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
文化自信与社区文化协同治理创新
颜 玉 凡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98)
摘 要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文化协同治理是推动文化自信建设、创新社区发展的重要途径。它秉持文化自信建设在意识形态、居民生活和文化生产等三个领域中的行动宗旨，以构建“权、责、能相互匹配”的治理主体权责体系和协同治理创新空间、扭转治理行动的碎片化为目标，以社区文化建设运行系统、文化自信“综合营建”运作模式、多元主体动态协同治理系统为基本架构，按照“协同治理——协同创新——居民主动性参与——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的思路，通过构建以文化建设价值增值为目标的协同治理系统全过程创新机制、居民主动性参与和协同治理创新的互动提升机制，来实现社区文化自信建设与“文化善治”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 ：文化自信；社区文化建设；协同治理；主动性参与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社区文化建设是使文化自信在社区基层落地生根的重要途径。然而，以往的社区文化建设在碎片化的治理模式下[1]，各级行政单位的行动取向差异偏离了制度宗旨，不均衡的多元化居民参与未能消除阶层文化隔阂，受到多重制约的文化服务组织难以有效激发建设活力[2]，文化建设主体也缺乏针对整体性结构问题的协同治理行动[3]，导致文化建设成效未达到预期。在此背景下，应通过建立社区文化动态协同治理体系来提升治理主体的创新能力，进而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创新机制来应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情况，实现治理过程的价值增值，为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一种崭新思路。
职业教育的特点是重实践性、重技能，需要一批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会讲课、懂技术的“双师型”教师。而我州职业学校绝大多数教师均为接受纯理论教育的毕业生，这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明显不相适应。因此，学校应鼓励教师定期深入企业开展实践锻炼，不断更新知识，同时聘请企业或行业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定期来校指导，提升教师技能水平，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动态。
一 、围绕文化自信的宗旨来统筹社区文化协同治理目标
文化自信是代表国家的政府、组织(政党、社会组织、企业等)、个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其软实力(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信心和信任。因此，致力于构建文化自信的文化治理行动是围绕着国家意识形态、居民生活方式、文化产品生产三个领域展开的，新时代的社区文化建设亦不例外。
(一)构建文化自信的行动宗旨
中国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国人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构建文化自信始终应以人民群众为中心，以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为基础，通过激发群众建设当代中国文化的积极性、主体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主义文化价值理念深入人心。
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文化自信肩负着稳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功能。国家文化具有将社会成员的个体意志整合为公众意志的功能，同时可以将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深植于公众的思想意识中，通过尊重个体意志来增强社会成员接受意愿，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唯有秉持追求公众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共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保证人民群众能够平等参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重建。可见，在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承担着通过制定文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引导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使命。
其次，社区文化治理创新的良性运行逻辑在于尊重居民的主体性地位，发动他们主动参与治理全过程。这不仅要消除居民个体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时来自于社会环境、生活境遇的结构性障碍，还需通过建设文化认同的“常人生活体系”来影响居民的日常认知与行为逻辑[8]，并完成“荣誉感内化”与“生活仪式内化”的双重建构，以此形塑居民的价值认同与文化身份的自我识别和自我认可。同时，还应以社区民间团体作为居民组织化和有序化参与的重要载体，提高参与质量，逐步推动主动性参与模式由融合型向共享型再向发展型转变。
以构建文化自信为价值指归的社区文化协同治理创新，需要充分发挥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协同效应，推动各治理主体在协同效应影响下为实现价值增值而不断采取创新行为，使居民在个体认同与社会支持的综合推动下采取主动性参与行为，以此激发建设活力，进而通过多阶段动态协同治理模式、全过程创新的自组织协同机制、调动居民参与主动性的多渠道动员模式[7]来提升协同治理体系的治理能力和创新绩效。其创新思路主要包括结构与功能居民主体地位、协同治理系统三个方面。
目前，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居民、[注] 人民群众在社区是以居民身份来参与文化建设的，社区居民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参与主体，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 街道与居委会、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文化企业。在建设过程中，街道和居委会等基层行政单位的行动取向被市、区等上级行政部门的文化建设制度与行政机制所左右[6]，而这些基层行政单位的行动模式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文化组织和文化企业的参与深度和参与行为，文化组织和文化企业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营策略又被各级行政单位的制度机制和行政惯习、居民的价值判断和行动取向所制约。究其根源，文化自信建设体制的影响具有传递效应，作为治理体系的初始端，它在完善性、可行性和有效性上的微小欠缺，都可能通过整个治理结构的传递效应，产生连锁性的递增影响，进而通过此影响传递链，使各参与主体在社会结构的裹挟下产生行动与价值的偏离，最终使整个文化自信的建设轨迹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因此，以构建文化自信为价值指归的社区文化治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结构优化入手，来对上到制度设计、机制创新，下到各级行政单位、不同阶层居民、各种类型的文化组织和文化企业的参与要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整体性与系统化，全方位、多层次的统筹规划与协同治理。
在更深层次上，文化自信是每一个中国人对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自信，是“党和国家——社会各类组织——群众个体”三个层面主体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的体现，它蕴含着国家自信、组织自信与个人自信三者相辅相成的递进逻辑。因此，构建文化自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充分调动各层面参与主体的自觉性和建设活力，让它们发挥主人翁精神，推进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循此思路，致力于构建文化自信的社区文化治理结构跟政府、居民、文化企业和文化组织等主体的行动策略和文化建设体系密切相关[5]，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依托的关系。而针对单一层面参与主体的治理，并不足以解决整个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弊端，需要将治理结构与参与主体放置在整体性的系统框架中来分析和选择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法和治本之道。
(二)社区文化协同治理目标
再次，在文化生产领域，构建文化自信旨在通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来增强其感染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自信不仅要顺应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还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按照以社会效益优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在兼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重发展路径的前提下规范文化生产；并利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相互竞争来激发文化生产的活力，促进文化资源的合理流动，为人民群众生产接地气、有魅力的文化产品，提升当代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进而通过不断创新让社会各界对国家的文化生产充满自信。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假基因是看似正常、却没有功能的“死亡基因”，是基因组进化历程中的“化石记录”，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如上所述，假基因在基因表达、基因调控、产生基因多样性等方面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人们重新定义了假基因的概念： 即假基因是指源于功能基因，却不能够表达相同类型产物(如蛋白质、tRNA及rRNA等)的基因组序列[16]。
二是民生水利建设提速升级。农田水利万宗工程、千宗治洪治涝保安工程、千里海堤加固达标工程和村村通自来水工程建设扎实推进。19个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88个省级小农水示范镇建设基本完成；中央和省级共42个小农水重点县建设顺利推进；117座重点小 （1）型、312宗重点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基本完工，79宗近期中小河流治理试点项目建设基本完工，68个山洪灾害防治县级非工程措施投入使用；15宗千里海堤加固达标工程开工建设；6个村村通自来水工程示范县建设完成投资1.8亿元，进展态势良好；新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完成94%的投资量，年底前将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二 、社区文化自信建设需要发挥协同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功能来带动过程创新
为了实现社区文化协同治理目标，应按照“协同治理——协同创新——居民主动性参与——协同治理的效能提升”的思路来推动社区文化自信建设的创新发展。需要以社区文化协同治理体系为基础，通过多元主体动态治理系统的协同效应，来对社区文化建设系统的综合营建运作模式进行整体性治理，以扭转碎片化治理的局面；同时，以居民主动性参与为引擎，带动协同治理系统的全过程创新，进而通过两者的互动提升来为治理创新提供不竭动力。
(一)社区文化协同治理的体系构成
第一，具备整体性、系统化特征的社区文化建设运行系统。该系统由四个子系统组成：一是体现社区文化自信建设的核心和灵魂的知识与价值系统，它包括提升文化主体知识底蕴的文化教育系统、体现居民共同价值理念和时代精神的社区主导文化、居民文化自觉培育机制三个方面。二是为社区文化自信建设夯实基础的文化保障系统，它包括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资金保障的财政投入机制、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物质保障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结构和设施建设模式、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文化活动载体创新机制三个方面。三是维护社区文化自信建设秩序的文化管理系统，它包括社区文化建设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政策、引导与监督机制、引导居民参加文化社团的组织机制、高素质文化干部队伍和专业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机制五个方面。四是作为社区文化自信建设助推器的文化发展动力系统，它包括以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文化自信建设目标责任制、文化自信建设绩效评估机制(包含评估模式、评估指标、评估主体及其职责划分、评估效能测度)、考核机制、激励奖惩机制、反馈机制、现代气息与历史传承相得益彰的社区特色文化创新机制、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互动发展机制六个方面。
第二，“政府主导、居民主体、市场参与”的社区文化自信“综合营建”的运作模式。该运作模式主要包含三项机制：一是充分发挥政府主导效能的三级文化管理与服务机制(区、街道、社区三级)，它包括在三级行政主体的角色定位、职能分工、职责划分、工作流程、文化资源摸排等方面的管理机制，在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项目开发的决策、活动开展、政策支持、内外互动、援助和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机制。二是基于价值认同和社会支持双重驱动的居民主动性参与机制，它包括主动参与的内驱力即价值认同的建构机制、主动参与的外驱力即社会支持的增强机制、结构化的参与机制、规范化的参与内容、开放的参与渠道和平等的参与平台、民间文化达人和能人的培养机制、以居民团体培育为核心的居民自组织参与机制、基于共同价值理念和历史情感的居民共同体建构机制、居民的全过程参与机制等。三是充分调动社会主体内生动力的市场供给机制，它包括市场主体的准入机制和筛选机制、市场监管机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的新型融资模式(如PPP模式、众筹、“互联网+”、专项建设资金、项目债券)及其保障机制、文化产业的培育机制、文化产业与社区经济和教育、新兴科技的协同发展模式等方面内容。
第三，充分发挥工作合力的多元主体动态协同治理系统。该系统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各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类型的梳理系统，它包括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服务—治理—管理”关系、居民与其他主体之间的“评价—监督—反馈”关系、社会文化组织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服务—供给—沟通”关系、文化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服务—供给—竞争”关系等。二是各行动主体之间和谐关系的生成机制，它包括目标整合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共识达成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三是各环节的协同治理工作机制，它包括诉求表达、政策决策、筹集资金、服务供给环节中的协商机制与合作机制，社会组织、民间团体与文化企业在服务供给环节中的分工机制和竞争机制，居民对其他主体在服务供给、绩效评估、问责奖惩等环节中的监督机制、制衡机制和反馈机制，以及上述机制的操作程序和适用情境，各主体在各环节中的先后次序、主次作用、衔接对象。四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导向、政府引导协调、组织和企业有效运作”的多元主体动态协同治理系统，它包括能够让系统产生协同能力的目标和制度体系、权益和资源分配机制、价值评估机制、要素协同的过程机制、主体协同的组织机制等。
(二)社区文化协同治理的关键环节和重点
为了构建文化自信，在对社区文化进行协同治理时，需要重视两个关键环节：一是要通过“以居民为核心主体、政府为引导和服务主体、社会组织和企业为协同主体”的动态协同治理系统，借助高效的运行机制来发挥协同效应，以提升整体创新绩效，包括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二是要通过各级政府协调行动机制、居民主动性参与机制、社会组织和企业的绿色服务与供给机制来激发治理体系的创新活力，推动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仿制药企业所提的专利挑战中，大多数针对的是非活性成分专利。极高的专利挑战成功率激励更多的仿制药企业对非活性成分专利提出专利挑战。而从原研药企业角度而言，非活性成分专利极高的挑战成功率又“迫使”其在桔皮书登记更多的专利，从而通过数量的优势来弥补非活性成分专利在保护效果上的不足。桔皮书中更多的非活性成分专利又必然会导致更多的针对非活性成分专利的挑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使得双方都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维护或挑战改进型的非活性成分专利。
在上述两个关键环节，治理体系要处理好四个重点：一是要重视城市及其社区的异质性和治理主体的内部分化对治理活动的影响，比如城市特征的差异、社区类型的差异、对各级行政部门在治理逻辑上的差异、居民的个人特质差异等，特别是各级政府在行动取向上存在的差异性要引起足够重视。二是要从交错重叠的关系网络中清晰划定多元主体在各环节中的职责分工与权力边界，提炼动态协同关系演化规律，为拟定治理思路、对策措施和工作着力点提供参考依据。三是要通过治理体系的自组织协同机制，来对创新要素、创新过程和创新效能进行集成优化，形塑完整的创新价值链。四是根据参与动力和参与成效两个维度，来制定居民主动性参与的判断标准，进而划定主动性参与的边界范围。
首先，它要通过“权力、责任、能力相互匹配”的治理主体权责体系，来使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平等对称，形成合理均衡、多向联动的协同治理结构，使治理活动具备良好的动态情景适应性。其次，它以对社区文化的挖掘、保护、传承和利用为基础，形构符合社区传统肌理和文脉的包容、多元、开放的协同治理创新空间，使治理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学习、知识共享、信息传递等方式来对创新网络结构施加影响，为协同治理的创新式发展提供“硬”秩序(确保创新活动有序运行的组织和规则系统)和“软”秩序(为硬秩序提供合法性的价值共识系统)保障。再次，它通过对多元主体互动的网络化治理来弥补治理行动碎片化的缺陷，实现治理机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提升治理体系的运行效能，并借助协同活动的自组织机制来确保治理系统运行的柔性和韧性。
三 、以推进多维治理要素互动为思路创新社区文化建设
那是一天下午，县里小汽车来了。从车上下来一位高个儿，面色黝黑的中年人。噢，是主管农业的马副县长。他一看见吴站长就说：“殊书，过得惯吗？你爸爸妈妈要来看你呢！”
首先，协同创新活动有赖于多元主体对以效率、有用、公益为评价标准的治理价值增值的共识，这需要实现利益的超冲突均衡和权力配置的差异性均衡，并对非结构化的知识创造与共享流程进行再造，掌握创新资源的汲取与聚合机理，精确把握创新品质，进而以完善的创新结构支撑高效的创新功能，以强大的创新功能带动创新结构的完善发展。
干预组的总满意度为98.4%，常规组为82.3%，干预组显著高于常规组，两组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其次，在居民生活领域，构建文化自信体现着国家对公众在文化生活中寻求价值意义的人文关怀。社区文化建设是将文化和谐的国家价值理念“世俗化”的一种现实路径。在阶层利益不断分化、文化区隔日益明显的个体化时代，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建构有利于各阶层相互沟通交流的文化机制，来为公众描绘差异性和共在性相统一的公共生活愿景，让来自任何阶层的个体都能从中寻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4]，并试图通过强化公众对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和自信来巩固国家认同。这需要让社区文化发展成果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让它们能惠及每个个体，实现社区文化生活进步的全民共享，进而为构建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自信奠定基础。
再次，应利用能够带动协同治理系统持续创新的政策措施更新，来驱动居民主动性参与，并在政策激励和居民参与的共同推动下，引导和督促社会组织与企业不断提供优质服务和产品。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使居民在参与过程中提升文化自信的良性互动，为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善治”的良性循环提供动力。
最后，应在实践层面加强文化自信与社区、产业、环境等联动塑造的统筹协调，注重空间、生态、文化设施、公共文化服务和社区文化产业规划的有机融合，特别是以打造文化活动“一社一品”为切入点，摸索各环节多元主体的联动创新，充实社区文化人才队伍，将充分挖掘社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构筑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乡贤文化相结合，保护居民的集体记忆[9]，为居民重构承载社区记忆、充满文化内涵的精神家园。在社区文化产业培育方面，应重视大数据、云技术、“互联网+”等新兴技术[10]与“生态+”的综合运用，并通过产业链融资、抵质押贷款、信贷工厂等方式来扶持文化类小微企业。
以构建文化自信为价值指归的社区文化协同治理创新应利用动态治理系统的协同效应推动治理创新，以治理创新带动居民有效参与，居民的主动性参与又能够不断推动更高层次的治理创新，实现良性循环发展，通过居民主动性参与和协同治理创新来为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动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构建以文化建设价值增值为目标的协同治理系统全过程创新机制。首先，应按照以“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核心价值建构”为内核的“文化治理秩序”的要求，遵循“价值理性—目的理性—工具理性”的治理路径，构建“价值诉求—公共性再造—理性共识”的运作理路，积累实现社区文化建设价值增值的要素，例如治理价值的要义、增值共识、建构渠道、建构载体等。其次，要按照协同治理系统的“创新结构—创新行为和机制—创新功能”三个步骤来建立全过程创新机制。一是要建立合理的创新要素结构。应优化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社区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组织环境、与其他领域公共治理的协同发展环境等创新环境，根据创新主体(即治理主体)的特点和专长，充分利用人员、技术、政策、资金等创新资源，对发展理念、文化思想、知识技术、制度体制、模式流程、合作途径、组织结构、功能内容、管理方法、产品服务等创新客体进行创新，设计各主体在各环节的创新活动中的自组织协同机制，包括知识共享机制、利益协商机制、关系协调机制等。二是要建立治理主体创新行为的促进机制。应通过创新过程的诱发机制、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博弈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反馈机制、持续改进机制、共建共享的权益保障机制等来触发各主体的创新动机，引导它们运用相互学习、沟通交流、信息分享、组织扁平化、主体间关系网络化、新技术运用等创新策略来提升其创新思维、学习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想象能力、批判能力、实践运用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公关能力、资源集成能力、整合多种能力的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创新能力。三是要构建治理系统创新功能的多元化拓展机制。应建立对开拓式、升级式、组合式、移植式、精神式、差异化、精细化等创新类型的有效选择机制，合理设计创新绩效评价机制中的评价指标、评价标准、评价方法，测量包括创新品质与创新效率在内的创新效能，根据其创新效果来判断其创新层次(局部创新、模块创新、结构创新、体系创新、超体系创新)，据此构建创新结构和创新行为的协同提升机制。
第二，建构居民主动性参与和协同治理创新的互动提升机制。居民既是社区文化建设所围绕的服务对象，也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社区文化动态协同治理体系的运行动力需要依靠居民的主动性参与来激发，这要求制度推动者应深入挖掘居民参与动力的内生机制，不断寻求外部支持，理清居民参与性质对社区文化治理创新绩效的关键影响，构建通过组织化、有序化的居民主动性参与机制来提升文化自信建设品质的创新路径。首先，应根据生活意义和价值感、情感支持和精神抚慰、奉献意识和责任感、政府荣誉和居民认同、生活资源和物质利益等参与动力源，来精准识别福利获取型、权益实现型、志愿服务型、自娱自乐型、即兴参与型等居民参与类型，掌握各种类型的居民的行动策略和参与逻辑，并根据他们在身心愉悦、身体健康、生活品质、自我教育、个人修养、事业发展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参与成效，识别出融合型参与、共享型参与、发展型参与等主动性参与模式。其次，应按照“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为”的文化意识演化路径，来设计主动性参与的内驱力——价值认同的建构途径，包括国家认同、社区认同和归属感、文化认同、公民意识、公共精神、需求满足等。再次，应针对主动性参与的外驱力——社会支持对居民参与的性质、程度和持久性的影响，来建立社会支持的保障与增强途径。一方面，需要厘清各类居民能够从政府、企业、社区、社团和个人等处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包括情感支持、信息支持、社会成员身份、工具性支持等。其中，政府支持包括制度环境、参与渠道、利益表达与反馈机制，个人支持则来源于子女、亲属、邻里、朋友和同事等。另一方面，还需掌握在由权力关系、凝聚力、稳健性、角色关系等形构的社会支持网络结构中，不同性质的参与策略对社会支持资源的获取与控制能力，厘清社会网络的规模和互动要素对各参与类型居民的社会支持的影响机制，据此为他们构建能够使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有效互补的多元化社会支持网络，保障社会支持的增长性和稳定性。
第三，还应根据居民主动性参与行为的发生和维持机理，建立为居民主动参与提供保障的社区基层队伍和民间组织建设机制、资源配置机制、制度设计机制，提升居民自组织参与能力的有序参与机制和约束规范机制，通过管理制度创新提高居民闲暇时间与设施开放时间、活动开展时间的匹配度，减少文化设施的物理距离，降低居民参与的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并适当给予活动补贴以降低参与成本，化解导致消极参与的因素，有效调动居民的能动性，创造将被动性参与转化为主动性参与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建立高质量的居民主动性参与和协同治理系统的决策绩效、运行效率、资源节约、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等创新绩效之间的互动提升机制。
以城关方言为例，根据陈丽冰[6]对宁德城关新派发音的调查，有 15 个[ŋ]尾韵母： aŋ、eŋ、εŋ、øŋ、œŋ、oŋ、əuŋ、iŋ、iaŋ、iεŋ、uŋ、uaŋ、uoŋ、yŋ、yoŋ。 中古三个鼻音韵尾[m、n、ŋ]归并为一个[ŋ]尾。
参考文献 ：
[1] 张鸿雁：《“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建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3-10页。
[2] 唐有财、王天夫：《社区认同、骨干动员和组织赋权：社区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2期，第73-78页。
[3] 颜玉凡：《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主体互动机制：制度理想与现实图景——基于对N市JY区的考察》，《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34-142页,156页。
[4] Erik H. Erikson, Identity and life Cycle , New York:Norton, 1959, p.118.
[5] 王水雄:《结构博弈——互联网导致社会扁平化的剖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6] 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页。
[7] 王诗宗、杨帆：《基层政策执行中的调适性社会动员：行政控制与多元参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1期，第135-155,205页。
[8] 高勇：《参与行为与政府信任的关系模式研究》，《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98-119,242页。
[9] 康纳顿·保罗：《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0] 陶希东：《大数据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与战略选择》，《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85-90页。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2019)02-0048-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大都市社区文化协同治理的创新机理与居民主动性参与机制研究”(17CSH008)
作者简介 ：颜玉凡，1983年生，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朱 磊，张斐男]
标签：文化自信论文; 社区文化建设论文; 协同治理论文; 主动性参与论文;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