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亚太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研讨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经济形势论文,中国论文,亚太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刊编辑部于5月26日召开了“中国在亚太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研讨会，约有20位专家、学者应邀与会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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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大国关系的变化
史敏（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我认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主要指的是四家，即美、俄、中、日，当然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东盟和印度。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其在亚太事务中的发言权在不断提高；印度则始终认为自己是亚洲大国，正积极参与亚太事务。
在这四大国中，美国是冷战后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综合国力最强，尽管它为所欲为，也有力不从心之处。但无论从全球角度来看，还是从亚太地区来讲，基干预国际事务是最多的，起作用也是最大的。俄罗斯的地位已不能与前苏联同日而语，但它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发挥的作用仍不容忽视。首先，其份量犹存；其次，一旦它经济得到恢复，综合国力会有很大提高，它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处于上升期，经济形势良好，综合国力在增强，政治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经济力量雄厚，正积极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希望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字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军事上潜力很大，自卫队军费每年470亿美元，装备精良，技术转变能力很强，是个潜在的军事大国，其军国主义势力值得注意。
四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亚太地区事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美俄“蜜月”时期已经结束，双方的分岐和矛盾突出；中俄关系不断改善与发展，客观上有助于平衡、减轻来自美国的压力；中美关系是既斗争又合作，在矛盾中发展；美日贸易摩擦不断，但美日关系仍是它们对外关系的基轴。中国在四国关系中，要寻求更多的协调与合作，不能简单划线，以免孤立，同时要积极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如印度和东盟等。
周世俭（外经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副所长）：我个人认为在亚太地区，美、俄、中、日四大国的角逐刚刚拉开序幕，形势对中国比较有利。
1989-1991年这三年是中国外交最困难的时期。“六四”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接着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1993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是俄美关系发生逆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美一度亦步亦趋。西方曾承诺援俄670亿美元，而俄实际只得到了37亿，感到耻辱。1991年俄罗斯选举中，出现了日里诺夫斯基现象，民族主义倾向抬头，日氏赢得不少选票，很得人心。鉴于此，政府不得不调整对西方关系。美俄关系中出现了强烈的不谐音，双方在北约东扩、向伊朗出售核电站、制裁伊拉克、车臣和波黑问题上发生了龃龉。二是日美贸易摩擦不断。1993年4月15日，围绕美日贸易不平衡问题，两国领导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宫泽首相首次公开顶撞美国总统克林顿。1994年2月11日，在关于美日框架协议的谈判中，细川首相对克林顿说出了“不”，美日经贸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村山政府执政后，日本竟然斗胆要到关贸总协定去告美国，以对抗美的制裁。最后，双方只好暂时妥协。三是中美关系改善后又起波折。1993年11月19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会晤。双方恢复了高层互访，中美关系大为改善。但美批准李登辉访美，又造成了中美关系恶化。我认为这三件事确定了目前亚太地区中、美、日、俄四大国之间的角逐态势，中国已完全摆脱了几年前了孤军奋战的困难境地。
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为今后整个世界从经济多极化走向政治多极化、走向“春秋战国”时期拉开了序幕。中国将大有可为。
徐之先（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副主任）：我想就当前的日美关系谈几点看法。我认为当前日美关系有两个趋势同时在发展。
一是日美政治安全合作在加强。年初，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东亚战略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冷战后东亚地区安全的核心仍然是日美安全体制；日美间一时的贸易摩擦不能对日美同盟关系产生不良影响，日美关系应从经济转向以政治安全为轴心。这就表明美国开始调整了对日以经济为中心的政策，重新将政治与安全合作作为对日政策的核心；将基于日美安全条约的日美同盟关系视为“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
从日本来说，今年以来，日本方面也开始反省自己的对美政策。认为要以50周年为契机，日美间应建立面向未来的新伙伴关系。提出了重新确认日美关系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即在安全上，重新为日美安全体制界定，将其作为日本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美国的新东亚战略发表后，日本政府表示了欢迎。日本外务省首脑说，在强调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性这一点上同日本方面的认识是一致的，值得肯定。日防卫厅认为，冷战已经结束，但亚洲形势仍不稳定，美东亚战略写入维持驻守美军以及向以政治和安全保障为中心的日美关系转换的内容是“理解了日本方面的主张”。为了响应美国的“东亚战略”，日本外务省确定了重新确立日美安全体制的方针。与此同时，已拟就一内部文件，强调积极推进战区导弹构想，作为这一方针的重点。
当前日美各自调整对对方的政策，各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从美国方面看，其主要考虑是：（1）担心失去日本这一亚洲的前沿阵地。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担心日本将外交重点转向亚洲，脱离美国而与韩、台组成小三角关系；二是担心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亚洲的新发展，日本与中国结成联盟；三是担心日本厌美情绪的增大，和村山社会党执政，使美失去驻日基地；四是担心日本防卫政策调整后重新武装起来。（2）对亚洲的蓬勃发展忧心重重。随着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亚洲国家开始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优势，从而对欧美的文化、价值观产生新的认识。马来西亚“东亚经济论坛”的出现，使美国产生一种危机感，极力想维持对亚洲的主导地位。（3）在亚洲继续在军事上推行前方展开战略和力量均衡政策，需要与日结盟。
从日本方面来看，主要出于以下原因：（1）在安全上仍需美国的保护，日本谋求政治大国也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同时日本认为，坚持日美安全条约，重新确定日美安全条约的内涵，可消除冷战后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国内在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以及亚洲国家对日本扩军的担心。（2）出于外交需要。其一，今年的日本外交主要有两大课题，一是战后50周年纪念，二是大阪APEC会议。然而，从去年起日美在安排战后50周年纪念问题上已出现明显对立，大阪会议问题上美也开始对日施压。如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解决不好，日本不但难为“战后”划上句号，而且可能被孤立，日本的亚洲外交就可能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极力避免发生新的摩擦。其二，日本担心日美关系出现“相互淡漠”趋势。冷战后，促使日美相互“背离的因素比相互靠拢的因素更多”。美国出现向“日本以外的亚洲”靠拢，对日经济政策由“敲打日本”转向“绕过日本”的动向等，面临这些变化日本出自战略需要，不能不软化自己的立场，改善对美关系，加强与美合作。
二是日美贸易摩擦在加剧。日美汽车零部件谈判破裂后，美决定对日实行制裁，并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日本市场封闭行为。日本也毫不示弱，也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的制裁暴行，并准备对美采取反制裁措施。日美以世界贸易组织为舞台进行“起诉战”，这表明日美贸易摩擦已无法在两国间解决。日美贸易摩擦为何越演越烈？其主要原因有四：其一，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根本变化。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目前已成为美国的近70%；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87年就已超过美国；日本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政府开发援助总额3年连续世界第一；日外汇储备居世界首位。在技术和贸易上日本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其二，在政治上，日本随着国际地位的提高，实力的增大，对美要求建立平起平坐的关系，因此，在处理贸易摩擦上对美采取强硬态度。其三，这次美国之所以采取强硬制裁政策，主要是克林顿出于总统竞选的需要。克林顿为了连任，必须在经济上做出成绩来，因此极力要在对日谈判中取得成果。其四，美出于对亚洲经济政策的考虑。美认为，如果允许日本市场维持这种封闭状态，那么其他亚洲国家也将效仿。最近美日已就汽车销售问题达成协议，这是双方的暂时妥协，并不意味着两国在经济上的矛盾、摩擦不会再度激化。
今后，日美关系发展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政治安全上的合作将继续，日美同盟关系将维持，但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将从过去的主从关系逐步变为平等伙伴关系，从战略结盟转变为合作协调与矛盾摩擦并存。这是因为，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在外交政策上必须摆脱对美的过份追随。因此，新时期日本提出增大外交的自主性，不再是留于口头，而将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主动：如调整经济上过于偏美的政策，降低对美的依存度；抢占高科技的制高点，在高科技领域与美比高低；要对美说“不”，反对美国的控制；谋求严太地区的主导地位，防止亚太经合组织的主导权落入美国之手。
（二）经济摩擦仍将继续但双方都强调要在经济与安全之间建立一道“隔火墙”，极力将其摩擦控制在经济领域。
日美加强安全领域合作带有防止中国坐大的念头。美《东亚战略报告》所列出的该地区主要安全威胁中几乎都有中国的影子。美国亚太政策中心所长说：“东亚战略”是出于对付中国的挑战，因此提出健全日美安全体制，防止中国与日本结盟，这是向中国打“日本牌”。日本《产经新闻》也认为，美国的“东亚战略”是为了应付中国的抬头，以日美同盟为杠杆防止中国坐大。而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对于这一报告的反响最为积极。美国宣布不削减其东亚驻军决定的第二天，日防卫厅长官就宣称，“我们高度评价美国的这一政策”，“日本将作出进一步努力以保持和提高日美安全条约的可靠性”，最近，在日本防卫大纲中就从过去独自对付“有限的大规模侵略”改为防卫多元化。日本防卫白皮书从1991年开始增加了关于中国军事问题的内容，表明日本已将中国作为军事上重点关注的国家之一。但日美在对华政策上也并不一致，在双方矛盾尖锐时又都想借助中国。因此，在美日政治、经济摩擦难以消除的情况下，势将各自执行不同程度的对华防范与合作政策。
席来旺（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美研究室博士）：冷战后美国外交重心向亚太倾斜，除了经济利益以外，还有把原来对苏联“遏制”战略转向制约中国的长远考虑。（1）今年2月27日，美国防部正式公布了酝酿已久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这是继1990年和1992年美国防部两个东亚战略框架报告之后作出的最新政策举动。这次美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除其他政策考虑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即美国在保持同中国的全面接触政策、谋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的同时，开始着手通过美日安全条约、保留在亚太驻军、恢复和加强与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缓和与朝鲜关系、改善对越关系、拉拢东盟、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等一系列步骤对中国加以防范和制约。可以说这个报告的最大着眼点是对付中国。（2）今年5月10日，美国务院发表关于南中国海和南沙问题的政策声明，美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变化，由过去的消极中立转变为积极关注。正如美前助理国防部长弗里曼所说，“尽管美不就领土纠纷问题本身表明立场，但是会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将和日本合作推动这一问题解决”。美国在南沙问题上的进一步介入，将更加速南沙问题的“国际化”与复杂化。（3）今年5月22日，美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标志着美在对台、对华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政府态度的变化，既是迫于国会及舆论的压力而作出的消极反应，也是主动作出的政策调整，是长期以来对华对台政策调整的继续。这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美国内政治的运作只是为美的政策调整提供了借口。这件事给我们一个信号，即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仍在进行着。美台关系越来越提升，美对我遏制的一面就越来越加强。
应该看到，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仍会有共同利益，仍有合作的一面，但是只要中国继续发展、强大，中美关系中的摩擦冲突就不可能消失，双方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利害冲空也有加深的一面。所以，在认识到我周边安全环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好的同时，也要对我面临的严峻形势有所估计，采取正确的对策，做到有备无患。关于“中国威胁论”，我认为，不要指望我们的某些让步就会使美日的“中国威胁论”消声匿迹。可以说，只要中国继续发展、强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威胁论”就会以各种花样不断翻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面对这种局面，加快经注意建设将是我们抵制“中国威胁论”的根本保证，“韬光养晦”仍是我们应坚持奉行的基本方针。
（二）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
阎学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冷战已经结束了四年，中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问题也发生了变化。与冷战时期比，中国现在的安全问题是不那么严重了，但是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比，中国还是面临较多安全问题。美国、德国、日本、俄国和中国五大强国目前都没有外部军事入侵之虞，但相比之下中国、俄国和日本与邻国有领土纠纷，中国和俄国更面临分离主义的威胁，而美国和德国既没有边界纷争的问题，也没有分离主义的问题。
分离主义和边界纠纷是多数人都非常注意的中国安全问题，而我认为中国在冷战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问题是中美日战略三角关系的走向问题。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走向在今后20年中将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最大的影响。目前中国是亚太国家实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在今后20年里，中国实力的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但是仍有可能保持增长最快的地位。这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中国与实力不如它的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会扩大，而与实力大于它的国家的差距会缩小。目前在亚太地区比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强的国家是美国，经济实明显强的是日本，也就是说今后有能力构成对中国安全全面威胁的只有美国和日本，因此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安全问题主要取决美、中、日这一三角关系。如果中国能有效地防止美、中、日之间不形成军事对抗，就可以把握住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基本安全环境，创造有利于中国解决分离主义问题和边界纠纷问题的条件。
然而，目前美、中、日三角战略关系发展趋势并不十分理想。冷战后，中美，中日、美日关系都出现了新的矛盾和摩擦。中美之间在人权、贸易、对台军售、西藏分离主义等问题上的摩擦将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特别是贸易和台湾问题正在加剧双边的矛盾。中日之间在核试验、台湾问题、日元升值增加贷款偿还负担等矛盾也使中日关系受到考验。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已经到了要采取经济制裁手段的地步，贸易摩擦已呈现出削弱双边军事同盟的可能性。中国最主要的安全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如果美、中、日三角关系发展成为冷战时期的中美俄的对抗关系，即中、美、日三方形成一种两国联盟对抗另一方的态势，无论是任何西方的联盟，对中国都是有害的。不要说是美日联手遏制中国，就是形成中美或中日联合抑制另一方的局面，对中国安全也没益处。因为，中国只要卷了大国军事对抗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新的军备竞赛、外部加强对分离主义分子的军事支持，以及失去美日一方市场的结果。
由于传统理论观念的影响，冷战后美国政界无法摆脱新国际环境的困扰，一直为没有明确的敌手而不知如何是好。多数美国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的共识是今后在亚太最有可能威胁美国的办量不是中国就是日本。然而美国决不想同时与中国和日本对抗，于是几年来美国内部一直研究到底以谁为主要敌手的问题。中国是综合国力快速发展的国家，而且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美国所不愿见到的。而日本与美国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的争夺也变得越来越激烈，这也是美国不敢忽视的现实。目前美国在战略对手的选择上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判断。
在中国安全问题中最为危险的问题还是台湾分离主义问题。在可见的未来，除台湾问题之外，中国有可能卷入的军事冲突都将是小规模的，都称不上为局部战争。而台湾问题则不同，一旦台湾冒险宣布独立，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将无法避免。台湾问题的危险性在于台湾宣布独立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这种危险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两个方面是美国对台湾军事支持的增加，和台湾对大陆以武力阻止台湾分裂决心的低估。
冷战后，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实力增长过快，采取了尽力拖延中国统一速度的政策。1994年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国内生产总值为8700亿美元，约等于美国的六分之一和日本的五分之一。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因素和这三地经济高增长势头，中国实现统一后其实力地位将必然加快提高。为了拖延中国的统一，美国不断增加对台军售。自1991年美国对台出售F-16战斗机后，又出售和租借给台湾许多海空军装备，如诺克级巡洋舰、新港级战车登陆舰、舰载导弹、“爱国者”号导弹、舰用大炮、战斗机电子装备、坦克、武装直升机、反潜护卫舰、重型战车等。而且美国已表明今后要进一步增加对台军售。美国的军事支持使台独势力的“独立”信心越来越强。他们认为在两岸发生战事时，美国将会给予台湾全力军事支持，这样台湾就可能冒险宣布独立。
冷战后，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关系发展日益密切，使得一些台独分子认为大陆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会使用武力阻止台湾的分离活动。1994年两岸之间的贸易额分别占台湾和大陆外贸总额的9.3%和6.8%。而且这一比例还在继续增长。冷战后经济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经济利益成为国家的首要考虑。台独分子以此为据，认为大陆以经济建设为最高国家战略目标，为了防止战争对经济造成严重伤害，当台湾宣布独立时大陆下不了进行战争的决心。加上美国的军事支持，这种错误逻辑已被相当多的台湾人所接受。更为危险的是，这种逻辑变得越来越有市场。
中国当前还要防止南沙问题扩大化。南沙问题是由来以久的领土主权纠纷，所以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全完解决的；与此同时，南沙的海域纠纷也不是南沙有关国家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是有限的。对中国来讲，不是中国能否赢得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而是能否避免军事冲突的发生。该地区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将严重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合作，给中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南沙地区资源开发问题上确有分岐，但这不是南沙问题的根本所在。如同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共同经济市场一样，有关国家共享南沙地区经济资源是可能的。
从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分析，要促使中、日、美之间形成一个非对抗的三角关系；重点是要防止台独势力走向极端的道路，使台湾认清大陆在统一问题上的坚定决心；着眼点应是建立亚太国家间的安全信任措施，通过集体合作安全机制的建立，尽量减少军事对抗的可能性。
（三）东南亚安全形势
丁奎松（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东南亚研究室主任）：东南亚安全形势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各方的共同意愿。
如果说，目前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四国五方，即：中、美、日、俄以及东盟的话，那么在东南亚地区，中、美、日、东盟均拥有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它们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上了两个台阶，尤其是去年江主席出访东南亚四国巩固了我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有了较大发展，前年同东盟国家的贸易额为107亿美元，去年为131亿美元，加上同印支国家的贸易额，现在同东南亚国家贸易额约为150亿美元。双方在投资领域及其它方面的合作也在加深。双方应增加信任，减少摩擦，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美国：去年下半年调整对亚太政策后，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克林顿去年11月出访菲律宾，实现了两国关系的突破；同时，美副国务卿出访缅甸以及美越关系将正常化，标志着美在这个地区的被动地位得到改善。今年2月美发表的东亚安全报告重申“双边为主、多边为辅”的方针，强调东南亚不应成为地区大国角逐的场所。目前，美仍试图得到替代苏经克的基地，最近美太平洋部队司令马克对金兰湾的谈话也充分说明美拟继续维持其在东南亚存在的战略考虑。美最关心的是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美经济上利益重大，是吸收东盟产品的主要国家。美政府去年开始推行“目的地是东盟”计划，鼓励中小企业到东南亚投资。
日本：去年实现了村山出访东南亚，巩固了日本的地位，其争当政治大国的意向也得到了东盟一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的支持与理解。去年2月同东盟进行了首次对话，就亚太安全问题达成共识。目前是东南亚国家的主要投资国和商品吸收国。
东盟：经济稳步增长，去年平均增长率达7.3%。政治上加强联合，在解决地区估（如柬问题）、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去年ARF（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更体现了其以多边安全平衡大国的战略。
2、小国集团在地区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
冷战后，美、俄在东南亚总的态势是收缩，俄的战略影响几乎丧失殆尽，美国主要以“平衡者”姿态保持对该地区的影响。日本虽在争当政治大国，但实力不够，历史包袱太重，中国则专注于国内经济发展。这为东南亚小国组成的东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以三会机制为中心，以ARF为安全架构、以平衡大国为主要目标、争取将印支纳入势力范围就成为东盟的必然选择。去年7月的ARF会议充分体现了东盟推行集体安全和预防性外交的意向。
但是，由小国充当安全架构支点的机制也会有些问题，一是实力不够，二是目光受限制，今年7月底的ARF这个安全轮子能否解决亚太的安全问题仍属未定之天。事实上，随着大国的逐渐卷入，主导权的争夺将日趋激烈。
3、集体安全的趋势在加速发展
今年以来，随着大东盟的形成，东南亚集体安全的趋势也在加速发展。一是联合的趋势，今年7月底的ARF会议将接受越南加入东盟，印支其它国家以及缅甸的加入也将是时间问题。东盟国家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将更加密切，并注意同越南相呼应。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在推行“脱欧入亚”战略，积极加紧同东南亚国家的联系。二是机制化的趋势，东南亚国家正努力使今年的ARF会议更加机制化，对预防性外交、增加信任、甚至包括南沙问题都希望找出一套办法。
（四）东盟战略的调整
陆建人（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国际关系与合作研究室主任）：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在亚太地区迅速崛起，在政治上、经济上影响不断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参与意识明显增强。
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东盟及时调整其对外战略，增强内部凝力和自主性，力图掌握地区主导权，争当地区一极。东盟对外战略的调整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积极推动次区域经济合作，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倡导“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东盟是在1967年成立的，通过支持柬埔寨反对越南入侵而成为国际上很受重视的地区组织。冷战的结束及印支三国（越、柬、老）集团的瓦解，使东盟作为政治组织原有作用受到削弱。东盟要维持和发展下去，必须重构联盟的基础，把基点转向经济合作上去。另一方面，80年代后期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加剧，作为中小国家的联盟，东盟不得不应付严峻的挑战。“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AFTA已于1994年1月起正式运转，计划在10年内最终把东盟区内关税降低到5%。这是东亚地区中唯一的一个机制化的经济集团。
东盟在构筑自由贸易区的同时，还提出了建立范围更大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倡议。这就是说了很久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最初由马哈蒂尔总理提出，后经东盟部长会议改造，降低了其集团化调子。EAEC只包括东亚地域范围的国家，把美国及澳大利亚排除在外。加快倡导EAEC的目的有三，一是借东亚经济腾飞势头，尤其是中、日、韩的资本、技术，加快东盟的经济发展；二是用它来抗衡美欧贸易集团；三是突出东盟的核心作用和影响力。但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和日本、韩国的犹豫不决，EAEC至今未能实现。
第二，谋求在地区安全中的主导地位，成立“东盟地区论坛”（ARF）。ARF从酝酿、设计到成立已有5年。去年召开了首次会议。今年7月底又要开第二次有18国参加的会议。东盟国家设立这一专门讨论地区安全的论坛，旨在建立以东盟为主导的、能阻挡大国威胁的安全全制，确保东盟的安全利益。今年来，东盟正在致力把ARF机制化，通过建立信任措施、开展预防性外交，把ARF建成为解决地区冲突的组织。
第三，扩大东盟组织，筹建“东南亚10国共同体”。东盟成立初期仅5个国家，1984年文莱加入后成为6国联盟。冷战结束后，越南、老挝成为东盟观察员。柬埔寨、缅甸也在最近提出加入东盟的要求。去年5月，成立包括东南亚10国的“东南亚共同体”倡议正式出台。今年7月，越南将被正式接纳为第7个成员国。“大东盟”正在实现中。
东盟上述对外战略的重大调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东盟是中国的近邻，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自90年代初以来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中国与东盟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人权、民主、劳工、环保、贸易制裁等问题上观点接近，都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中国与东盟在经济上也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双方的合作空间还是很大的。但目前中国与一些东盟国家关系中出现了阴影，如南中国海争端，最近被西方传媒妙得很热；还有台湾问题，台湾的“南向政策”就是针对东盟的。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来看，一方面东盟各国的产品由于降低了税率，在东盟市场上的竞争力将得到增强，从而给我国产品进入东盟市场带来不利影响，相对削弱了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AFTA成员的内部贸易比重还很小，因为东盟主要是小国，内部市场有限。因此，AFTA将来的道路势必要向区外贸易伙伴开放，这对我国产品进入东盟市场仍然是有利的。只要我国产品质量上乘，或者是东盟造不出来的，不愁没有市场。
至于“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由于它在政治上有对抗大国操纵APEC的作用，与我国的利益相一致，我国是支持的。此外，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大圈中套小圈的现象并不少见，成立“EAEC”在经济上对我国也有利。我们仍应继续支持它。如果APEC今后因出现政治问题而发展不顺利，EAEC也是我们的一条退路。
东盟主导的ARF，对于维持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有益的。我国的经济建设需要这样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ARF还可讨论广泛涉及安全的各种问题，开展共同安全利益方面的国际合作（如海上安全等）。但是，ARF成立的宗旨是促进安全与对话，如果它要发展成为仲裁机构显然是行不通的。
“大东盟”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形成“东南亚10国共同体”。按目前情况看，这10国人口4.5亿，面积452.4万平方公里，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4500亿美元（人均1000美元）。经济规模虽不算强大，但其发展潜力不可低估。大东盟崛起，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有利于抗衡西方大国。同时，东盟扩大，整体经济实力增强，市场的吸纳能力也会扩大。但东盟既要借用中国影响又对中国有所防范，在东盟扩大后，防范一面会进一步突出。在我国坚持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情况下，东盟国家与我国的某些争端终会得到妥善处理。我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关系仍将继续发展。
（五）美国南亚政策的调整
马加力（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东南亚研究室副研究员）：冷战结束后，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印苏、巴美各为一方的“四国双对抗”格局不复存在。为维护自己的战略利益，保持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美国重新调整了对南亚地区的政策。随着劳军从阿富汗的撤出，巴基斯坦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地位明显下降。199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普莱斯勒修正案”，宣布因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而停止对后者的援助，扬言将巴基斯坦列入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甚至拒绝交付巴基斯坦已经付款的F-16战斗机，双边关系跌入低谷。而与此同时，美国同印度的关系明显改善，双边高层互访增多，军事联系加强。这一阶段，美国的南亚政策表现为“重印轻巴”。
但是，美国这种做法没有完全取得预期的结果。由于美印两国的战略利益不同，双方对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不一，双边关系虽然有发展，但一直不太顺畅。首先是，美印在核扩散问题的看法不一，双边关系虽然有发展，但一直不太顺畅。首先是，美印在核扩散问题上各执己见。美国认为，冷战后南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核扩散问题。而防止核扩散是美国在冷战后的基本目标之一。迄今为止，美国对南亚核问题的基本考虑是争取达到“封顶、削减、销毁”三步到位的目标。美国希望印度冻结所有有关核武器的研究计划，承担《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中规定的某些义务。为了迫印就范，美国在印度购买俄罗斯低温火箭发动机问题上对印俄施加压力，并阻止法国向印度提供用于核电站的核燃料。但是，印度坚持认为，《防止核扩散条约》是歧视性的，它只承认有核国家的特权，而没有保障其他国家的安全。尽管核国家已经对无核国家做出了所谓的“安全保证”，但这种“安全保证”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谋略，印度决不能接受。核扩散和导弹技术的扩散应在“南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讨论，不应只局限于在南亚地区讨论。为了保证自己的国家利益，印度将继续保留核选择权，同时继续大力开发有关技术。其次是，美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态度与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印度坚持同巴基斯坦按照《西姆拉协定》解决问题，而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包括克林顿本人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发表的看法引起了印度国内的极大反感。另外，美国对印度的人权状况时有批评，也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
与此同时，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为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主动地做出姿态，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在反毒品和反恐怖主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配合，在核问题上也有妥协地的表示，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上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做法。这些举措，迎合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突出了巴基斯坦在南亚、西亚和中亚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过仔细的权衡，认为马基斯坦在美国的南亚战略中的地位应该得到充分的考虑，因此又调整了“重印轻巴”的倾斜外交，转变为“印巴并重”的平衡外交。
经过几番权衡和摸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对“印巴并重”的政策又作了进一步的调整，使美印关系略高于美巴关系，但又不使它有太大反差。其政策依据是，美国在冷战以后的最大关心是防止大规模破坏性武器和导弹的扩散、鼓励自由贸易和投资、促进民主和人权。而在南亚要实现美国的这些目标，就必须根据南亚有关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恰当地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得到自己的战略利益。
印度是拥有9亿人口的大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南亚地区首屈一指。印度还是一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早在1974年，它就爆炸了一个核装置，近年来它不断开发与提高其核技术，目前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据认为，如有需要，印度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原子弹。为了取得不效威慑力量，印度导弹技术的发展也很迅速。1983年印度制定的“导弹开发综合计划”已取得长足进展，其中“普里特维”移动式中短程导弹已开始规模生产并已装备部队，射程为2500公里、有效载荷1吨的“阿格尼”弹道导弹已成功试验3次。另外，印度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是世界上十大新兴市场之一。近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印度的投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里、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等均已纷纷进入或重返印度市场。还有，美国看重印度的另一外一个因素是印度在地缘方面的作用。美国认为，如果美印这间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对中国将是一种牵制，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将大有裨益。此外，美国认为，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也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这也符合美国推广“民主价值观”的需要。
二
（一）正确认识周边环境
罗肇鸿（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当前正值世纪之交，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处在转折时期，预示着下一个世纪的大变化。我们要正确分析面临的大环境，才能运筹帷幄，决胜于未来。
就中国面临的亚太政治经济形势，我想谈谈以下四点看法。
1、太平洋国家在21世纪世界事务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太平洋上四雄集于一洋，具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太平洋有三个，即美、中、俄。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又是世界经注中最具活力的地区。世界上三个影响最大的区域性集团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太平洋占两个，而且从长远看，美洲经济圈和亚太经合组织还有交叉、滚合之势。不管“太平洋时代”一类的提法是否恰当贴切，太平洋国家中四国五方即美日中俄加上东盟国家肯定对下一个世纪的世界事务将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这四国五方如何处理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无疑将会影响到世界的整体发展。
坦率地说，中国在大国关系中并不占有多少优势。虽然在经济上我们比俄罗斯眼下稍为好过一点，但是，俄罗斯一旦实现了经济转轨，潜力不可小视。单就争夺国际投资而言，俄罗斯在科学技术、自然与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以及文化传统上都比中国占有优势。我们切不可盲目乐观。
2、在经济发展上，东亚地区依然“风景这边独好”。
在未来10-15年内，东亚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东盟和中国仍将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估计会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以上。日本经济也将逐步复苏，仍将以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增长。在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也会取得进展，从而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据美国商务部估计，下世纪，世界上将会出现十大新兴市场，中国应该认真研究和比较这十大新兴市场的优劣利弊，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不失时机地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
3、东亚经济发展还有不少限制因素。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年教授克鲁格曼今年初在《外交季刊》上撰文，对东亚“经济奇迹”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夸大其辞，是虚幻的。按他的说法，东亚几个“小老虎”的高速发展，靠的是投入增长，搞外延式经济增长，而不是靠效率提高，不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因而是不能持久的。最终会走到苏联东欧的老路上去。我们当然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毕竟“忠言逆耳利于行”，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要推翻他的结论，只能先论证他立论的前提不正确或者可以避免。比如说，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必须遵照“可持续增长”的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都面临着严重的任务，中国尤其如此。
另一个限制因素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大大落后于欧洲。虽然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进展迅速，但通过制度安排来促进集体发展方面则仍处于酝酿阶段。
消灭贫困问题远未解决。亚洲一部分国家确实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亚洲依然有14个国家被联合国定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全世界48个国家）。这也是亚洲今后面临的长期任务。除了靠这些国家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援助。
4、中国的发展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
首先是资源约束非常严重。中国的人均资源总的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的已经到了警戒点。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中高物耗和高能耗的问题至今未有良策解决。就人力资源来说也令人担忧。我国的文盲率在亚洲名列前茅。还有1亿左右人口没有脱贫。
其次，环境恶化也是影响发展的制约因素。如果继续下去，将贻患无穷。不要说用水难，恐怕连喝上一口干净水都难。用这样的代价换来的高速度还有什么意义！
第三，改革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中国改革的成就举世瞩目。不过，过去的改革是比较容易实行的部分，改革的攻坚战还在后头。比如大中型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和金融改革等等决非易事。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更非一日之功。
一个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客观存在，环境对国内的影响则主要取决于主观的应变能力。有利的环境可因政策不当而坐失良机。身处逆境也应善于应变，举措得当而变不利为有利。
（二）挑战大于机遇
陶坚（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经济室副主任）：
我们提出用“充满机遇、富于挑战”八个字来概括我国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同样可以用来概括我国所处的亚太环境。
这里，我仅谈几点看法：
1、“时”、“空”因素。
（1）时间因素。时间对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要比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更富战略意义，这一点不言而喻。特别是当我国的改革开放走上正轨、树立起信心后，我们在战略上更是将时间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予以考虑，作为对我有利的重要变量。
（2）真空时期。随着我国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APEC贸易自由化的进展，我面临的国际经济竞争压力将不断加大，我们的应对能力可能会进入一个不利的真空期。即，在新的力量建立起来之前，以往的力量起不了多少作用。
从较长一段时期来看，我国与外部市场的关系将进入一个互动阶段。随着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市场体系的完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技术手段现代化，亚太大市场的负面压力将逐步变成促进我国市场创新的竞争动力。我国政策着眼点应致力于提高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加速这一“压力变动力”的地程，缩短真空时距。
2、规则之争
（1）压力性质。我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的性质正发生变化，从开放的压力到修改规则的压力。随着国际化进程，我国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要求进行经济、政治和法律的重大调整，甚至不得不放弃一些国家权益。也就是说，外国因素的穿透力越来越强，越来越难以抵御。
是否可以说，今后我国面临的竞争环境中，产品、服务的有形竞争将加剧，但最严重的，来自修改规则的无形压力。在今后若干年里，这一问题将日渐突出，要求我们充分的思想认识，做好国内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体制等方方面面的准备。对付挑战的关键在于搞好国内各方面的工作。
（2）再认识“接轨”。同16年前的“开放”相比，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压力和难度并不亚于前者，甚至需要更大的决心。在经济转型、经济发展速度上，我们已经取得了成功，但这只是确保接轨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从开放到接轨之间的巨大进步，还未被充分认识或宣传。接轨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体制整合（一体化）。不光是要按国际交换行为规则办事，而且涉及资源配置、企业组织、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的一系列问题。所以，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具有使发展中国家产生“内在”政策改革的效果。
从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情况看，经过了三个阶段：展示阶段（显示市场的潜力）；划分阶段（市场准入和市场份额的分割）；规范阶段（行为规则的规范）。规范问题在第一阶段中表现不明显，在第二阶段就加强了。而规则的变化，对于竞争力的影响可能更加深刻。比如，我国工业设备的平均役龄为14年，美国为5-7年，我国的法定折旧率低，造成人为降低生产成本。
3、两个案例
（1）日本的例子。日本、韩国、巴西等国，在入关后10多年的时间内，都没有放弃对国内重要产业的保护和支持政策。
新的环境提出的问题是，在一定时期里不对等开放和保留自己的一些不合规范的行为，在当今是行不通了。
今后规范我们行为的规则究竟是什么？我们以往的思路是争取时间、增强实力，在新的环境中，是否可行？看来不一定是最经济的、成本最低的。从以前的经验看，保护的时间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产业政策实施的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我国早在1986年7月就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而1988年我国批准的西南轻型车项目，6万辆总装生产线一分为四，并未能形成原先设想的统一的西南轻型汽车公司。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不能以最终要采取的国际规则为导向进行制度创新，而以国内的小环境和条件约束搞“土特产”，争取来的喘息机会，从战略上讲是失败的，无价值的。因为它最终还要作进一步的重组，而其代价可能是高昂的、甚至加重了重组的难度。当方向、道路都明确时，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
（2）越南的例子。新一轮竞争中，越南等国有后发优势，可以避免走我国走过的弯路。而人们更看重它在制度上的调整和适应能力。除去以往的各项竞争外，新的方面就是体制一体化上的竞争。
我们面临的新困境是，渐进与激进的选择机会越来越少，而且制度变革的拖延代价越来越大。比如，我国现行体制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据初步计算，80年代末期租金规模在4000亿元，占国民收入的40%。1992年，租金规模升至6343亿元，约占国民收入的32%（《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与企业的竞争力、科技的竞争力等因素相比，如有可担心的，在于体制的竞争力。恢复的俄罗斯如能上去，将会产生更为强大的体制压力。
（三）中国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及作用
周世俭：目前，亚太地区的区内贸易比重已超过了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联盟水平。进入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多极化、区域化浪潮的推动下，亚太经济合作也加快了步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全球范围来看，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是顺乎潮流的，是不可逆转的。1994年11月15日《茂物宣言》发表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已经非常现实地摆在我国面前。事实上，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国家安全来讲，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截至1994年底，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占中国当年外贸总额的80%左右。中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有10个地处亚太地区。来自亚太地区的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的90%左右。同样，由于中国地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在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若没有中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将有近1／3的地域和1／2人口的空缺。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为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展望21世纪，中国的经济持续迅速发展，必将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如何进一步发展？亚太地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占整个世界的一半左右（据澳大利亚贸易部1994年11月10日发表的报告，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总产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1%，1993年出口额达1.7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46%，人口达22亿。这个统计还没有算上正在积极申请加入的印度、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如何着手呢？从次区域合作搞起。目前东盟在扩大，要把印度之那三国和缅甸扩大进去，组成东南亚10集团，不仅如此，东盟在积极推进东亚经济区的合作。东盟六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也就是东亚经济区。印度自1991年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致力于搞南亚经济区。还有澳新经济区，东北亚经济合作。美国在搞好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同时，致力于扩展到中、南美洲，组织一个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样一个形势下，我国要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区的发展壮大。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当作一个经济区来公布统计数字，称之为CEA，即中国经济区。1993年中国经济区的进出口贸易额达6360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的外贸总额6020亿美元而居世界第三位。1994年中国经济区的进出口贸易达到7260亿美元，继续超过日本的6700亿美元，逼近德国的7850亿美元，占美国外贸总额11720亿美元的62%。在世界贸易中，中国经济区已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1994年中国经济区与美国的贸易额达1130亿美元。仅次于加拿大（2430亿美元）和日本（1720亿美元）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预计到2000年中国经济区与美国的贸易额将会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
中国经济区内的贸易与投资发展迅速。1994年香港和台湾已分别为祖国大陆的第二和第四大贸易伙伴。在投资方面，截至1994年底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占大陆吸引外资的70%左右。促进发展中国经济区的经济合作也必将有力地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到2020年，中国经济区的经济实力可与现在的欧共体或北美自由贸易区相媲美。以中国经济区的实力参加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可以的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否则，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若以分散的力量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只能充当配角，听命于人。
茂物会议确定了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长期目标和开展合作的方向。为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必须紧持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广泛合作、共同繁荣的原则。这是中国的立场，也是亚太经济合作应遵循的原则。
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大国，理应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发挥重大的作用。而且，巩固和发展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有利于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一个长期稳定与友好的周边环境。
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也有利于我国复关和参加世界贸易组织。茂物会议上，与会的成员国同意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这对于确定中国以同一身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是有利的。
实现区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会使区内各成员之间的经济竞争加剧。同时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动也会带来许多新问题，然而从总的方面来看，促进区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是利大于弊的。
我国要努力扩大与东盟、印支三国、韩国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与东明、韩国的合作。1994年我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为132亿美元，与韩国的贸易额为117亿美元，加起来已占我国外贸总额的1／10。（新加坡、韩国和泰国已分别成为我国第5、7、10大投资伙伴。）二者都已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
美国与日本在亚太经济合作中必将是既合作又竞争的，为争夺亚太经济合作的主导权而展开激烈的较量。我国要充分利用美日经济矛盾与摩擦，左右逢源，积极扩大中美和中日经贸合作。同时要充分利用美国和日本的技术与资金，以充实和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
从现在起到亚太经济合作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尚有25年的时间，我们要抓住和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全方位开放，推动和发展中国经济区。我国应以自己国内大市场为依托，奉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的自由贸易原则，反对经济贸易制裁，紧持普遍的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中长期区域合作的方案。积极参加推动亚太经济合作才能促使我国立足亚太，进而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到2020年，中国必将以世界经济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四）APEC的发展方向
史敏：APEC是目前严太全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组织。它现有18个成员国家和地区，其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超过全球的40%，人口超过全球的50%，贸易额亦占全球的40%以上。它所涵盖的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是当今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最活跃的地区。
但APEC作为一个大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与欧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不仅建立的时间（1989年）比欧共体晚得多，而且由于成员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和在当前经济合作中的紧迫要求和利益不同，即其成员的多样性，很难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的经济合作实体，而只能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地区合作的官方论坛和协调机构。前几年APEC主要起着官方论坛的作用，作为部长级的高级官方论坛，其影响已不同一般，尤其是1993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举行APEC第5届部长级例会的同时召开了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994年11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APEC第6届部长级例会时也照例在茂物召开了第二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更使APEC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在西雅图会议上，APEC已决定建立常设的贸易和投资委员会和10个不同专业的工作小组，近两年来APEC还分别召开了财政、贸易、环境、中小企业、电讯、科技等专业的部长会议，从而使其官方协调机构的功能明显增强。
APEC按成员共同承诺，将遵循“开放的区域化”的原则，以促进全球和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而不是建立一个封闭的地区性贸易集团。
1994年11月在印尼茂物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领导人共同决心宣言》，提出“不迟于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这一目标”，并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10年）和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不同时间表。但宣言只是表明了APEC成员领导人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共同意向，而对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具体进度和实际步骤，各成员国家和地区之间在认识上还有很大的分岐。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发达国家急于迅速在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考虑到本身的条件和实际困难，不希望过快地实现贸易自由化，更不愿意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在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具体做法上，一些发展中国家成员主张应以自主和单边的行动为基础，一些发达国家成员则强调不应有“白（免费）搭车”的现象，比较折衷的意见是采取“协调的自主的方法”。如果在今年11月大阪会议上这种折衷的意见能为APEC成员普遍接受，那么，在明、后两年的APEC部长级例会上，各成员楞能被要求提出自己实行自由贸易的具体打算，并在会上进行协商，以便在2000年前后见诸行动。
美国的主张不仅是要在APEC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使之逐步形成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而且力图加进集体安全的政治内容，建成克林顿所称的“新太平洋共同体”。对此，APEC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是不赞成的，它们不希望APEC过早地实行机制化，成为由美国主宰的经济共同体，更不愿意在政治上受制于美国。即使是发达国家面员一般也都对美国的主张存有疑虑，而未作明确支持的表态。
APEC的任务除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以外，按这一组织的名称，加强经济合作应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但这几年美国最关心和积极鼓吹的是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是经济和技术合作。在去年的《茂物宣言》中已经谈到APEC今后要在促进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措施和发展合作三个方面进行努力。今后11月将在大阪举行APEC第7届部长级例会和第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本作为东道主将向会议提出APEC今后的“行动计划”。为了更好地反映APEC成员的共同要求，日本在“行动计划中”将提出以贸易自由化和发展合作作为今后APEC行动的两个支柱，而不是单纯强调贸易自由化一个方面。这一点无疑会受到发展中国家（地区）成员的欢迎，而美国也不会正面反对。但设想中的“行动计划”即使得到通过，发达国家成员究竟能采取多少实际行动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经济和技术合作还是问题。何况美国国内要求削减对外经援的呼声很高，日本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不可能大幅增加对外援助。因此，对发展合作的实际进展不能期望过高。
APEC在今后发展中一方面将继续发挥其高级官方论坛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其官方协调功能将不断加强，机制经程度也将有所提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只能作为一个较为松散的经济合作组织在亚太全地区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在亚太地区将要建立起一系列次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如在东南亚地区的东盟去年已决定在10年内发展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并将逐步吸收印支国家加入而最终形成有10国参加的大东盟。在北美由美、加、墨3国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也将逐步扩大到中、南美的其他国家而最终形成美洲自由贸易区。在亚洲的东北亚地区，也在酝酿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组织。
在亚太各个次区域，各种小区多边合作组织（或称“增长三角”、“增长四角”）更是蓬勃发展。如在东盟内部最早建立的是由新加坡和印尼廖内省巴坦岛及马来西亚的柔佛州组成的“黄金增长三角”，在1993年7月又建立了“东盟北部三角”（包括马来西亚北部、印尼苏门答腊和泰国南部），还正打算建立“东盟东部三角”（包括菲律宾南部、印尼东部、东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和文莱）。其他如由拉美4国组成的南锥体共同市场，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下正式逐步形成的由中国吉林省延边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北朝鲜的罗津、清津地区组成的“图们江流域增长三角”，由中国大陆的华南地区与港、台形成的“华南增长三角”和将由中国的黄海、渤海地区、朝鲜半岛及日本九州地区构成的“黄海增长三角”等等。
这些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及“增长三角”与APEC在亚太区域形成了“大圈套小圈”不同层次的经济合作组织相互配合与促进的新局面。而APEC如果能够进一步加强成员之间的协调，得到健康发展，则将在促进亚太全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五）利用日元升值机遇，促进我国产业技术的发展
冯昭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近年来日元不断升值虽然给我国带来了日元债务负担增加，从日本的进口成本上升等不利影响，但由于日元升值推动的日本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也给我国产业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
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企业积极扩大对东南亚等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生产据点；在1993年2月以来日元又一次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日本企业进一步扩大对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特别是把我国、东盟作为直接投资的重要对象国，而从日本企业向东盟和我国扩大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日本企业向国外转移生产据点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技术转移的作用（这种作用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一，随着日元不断升值，日本企业转移到国外生产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日益提高，从而有利于投资对象国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比如，在1985年9月以后日元升值背景下，日本电子企业加快向海外转移收录机、单放机（“随身听）、小型电视机（14英寸左右）的生产，同时着手向海外转移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较高的高保真音响、录相机的生产；在1993年2月以来的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电子企业加快向海转移高保真音响、录相机的生产，同时把CD收录机、中型彩电（16-25英寸）等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作为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对象。随着日元对美元汇价节节上升，在1994年6月突破1：100，在1995年3月突破1：90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电子消费品的组装产品都成为加快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对象，从而促使投资对象国日益成为电子消费品的重要生产国。
第二，日元迅速升值不仅推动日本的组装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而且推动日本的零部件企业也向海外转移生产，从而有利于投资对象国填补其产业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各类空白，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技术体系。由于日本直接投资对象国的工业体系的配套程度往往比日本低得多，因此，转移到这些国家的日资组装企业对生产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等资本品的需求往往难以在当地解决，而需要从日本进口。但是，以降低产品成本为目的而会限制产品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日本零部件企业也跟着向国外转移生产，以求降低零部件产品成本，这样，即使转移到国外的乃至仍留在国内的日本组装企业可筹措到更多的价格较低的零部件以提高最终产品的竞争力，也可使日本的零部件生产企业（它们大多为首当其冲地感受到日元升值压力的中小企业）摆脱其在国内的经营困境，获得在亚洲各国扩大事业的机会。日本零部件企业首先向国外转移的零部件产品大都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的产品，比如，在向国外转移电子器件生产的场合，首先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型”电子器件生产，但是随着日元的进一步升值，技术密集型的“素材型”电子器件生产的部分工序也被转移到国外，尤其是随着电视机、空调器等的生产向国外的转移，作为这些家庭电器的关键部件的显像管、压缩机的生产也迅速向国外转移，因为这些关键部件的价格在最终产品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资对象国来说，从事零部件生产的日资企业的进入，有利于促进组装产品的国产化率的提高，促进比较完整的产业技术体系的形成，促进产业技术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三，日本转移到亚洲各国进行生产的“比较劣势产业”（即已经或正在丧失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比如家庭电器、电子器件等产业本来是面向世界市场的，随着这些产业部门被“连锅端”地转移到亚洲各国，其中的一部分日资企业也日益发展成为面向市场的战略性的大规模生产据点，这意味着就一部分在日本成为“比较劣势产业”的产业部门而言，日本的“世界工厂”的功能正在向亚洲国家转移。比如，1989年在马来西亚建成投产的马来西亚松下空调器集团拥有年产空调器180万台、压缩机260万台的大规模工厂，1991年在马来西亚建成投产的爱华电子公司拥有月产30万台小型组合音响的世界最大规模的组合音响工厂。发展大规模生产，可充分发挥规模生产效益，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对于拥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并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我国来说，如果通过引入大规模的日资生产据点，吸收日本的优秀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四，增强在国外生产的产品竞争力的需要，促使日资企业不断对转移到国外的生产据点的生产和管理进行改进，从而有利于投资对象国的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企业向国外转移生产据点，原来是为了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因此，不仅把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最初转移的重点，而且还采取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低水平的生产技术。然而，竞争的激化和当地劳动力价格的升高，迫使日资企业不得不放弃最初采用的“人海战术”型的低水平生产技术，通过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产品竞争力，同时，为了更好地利用由当地的日资企业或当地企业生产的比较廉价的零部件并为其最终产品开拓当地的市场，日资企业也不得不改变把当地的日资企业仅仅当作为纯粹的生产现场（车间）的作法，而把一部分设计开发部门也转移到投资对象国来。这当然也有利于投资对象国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水平的提高。
第五，正如马克思所说，“现代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随着日本的制造企业及其相关企业越来越多地向亚洲各国转移生产据点，日本与投资对象国之间、以及投资对象国内部产生对于进一步发展流通业的迫切需要，进而促使日本的流通业也跟着向亚洲各国进军，这对于往往是投资对象国的薄弱环节的流通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以物流业为例。在80年代末，跟随进入东南亚的日本制造业企业之后，日本的物流业，从海运企业、卡车运输企业、仓库企业到综合商社，也纷纷向东南亚进行直接投资2，设立合资企业，同时协助转移到国外的日本制造企业建立物流据点，从而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对象地区东南亚建成为通过信息网络与日、美、欧相连的“世界4极”物流网络中的一极。进入90年代以来，以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为背景，日本物流业掀起了第二次进军亚洲的高潮，特别是上海浦东成为日资企业设立物流据点最密集的地区。日资物流企业的进入，不仅是为解决跨国企业内部的物流新课题所必须，而且对投资对象国的物流现代化也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利用日元升值的机遇，大力吸收日本的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我国推动产业技术结构的升级，填补产业技术领域中尚存在的空白，尽快建立比较完整的先进的产业技术体系，同时，还有利于我们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为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流通业和其它服务业的发展。
（六）面对亚太新格局推进“华南增长三角”
黄范章（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8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特别是90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困于经济衰退，唯独东亚一带（日本除外）“风景这边独好”。重要的是，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给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香西泰今年1月在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中对此作了高度评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快速增长，已为世界所公认。世界其它部分不能再忽视它对自己经济的影响。过去两年里，亚洲的快速增长已成为把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拖出深重而旷久的衰退的火车头。”大家知道，过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盛衰一向取决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盛衰，而今却不然，这不能不算是战后以来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
据PECC报告，东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1994年仍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除日本外，199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1.8%，香港5.5%，新加坡10.1%，韩国8.5%，台湾6.5%，泰国8.3%，印尼7.1%，马来西亚8.6%菲律宾5.1%。另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年度报告，亚洲发展中国家1994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8.2%，预计1995年仍可达到7.5%。
为什么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能取得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国际上已有广泛讨论。仅就经济因素论，主要有：（1）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80年代都调整了经济结构，并且是和产业升级及产业转移一道进行的，它们大都在努力开发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2）与贸易密切联系的本地区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进了区域内的贸易。据报道，亚洲外贸总额中本区域内贸易所占比重，从1986年的30%上升到1993年的40%，提高了10个百分点。（3）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保持了高储蓄率。例如，80年代“四小龙”的储蓄率均在30%以上，90年代以来除台湾（27%）外其余也都在30%以上，鉴于上述诸因素，这个地区在今后几年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
本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产业转移等，加速了区域内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发展。于是，在亚太地区先后成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1980年）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1989年），特别是后者，作为各政府之间的合作组织，发展迅速，影响日增。值得指出的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在自己的全球战略中加大了亚洲的份量，积极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来确保其对亚太经济的支配地位。克林顿政府主导了1993年第一届亚太首脑非正式会议（西雅图）、1994年第二届首脑非正式会议（印尼茂物）的茂物宣言。在美国推动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讨论了贸易——投资框架，并确定了“自由贸易”原则，分别给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确定了实现“自由贸易”原则的“时间表”；看来，今年在大阪举行的首脑会议及部长会议将会进一步“制度化”、“规则化”。美国似乎企图把非约束性的原则和谅解，加速变成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标准”或制度。
我认为，（1）亚太地区幅员广阔，各国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制度、政治与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差异太大，难于在短时期内适应一个统一的“规则”或“标准”；（2）亚太地区能否搞成“共同体”尚有争议，即使能搞成，也在遥远的未来；比较现实的倒是一些次区域性经济合作，如“东北亚经济合作”，“东南亚经济合作”、“南亚经济合作”等等，我们应从比较现实的做起。
就我国来讲，促进次区域性经济合作，应首先大力推进“华南地区经济合作”，即推进两广、福建与香港、台湾的经济合作，也可说是“华南增长三角”。
1、关于加强与香港的经济联系。这方面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在1997年后维持和发展香港经济繁荣。首先是确保1997年香港顺利、平稳回归，在经济上既要让香港与大陆顺利“接轨”又要确保香港目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变；其次，更重要的是保持发展香港经济的繁荣，这个任务既重要又艰巨，需要全国支持，首先是华南地区全力支持。诚然香港经济的繁荣也必然首先带动华南经济发展，全国也可得益。为此，从现在起，就应该在“九五”经济发展规划和长远规划中把香港纳入到华南地区来，从基础设施、产业布局、金融合作等各方面进行综合规划。
顺便提一下，我认为目前个别城市提出的“再造一个香港”口号不合适。过去，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我们提“再造一上香港”有道理；现在香港即将回归，提出要在大陆再造一个香港便不合适。香港作为远东的贸易、航运、金融、信息和旅游中心，乃是几十年经营的成果，并不是任何城市可以轻易取代的。我们应珍异它、培植它、发展它，决不能做任何有损其繁荣的事。一个经济中心有其辐射区，日本决不会提“再造一个东京”，英国也不会想“再造一个伦敦”。再则，提出“再造一个香港”口号，不利于在香港回归时期稳定并增强香港居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
2、关于加强与台湾的经济联系。应大力宣传、切实推进海峡两岸的产业互补、产业合作与共同繁荣。
台湾情况复杂，有明“台独”，也不暗“台独”（或台湾人称之为“独台”）。“台独”必须坚决反对。对广大台湾人民，应加强政治、宣传工作，即“动之以情，晓之以义”。但这远不够，应该“晓之以利和义”，使之切身感到台湾只有在经济上与大陆密切合作才有发展，从而才能争取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台独”或“独台”的影响。一旦台湾的外贸总额中与大陆贸易的份额不断增大，台湾的对外投资越来越多地流入大陆甚至从东南亚转来大陆，台商越来越多地与大陆企业合作到海外进行投资或做生意，台湾经济与大陆经济越来越息息相关，休戚与共，那时候，“台独”分子就将被台湾人民所彻底抛弃，成为向隅而泣者。
（七）印度的经济目标
华碧云（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东南亚研究室研究员）：
印度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目的是要以一个经济强国进入21世纪。经济改革设计者财长部长曼·辛格在1993-1994年度财政预算报告中说得很明确：“周边国家发展很快，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统一、更具有竞争力的市场。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如果不加快改革开放，使印度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印度面临以一个亚洲最穷的国家进入21世纪的前景。而印度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使我们有条件考虑要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今年5月于新德里召开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上，拉奥总理在开幕词中强调“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南盟成员国必须确保使南亚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新亚洲的落后地区”。当外国官员把印度比作“亚洲新虎”时，曼·辛格则说“印度是虎群中的大象”，它将稳步前进。印度的愿望并非可望而不可及。
1、据有关专家研究，1989年印度综合国力（包括资源、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外交、国民凝聚力等）居世界第9位，2000年可能上升至第8位，次于美、俄、德、日、中、法、英。
2、4年来的经济改革开放已经使印度摆脱了海湾危机冲击的阴影，从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进入持续稳步增长的阶段。1991-1992年度印度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到1%，1994-1995年度达5.3%，工业增长率由0.5%上升到8%，粮食产量由1.65亿吨增至1.85亿吨。今年1月粮食储备量达3100万吨，为3年前的一倍，可以少量出口。国际收支状况有很大改善。随着出口增加，贸易逆差显著缩小，加上侨汇和外国投资的流入，外汇储备已由实行经济改革前的10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00亿美元。印度并主动要求援印财团减少对印度的援助款额。去年还提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11亿美元。如果不出现重大自然灾害，今后5年印度经济可以维持5-7%的增长率。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20年，世界前15个经济强中将有9个属于今天的第三世界，其中有中国、印度和印尼。但西方学者认为光靠发展国家本身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它们需要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3、跨国公司和私营大企业的投资正在填补基础设施不足的缺口。印度缺电量年平均为8%，高峰时达19%。石油自给率为50%，电话每千人只有7部。基础设施滞后阻碍了经济发展。据专家研究，国民经济增长率为6%，基础设施的增长率应在6%以上。对此，印度政府对向基础设施部门投资采取特别优惠的政策，如向电力部门投资，政府保证16%的收益率，设备进口税率只有20%，投产后的5年免税期，贷款与股金的比例可达4：1。外商和本国公司申请的电力投资建议有138项，发电能力总共为58745兆瓦，相当于现有发电能力的90%。石油部门欢迎跨国公司和私营大企业参加勘探、开采、提炼和某些石油产品的销售，政府以产品对半分成的条件进行石油开采招标，向炼油投资保证12%的收益率。至1994年3月已有30家公司投标开发新油田，其中跨国公司有11家。已达成的协议有15个中小油田，3年内可增加石油产量500-600万吨。壳牌、德士古和莫比尔等石油公司还经营石油产品销售。电讯部门也于1994年向外商和私营企业开放。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摩托罗拉、美国西屋公司以及印度安巴尼、塔塔等财团均申请建电话网络、移动电话、光纤通信等工程。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美国商务部长和能源部长相继访印，共签订84亿美元的协定，大部分投在基础设施部门。下世纪初印度的基础设将有很大改善，从而为扩大吸收外国投资进一步创造条件。
4、印度积极争取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在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下，南亚区域合作联盟进展缓慢，区内贸易额仅占它们对外贸易额的3%。印度采取多管齐下的政策，除了筹组印度洋经济合作圈外，拉奥总理多次表示印度希望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最近他要求今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主席国日本给予全面支持。他强调“印度是属于亚太地区的国家。印度对这一地区的出口占它出口总额的40%”。为了分享亚太繁荣，印度突出“面向东方”有经济关系。1993-1994年度印度的出口总额增长19.6%，其中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的出口增长率为：日本21.7%，马来西亚29.6%，新加坡27.8%，泰国39.9%，香港63.1%。印度与台湾的经贸往来也在迅速扩大。印度在台北的第一个经贸办事处“印台经济联络处”已于5月1日正式办公，双边贸易今年将达10亿美元。台对印投资已近2000万美元。韩国对印投资也在大幅度上升。日本认为有必要从中长期观点看待印度，把它作为投资大市场。“到21世纪，印度无疑将成为亚洲经济圈的一个成员”。
5、印度历届政府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使它能以扎实的科技基础进入21世纪。印度科技人才有300多万，居世界第3位，出版的科技著作居世界第8位。印度在核能研究与应用、空间技术、电脑软件、生物技术、海洋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它的遥感卫星技术居世界第5位。印度是唯一掌握快中子增殖反应堆技术的国家。随着地球同步卫星运载火箭GSLV的发展，印度已拥有制造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能相比的。
但是，印度要成为经济大国，还要越过自身的障碍，保持改革开放的势头，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
（周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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