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五十年择偶标准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五十年论文,我国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五十年来，我国大多数人的婚姻，在组建之初都遵循了当时公认的某种择偶标准。择偶标准本身又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不断变迁。与其它一些社会时尚，如饮食习惯、衣着发饰、家具款式等相比，择偶标准的变迁似更颇繁，更能反映一段时间内社会潮流的本质，更能反映当时政府提倡什么、媒体倡导什么、人们追求什么。本文主要以笔者的见闻资料为基础写成，不当、不周之处，还望读者补充。
一、50年代
1949年新中国建立，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的旧婚姻，趋向瓦解。但婚姻作为一种民俗，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新老交替。传统婚姻并不是一下子就彻底改变了。事实上，整个50年代大体是新旧两种婚姻的过渡、交替时期。
50年代早中期，一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展前，在知识份子圈子中的择偶，还保留了较多的感情色彩因素，属于“青梅竹马”者较多（这些在后来曾被划入“小资产阶级情调”范畴），受政治、经济因素干扰较少。
50年代早中期，在一般工人、技术业务人员当中，男选女时仍首选勤劳、朴素、忠厚者。在城镇中，虽当时许多女青年已有工作，但男青年一般并不在意这个问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仍起很大作用。
同在50年代早中期，一般城乡女青年选择男性的标准，其变化就较明显。这一时期，城镇中大规模新建工矿企业，农村进一步开展“清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政府给工矿劳模和农村民兵英雄较高地位。当时，城镇工矿女青年中，便流行择劳模，农村女青年中便流行择民兵英雄。
在50年代初，一大批未婚的中老年军队干部转业到地方担任领导，这批干部很快成为一些姑娘的追逐对象。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便反映了这一状况：“管他老不老，先要罗马表；存折抓到手，死了再重找。”这显然带有讥讽之意。在这之中，也有一些已婚干部抛弃在农村的前任老婆，在城里找年轻姑娘，品尝新式恋爱的味道，当时称此为“丢黄脸婆”。
在50年代初，女机关干部的择偶标准主要是向高级别看齐。有两首民谣反映了这一倾向。其一：“地专级干部——积极争取，县级干部——同意同意，区级干部——可以可以，一般干部——不理不理。”其二：“年轻漂亮资格老，手上戴的游泳表（可防水，在当时很高级），身上穿的呢子袄（当时县团级以上才发），性情温柔脾气好。”
在50年代中后期，在城镇姑娘的择偶标准中，较吃香的职业依次是：军官、铁路技术员及工人、国防工厂技术员及工人。
军队的待遇好，军官的政治条件、身体条件好，军官便成为50年代各地姑娘们的首选。当时在许多地区都曾流传两首民谣。其一：“一个花花太小，两个花花赚少，四个花花太老，三个花花正好”；其二：“一个花花不理，两个花花稳起，三个花花可以，四个花花争取”。一般百姓俗称军人肩章上的星为“花花”。一个花花即一星，少尉；这里是嫌其年龄较小，如有少尉来追姑娘，应不理他。两个花花即中尉，这里嫌其军衔稍低。四个花花即大尉，这里前句是嫌其年龄太老，后一句则是不管年龄，作为首选。三个花花指上尉，为注重年龄的青年女子所首选。这种找军官的作法，当时一些城市女性将它简称为“按泡泡”，泡泡，也指军人肩章上的星。
50年代正是我国铁路建设大干快上的时候。当时铁路部门的待遇可以说是相当好，首先是工资大大高于地方同级别人员，其次是能尽快解决家属工作；此外，未工作的家属享受公费医疗，并能一年一次免费乘火车外出旅游，这自然要吸引很多姑娘的注意力。当时一些城市简称找铁道部门员工为“找铁路歪壳”。歪壳，指一些铁路工人歪戴在头上的盘盘帽（另一种说法是英语“worker”的汉语读法）。50年代也是我国许多国防工厂上马之时。国防工厂的待遇高于一般工厂，更高于地方厂矿，也很吸引人。
在50年代早、中期，还有两类受政治冲击严重影响的群体：一是各种有钱人的“小老婆”。解放后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凡过去娶的二房、三房，现在必须离婚。这些离了婚的“小老婆”，再加上当时还有一批被镇压了的“地、富、反、坏、特”的老婆，她们多失去了生活来源，急于“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解放初期，煤矿工人的待遇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工人的月工资达100多元（大学毕业生月工资40多元）。 当时在河南、河北、四川等大、中型煤矿附近，常有许多这类女人在转悠，寻机嫁给这些过去无法娶老婆的“煤黑子”。
第二，即地主、富农、资本家、伪军官等的儿女。这批人的父母当时都受到严重冲击，家产大部或全部被没收，失去了昔日的经济来源。其中许多姑娘，当时主要是迫于生机，主动选择一般农民或工人为对象。在最初，她们常有“下嫁”的委曲感，但当进入60年代后，社会中开始大讲“阶级斗争”、大搞“唯成份论”，进入“文革”后又经常性地批斗地、富及其子女时，她们又感到庆幸，感到了轻松。但她们的兄弟，在婚姻道路上则要坎坷得多，一般都较难找到匹配的对象，有相当一部分人，只好长期当单身汉。
在50年代早、中期，还有一大批带有“组织决定”色彩的婚姻。当时，在新疆、内蒙、黑龙江、云南、海南等边疆地区新建的军垦农场、国营农场及内地的一些机构中有一大批未婚的老军人、老干部，有关部门便通过招工、招宣传队、征兵或自愿“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等形式，吸收大批女青年到这些地区、这些部门，婚配给他们。此外，在边疆农场，给单身职工集体放假，集体到附近山寨寻偶，又集体结婚之事也屡见不鲜。
在50年代中晚期，城镇中已基本杜绝了过去那种仅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包办”的婚姻。在农村，旧的婚姻习俗在1956年“合作社”运动后，也大体消失。在城市附近、在平原，新婚姻普及快一些，在偏僻地区、在山区则相对慢一些。
二、受极左思潮严重干扰时期
60年代，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极左思潮、极左路线对人们择偶、对个人婚姻的严重干预和支配。
约从1961、1962年开始，社会上诸如招工、招兵、升学、提干等开始讲究“成份”，且越演越烈。这也迅速表现到青年择偶标准上。当时，人们在择偶时，往往把对方的“家庭出身”、本人的“政治面貌”等看得很重。特别是进入“文革”后，随着极左思潮的日益猖獗，一些“成份不好”的子女，甚至包括“有海外关系者”的子女，尽管其本身条件不错，却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
当时军队、公安系统对军官、警官的恋爱对象要“政审”；“国防”、“军工”、“保密”、“三线”、邮电等部门，对干部、职工的恋爱对象也要“政审”。凡在亲属中有“关、管、杀、右”和有“海外关系”的，一律“政审”不合格；这个对象不能谈，否则将受到处分，或被调离，军官则可能复员或转业。成千上万的恋人，便因“政审”不过关而告吹。
60年代初期，随着文化程度的普遍提高，男子们从教育子女与日常生活所需出发，普遍将女方的文化程度作为考虑的条件之一。在城镇中，一般要求女方具有初中文化；在农村，一般要求女方具有小学文化。
在6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的姑娘们，对“高干”家庭的种种优势越发羡慕起来，当时城市姑娘中一度掀起了追求高干子弟的热潮。
过去在一般“国营单位”工作的优势，一般说来并不是很突出。但至60年代早中期，城镇中兴起“街办工业”的高潮后，国营单位的优势即显现出来。“街办工业”属集体所有制，其工人的工资标准一般低于国营企业，其它各项福利待遇也较差。哪位姑娘要是一不小心，找了在街道工业工作的男人，就会被邻居、朋友、同学嘲笑，被看不起。在街道工业工作的小伙子，在婚姻上沦为最困境的一族，除非有其它巨大优势，否则很难在同一城镇中找到称心如意的姑娘。
政治环境、社会气氛足能改变、塑造一代人的择偶观。约从60年代开始，社会上教师的地位愈来愈低。在城镇和农村，小学教师的地位甚至低于一般工人或售货员。当时四处可见“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口号，在这口号声中，一些女教师、特别是小学女教师，往往选择了文化水平较自己低下的工人为对象。在“文革”中期，大批“工宣队”入驻大、中学校，并领导学校的“教育革命”。当时，许多“被领导”的年轻女教师，便选择了工宣队成员为对象。
进入60年代、特别是进入“文革”后，所谓“专政对象”的子女，其婚姻总的说来悲伤成份较多。其女青年，多年来已领略了“成份”、“政治面貌”对生活的深刻影响，纷纷寻找“成份好的”男士为偶。其男青年，或大大降低择偶条件，或干脆研究“独身主义”。当然，也有人在逆反心理支配下，自己“成份不好”还偏找“成份不好”者不过这只是很少数。
在这一时期，知青的婚姻也是引人注意的问题。我国的“知青”早在“文革”前已有多批，但这里重点谈“文革”中的知青。1969至1976年，知青总数可能超过一千万人。他们的恋爱、婚姻大体可分三大类。
一、知青间的恋爱。成功者约占一半左右，不少男女知青通过恋爱，最终结婚。失败者也占一半左右，这个比例在当时各类恋爱群体中是最高的。其原因主要是有“第三者”插足。当时，只要有城镇工人、驾驶员、警察等插足，女知青为了离开农村、农场，很可能会含泪告别男友，跟第三者远走高飞。当时有很多民歌在知青中流行。如“明天与工人要返城，今晚与知哥逛树林，不是知妹我心太狠，只怨知哥你实无能。”
二、知妹直接选择城镇男士的婚姻。女知青为了摆脱艰苦的农村生活，只要男士在城镇中有户口、有工作，其它条件差一些，也不再计较。或先装病办“病退”手续，然后再在城里找对象。“文革”后期，城镇中本有一大批“成份”不好、或在“街道工业”工作的大龄男青年，便在这一时期纷纷与知妹结了婚。他们往往找到了年龄比自己小七、八岁，又较能吃苦耐劳的好妻子。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反映了这一背景：“知妹今年二十五，挑粪打谷好辛苦，若想回城找工人，四十五十不择主。”对此，男知青只好望洋兴叹，戏称女知青的这种选择为“曲线回城”的“婚姻之路”。
三、知青与当地人的结合。这不仅男知青有，女知青也有。这是“过日子型”的选择。知青选当地人，主要是认为当地人更吃苦耐劳，且在困难时有其家人帮助。同时，这还与当时误认为会“一辈子扎根农村”、“一辈子扎根边疆”有关。当然，也有少数人是畏于当地人的权势、关系，搞政治联姻。这一类婚姻后来由于知青返城，失败比例特高，许多已婚者、甚至已有小孩者也离婚拜拜；仅有少数一直维持了下来。
70年代早期，“文革”造反的狂热已逐渐冷却。当时，城镇中的青工们开始注重物质享受。一段时期内，街道居民区、单位宿舍区、学校校园内打制家具成风。同时，“文革”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基本摧毁，一些青年追求没有长辈约束、没有养老负担的核心小家庭生活。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便反映了城镇女青年们择偶标准的新变化：“一堂家具要新，二老去世要早，三转一响（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要齐，四季服装要全，五官端正要俊，六亲不认要狠，七十元钱（六级工的工资，当时系月收入中上）要稳，八面玲珑要滑，九（酒）烟不沾要省，十分听话要乖。”
70年代中期，除政治面貌外，城镇女青年还普遍开始关注对象的“风度”问题。当时流行的两首女子择偶民谣，便反映了这一历史。其一说：“政治条件是党员，身体健康运动员，风度翩翩象演员，服务周到招待员，父母早死百把元。”其二说：“演员的形象，运动员的身体，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风度。”
60、70年代，农村姑娘中普遍以能嫁工人为荣。当时在四川农村流行一首摇篮曲：“幺妹幺妹快快长，长大嫁进城里嫁进厂。半月吃回肉，一月关回饷，叫你做梦也要想。”当时城市里每月发一斤肉票，农村搞“人民公社”，无肉票可发。农民对城镇生活都很向往。
70年代中后期即“文革”后期，城镇中已普及高中教育，加之当时生活水平、物价有所提高，传统的男子养家糊口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城镇工薪男青年逐渐把“自带饭票”即女子也有工作，作为选对象的重要标准之一。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是：“高中文化起点线，温柔体贴善计算，自带饭票有保证，贤妻良母又能干”。
由于传统贞操观念的影响，在50年代至70年代，男女青年在择偶时把彼此是否为处女童男看得很重。特别是对女性，若曾失去贞操，便难以找到与自己条件相配的男青年。当时，这类女士也普遍自感有愧于丈夫。当时社会，也普遍把婚前性行为视为严重错误。有此错误者，几乎都要受到处分：若是大、中学生，可能被开除学籍；若是机关干部职员，可能被调到基层；若是工人农民，则可能获得“警告”、“记大过”一类的处分。如是党、团员，还要同时受到党、团处分。这类“组织处分”，对传统的贞操观、对传统的择偶标准都有推波助澜之嫌。
在50至70年代，新闻媒体、文艺节目中曾将老夫少妻作为封建婚姻来批判。当时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城镇中一般婚姻的年龄差别都不大，男女同岁、或男子大两三岁的情况很普遍；在农村，男女年龄差别稍大，但一般也只有几岁之差。
从60年代中晚期开始，在经历了“人口生育高峰”后的大城市中，人们普遍感到了住房的紧张。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等大城市的一些姑娘在择偶时，率先把男方的住房条件作为参考的重要标准之一。
三、“改革开放”以后
从70年代末开始，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人们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变化。
1977、1978年恢复高考后，报刊媒介上曾一度炒起尊重知识的热潮。许多女青年择偶时也开始注重文凭。大学生、研究生，一度成为女士们关注的对象。在农村，农技员、科技员成为姑娘们视角的热点。但两三年后，随着“穷教授，傻博士”之称的广泛流行，择偶热点也随之转移。
这一时期，报刊杂志、电视上开始刊登征婚启事，婚姻介绍所也出现在城乡各地，人们的择偶范围一下子大大拓宽了。这就使择偶者能更好地按照自己的标准选择对象。
从70、80年代之交开始，城镇姑娘中曾一度流行过注重男子身高的择偶观。当时风行一种高论，认为“男子身高在1.7米以下， 即为半残废”。那一时期在报刊或婚姻介绍所征婚的女士，一般都要求男方身高起码在1.7米以上，这甚至具有“一票否决权”。当时的征婚启事， 几乎都对自己身高作了介绍，几乎都对对方身高作了严格要求。
1982年后，一大批率先致富的个体户、私营老板（称为“款爷”，简称“款”）冒了出来，立刻吸引了姑娘们的注意。此后，私营老板、有海外关系者、企业经理等先后成为一些女士关注的热点。进入80年代后，一些在前些年已与国企工人、或有文凭者、或身高够尺码者结婚的女士，纷纷倒戈离婚，投入了大款或中款的怀抱。
寻机出国或离开大陆，是“改革开放”后流行时间较长的择偶热点之一。或追求已取得出国资格的研究生，以求出去伴读；或直接嫁给外企老板、技术员或外籍学生，以求移居；或主动接近前来旅游的外国人，或直接在外国报刊、英特网上刊登征婚启示等，不一而足。
进入80年代后，男青年们越来越看重女子的形象美。女青年们也争相“为悦己者容”，把美容放在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80年代中期后，男女择偶年龄差别很快拉大。一些在事业、经济上有所成就的中老年男人，往往能找到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女性。最初，人们对这种现象往往看不惯，慢慢便习惯成自然了。80年代后，离婚率大涨。女性再婚选择的对象，其年龄普遍大于前任丈夫；男性再婚的对象，年龄普遍小于前任妻子。男女年龄差重新拉大。
进入80年代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开放，由于沿海地区的示范，首先在城镇、其次在一部分农村，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多。人们在择偶时，也不再特别看重对方是否为处女童男。
进入90年代，“官本位”市场看涨，同时许多个体户、私营老板又在商海中不幸翻船，相当一部分姑娘择偶时，又把政府官员、行政干部放在了首位。一些姑娘的征婚启事，明确要求应征者必须是政府官员或行政干部。民谚：“50年代追军官，60年代找工人，70 年代又拥军， 80年代挽老板，90年代嫁公仆”，正反映了这一背景。
四、择偶标准中的地区差
我国客观存在着大城市与小城市、特区与一般城市、城镇与乡村、内地与边疆、近郊与远区、平坝与山区等差别。近50年来，这些差别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青年的择偶标准。
在大城市中，条件稍差一点的男士，可到小城镇中找到条件稍好的女士；城镇中条件较差的男青年，可在近郊农村找到较满意的姑娘。有很多城镇中的残疾男青年，在本城镇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姑娘，却可从农村、从山区或从边远地区找到较满意的伴侣。在60年代至70年代，城镇中的一些劳改、劳教释放男青年，当时在城镇中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也从农村、山区找来了妻子。在近郊、平坝农村中，一些条件较差的男人，如“成份不好”者、如残疾者、如大龄者、如妻死再娶者，大体都可从偏远地区或山区姑娘中找到伴侣。这些姑娘一般都相对较仆实、勤劳；且往往嫁来一人，带来一群，能把山区的姐妹们不断地介绍给近郊、平坝的小伙子。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用在婚姻择偶上，更适合我国女性。
这种地区差的出现，与“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关。大、中城市的男子们似更愿选择比自己弱一点、差一点的女子为妻，似这样才能满足作“一家之主”的潜在意识。其次，近50年来，大中城市中的许多家庭对女孩（特别是独生子女）娇惯放纵多一些，对其怎样做人妇、人母、怎样操持家务等传统美德、传统文化的教育、训练，普遍很欠缺，这些姑娘在这些方面往往不敌来自“小地方”的竞争者。一些男士更乐意选择后者，也有从生活实际需要出发的因素。再次，当小两口发生矛盾时，同一城市的父母兄弟、亲属往往出来给女方“扎”起，令丈夫甚为难堪。故一些男子更愿选择外地女士。
近50年来，除了前文谈到的“成份”因素外，我国一般工人、农民、教师等在择偶时都不太注重对方的家庭背景。相对而言，在六、七十年代，一些老干部、一些高干家庭较注重门当户对，此或与政治联姻有关。其次，一些农村地区，流行在择偶时除考察女方的人品道德、是否勤劳能干外，还要考察岳母、舅子等的一些情况。
总的说来，我国男性的择偶较看重女性的体貌和年龄，较倾向于寻找比自己稍弱一点的女性为伴侣；女性择偶较看重男性的才能、地位、前途、财富，普遍希望与比自己强大、富有的男性为伴侣。男性的择偶标准中精神的成份更重一些。女性的择偶标准中，物质的因素更多一些，更务实一些。它还表明，我国的女性普遍比男性更识时务，对社会风气、时代潮流的变化更敏感、适应力更强。“男才（财）女貌”这一传统的择偶观，在这50年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基本精神仍未大变。其次，这50年择偶观的变迁，已初步表现出循环发展的特征。如男女年龄差，便经历了由大到小，再到大的过程。又如纳妾娶小，近年也在部分地区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但从目前来看，这些还只是螺旋式的发展，不是倒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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