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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在农村解决农村问题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就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看，仅从农村的角度来处理农村问题或曰“三农问题”，显然是个死胡同。
第一，我国的小规模家庭农业不可能“致富”。我国有9亿农村人口，5亿农业劳动力，近20亿亩耕地。考虑到水旱霜虫等自然灾害和高寒盐碱的贫瘠土地、照顾到休耕退耕的环境需求，农村人均最多两亩地。南方两熟地区人均1亩；北方单熟地区人均3亩，产量相当于南方的1亩。这样的“1亩地经济”，种地养殖可以丰衣足食，甚至还可能略有节余。但要靠一亩地“致富”、追赶发达国家，就像指望美国人靠耕种自家后院成为强国一样荒唐。
第二，就结果而言，分散或合作经营没有重大不同。计划时代的“大锅饭”伤害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但在产业市场的时代，农民的劳动热情“不值钱”，有的地方反而比计划时代更少从事农业劳动的热情。在市场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小农还遇到了西方“农业产业”的竞争，其生存条件将快速趋于恶化。
第三，国家补贴对农村不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的中国是否需要补贴农业呢？当然需要！不过，一个基本的事实必须澄清，世界上哪个国家有能力补贴9亿农村人口，使其收入水准产生有实质意义的大幅提升？每人每月只贴100元，9亿人一年就是1万亿。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才1.5～2万亿。
第四，强调耕地私有化没有积极意义。起初，支持耕地私有化的人着眼于农民的劳动热情和对土地进行长期稳定的投入。他们没料到，市场会无情地摧毁农民土地投入的热情。今天，支持土地私有化的人着眼于加速土地流转，使土地集中于少数“种田能手”或“养殖大户”。他们不懂得，市场有繁荣就有萧条，耕地是“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惟一的“社会保障”，一旦失去耕地，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就会从民工变成“流民”。3亿农村劳力季节性地离开农业，其中半数要季节性地回归农村，依赖耕地生活。农地私有化不仅会断绝农民的回乡之路，还会搞乱农村现有的生存方式。
第五，村长“海选”同农村社会的进步没什么关系。农村基层政权民主化是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迄今已达十年之久。农民对这个“伟大改革”远没有像对“家庭生产责任制”那样热情。为什么呢？首先，多数决定未必正义，在中国农村的宗法社区里则明显不正义。村庄里分大姓小姓，大姓人多。虽然大姓欺负小姓的强权政治早已是事实，可怎么能由官方政策来合理化呢？不懂得农村的社会关系是由血缘和裙带关系主导的，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海选”会在相当多的村庄恢复旧有的宗法政治，或催生金权政治及黑社会政治。其次，农民的不满看上去是同基层政权和基层政府的冲突，实际上是农民同中央统筹政策的冲突，更是农民与市场风险的冲突。组织农民是绝对必要的，但评价组织形式优劣的标准决不是什么抽象的“权利”，而在农民能否安全地离开土地，离开农业；至少也要有利于农村卫生医疗、道路修建、饮水安全、环境保护、社会秩序和鳏寡孤独废疾者的基本生活供给。
城市包围农村是惟一的出路
吃饭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不能以“养活”了多少人来自慰。日本用了世界上百分之几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几的人口？中国人必须创造高附加值的产品，人均产值要搞得和日本一样多。这只有非农经济才能做到，只有农转非、推进城市化才能做到。
第一，把农转非明确宣布为我国最根本的宏观经济战略。毛泽东讲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如果明确“农转非”是我国最根本的经济任务，各地城市领导干部的工作就会集中于此。把城市人口（有固定居所，交纳税费，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数量当作政府经济业绩的主要标准，各地政府必然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歧视农村人的城市政策（如不给郊区农民开发房地产的权利）会被快速废除，阻碍城市间人口流动的政策会快速消失，鼓励扩大本城人口的各种政策就会浮出水面。从此，政府行政的主要动力就是扩大城市以及维持良好的城市秩序，各地的发展竞争就会成为对人口的争夺。
第二，研究世界上的各种城市化道路，拓宽我们的思路。粗略想来，世界上或许有四条典型的路。(1)西欧的工业化道路。大部分西北欧国家靠城市工业的发展来减少人口中的农民比例。战后西欧的农民比例迅速降了下来，成就了许多扩大了的老城和新城。(2)拉美的流民道路。多数拉美国家把无地农民变成城市贫民，造就了一些诸如墨西哥城那样的超级大都市，却也造成了激烈的社会矛盾。(3)美国的自由新城市道路。美国靠农民自发建新城的努力及相关的政府法规和规划管理，几乎在一夜之间建立了无数的新城和大城。(4)日本的军事化道路。日本靠对外战争把大多数农民变成了守纪律、听指挥、能操纵精密武器，并且出过国、见过大世面的士兵，当这些人回国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农民了。比较而言，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有西欧道路的雏形，但比西欧工业发展更迅速，代价是依赖城乡行政分割。改革之后，有一点拉美的味道，但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我们比拉美做得稳妥。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把农村社会搞成了准军事化组织，但因为实行城乡分割，效果不明显。不过，在较为闭塞的西部地区，复员军人是今天农村基层干部的主要来源，也是“民工”的一个重要来源。我国完全未尝试过的政策是美国式的建新城策略。我国惟一独特的道路是农民集体就地建设工业，即乡镇企业。
第三，允许农民以农地或劳动来交换城市住房，鼓励农民参与新城的建立。在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农民白手起家，并没有“资本”，却把空地迅速变成城市。我国的基础比美国好，农村地区遍布各种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如果有相应的城市规划和统一的环境标准，加上中央和省政府有计划地选择投资对象，对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进行基础设施投入，我们有可能快速建设新的中等城市，农民会愿意以农地或劳动交换城市用地，相关的政府领导也会感到正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让新城的名字与自己的成就紧密相连。读一读美国城市发展史，那里比我国的情况困难得多，却充满了戏剧性的发展和传奇，对我国应是极有启发的。
第四，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城务工。大型城市的政府应当要求建筑和施工单位尽量使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起来的民工队伍，并将工作优秀者留在城市。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证明，组织起来的农民是强有力的，也有助于抵抗资本过于残酷的掠夺和欺诈。放弃对农民的组织是愚蠢的。关键在于组织农民做什么事情。组织起来的农民能打赢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组织起来的农民也能迅速扩大旧城，建设新城。排除农民，中国的经济没有希望。
第五，取消户籍制度里的城乡划分和地域限制。现有的户籍制是迟滞我国农转非、城市化的一个重大障碍。许多学者认为，废除现有的二元户籍制早已是共识，但问题在于农民进城后没什么可做的，会急剧扩大城市失业人口，城市会乱套，会拉美化。这种看法事实上在为现行的户籍制度辩护。中国不是拉丁美洲，中国农村经济不是大庄园经济，不会产生大量没有耕地的流民，死活也要吃城市饭。取消了中国的“农村户口”，城市户口也就贬值了，并不会导致在城里没活路的农民非要呆在城市。我国改革以来的经验证明，城乡劳工的竞争是创造就业的最大源泉。如果乡下人素质高于城里人，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竞争岂不导致城里人素质提高？如果乡下人的素质低于城里人，城里人为什么要害怕乡下人的竞争，为什么要排除乡下人来竞争？农民进城来做什么？城市总是先有人后有工作。工作是人创造出来的。有了人，才可能有工作；没有人，就一定没有工作。还有些人担心城市人口过多，基础设施负载超重。城市是靠“人气”繁荣起来的。开上出租车，就知道城市缺人；开了旅馆、饭馆、商店就知道“人”太少；开了房地产公司会为人少而急得想跳楼。世上从来不是先有城，后有人，永远是先有人，后有城；先有车，再堵车，后有路。不堵车，谁会自找麻烦拆房修马路呢？不修路，搞给排水，建通讯设施，盖居民楼，哪会有什么“城市”？原先我们的城市发展慢，就是因为户籍把人给卡在城外了。而今我们的城市发展快，是因为我们给户籍制度开了一道缝，允许农村人进城打工，容许城市之间人口互动，从而逼政府修路架桥，成就了美丽的大城、新城，增加了上亿的新工作岗位。我们应当取消“农村户口”，取消城市之间户口转移的限制，争取在五年内拆除所有户籍流动的障碍，让全国人民“动”起来，向大城和新城流动，迅速扩大我国城市经济的总体规模。当我们消灭了城乡差别，人民就相互依存，社会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国家就成为人民的生命共同体，普遍的社会正义就有了基础。
因此，我们说：现代中国革命的关键是理解农村，当代中国建设的关键也是理解农村。排斥农民，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排斥农民，中国的建设事业也不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