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与反思——江西经济20年发展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西论文,差距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江西与邻省的差距
江西与周围邻省相比，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其实，早在70年代就存在差距，只是后来进一步扩大了。这里选择安徽和湖南作一比较。
1、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
1978年江西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财政收入三项绝对值指标均低于安徽和湖南，且差距不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工业产值、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职工平均工资五项人均指标，与安徽相比，4项高于安徽，与湖南相比均低于湖南。相对于绝对指标， 人均指标的差距要小（原因是江西人口相对较少）。1998年三项绝对指标和五项人均指标中，除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安徽外，其余均低于安徽和湖南，且差距进一步扩大，其中绝对值指标比人均指标的差距更大（原因同前）。1998年与1978年相比，差距拉得更大的是工业，其中与安徽的比例数减少了26.35%，与湖南的比例数减少了11.5%。 这恐怕是江西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详见表1、表2）。
表1 1978年江西与安徽、湖南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当年价
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 财政收入
农民人 职工平
绝对值 人均值 绝对值 人均值 绝对值 人均值 均纯收 均工资
(亿元) (元) (亿元) (元) (亿元) (元) 入(元) (元)
江西 87.00 273.00 73.57 231.13 11.99 37.67 141552
安徽 113.96 241.80 107.11 227.27 22.22 47.15 113543
湖南 146.99 284.53 142.78 276.38 27.55 53.33 143563
江西/ 76.34 113.04 68.69 101.70 53.96 79.90 124.78 101.66
江西/ 59.19 96.06 51.53 83.63 43.52 70.64 98.60 98.05
表2 1998年江西与安徽、湖南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当年价
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
绝对值人均值
绝对值 人均值
(亿元) (元)(亿元) (元)
江西 1851.9844181630.92 3891
安徽 2805.4545373851.89 6229
湖南 3211.4049394074.04 6266
江西/ 66.01 97.38
42.3462.47
江西/ 57.67 89.45
40.0362.10
指标
财政收入
农民人 职工平
绝对值
人均值均纯收 均工资
(亿元)(元) 入(元)(元)
江西
145.60349 2048 5384
安徽
262.10426 1863 6117
湖南
285.74441 2065 6558
江西/ 55.57 81.92109.93
88.02
江西/ 50.96 79.1499.1882.10
2、经济结构的比较
（1）产业、产品结构
江西产业和产品结构与安徽、湖南相比，存在着以下三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江西现有的工业产品中，市场占有率高并比较知名的产品不多。相对而言，江铃汽车、昌河面包车、凤凰照相机、华意无氟压缩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规模都很小。1998年，江铃汽车年产不到2万辆、 昌河10万辆、凤凰照相机17万台、无氟压缩机20万台，作为上市公司的江铃汽车还面临着连续两年亏损，戴“ST”帽子的局面。安徽则拥有象美菱冰箱、荣事达洗衣机等知名品牌；湖南则拥有象远大空调、南方摩托、旺旺食品等知名品牌。
二是江西烟酒行业落后。1998年江西卷烟产量35万箱、安徽196 万箱、湖南233万箱，江西为安徽的18%、湖南的15%；1998 年江西酒产量53万吨、安徽164万吨、湖南56万吨，江西为安徽的32%、 湖南的95%。1998年江西烟酒的利税才8亿多、安徽70多亿、湖南90多亿。 尽管烟酒税收的主体部分属中央税，但烟酒税收上的巨大差距仍然是造成江西与安徽、湖南财政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三是江西高新技术产业落后。江西的计算机产业虽然起步不晚，但没有能成长起来，1998年计算机产量不足8000台。反观安徽和湖南，安徽的长安电子PC机的生产规模已达50多万台；湖南的计算机公司三年前已是上市公司，长沙的创智软件公司已成为国家四大软件开发园之一，并已成功“借壳”上市。就高新技术开发区实现的工贸收入而言，南昌才38亿元，而合肥184亿元、湖南110亿元。
（2）所有制结构
江西所有制结构与安徽、湖南相比，存在以下三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江西公有制比重，尤其是国有制比重畸高。1998年全部工业产值中（现价）江西国有制比重为40%，而安徽、湖南分别为25%和22%，江西比安徽和湖南分别高出15个和18个百分点。江西国有制比重高，并非是江西国有制经济发达，江西国有工业的产值只及安徽的67%和湖南的72%。
二是江西非公有制经济落后，质量低。从利用外资的情况看，截至1998年末江西外商直接投资额56.57亿美元，同期安徽为87.13亿美元、湖南为78.09亿美元，江西为安徽的64.93%和湖南的72.44%。 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江西1998年比上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户数不增反减，减少271户，投资额减少1.06亿美元。1998 年江西实际利用外资（直接投资）列全国例数第9位，这与江西区位、经济规模极不相称。 湖南这几年利用外资的成绩斐然，实际利用外资1997年列中西部第一位，1998年列中西部第二位。从个私经济的情况看，截至1997年末，江西个私工业产值261.90亿元，同期安徽778.44亿元、湖南1409亿元，江西为安徽的33.6%和22.8%。可以说，江西与安徽和湖南工业的差距，主要是个私工业方面的差距。江西个私经济与邻省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现在质量上。从户均资本金看（1995年数据），江西为20万元、安徽为25万元、湖南为27万元，尤其是湖南涌现了象创智科技园、远大中央空调、三一重工等科技含量很高的全国知名的私营大企业。
三是上市公司数量少，截至1999年9月，江西上市公司12家、 安徽19家（仅1998年就上市5家）、湖南27家。江西累计筹资53.9亿元， 而湖南去年发行的新股“华菱管线”一次就筹资10.3亿元，安徽的“马钢股份”筹资多达30亿元。公司股票上市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无成本、无风险筹资。江西在这方面的落后，是巨大的“比较损失”。
二、造成差距的原因
目前江西与邻省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方面的差距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也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这里试提出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缺乏服从于实现工业化任务的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之前，尽管中国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来说，更是如此，1978年江西第一产业的比重高达4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273元。 如按照钱纳里的工业化模型判断，当时江西还停留在初级产品生产阶段，还没有迈进工业化的门槛。（钱纳里的模型认为，当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初级产品生产贡献时，社会由初级产品生产转入工业化阶段，这种转变一般发生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美元的阶段）因此， 如何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是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纵观我省20年来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指导思想上对此并不是十分明确的。
80年代初、中期提出发挥资源优势的战略，强调加快开发江西的地上、地下资源。提出这一战略的依据是江西是资源大省。当时国内经济正处于十分短缺状态，因此，任何资源只要开发出来，几乎都能转化为市场价值。但事实上，江西地上、地下的自然资源并不富足，地下的一些稀有金属资源，由于工业上使用量有限，一般也不能形成影响经济全局的大规模产业，且地上、地下多数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其开采不是无限的。再加上后来国内市场短缺状况改善，农产品首先出现供给过剩现象。这样，主要依靠开发资源的战略也就走到了尽头。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提出农业工业化战略，强调在调整农业结构的基础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此来推进工业化。这一战略是在农产品出现过剩、农业的发展遇到困难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一战略的进步之处是强调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但其作为全省性的战略是有缺陷的，因为农产品加工并不能涵盖工业化的全部内容。非农产品加工和制造不仅在工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其发达程度往往是衡量工业化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后来停止使用这一战略口号就是必然的了。
90年代中、后期提出立足农业、主攻工业、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进步之处和突出的特点是，抓住了我省经济发展中方向性问题，提出了主攻工业的思想，认为江西的落后主要是工业的落后。但在提法上工业的位置显得不够突出，给人有三个产业面面俱到的感觉。在主攻工业具体实施中，主攻的目标落在现有工业企业（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的改造升级上，对如何把改造国有工业和发展非国有工业结合起来注意不够。从外省的经验看，这几年发展得快的恰恰是非国有，即外资和个私这一块。
总之，对于实现工业化任务的认识，在很长时期里不是很清醒的。这必然妨碍我们集中注意力抓工业，在抓工业的实际工作中必然会表现得不得力和不到位。
2、不善于抓住发展机遇
改革开放20年来，是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不断发生变动，以及中央政府为适应这种变动而不断调整政策的时期。在这种变动和调整过程中，往往会孕育一些有利于加速发展的机遇，如有利的经济环境、有利的政策环境。适时地抓住机遇，就能用较小的成本，取得加速发展的成效。20年来，虽然我们满怀加速发展的强烈愿望，但不善于抓住发展机遇。现在总结起来，至少丧失了以下重要的发展机遇。
（1）80年代初、中期丧失了发展烟酒的机遇
80年代初，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家庭消费中的烟酒消费显著增加。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及各种社团活动增加，烟酒的团体消费亦大幅度增加。烟酒的市场需求的扩张迅速拉动了烟酒产业的发展。国内一些省市，包括前面提到的安徽、湖南正是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在80年代初、中期迅速地扩大了烟酒的生产，形成了较大的生产规模。江西至80年代后期才开始提出抓烟酒，但这时全国卷烟和白酒市场已进入饱和阶段，竞争已十分激烈。卷烟产量在1988年就超过了3000万箱，已相当于目前的生产水平，因此，进入市场的难度已经较大。加上当时对烟酒生产支持的力度不够，财政向烟酒企业要得过多，烟酒发展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当时具有品牌形象的四特酒就没有发展起来，后来还逐渐萎缩下去。虽然地县的小酒厂遍地开花，但质量低、规模小，终成不了气候。
目前国内烟酒生产能力过剩，国家对卷烟和白酒的生产采取了限制的政策，烟实行产量配额制，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寻求发展，但由于我省烟酒生产的总体规模小，企业小而散，缺乏能走向国内市场的名牌产品，故而再要有大的发展已不太可能。
（2）80年代末、90年代初丧失了结构转型的机遇
中国经济由短缺向过剩的转变始于80年代末，1988年和1989年出现的所谓市场疲软，就是这种转变的初期反映。1993年及随后两年有过大发展，但泡沫成份居多。1996年经济增长由以往的两位数增长转入一位数增长，表明了需求制约的经济转型的真正开始。经济的这种转型客观上要求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否则，企业就不能生存。
80年代初、中期，短缺条件下强烈的市场需求，促成了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涌现了象江铃汽车、鸭鸭羽绒服装、飞鱼自行车、赣新电视等一批名牌产品。但随着短缺矛盾的缓解，市场竞争的激烈，企业与市场之间不适应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原有产品的市场不断受到挤压，一些名牌产品逐渐被市场冷落，变得黯然失色，整个经济的运行处于低效状态。这里的原因是我省没有能适时地、或有力度地进行结构调整，适应市场新变化的产品和名牌没有能发展起来。相比较而言，目前昌河汽车、全顺汽车、无氟压缩机、凤凰照相机、汇仁肾宝等产品有一定的知名度，但规模偏小、优势不明显。
一般地说，在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市场竞争相对温和的条件下，结构调整的成本要低，也易于取得成功。在目前供给过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各方面限制因素较多的情况下，结构调整难度就大得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往丧失了结构调整的机遇。回头总结，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出：一是有规模经济要求的产品，如起步很早的电视机等，没有能通过资本的集中和积聚进行扩张，致使产品的成本高、市场占有率低，最后被市场所淘汰。二是原有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没有后续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如鸭鸭羽绒服装，曾名噪一时，但终因不适应消费时尚的变化而衰落；而江铃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是因为开发了全顺商务用车，要不然，江铃的名字恐怕也不存在了。三是虽然我们也为结构调整进行了大量的技改投入，但投资过于分散，重点项目往往不重点。故在企业发展和产品开发上，难以收到突破性的效果。在项目选择上也有不当之处，选择了一些不该扶持的夕阳产业，如景德镇的日用瓷器。四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缺乏超前性的布局，对一些新生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发展初期扶持的力度不大。
（3）90年代初丧失了国有小企业转制的机遇
90年代初，外省市特别是象广东顺德、山东诸城等地在小企业改革方面大胆突破，基本上完成了国有小企业转制的任务。我省在这方面思想相对保守，行动显得迟缓。直到1997年才提出“放小”，但这时国有小企业转制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因为90年代初、中期，市场环境相对较好，作为国有小企业转制主要形式的产权转让，相对容易进行。而至90年代后期，由于国内产品市场需求不旺，国有小企业产权的买方市场随之萎缩，转制就变得十分困难。
国有小企业产权转让在时间上的上述差别，除了转让的难易之外，还会产生其它方面的不同效果。早转让的积极效果：一是转让成非国有资产后，这部分资产在新的产权安排下大多变得更有活力和效率，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当时产权转让市场买方相对活跃，因而通常会有较高的成交价格，从而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三是能及早解决企业职工身份转变的问题，减轻政府在安排国企职工下岗方面的负担。四是可以避免企业在停产、半停产状态下的资产可能发生的各种损失。而晚转让的效果正好相反。目前，凡国有企业多、前期改革步子又慢的县市，大多面临着国有小企业停产、半停产及企业职工就业安排等困难问题，成为政府的一大“心病”。
3、缺乏发展商品经济的文化氛围
文化氛围对于经济的影响往往是持久和深刻的。江西或许是由于农业的小生产和计划经济的历史沉积过厚、过重，因此，长期以来缺乏能导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活跃和发展的文化氛围。
（1）思想保守，“左”的束缚多
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不断冲破“左”的束缚的过程。中央政府的开明、开放，给各地解放了思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实践证明，凡敢于解放思想，善于运用这一自主权的，就能抓住机遇，先声夺人，比别人发展得更快一点。广东、温州就是这样的典范。他们敢为人先，在最有利的市场环境条件下，用几乎最低的成本，先知先觉地推进了改革，获取了改革的最大收益。比如，温州在80年代初，就通过发展个、私经济，完成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民间资本的积累；广东早在80年代初、中期，就围绕农民增收这一目标进行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在90年代初期基本完成了国有小企业退出的改革，如此等等。相比之下，江西在改革方面，少了一点激情和勇气。表现为：习惯于照搬上面的指示，或重复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口号；遇事中庸，不愿冒尖、不愿当“第一”，喜欢往“中间”靠；因循守旧，满足于现状，处落后而不知落后；思维的优先原则是防错，而不是出新，凡事求平稳。这种精神状态形式上表现为一个“怕”字，然其实质是一个“左”字。改革时期的“左”，并不表现为过去阶级斗争时期那种超越客观实际的浪漫式的“革命”，而是表现为对旧体制、旧秩序的依恋和对新制度、新秩序的惶恐，以至抵制。
“左”的思想作为一个群体的意识出现，有其深厚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不是别的，乃是计划经济，或是说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制。因为，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用市场体制替代计划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与市场体制运作相适应的产权制度，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各个阶层的利益格局不断调整，有人得益，有人受损。尽管政府基于公平目标作出种种努力，但也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效率，利益损害最多的当然是国有制利益集团。面对改革，这个集团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必然或明或暗地进行抵制和反对。因此，凡是国有制比重大，国有制利益集团力量强大的地方，改革的阻力就大，思想解放就愈困难。所谓“左”的思想，不过是国有制利益集团维护自身利益的意志、要求的理论化或观念化的反映而已。
江西“一五”时期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六、七十年代作为“小三线”又建立了大量的军工企业。应该说，计划经济留给江西的遗产是丰厚的。改革开放之后，江西一方面非国有制经济发展缓慢；另一方面国有制经济的非国有化进展不快，因而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制至今仍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正是这一深厚的物质基础，决定了江西思想解放的阻力大，“左”的思想也容易滋生。
再看广东和温州，那里计划经济留下的遗产不多，改革开放之初，又迅速发展起了非公有制经济，成长起了一批现代中产阶层。这决定了那里国有制利益集团与以中产阶层为核心的非公有制利益集团在力量对比上，有着与别处不同的情形。因此，那里改革的阻力要小得多，“左”的思想也难有市场。这是那里改革能超前推进的原因之所在。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够
知识、人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在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江西近年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正在营造之中。
但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江西对知识、对人才的重视不够。这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工资水平长期偏低；对在科研上有突出成就，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的科研人员缺乏足够的激励，组织人事部门及一些单位领导对知识分子的缺点和毛病看得多，对他们的优点看得少，对他们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少数人则对知识分子采取冷漠，甚至排斥的态度。省内有一位科研人员，已经提拔了副厅级干部，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研究人员多次提出入党申请，竟被省组织部门一再拒绝。这位同志后来就去了海南。还有一位科研人员，据说是草珊瑚牙膏的研制者，本来应给予重奖，但所在企业竟分文不施，后省经委曾专拨5000元奖金，但还是被所在企业克扣了一部分，最后没有如数到达这位科研人员的手中。这仅是两个例子而已。但由此不难窥见江西对知识、对人才不重视的程度。
对知识、对人才的不重视、不尊重，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相当多的同志对知识、对人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说到发展经济，很多同志首先想到的是找项目、筹资金、购设备，人才在他们的视野里是服从于物的次要因素。事实上，离开了人才，难以找到好项目，即使找到，也难以运作成功。可以这样说，未来社会的进步的尺度、财富的尺度，不是别的，而是这个社会对知识、人才的拥有程度。假如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必定会对知识、对人才尊重得多。
对知识、对人才不重视、不尊重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相当多同志的人才管理思想、管理方法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安排由计划分配和调拨，劳动力归使用部门所有。组织人事部门的任务是负责劳动力的分配和调拨的管理。户口关系管理、粮油关系管理、党团组织关系管理则是管理的主要内容和手段，并且用其中任何一种就可以管住一个人的一辈子。但随着改革过程中劳动力个人所有权以及相应的新型劳动关系确立，尤其是地区间、企业间对人才的竞争，人才的部门所有制被冲破，人才开始流动。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为了引进人才，甚至采取了可以不要调入人员档案的做法。人事工作的这种新情况，要求组织人事部门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管理方法，由过去靠档案管理住知识分子，转到关心、爱护、信任知识分子，用感情去留住知识分子。但组织、人事部门相当部分的同志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工作习惯，甚至还多少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优越感。这样，虽然宣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实际上并不能落到实处。
（3）现代江西人有商业智慧，但少商业精神
现代江西人在商机的洞察和把握上，常常表现出先人一步的智慧。改革开放之初，江西人及时把握消费的新趋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生产出了当时具有进口替代性质的产品和国内创新产品。如在国内第一个生产摩托车；第二个生产方便面、洗衣机和羽绒服装；电视机和电冰箱也上得很早。当年，长虹的老总曾来赣新电视机厂取经，春兰的老总曾去湾里制冷设备厂学习。但是，江西人缺乏发展现代商品经济所需要的那种商业精神和商业意识，如竞争的意识、“做大”的意识、危机的意识、冒险的意识。取得了一点成绩，就不思进取和发展，故虽有好开场，但免不了被后来者打败的结局。如今，上述企业和产品除华意冰箱厂尚有活力外，大多死的死，不死的也奄奄一息。
江西人缺乏现代商业精神不是与生俱来，而有其历史渊源和自然基础。
古代江西人的商业活动，以流民为主体，以小买卖为主要特征。明代江西曾形成过著名的江右商帮，其商业活动遍及长江中游流域，当时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但当时商业活动的主体是离开土地的流民，他们在迁徙过程中迫于生计而从事买卖。流民的文化程度低，资本小，只能做些小买卖，加上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深，因而多数追求正统，观念守旧、求稳怕输、害怕风险。挣了一些钱，就小富即安，不思发展；积了一点财，忙于建祠堂、修族谱、置族田、族山；赚钱后就守家奉侍父母，不愿远游；崇尚读书入仕，做生意半心半意，更少有做大商人的野心。近代江西虽有九江被列为对外通商口岸之机缘，但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极其缓慢。企业规模小、资金少、技术以手工操作为主，多数企业经营惨淡，少有大商人和大实业家。故现代江西人的商业精神的种种缺陷，几乎都可以从古、近代江西人的商业精神中找到影子。
江西的自然条件也给江西人的商业精神以深刻的影响，江西气候温暖多雨，适宜农作物生长。山区的水稻种植几乎都靠山上的自流水，而不用人工灌溉；再加上江西田多人少（解放初才1500万人），因而不必付出很艰苦的努力，通过广种薄收就能获得生存所需要的食物。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养成了人们对土地的依恋，人们不愿轻易离开土地去从事非农产业。现代江西人不耐劳苦，缺乏冒险创业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江西的大自然娇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