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演进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启示论文,思想论文,国家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16)02-114-06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列宁探索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理论的重要内容。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以1921年春为“分水岭”，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演变，即由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转而主张“迂回过渡”。所谓“直接过渡”，即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计算与监督的职能，普遍而严格地监督全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需要经过商品买卖、货币流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起点和终点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所谓“迂回过渡”则是在商品货币流通的基础上，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过渡阶段作为中间环节，迂回地把小农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演进，反映了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深刻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问题上，列宁在1921年春苏维埃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列宁之所以设想“直接过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受到马恩过渡理论的影响，同时，也与他个人的认识水平和经历密切相关。列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的设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促使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而且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完备的物质条件。国家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级阶梯，它和社会主义这一阶梯之间没有什么中间级。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前一阶段，是对社会主义进行最充分的物质准备。基于这种认识，列宁明确地指出：“我们在夺取这一政权时，……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我们的道路是通过苏维埃共和国，通过银行和辛迪加国有化……等等走向社会主义。”[1]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可以马上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对社会主义转变方式的构想。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要改变了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即只要建立了国家生产与分配的制度，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是劳动者摆脱苦役生活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2]次年4月，列宁在撰写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提出了管理俄国、提高生产率和实行全民统计后监督等战略性构想。不久，列宁又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可靠地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3]。虽然列宁此时把国家资本主义当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入口”，但是其核心内容依然是统计和监督。因此，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情况下，转变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无疑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第三，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采取的措施。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国家政权所控制与调节的资本主义，其本质特征是商品经济。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则是设想取消商品货币。列宁在他起草的《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使农民代表苏维埃同工人代表苏维埃达成协议，以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换取农具、鞋子、衣服和其他物品，不要通过资本家，不要让资本家管理工厂。”[4]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又提出要在巩固和整顿已经实行了国家垄断的行业(如粮食、皮革等等)的基础上，继续实行银行国有化，并推行城乡间产品的直接交换。这样，苏维埃俄国所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失去了其核心内容。不仅如此，随着粮食供应的日益紧张，列宁提出更加严格的措施。1918年初，列宁提出组建武装部队来监督粮食的征集，并采取最严厉的革命措施以打击粮食投机倒把分子。这样，苏维埃国家就不仅控制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而且建立起了由国家直接控制的工农业产品直接交换体系，实现了对全部国民经济的统一计划和统一领导。 实践证明，列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并不符合俄国的国情。首先，“直接过渡”超越了俄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当时，俄国经济成分中占绝对优势的是分散的、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和各种各样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苏维埃政权在短时间内强行把这些经济成分直接转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了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之间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诚如列宁自己所言：“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5]其次，“直接过渡”超越了俄国的发展阶段。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前的俄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薄弱的一环，不仅经济文化落后，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蛮状态在社会中占优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要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再次，“直接过渡”超越了干部群众的觉悟程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意味着社会成员要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要不计较个人利益，乃至牺牲个人利益。显然，这与苏俄干部群众的觉悟程度相差甚远。最后，苏维埃国家缺少现代化企业的管理人才。在国有化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一度把原企业主、经理和高级职员一概打倒。然而，新的企业管理人员即工人和士兵，文化水平普遍很低，既不知道恢复和发展生产，更不具备最基本的管理现代化大企业的知识与技能。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混乱。时至1921年春，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设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转而主张“迂回过渡”。 二、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过渡” 1921年，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之所以发生转变，主要是因为苏俄出现了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布尔什维克陷入面临失去政权的危险境地。1918年夏，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苏俄国内的反动势力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企图颠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了集中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夺取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次真正的“直接过渡”尝试，为捍卫苏维埃共和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布尔什维克党忽视了这一政策发挥作用的特殊历史条件，仍企图在战争结束后加以强化，借以在俄国消灭商品与货币，结果导致了1921年春天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后来的研究表明，当年有近数千万人濒临饿死。经济上的困难引发了急剧的政治危机。农民暴动在当时成为俄国的普遍现象。一些城市，如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发生了工人骚动或罢工。白匪残余势力重新纠集，妄图卷土重来。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3月1日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公开提出要建立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这对俄共震动很大。严峻的危机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承认，“用最简单、迅速、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的尝试已告失败”[6]。导致列宁思想发生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俄共比较好地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党内外都能够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反映到最高决策层。如1920年6月，在俄共中央召开的全俄农村工作第二次会议上，来自地方的代表强烈呼吁向农民做出让步，用税收制代替余粮收集制。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转变工作思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上述原因，列宁终于做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迂回过渡”的重大决策。 列宁于1921年2月所写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标志着其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开始转变。他在该文中首次提出，要用粮食税代替战时的余粮征集制，降低粮食税额，扩大农民把纳税后的余粮投入地方经济流转的自由，即要让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年4月，列宁撰写了《论粮食税》一文。围绕着如何引导农民通过间接途径(合作制)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比较全面地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几种主要实现形式，标志着其“迂回过渡”思想的基本形成。他认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7]。不过，列宁此时设想的是把市场和商业控制在极为狭小的范围内，主要是通过消费合作社进行工农或城乡之间的产品交换，即物物交换。但是，直到1921年10月，列宁才明确提出“迂回过渡”的设想。 促使列宁产生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农民群众的自由贸易排挤了合作社的“直接”交换，以市场为基地、以货币为媒介的自由贸易不可遏止地在全国各地扩展开来。这就标志着以前的商品交换失败了，它已经变成了商品买卖。二是因为部分国营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即列宁所说的“经济核算”)制度，根据自由市场的价格来支付工资，改用金卢布结算。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终于明白了在社会主义大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基于这种认识，列宁提出了发展商业的任务，提出要把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问题提上日程。在1921年10月至11月间，列宁在一系列文章和讲话中反复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转变。他说：情况表明“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是要在许多经济领域退向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实行强攻，而是进行极其艰苦、困难和不愉快的长期围攻，伴以一连串的退却”[8]。 令人遗憾的是，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践。列宁的设想之所以未能付之行动，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客观方面来说，一是资本主义国家非常敌视社会主义俄国。它们企图直接占有俄国的原材料产地，控制俄国的国民经济，最终颠覆苏维埃政权，而不愿意向其大量投资贷款。二是俄国资产阶级拒绝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发布监督条例以后，全俄工厂主马上召开代表大会商讨对策，号召资本家采取一切办法来抗拒工人监督。同时，代表大会还设立了特别保险基金，补偿那些为抵制工人监督而停产的工厂主的正常利润。三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当时俄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农业国，个体小农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农民根本没有合作化的愿望和要求。列宁却力图在农村实行合作制的国家资本主义，想通过合作社实现城乡之间和生产者之间产品的“直接”交换。这就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并激起了农民的公开对抗。四是俄国落后的文化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教条化了。众所周知，俄国有着深厚的极权主义、愚民嗜好和官办社会的文化传统。在那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章中的科学设想遭遇到剪裁和曲解的命运。“自由人的联合体”被设想为没有市场，被设想为由布尔什维克居高临下的“带领”，以及人民群众“螺丝钉”般的绝对服从；而计划的范围也被无限地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 从主观方面来看，首先，列宁对商品、货币与市场的认识存在误区。列宁对马恩关于商品经济的论述过于教条化，一直把商品、货币、市场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知道，它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谈论什么社会主义就是可笑的”[9]。基于此，列宁对商品、货币与市场基本上采取了排斥的政策。缺少了商品和市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而只是一种严格控制经济运行的体制。其次，列宁本人对资本主义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尽管列宁一再公开宣称，我们不害怕以任何形式发展起来的资本，但是他一直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列宁认为，资产阶级有可能一次、再次地企图复辟。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列宁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对外贸易垄断和排斥私人商业即耐普曼；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的“直接”交换发挥主导性作用，以限制“耐普曼”在城乡经济贸易中的作用。此外，他还制定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如电器计划、粮食税计划和合作社计划等等，从微观与宏观两个方面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监管。这样一来，国家资本主义就只能在近乎“缝隙”的范围内生存。再次，苏俄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理解、不支持。他们认为这是“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是“对自己事业的背叛”，要让工人“退回去受资本家的奴役”等等。面对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认识的偏差，列宁不是去深入地开展宣传教育，而是过于倚重“国家强制”的作用，主张采取极为严厉的措施，带有浓厚的极权主义色彩。如果一项政策得不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那是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 三、几点启示 列宁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演进历程，实际上是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艰难探索，它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具体说来： 第一，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能否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时代化，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始终没有完全走出马恩有关商品货币理论的窠臼，没有能正确地处理经典理论与具体国情的关系，以至于国家资本主义有名无实，“迂回过渡”的愿望成雨后彩虹。这也为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乃至苏联解体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无数的艰难曲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最终得以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灵活地运用马恩的社会改造理论，创造了“和平赎买”的人间奇迹；反之，由于离开中国国情，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企图通过建立“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等方式来实现生产力的“大跃进”，结果导致经济社会几乎崩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由于重新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金光大道。 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前社会整体转型的复杂情况紧密结合，使之把握时代脉搏，掌握于人民群众、解答人民群众的困惑。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当前的国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行动的指南，并在具体实践中使之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这就必须打破马克思主义为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从经院化的桎梏中挣脱出来，使用大众的语言、简单的词句和通俗的表述，使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能够解答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内心困惑，才能使人民群众主动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 第二，要排除种种困难和阻力，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演进，是与其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改革相伴而行的。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列宁未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科学地解答社会主义改革的问题。因此，历史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摸着石头过河”，交出了比较圆满的答卷。在经济领域，改革使我国实现了由僵化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党和国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走向深入，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多困难和阻力：一是新旧问题的交织。因为我们是在改革中去解决问题并推进发展的，因此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二是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因为改革是对原有体制的根本变革，因而其产生的效应必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利益的增进，也有利益的调整，不可能让全体社会成员同步同等受益。因此，那些暂时没有获得“红利”的社会阶层，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抵触或对抗改革。 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是躲不开，也绕不过的。我们必须敢于直面，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改革开放的长期规划，大胆地闯，再次杀出一条血路。首先，改革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动摇。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改革，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能抗击各种干扰不被迷惑，“咬定青山不放松”。其次，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今后一段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严格地按市场规律办事，更充分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再次，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的标志。然而，相比之下，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已经走得很远。与此同时，社会阶层的结构、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就势必举步维艰，难以深入。最后，要加快社会领域的改革。即政府必须加大社会性投资，加快建立社会保护和托底机制，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市场经济的“减震器”。 第三，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列宁一方面主张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他十分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对立，对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诚然，苏俄当时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列宁保持一份清醒和坚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过高的戒备心理也使得列宁有些瞻前顾后，不敢放手利用资本主义。 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曾历经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共党内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倾向。在战争年代和势单力薄之时，迫于形势需要，还能够对资本主义采取正确的政策。一旦政局稳定，经济得到初步的恢复，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就恶性发展。十年动乱期间，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共党内一度盛行的反资本主义思想及其实践，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做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英明决策。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历史经验表明：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兴衰成败。 那么，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呢？首先，必须坚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信念。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依然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正面临着深重的危机。自2008年持续到现在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动摇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社会危机。从长远看，资本主义必定会为历史车轮所碾碎。其次，要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在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环，它不是对资本主义的简单否定，而是扬弃，即“吸收与借鉴”，使之成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积极因素。最后，必须正视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的潜在危险。只要利用资本主义，就必然蕴藏着一定的风险，并且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借转让经济技术之机，千方百计干涉我国内政和外交，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实现“和平演变”。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坚决抵制。 第四，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已经过时的、陈旧的制度，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会有曲折、反复、倒退，甚至流血牺牲。从古代奴隶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从英法资产阶级率先推翻封建制度的斗争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无一不是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以往社会形态的更替尚且如此，社会主义作为同剥削制度做彻底决裂的制度，它的建立过程必定会更加艰难曲折。 不仅如此，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根据马恩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只会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就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毫无例外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爆发的。基于此，虽然这些国家革命的胜利，为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也无可奈何地面临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缺失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企图一蹴而就那是荒唐可笑的，也是有害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企图将社会主义建设“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行为固然不可取，但是在困难面前无所作为，甚至丧失信心，则更是庸人之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已向世人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蓬勃生机与无比优越性。从世界局势来看，这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复兴提供新的机遇、开辟新的视野、展示新的可能。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标签：列宁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苏维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