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剧剧目概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说论文,川剧论文,剧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剧目总体发展趋势
川剧剧目是川剧艺术的载体。剧本、表演、音乐、舞美以及导演等一切艺术方面的创造和欣赏，都必须通过具体的剧目来加以实现。
川剧剧目多随声腔流传。由于川剧容纳昆、高、胡、弹、灯五种以上声腔，因而其剧目也历来有“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之说。
剧本是一剧之本。川剧剧目的剧本，包括演出脚本和文学剧本两个方面。长期以来，由川剧艺人口传心授的剧本，多为演出脚本。这种剧本或称“腹本”，其表现形式多为程式性的“条纲”。即便有一些手抄本或印本，大都比较粗造，内容及文字普遍存在着良莠混杂或残损错讹的情形。川剧文学剧本的创作，实际上大致起始于辛亥革命前后，是从成都“戏曲改良公会”、“三庆会”时期的黄吉安、赵熙、尹仲锡、冉樵子等文人名士的参与开始的。当时成都“教育会”王治安等人编演的“时事新戏”，以及后来刘怀叙等人编写的“时装新戏”，则开了艺人参照话剧编演川剧剧本的风气之先。一般说来，文人作品多取材于历史小说、民间故事，比较注重文学性与传奇性；艺人作品则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或时事新闻，更强调戏剧性与时代性。尽管特点各有不同，但却都富有浓烈的现代意识和地方意识，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进步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方针指引下，随着“改人、改戏、改制”的开展，川剧剧目的“挖掘、整理、加工、修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55年至1957年间，经四川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搜集统计，川剧传统剧目剧本总共有2000个左右。其中，通过鉴定了300多个，整理出版了200余个。继后，中国戏剧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又陆续编辑出版了川剧传统剧本约600个。50年代的“改戏”工作，主要是“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是“把旧的东西加以整理，坏的去掉，好的提倡，加以修改，然后把不好不坏的暂时保留下来，将来逐步地去代替它，那还是一个改良的做法。”（《周恩来论文艺》第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2月版）
四川解放初期，川剧表演团体即移植改编过一些老解放区上演的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歌、舞、话剧。1958年，党中央发出关于“戏曲工作者应该为表现现代生活而努力”的号召（《人民日报》1958年8月7日社论），川剧现代戏的编演活动十分频繁。截至60年代初，川剧现代戏剧目创作的年增数恐以千计。但是，由于创作思想与创作方法上的明显偏差，真正能在川剧舞台传演的佳作并不多见。相反，不少剧目正如周总理当时批评的那样：“现在好多东西，（特别是地方戏）不讲艺术性，单纯要求思想性，实际上，思想并没有通，搞得比较粗造，显得庸俗。”（《周恩来论文艺》第69、70页）
1960年，文化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提出了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戏“三并举”的剧目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川剧剧目创作和演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川剧舞台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并存、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截至1965年，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与提倡，由于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由于川剧工作者编、演、导、音、美等各方面的努力与配合，不仅川剧剧目的编演数量稳中有升，而且总体质量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其中尤以颂扬四川革命先烈、新人新事和反映社会现实，揭示生活矛盾的现代戏最有影响。
“三并举”实际上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戏曲方针的具体化。六十年代的川剧舞台，基本上形成了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戏并行不悖的格局。如从艺术生产的方式及特点加以概括，传统戏的内容虽然简单而显得陈旧，表演形式却很复杂精致，多给人以常演常新之感。其生产方式可称为“复现式”；现代戏的内容虽然新鲜而富于变化，但表现形式却需随内容边改边创。因而其生产方式可称为“改创式”；新编历史戏虽然在形式上大体仿照传统，但其意蕴的开掘方面却强调“新编”，所以其生产方式则可称“仿古式”。三种剧目产生的时代、反映的内容、表现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它们作为一定时代主体意识和审美时尚的物质外观而同处于川剧剧目构成的不同层次上，都具有各自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作用。
“文化大革命”中，川剧剧目的状况同全国一样：“三并举”变成了“一花独放”。不仅“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统被赶下舞台”，而且只能搬演几个“样板戏”。直至1978年春，中共四川省委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在全国率先批准恢复上演传统戏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在约两年的时间里，川剧表演团体由88个增加到119个。演出场数、 票房收入也成正比持续增长。沉寂了10余年的川剧舞台，一度呈现出令人欢欣的盛况。
然而进入80年代后，川剧剧目“老化”与“两个文明”建设、群众审美需求的矛盾日趋突出。演出场数下降、观众人次锐减、经济入不敷出而每况愈下的态势，几乎已不可逆转。面对“老戏老演”和“老演老戏”的舞台，连那些崇尚川剧的观众也产生“天天拷红娘，处处看秋江，进出迎贤店，反复做文章”的抱怨。据不完全统计，长期以来，已上演和已发表的川剧剧目共约有6000个。除去一剧多名和“大跃进”式的“卫星戏”，大小剧目总数近4000个。可是，80年代初的常演剧目却未超过100个。
1982年7 月，中共四川省委向全省人民发出了“振兴川剧”的号召，确立了“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的宗旨，制定了“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自此以后，“振兴川剧”作为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措施的社会性系统工程，纳入了四川各级党政部门的议事日程，揭开了改革开放、综合治理的历史篇章。
10多年来，通过各种类型的调演、比赛以及晋京演出、省外交流、出访国外等活动，川剧剧目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创作水平和演出质量上也有了明显提高。以魏明伦、徐棻为代表的剧作家群及其优秀作品的相继问世，以晓艇、刘芸、古小琴、沈铁梅、陈智林、马文锦、田蔓莎、陈巧茹、俞海燕、何伶、肖德美等为代表的中、青年优秀演员的不断涌现，以自贡市川剧团、四川省川剧院、成都市川剧院、重庆市川剧院、芙蓉花川剧团等为代表的优秀院团精彩演出的广泛影响，川剧舞台上传统戏、现代戏、新编历史戏以及“探索剧目”多样并存、交相辉映、共领风骚的格局，将新时期的川剧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有的剧目连演近两千场仍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有的剧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以及著名专家的高度评价与褒奖；有的剧目受到了海外同胞、国际友人的热情赞扬。
二、传统戏的整理加工
在川剧剧目宝库中，传统戏的比例约占70%。所谓“传统戏”，一般指新中国建立以前承传保留下来的剧目。其中又以古典剧目尤为丰厚。长期以来，川剧界流行着“三国戏”、“列国戏”、“水浒戏”、“东窗戏”、“聊斋戏”、“封神戏”、“公案戏”以及“五袍”、“四柱”、“天雨花”、“高腔四大本”、“弹戏四大本”、“江湖十八本”等等说法，说明川剧传统戏多以民间故事、历史小说为题材，多以声腔演唱形式为依托。此外，从表演特点的侧重还分称“唱功戏”、“做功戏”、“讲纲戏”、“武打戏”，从角色行当的侧重又称“小生戏”、“旦角戏”、“花脸戏”、“生角（须生）戏”、“丑角戏”等，说明川剧传统在表演方面也具有不同的规范和特点。
早在清末民初，川人就多奉高腔为“正宗”。因而川剧传统戏中的高腔剧目也显得特别丰富。长期流传的代表剧目如“五袍”：即《青袍记》、《白袍记》、《黄袍记》、《红袍记》、《绿袍记》。“四柱”：即《碰天柱》、《水晶柱》、《九龙柱》、《五行柱》。“江湖十八本”：即《幽闺记》、《彩楼记》、《荆钗记》、《玉簪记》、《白罗帕》、《百花亭》、《葵花井》、《鸾钗记》、《白鹦鹉》、《三孝记》、《槐荫记》、《三元记》、《聚古城》、《铁冠图》、《全三节》、《汉贞烈》、《五桂联芳》、《蓝关走雪》。“四大本”：即《金印记》、《琵琶记》、《红梅记》、《投笔记》。弹戏也以“四大本”闻名于世，即《春秋配》、《梅绛亵》、《花田错》、《苦节传》。胡琴戏多以三国、列国、隋唐、宋代及明代的历史故事为内容。其中，著名川剧作家黄吉安创作的《春陵台》、《三伐宋》、《闹齐廷》、《九里山》、《鞭督邮》、《江油关》、《绵竹关》、《朱仙镇》、《三尽忠》、《柴市节》等剧目的影响最大，一直被公认为川剧传统的保留剧目。昆腔戏主要沿袭“苏昆”，但除《议剑献剑》、《东窗修本》、《醉隶》、《拿虎》、《文武打》等折戏仍然时有演出外，大幕已不复存在。灯戏剧目大都吸收四川本土的民间灯戏，剧目内容及演唱形式与现存的四川灯戏大致相同。影响较大的保留剧目如《请长年》、《驼子回门》、《打面缸》、《裁衣》、《小放牛》、《九流相公》、《滚灯》、《打判官》、《五子告母》等，大多属乡土题材的民间小戏。
20世纪初期，在“改良运动”以及成都以“改良戏曲，辅助教育”为宗旨的“戏曲改良公会”的推动下，一些文人名士曾参与编写“改良剧本”，一些艺界名伶曾参加“示范演出”，并从此有了一个文人与艺人相结合进行剧目创作的良好开端。在此期间编演的剧目除“黄本”外，赵熙的《情探》、冉樵子的《刀笔误》、尹仲锡的《离燕哀》等，后来也成为川剧传统的名剧。
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地对川剧传统戏进行挖掘、整理、加工、修改的工作，是从1955年“四川省川剧传统剧目鉴定委员会”的建立开始的。当时此项工作列入了四川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成、渝等地还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参加人员不仅有川剧界众多的剧作家、艺术家和研究工作者（如赵循伯、徐文耀、马善庆、郭明彝、何序、许音遂、黄志德、周静、李行、罗健卿、李净白、严树培等）而且有四川党政领导同志及全国著名文艺家（如彭长登、朱丹南、杨吉甫、赵树理、晏甬、赵慧深、沙梅等），因而被誉为“戏曲界的一次壮举”。
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通过整理加工和鉴定审查的川剧传统戏不但在剧本和演出的质量上有了明显提高，而且在数量方面也日益增多。例如：1955年至1959年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川剧剧本选》88辑，辑入了《杀惜》、《秋江》、《赠绨袍》、《铡美案》、《白蛇传》等剧本176个。1958年至1963年间，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川剧传统剧本汇编》33集，收入了《黄金印》、《红梅记》、《二度梅》、《目连传》、《反太湖》等剧本170多个。1960年，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川剧喜剧集》上、下卷，选入了传统喜剧《拉郎配》、《闹齐廷》、《一只鞋》、《骂相》、《胡琏闹钗》等剧本19个。同年，《黄吉安剧本选》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60年至1962年，四川省戏曲研究所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四川地方戏曲选》，选入了《柳荫记》、《芙奴传》、《鸳鸯谱》、《烹蒯彻》等剧本41个。1961年至1962年，重庆市戏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焚香记》、《赵氏孤儿》、《乔老爷奇遇》、《翠香记》等剧本47个。次年《川剧演出剧本选》，又选入《唐伯虎点秋香》、《绛霄楼》等剧本20余个。1979年至1983年，四川省川剧研究所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传统川剧折子戏选》共77集，选入了《点将责夫》、《拦马》、《拨火棍》、《水漫金山》、《拷红》、《迎贤店》、《做文章》、《双拜月》、《归舟投江》、《踏伞》、《放裴》、《刁窗》、《贵妃醉酒》、《别宫出征》、《长生殿》等剧本50多个。其中有的剧目曾获得全国剧本奖或优秀创作奖（如《柳荫记》、《彩楼记》），有的曾被摄制成舞台纪录片《川剧集锦》、《川梅吐艳》或艺术教学片（如《单刀会》、《渡蓝关》、《孝儒草诏》）、故事片（如《杜十娘》、《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芙蓉花仙》），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尽管川剧传统戏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禁锢而几乎失传，尽管川剧传统戏恢复时曾因演员的“青黄不接”而一度发生“危机”，但由于“振兴川剧”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川剧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及早重点狠抓了艺术人才的发掘与培养，狠抓了传统剧目的抢救与继承，在较短的时间里即基本改变了落后的面貌。1986年9 月在成都举行了“四川省川剧青少年比赛演出”，集中地展示了川剧人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时代风姿，显示了川剧传统戏不朽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
三、现代戏的移步换形
根据史学界、文学界的断代习惯和川剧现代戏的实际情况，可以把川剧现代戏的演变过程大致划分为萌生、发展、成熟三个阶段。萌生阶段以20世纪初的“时事戏”（当时亦称“文明戏”）为标志。发展阶段以二三十年代的“时装戏”为标志。成熟阶段以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现代戏”为标志。
“时事戏”主要取材于辛亥革命时期全国、特别是四川的时事新闻。代表剧目如成都“三庆会”名旦刘芷美等人编演的《侠女传奇》、《武昌光复》，“教育会”名小生王治安等人编演的《杀端方》、《半升米》、《杀赵尔丰》、《黄兴挂帅》、《祭邹容》、《重庆独立》、《刺恩铭》及《宣统逊位》、《轩亭冤》等。这些以真人真事为内容的剧目，虽然因其表现形式的不协调而常给人以“旧瓶装新酒”之感，却因为其反映的社会内容与当时民众的生活现实休戚相关，洋溢着浓烈的时代气息以及地方色彩，因而也往往能产生较为强烈的效果。
到了二三十年代，曾被郭沫若热情赞扬的“川剧剧作家刘怀叙”所编创的“时装戏”风行一时。刘怀叙是一个艺人出身的、社会阅历丰富、文化修养较高和艺术造诣颇深的多产作家。他所编创的《哑妇与娇妻》、《是谁害了她》、《一封断肠书》、《哀鸿》、《太太的枪》、《铁蹄下的女伶》、《芦沟桥姊妹花》、《黑化大观》、《热血青年》、《乞儿爱国》、等近百个剧目，戏剧内容已不限于“时事”，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也趋于广泛和深刻。戏剧情节的丰富性、人物性格的鲜明性以及戏剧语言的通俗性等方面也较“时事戏”有所进展。
“革命现代戏”起始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主要是移植改编一些老解放区上演的反映新生活、新思想的歌、舞、话剧。常演剧目如《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刘胡兰》、《小二黑结婚》等。后来则以颂扬四川地区的革命先烈、新人新事及揭示现实生活矛盾的题材为主进行创作。影响较大的剧目如《红岩》、《丁佑君》、《军事代表智灭匪巢》、《红杜鹃》、《江姐》、《许云峰》、《宜宾白毛女》、《水牢记》、《嘉陵怒涛》、《黄继光》、《邱少云》、《急浪丹心》、《巴河渡口》、《龙泉洞》等。这些剧目的编演比较注重学习和借鉴歌、舞、话剧的经验，虽然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曾给人以“话剧加唱”的感觉，但到了60年代中期已逐步得到克服。尤其是《金钥匙》、《帮亲人》、《她不走了》、《管得宽》等一批反映农村生活、充满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的小戏出现以后，说明川剧现代戏在边改边创的进程中已“移步换形”而走向成熟。如与“时装戏”那种“旧瓶装新酒”的形态相比，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发展变化：（1 ）由封闭趋于开放。如《红岩》、《急浪丹心》等剧对于话剧导演手法的大胆运用与革新；（2 ）由程式化趋于化程式。如《宜宾白毛女》中“思亲送柴”以及《许云峰》中“自白书”的表演；（3 ）由类型化趋于个性化。如对于江姐、罗昌秀、何忠民、把细大叔以及反面人物董成龙等个性的刻画；（4 ）由格律化趋于自由化。如《邱少云》中弹戏声腔与朝鲜舞曲的有机结合，《帮亲人》中揉进了山歌、民歌，《急浪丹心》融入了川江号子。等等。
川剧现代戏在“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的声声呼唤中移步换形。虽然曾因“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写中心，演中心”、“以现代戏为纲”、“大写十三年”、“三突出”等片面提法的影响而遭受挫折，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在“振兴川剧”的有力推动下，一批批新剧目不断涌现出来，追踪着时代的主旋律。其中，或侧重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联系而注重思想意蕴的开掘（如《四姑娘》、《火红的云霞》）；或侧重戏剧结构与打击乐的变革以深化主题（如《岁岁重阳》、《燕儿窝之夜》）；或侧重舞台处理的突破而融贯中西（如《四川好人》）；或侧重生存环境与个性特征的刻画以反映人性的扭曲（如《凌汤元》、《活鬼》）；或侧重新生活新观念的展示以讴歌现实的真、善、美（如《桃村新歌》、《人与人不同》、《攀枝花传奇》、《丑公公》、《杏花二月天》）；或侧重人物内在情感的抒发与心理矛盾的揭示以表现人生的依恋（如《张大千》）；或侧重儿童问题的反思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如《五十七》、《蜀葵》），从不同侧面显示了川剧现代戏的新动向和新水平。而90年代《山杠爷》、《变脸》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剧目的出现，则无疑标志着川剧现代戏的发展又上了新的台阶。
四、新编历史戏的嬗变动向
60年代初“新编历史戏”的提出，是文化部根据周总理关于“两条腿走路”的指示精神，在“传统戏”和现代戏”之间“补充了加强新编历史戏创作的内容。”是为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处理史料。”（见张庚《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戏曲剧目工作》，《川剧艺术》1980年第1期）应当肯定，其动机是积极健康的。然而， 由于“新编历史戏”这一概念涉及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所以在当时的文学界、史学界和戏剧界都曾经引起过许多争议。
30多年来的艺术实践证明：从三种剧目的明显差别而论，新编历史戏与传统戏的主要不同在于创作主体的观念（即强调“新编”）；与现代戏的主要不同在于角色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其服装造型（即“时装”与“古装”）。因而可以说，新编历史戏实际上是一种以现代观念为“灵魂”、以历史生活为“包装”的创作剧目。因此不妨将建国以来创作的、以民国前生活内容为背景的剧目统称为“新编古装戏”。
50年代到60年代，川剧新编古装戏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基本上是沿用和仿照传统戏。影响较大的作品主要有李明璋的《和亲记》、《谭记儿》、《夫妻桥》、《望娘滩》，徐棻、羽军合作的《秀才外传》及《燕燕》等。在此期间，由于时代及剧作家观念的局限，新编古装戏的创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数以千计的川剧剧目中所占的比例也微乎其微。虽然文化部根据当时传统戏和现代戏的不足，强调了“新编历史戏”的创作问题，但由于思想准备及创作经验的缺乏，加之“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川剧新编古装戏的影响远不及传统戏和现代戏。
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传统戏的开禁，经过“振兴川剧”的推动，川剧新编古装戏的创作从获得全国优秀剧本奖的《易胆大》、《点状元》开始，逐步形成了大气候。相继出现的佳作除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巴山秀才》外，影响较大的还有《王熙凤》、《卧虎令》、《闽海英烈》、《破铁券》、《李冰》、《轵侯剑》、《阚泽荐陆》、《郑姑姑》、《大脚夫人》、《古琴案》、《邯郸雪》、《日月葬》、《诗酒长安》、《夕照祁山》、《井尸案》、《婚变案》、《钻窥记》、《许都行》、《华清池》、《冰河血》、《太后改嫁》、《翼王旗下四姑娘》、《史外英烈》、《九美狐仙》、《柳青娘》、《刘氏四娘》等。此外，《赶隍会》、《郑板桥买缸》以及《灵牌迷》等灯戏剧目的编演，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进入80年代中期，社会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川剧作家戏剧观念及川剧新编古装戏创作的巨大变化，首先在全国引起“轰动效应”的是魏明伦的《潘金莲》（该剧虽出现“时装”，但不过是间插剧情的“楔子”），接着是徐棻的《红楼惊梦》、《田姐与庄周》（与胡成德合作）、《欲海狂潮》等。由于这些剧目的内容与形式超出了传统意义的一般规范，很难用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三种剧目来加以囊括，因而又常常与《岁岁重阳》、《四川好人》等一起被统称为“探索剧目”。此类剧目虽大多根据他人小说或戏剧作品改编，却具有并不“忠于原著”而是“借用原著”的特点。这种以剧作家所要发掘的含蓄、多义的意旨为主导的包括改观念、改立意、改视角、改构思、改手法等交叉互渗的改编，分明是一种更加艰难而更富于深度和广度的再创造。“探索剧目”不仅突出地显露了川剧作家志在变革、勇于创新的锐气与才华。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新编古装戏在新的形势下“新编”的时代内容，以及追求戏曲化、现代化、地方化相统一的审美时尚。
90年代，新编古装戏在“探索剧目”的基础上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最新水平。享誉全国的《中国公主杜兰朵》、《死水微澜》等优秀剧目的出现，标志着川剧新编古装戏在“精品意识”、“精品生产”的声声召唤中，已发生质的飞跃而迈上了新的历史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