会公开展示的艺术品，或者个人的装饰品时，它之所以成为人们审美知觉的对象，主要已经不是由于它们的天然美学属性，而是由于它们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能够满足人们“显示豪华”、“炫耀富裕”的心理需要。这是千百年来闪闪发光的金银给人们提供审美快感的首要内容。
马克思还例举了种种文学事例，说明当黄金作为一种“货币储藏”形式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时，艺术形象每一瞬间所展示的，都是表现在货币积累这一客观经济学过程及其后果中的社会心理内涵——“万恶的求金欲”。他说，在古希腊悲剧中，特别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描写货币流通和货币储藏这两种不同形式时，是把两者“作为公正和贪欲对立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27页。）。 而最突出的例子，是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用积累商品的办法来储藏货币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6页。）这充分说明， 巴尔扎克是从塑造人物形象出发，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从而对经济学的现实和事实发生兴趣的。他的作品给我们展现的不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一般的客观规律，而是这一经济过程如何造就了各色各样的贪婪者的形象和心理。只有从社会心理这一角度切入，现实的经济关系才能有机地融入小说结构，才能成为人物形象的有机构成要素，编织成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艺术画面。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文学艺术现象展开心理分析时，始终是以对主体的社会心理的深刻把握为基点的。诚然，他们还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批评实践，从理论上把社会心理分析确立为科学的文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的，还应归之于由恩格斯提出、经普列汉诺夫完善的“中介环节”说。
三、“中介环节”理论——文艺心理研究科学原则的确立
在晚年，恩格斯曾经多次指出，他和马克思在阐发唯物史观时，出于论战的需要，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把论述的重点放在经济的作用上面，“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忽略了“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0页。）。他为自己和马克思“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9页。），而感到深深的遗憾。
恩格斯所说的“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就是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中间环节”。他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中间环节”理论。他说，在经济和意识形态之间，特别是与哲学、宗教等较之道德、政治和法律观点“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些“中间环节”。由于这些中间环节，“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变得“愈来愈混乱”，“愈来愈模糊”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9页。）
后来，恩格斯在写给施米特、布洛赫、梅林、博尔吉乌斯等人的有关唯物史观的信中，反复强调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说，如果有人对唯物史观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7页。）“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6页。）所以，简单机械地把意识形态研究停留在“经济决定论”上，许多现象就无法解释清楚。例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等“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4页。）。
为此，恩格斯提醒人们，要把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就必须注重对经济基础与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亦即注重“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中间环节”的研究。这是一个尚未得到清晰分析的复杂的理论问题。他说：“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3页。）
那么，经济基础和其他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中间环节”究竟是什么呢？恩格斯曾把那些交互作用的因素称为相互冲突的“许多单个的意志”所形成的“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这些意志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在这个“合力”之中作出自己的贡献。（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然而关于这个“合力”，恩格斯还没有来得及作更多的论述和发挥。继之而起的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一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时间充分研究的那些知识领域，特别注重研究各种思想体系的历史：艺术、宗教、哲学。他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创造性地考察了恩格斯的“中间环节”问题，提出了社会心理中介说。他指出，经济基础和各种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这个“中介环节”，就是处于一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下的社会人的心理状态。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普列汉诺夫把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概括为五个层次：（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 卷，第195页。）这五个层次，可以用下面的序列来表示：
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各种思想体系。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82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概括成下面的序列：
生产力→生产关系→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
不难看出，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说的“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为“社会政治制度”，而把“社会意识”分成两种基本的形式——“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亦就是说，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学说中增添了“社会心理”这一环节。
因此，恩格斯提出的“中间环节”理论，可以说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重要补充；而普列汉诺夫提出“社会心理中介”说，则把恩格斯的“中间环节”具体化了，明确指出社会心理是沟通思想体系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政治制度这三者之间的桥梁。在普列汉诺夫的公式中，社会心理部分由经济状态直接所决定，部分间接地由政治制度所决定；而思想体系则更多地由社会心理所决定。这样就突出了影响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解决了它们的“起源”问题，给“思想行程”以科学的说明。
普列汉诺夫还特别声明，这个公式不是什么创造，只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见解的进一步“说明”，目的在于反对折衷主义，强调唯物史观的一元论性质。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文中作了十分详尽的论述。
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在强调经济的作用时，从来没有否认心理对社会的重大意义。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经济和它的心理乃是人们的‘生活的生产’、他们争取生存的斗争的同一现象的两方面，在生产中人们由于生产力的特定状态而一定地结合着。争取生存的斗争创造他们的经济，而在经济的基地上生长着他们的心理，经济本身也是派生的东西，正如心理一样。正因为如此，任何进步着的社会的经济是变化着的：生产力的新的状态引起新的经济结构，同样引起新的心理、新的‘时代精神’。从这里便可明白，只有在通俗的演说中才能说经济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最初的原因。远在成为最初原因之前，它本身是结果，是生产力的‘功能’”（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6页。）。
因而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任何特定的阶段必然地引起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一定的结合，即一定的生产关系，亦即整个社会的一定的结构。而既然有了社会的结构，就不难了解，它的性质将一般地反映于人们的全部心理之上，反映于他们的一切习惯、道德、感觉、观点、意图和理想之上。习惯、道德、观点、意图和理想必然地应该适应于人们的生活式样，……社会的心理永远顺从它的经济目的，永远适合于它，永远为它所决定。”（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5页。）当然，这种适应是一个不断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辩证发展过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经济基础内部也会产生差异和矛盾。社会心理一部分适应着旧的生产关系，另一部分却迎合着新生产关系的呼唤。概而言之，社会心理决定于社会存在，是社会存在直接的、现实的反映，是社会群体在特定时期对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评价、态度和情绪的体现。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如果人们的社会心理适应于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变革，那末对这个生存斗争是有利的。但是，当我们指出心理的“合目的性”，说适应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合目的的心理”有益于社会时，并不等于说心理只是被动的顺应社会，而对社会进化没有能动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强调指出：“当承认它适应于社会经济时，马克思同时便承认了它的巨大的、什么也不能替代它的意义。”（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16页。）
这意义，突出表现在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和思想体系之间的中介环节。一切思想体系同社会存在的联系不是直接的，都要以社会心理为中介。思想体系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而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所以思想体系通过社会心理间接地反映社会存在。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是：“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196页。）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解释，社会心理是社会意识的感性阶段，指的是特定时期特定民族或特定阶级、阶层广大群众中普遍流行的、在日常生活中自发地形成的、没有经过系统整理的精神状态，包括各种感觉、情绪、观念、要求、愿望、理想、习惯、风尚、道德情操、审美趣味等等，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日常意识”；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的理性阶段，是经过思想家、学者、文艺家概括化了的、系统化了的社会意识，包括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艺术的等等思想观念。作为中介的社会心理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要达到对各种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必须通过对大量“日常意识”的总结。亦即是说任何形式的思想体系反映社会存在时都是这样那样地依据“社会心理”并概括“社会心理”的，是社会人的心理的集中反映；二是思想体系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首先必须“普及”、“扩展”、“凝冻积淀”为社会心理，变成人们行动的信念。“迟慢的心理进化先于经济革命”。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如果对社会心理没有精细的了解和研究，对思想体系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不可能的。普列汉诺夫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名言来说明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相互转化关系：“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
正象恩格斯把哲学、宗教等思想观念视为较之道德、政治和法律观点更高、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一样，普列汉诺夫对意识形态作了类似的划分。他在用法权的例子说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以后说：“法权无疑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是第一级的，所谓低级的意识形态。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对高级的意识形态，对科学、哲学、艺术等等的观点呢？”（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20页。）普列汉诺夫指出马克思对于哲学和艺术的观点概括起来即是：任何艺术作品以及任何哲学体系可以以特定时期的智慧和道德风习来解释；智慧和道德风习的状况是为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社会环境的属性是为每个特定时代的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因而，有了生产力的状态亦就有了社会的属性，亦就有了适合于它的心理，亦就有了环境及道德风习双方之间的互相作用。这就是“经济基础—社会心理—艺术和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阐释马克思的观点时，普列汉诺夫还特别指出，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定形式，在它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中，最能体现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坚持以一个原则，即以所谓“经济弦线”来解释全部历史过程，这是困难的事。“在涉及意识形态发展的问题上，最深知弦线的人，有时也会束手无策的，如果他没有某些特殊的天才，即艺术感。心理适应于经济。可是这适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为了理解它的全部过程，为了使自己和别人一目了然于它是怎样完成的，不止一次又一次地需要艺术家的天才。例如，巴尔扎克对于解释和他同时代的社会各阶级的心理已经做了许多。从易卜生那里我们也可以学到许多，并且从别的人那里我们所能学到的难道会少吗？可以期望，随着时光的流转，将出现很多这类的艺术家，他们，一方面，理解‘弦线’运动的‘铁的规律’，另一方面，能够了解和指明，如何在弦线之上，并且正是由于弦线的运动，生长着思想体系的‘生动的衣裳’。你们说，凡有诗意的地方，不能不有艺术的自由意志臆测的构思力的地位。当然是这样！事情是非此不可的。而这点马克思是很好地了解的；正因为如此，他就说，应该严格地区分特定时代的经济状态（它可以以自然科学的确切性来规定）和它的观念的状态。”（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760页。）在此，还要接着普列汉诺夫的话补充说一下，在“观念的状态”中，马克思还区分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和“自由的精神生产”。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精神生产”，主要指文学艺术生产。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包围中，文学艺术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领域。这与恩格斯的“更高、更远离经济基础”的说法无疑是一致的。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社会心理是思想体系的根源”时，首先想到的也是文艺。他以法兰西浪漫主义为例，通过对雨果、德拉克鲁阿、柏辽兹这三位分属文学、绘画、音乐三个不同领域的浪漫主义大师的比较分析，从两个方面说明19世纪30年代法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与当时的时代心理的关系。其一，分属不同艺术领域的三位大师之所以都被公认为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所表现的是共同的时代心理——法兰西浪漫主义精神。这也是三位艺术家的不同类型的作品的共同价值之所在。其二，法国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在本阶级之间之所以没有获得普遍的同情，是由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共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的：他们在很多地方并不了解自己阶级的优秀思想家在文学艺术中要表达的意向和趣味。这种不和谐现象，显示了思想体系和社会心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既显示了思想体系对社会心理的相对独立性一面，也显示了社会心理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一面。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特别是大动荡时期，同一阶级的成员的心理会加速分化，出现先进或落后的区别，因而某种学说或思潮往往只反映某个阶级中某一类人的意向。通过以上分析，普列汉诺夫充分证明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文学艺术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此，普列汉诺夫特别注重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关系的研究。反复强调，“决不是‘上层建筑’的一切部分都是直接从经济基础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同经济基础只是间接地发生关系的”（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22页。）所以，“在讨论艺术时必须考虑到中间的环节”，必须揭示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文学艺术正是通过表现社会心理这个中间环节才能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同时也是通过影响社会心理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他说：“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和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历史科学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个社会经济解剖学；它所注意的是直接或间接为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全部现象的总和，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内。没有一件历史事实的起源不能用社会经济说明：不过说没有一件历史事实不为一定的意识状况所引导、所伴同、所追随，也是同样正确的。因此社会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注：《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2—273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文艺学史上，如此明确地把社会心理学置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中，如此强调它在文学艺术中的特殊地位和意义，普列汉诺夫是无人能够并肩的第一人。
国外不少论者指出，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心理中介说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一种独特表述，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体系具体化，大大扩展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研究范围。这无疑是普列汉诺夫的一大功绩。我们进而认为，正是在对唯物史观的独特表述中，普列汉诺夫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心理因素对考察文学艺术问题的重要意义，把社会心理学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领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社会心理分析法的确立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普列汉诺夫对完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理论体系的一大贡献。
在20年代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曾对普列汉诺夫有关文学艺术与社会心理关系的理论，和他对文学艺术现象所作的社会心理分析实践，给以高度评价，称之为“普列汉诺夫原则”。并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在广泛地研究某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时，这个“经常起作用的原则”，“开始以特殊的力量突现出来了”。（注：卢那察尔斯基：《关于艺术的对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65页。）可惜， 卢那察尔斯基为之欣喜的“突现”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形而上学和个人崇拜的影响下，这个“普列汉诺夫原则”非但没有引起充分重视，而且遭到无端的贬斥和批判。庸俗社会学的兴起，不能说与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没有内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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