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工作模式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弱势群体论文,模式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社会结构显著改变，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这两大变数相交织，必然加剧社会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结果之一是弱势群体的结构变动，并成为一个相当敏感与尖锐的社会问题。随着弱势群体问题日显突出，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当前，研究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问题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且从实践方面，对于政府部门和实际工作者也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本文主要探讨对城市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工作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回顾
弱势群体，也称脆弱群体，对此不同的学科视角有不同的界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1](P21)，也就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贫困者阶层。如果从社会工作助人的角度看，还可以从更广的意义上界定弱势群体：它是指在资源配置上处于劣势地位且有困难的各类群体，含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弱势群体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上不仅体现为经济利益的贫困性，也包括权力、信息、能力等诸方面的劣势与匮缺；第二，这一群体存在生活困难且自身无法解决，需要外部的帮助。如在医患关系中，病人就是弱势群体。当然，在实施社会支持时，应把贫困者阶层视为弱势群体的重点与主体部分。
弱势群体问题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这是因为社会资源在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因而存在着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的群体差异。这些差异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及发展阶段而呈现出特殊性。因此，不能脱离社会的发展抽象地谈弱势群体问题，比如在当前，讨论弱势群体及相关问题就必须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相联系。20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最新的报告，以社会成员职业的差别及其占有的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不同为划分标准，可将我国当前的社会阶层划分为十个类型，并分属于社会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五大社会等级。[2](P8-9)其中，居于社会底层的是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如果再加入其他的分类标准，那么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有困难的老年人、失去劳动力的家庭、单亲家庭等等，他们都是社会的脆弱群体。
社会支持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一般是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通常分为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两类。社会支持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支持已越来越成为政府与社会的重要职责与任务，最典型的范例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弱势群体最低生活的经济来源。同样，社会支持也是与社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联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社会支持的机制与组织状况亦有所区别。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扮演着社会资源分配者的角色，因此，政府成为正式社会支持的主体；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社会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来自社会的支持将成为社会支持的重要或主要组成部分。
国外对城市弱势群体和社会支持的专门研究开始较早，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贫困、弱者权益保护等问题。社会支持的概念首先出现在70年代的社会病原学中(social etiology of mental disorders)。[1](P131)此后，不同的学科对这一概念形成不同的看法，即使在社会学领域，认识也有差异。自6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来，社会网络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的分支领域。其中，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研究逐渐为人们所关注，但有的较注重对支持过程的研究，有的则研究支持网的结构和模式。[3](P4)最具代表性的有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首次提出了网络关系力量的概念，带动了学术界对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的研究；托依斯(Thoits)认为社会网络并不等同于社会支持，后者仅指那些能够为个人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工具性援助等方面支持的系统[4](P148)；巴萨德(Cochran & Brassard)、弗里曼(Linton Freeman)等提出了对社会支持网络研究的各种衡量尺度（规模、结构、密度等）[3](P4-5)；韦尔曼(Barry Wellman)以个体为中心，提出了“个人社区”的概念，用以掌握一个人完整的社会支持行动体系[5]。与此同时，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也有了多样性的发展，如福利模式、控制模式、发展模式、治疗模式[6]、非正式支持网络模式[7]，等。
国内社会学界对弱势群体的研究始于80年代后半期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九五”期间，有关弱势群体和社会支持的研究成果颇多，主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宏观或中观的研究，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陆学艺、李强等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陆学艺等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为认识弱势群体的变化及其社会地位提供了结构性的实证支持，研究所依据的以资源占有的差异进行分层的方法克服了传统的按个体的属性识别其社会地位的局限。李强探讨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贫困层致贫的原因，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相关对策。[8]二是微观的专题研究，如朱力在总结西方社会弱者观的基础上，提出依靠政府行为与民间社会行为共同帮助弱者[9]；唐钧等在调查的基础上，指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或社会互助网络已成为贫困家庭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10]；关信平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市贫困现象，并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城市反贫困的政策[11]；陈成文对“社会弱者”、“社会支持”的概念、社会弱者的生活状况、社会支持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支持系统等，做了较为详尽的社会学分析和探讨[1]。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如心理健康（李强）、比较研究（珂莱尔·婉格尔、张友琴等）等方面对社会支持问题进行了探讨。
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出，国内社会学界目前的研究还是相当有限的。首先，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对社会支持过程及实践形式的研究，更缺乏对社会支持工作模式的理论探讨，这种局限显然会影响社会支持的全面、有效的实施。其次，有些研究虽然对社会支持系统或网络做了分析，但主要还局限于描述性的说明，或者进行网络结构与规模的研究，尚未深入系统内部，揭示参与社会支持的组织、机构、团体及制度、政策等诸因素间的关系，以及外部支持与弱者个人的关系。而国（境）外的研究中虽然已经发展了多种社会工作模式，但这些模式是在与中国国情不同的经济、文化、制度等背景下产生的，将其运用于中国需要进行梳理和改造。比如，有些学者认为，社会支持网络是一种非正规的社会支持[7](P114)，在我国目前仍是“强政府，弱社会”的现实中运用就需要改造。而且，这些模式在实际工作中也有待整合。因此，从理论上探讨社会支持的实践形式与工作模式是十分必要的。
二、社会支持网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1.我国现行社会支持模式及其局限
改革二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在对弱势群体的支持上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为改革的顺利进行、人民安居乐业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我国对于城市弱势群体的支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式的社会支持，二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前者指来自政府、社会正式组织的各种制度性支持，主要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如各级社会保障和民政部门，以及准行政部门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实施。后者则主要指来自家庭、亲友、邻里和非正式组织的支持。从支持的方式来看，主要有：(1)制度性支持，如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2)定期的周期性支持，如节假日期间的送温暖等；(3)不定期的临时性支持，如对弱势群体中的特定个体实施的临时支持，以及各种来自民间的团体和个人的非正式支持。从支持的内容来看，形式较为多样，如货币、实物、技能培训、设施服务、劳务帮助等。从社会支持的传递过程与工作模式来看，主要表现为单向施助与受助的过程，我们可将其简略地表述为单向式社会支持，如图示：
这种工作模式主要关注的是支持的结果，因此比较适用于应急式的帮助，可较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当前的困难。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模式亦有局限，其基本缺陷是支持资源的利用不尽合理。具体地说，这些缺陷是：第一，部门分割，支持方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不仅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缺乏互动，而且社团与社团之间也缺乏沟通。从表面上看，每一类社会群体都有相关的团体与组织在关心支持着，比如，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有社会保障部门及工会关心，残疾人有残联支持，老年人有老龄委、妇女有妇联、青少年有共青团等等，但实际上由于体制上的分割以及各部门拥有资源和工作性质的差异，在实施支持过程中资源分散。这种分割支持的结果极容易导致支持的低效率，或增加支持的成本，如重复性支持，或支持不足。第二，工作模式较单一，支持的发送与传递过程较为简单，主要是单向式的给予，即由支持方向受助方传递钱物，其中一些支持还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的色彩。这种支持方式使施助与受助双方的地位不平等，施助方基本上是家长式的支持，受助方的需求意愿没有得以充分的表达，支持缺乏个性化，最终必然影响支持的实际效果。这一问题，从一些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在支持（“送温暖”）的过程中大多传递雷同物品，可见一斑。第三，由于支持方与受助方之间缺乏互动，一些弱势群体经常处于被动受助的地位，其自身的能动性和潜能未得以充分发挥。此外，从目前社会支持的来源来看，真正来自社会的支持参与性还较低，社会资源尚未得以充分开发。从国际上看，在20世纪晚期兴起的非营利组织(NPO)已经成为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支持的生力军及主要力量，另外还有大量的志愿者。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团发展迅速，但政社不分、经费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始终困扰着社团的发展[12](P6-7)，多数社团属学术性、半官方性质，能独立从事非营利性的社会服务与社会支持且在基金运作上比较成功的组织为数极少。
2.社会支持网工作模式的理论基础
为此，笔者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提出把社会支持网作为社会支持的一种工作模式的观点，把对社会支持和社会支持网的研究从理论层面推向实践的层面上加以认识，并认为这一模式可以较好地实现资源的整合，提高工作效率。笔者认为，弱势群体问题的根本症结之一是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包括财力、人力、物力、权力、能力、信息等）整体匮缺，由此导致其生活质量的低下与承受力的脆弱。因此，如何有效地帮助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其所需资源，应是社会支持的基本出发点与工作目标，这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基本理念。而社会支持网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单向式社会支持模式的缺陷，其理论基础在于社会网络理论，及其在不同发展阶段所演变出的网络结构理论、社会资源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
以格拉诺维特为代表的网络结构观不同于传统的地位结构观，他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任何主体与其他主体的纽带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13](P112)他特别关注个体社会行为的“嵌入性”（如社会网络中所嵌入的某种资源——笔者注）以及个体对社会资源的摄取能力。他在发展“嵌入性”这一概念时指出，信任是网络的机制，它嵌入社会网络之中，可以大大降低人们经济行为的交易成本。
在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提出社会资源理论的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指出，有些资源不但可以占有，而且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会网络来摄取，因为这种资源嵌入在个人的社会网络之中，人们可以超越占有关系通过个人的社会网络去摄取到。在他看来，可以通过建立某种关系而被交换、借用、摄取的资源就是社会资源。[13](P121)这一观点否认了资源只有被占有才能使用的观点，克服了重资源的占有关系和占有量多少的传统观念的局限，是社会网络研究的一大突破。
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和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网络摄取以及个体所参与的社会团体作为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认为个人的社会网规模越大，异质性越强，其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而社会资本是积累人力资本的条件。在皮埃尔·布尔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14](P3)
显然，上述理论关于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摄取社会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资本的思路，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弱势群体资源匮乏问题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和完善其自身的社会支持网，提高他们摄取资源的能力，无疑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支持，将有可能提高社会支持的效能。
3.社会支持网的基本工作模式
基于上述理念，社会支持网工作模式的设计从整合社会支持资源开始，通过支持与被支持双方的平等互动，使弱势群体建立起自己的社会支持网，因此这是一种网络互动式的社会支持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的基本思路和过程是：整合社会支持资源，形成相互联系的支持网络，提高支持的整体效能→传递社会支持，帮助弱势群体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被支持方通过网络摄取各种社会资源→被支持方自主开展互助与自助，解决自身的困难。
与单向式的工作模式相比，这种工作模式更关注的是社会支持的发送与传递的实践过程，认为一个合理的传递过程能够有效地提高支持的效果，换言之，忽视工作的实施过程实际上也就同时降低了效果。这一模式把支持与被支持视为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以建立弱势群体自身的社会支持网为目标，协助解决传递支持的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跟进各种措施，进而促进弱势群体的自我参与和自我发展。这一工作模式亦可用图式表达如下：
图中的虚线部分是指被支持方通过摄取社会资源后建立的个人社会支持网，是潜在的社会支持网络。个人社会支持网建立与完善的过程，实际上是弱势群体个人增能的过程。社会资源外延的广泛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增能的多样性。比如对下岗职工而言，技能培训、再就业信息、社会保障资金、各种优惠政策等，都属于社会支持的内容，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可嵌入在下岗职工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之中，使他可以根据自身资源匮缺的实际状况，通过这一网络摄取到。社会支持网络不同于受助者原有的关系网络之处在于，它是有目的性的，经过专业工作者帮助设计、协助组织的，包括了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在内的支持网络，而后者仅仅是受助者自发的、以非正式支持为主的较松散、随意和盲目性的网络。
社会支持网的工作模式丰富了我国支持弱势群体的实践形式，有助于提高社会支持的效率和受助者的主体地位，能充分发挥受助者个人的潜能，同时也有利于充分挖掘社会资源，调动社会的各种力量进入支持网络。因此是一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的“开发式”的助人工作模式。
从单一的社会支持模式向着单向式支持模式与网络互动式支持模式并存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的社会、社区、社团发育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成长与职业化的发展过程。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支持网的工作模式不是社会支持的唯一模式，而且从实践上说，这一模式目前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政策、体制、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专业工作者的成长，人们观念的转变等。因此这种工作模式是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还有待今后实践的检验。
三、运作社会支持网工作模式的若干实践问题
1.社区是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单位
从单向式的社会支持模式转向以网络互动式为主的社会支持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变“条条”的垂直支持为“条块”结合的网络支持，因此，必须找到工作的落点。笔者认为，社区是比较理想的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单位，理由有三：第一，社区是弱势群体最集中的地方。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工作单位已逐渐向原功能实体回归，单位对个人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谋生的职业上，其他的保障功能已逐渐社会化，社会成员正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回到社区去。由于弱势群体中绝大部分是缺乏就业保障（无业、失业或半失业）或已退出就业领域（退休、工伤等）的社会成员，社区就成为他们社会生活的主要空间。第二，社区是社会支持资源的主要集聚地。在社区建设中逐渐发育成长起来的社区不仅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同时也是社会支持工作的最终落脚点之一，各种社会支持的资源最终要流向居住在社区中的弱势群体。第三，社区意识有助于建立社会支持网络。长期居住会在人们心理上产生认同感，通过互动而相识的社区成员容易产生信任感，而信任又是社会网络得以存在与维持的基础。
2.社会工作者是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编织者
社会支持网工作模式的基本点是整合包括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在内的社会支持资源，帮助弱势群体建立与完善个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非单个个人的能力所及，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即靠政府的支持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的力量，以及专业化的工作者的努力。
非营利组织及专业社会工作者在开展公益性的社会服务方面有自身的优势。比如他们更容易接近被服务对象而被称为“一线”工作者；由于处于“一线”而对服务对象需求的反应比较敏感，工作方式比较灵活，支持内容更加个性化；其民间的身份也较适合于处理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会工作者应积极承担起为弱势群体编织社会支持网的任务。社会工作者与政府在支持弱势群体这一目标上是相同的，因此，能够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并争取获得政府的有效支持。
目前的问题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社团为数还很少。在一项针对全国性社团的服务对象的调查中，以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的社团仅占8.3%。[12](P116)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也很弱小，因此，大力发展NPO，提高社会支持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是当务之急。
3.资源共享是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基本理念
社会支持网工作模式的运作必然涉及到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问题，如果仍然以小生产的传统观念指导工作，这种工作模式将无法运行。社会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两者似乎是一对矛盾，但实际上嵌入在社会支持网中的社会资源大多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比如政策、权力、公共信息，以及社会免费捐赠物品、志愿者服务等，其效益的体现在于使用人数的多寡，越多人使用，资源的效益越高。而对于一些具有排他性的物品，除了一方面要努力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外，还要提倡“双赢”的理念，即在整合社会资源的过程中，通过资源共享，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于人于己于社会均有利。因此，社会工作者应当引导人们逐步建立资源共享的观念，才有可能提高社会支持的效率。
4.实现自助与互助是社会支持网模式的工作目标
社会支持网工作模式的最终工作目标是协助弱势群体建立起一个适合其个人的社会支持网，使他们有能力通过这个网络实现自助。社会支持网的建设可以多管齐下，一是引进外来资源，由相关的人力、物力、信息等构成；二是在弱势群体内部建立互助的支持网络，这一形式实际上是小组社会工作方法在社会支持中的具体应用；三是改进弱势群体原有的非正式支持系统，提高其有效性。自助与互助的范围与密度，应当是考察和评估社会支持网的重要指标。在这个过程中，应注意提高对象的主体地位，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始终保持社会工作者与被支持者之间的平等互动，才能调动被支持方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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