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一种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构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社会学论文,主义论文,大学排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18（2006）02—0014—04
一、大学排名的制度起源与构建
大学排名始自美国，始自1980年代，这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秉持“自治”（autonomy）传统的美国大学，对国家的资助尚且要反复斟酌[1]，何况是来自外行普通民众的要求。因此，1980年代美国所产生的“大学排名”在得到大众热烈追捧之后，很快被构建成一种高等教育市场的指引制度，参与到制约大学发展的多方博弈中来，这在高等教育界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值得关注与考察。
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制度条件：一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入高原期；二是高等教育市场化进入成熟阶段。因为，市场指引制度的出现必然是基于个体选择理性和选择行为确乎存在的前提，而个体的选择理性和行为只有在市场的供与求达到相对容量和平衡时，才可能产生。1980年代的美国恰好具备这样的社会基础。首先，美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二战结束时就已达到30％，相比当时欧洲的5％早已进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而且在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之后更猛增为50%，并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都基本稳定在该水平上[2]。因此，1980年代初正是美国高等教育在规模急剧扩张之后进入的稳定期，此外，与欧洲高等教育经费与管理高度依赖国家不同，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虽然国家在1950年代之后对高等教育系统加大了资助力度，但大学的生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取决于是否能吸引足够的学生，这在1980年代表现得更明显。1980年代，美国的经济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期，一方面国家对大学的资助已被大幅削减，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出现为新科技革命所推动的经济转型。前者，导致了大学对高等教育市场（学费）的依赖；后者，更是在劳动力市场一方面饱和另一方面高薪重聘新科技人才的矛盾对立中，把公众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推向了空前高涨的程度。高等教育的付费者要求物有所值[3]！在这种情景下，出现指引公众进行高等教育选择（包括机构选择和专业选择）的全美大学排名榜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因为它根本就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和大众化达到成熟阶段的产物。
然而，美国大学的排名始自名不见经传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下文称美新杂志）却是一个历史的偶然[4]。1983年当这家媒体第一次推出全美大学排名时，完全采取的是时尚杂志推出“最佳衣着奖”的做法，只是粗粗地把大学分成全国性大学和地区性大学，然后向大学校长们发出问卷，让他们选出自己心目中的五个最佳大学。这种完全基于声望的评估方法，其实和大学质量并无太大相干。然而出乎意料地是，那期杂志销售额大增。于是，美新杂志又于1985年和1987年尝试着再次推出类似的排名，反映依然热烈。这两步的尝试证明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公众对大学质量方面的信息有强劲的市场需求，而且该需求每年都很稳定。毕竟每年都有近千万的年轻人等着要上大学[5]， 他们自己和家人都要收集相关信息以便进行大学和专业的选择。普通大众对大学和专业质量方面信息的渴求与重视，正如美新杂志在它的广告中所说：“大学教育的投资，无疑会对一个人的职业机会、收入状况以及生活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买’对大学，你需要一份值得信赖且有连续性的参考信息，这样才能对不同的大学进行比较，并且找出那些对你才重要的差别。我们的排名既有质量方面的考查，也有性价比方面的考查。就象你去买汽车，如果那辆车不是最值的，你肯定不会把它买回家。同样地，在你选择大学时你也会遵循这样的原则，尤其是现在的学费高昂得可能四年就花掉你10万美元，还不算上食宿费和书本等其他开销。人一生只上一次大学，没有多少可以推倒重来的机会，因此从一开始你就需要一份高品质的信息来帮助你进行选择。我们的‘全美大学排名’，就可帮助你更便捷地在1400所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挑选出你所要的。”[6]
在洞悉其中巨大的商机之后，美新杂志开始对大学排名进行改进。一方面为排名制定了一个主要反映本科教育质量的指标系统，如录取率、学生保持率、毕业率、校友捐赠率等；另一方面，对排名进行了一定的“科学化”，如统计技术的使用。这两项看似不大的改革却使美新杂志的大学排行榜实现了两个质的转变：前者锁定了服务的读者群，即确定了排行榜的定位——为大众选择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进行指引；后者则完成了排行榜的技术合法性，赢得了公众的信任（trust）。1988年经改版后的美新大学排名新鲜出炉，立即赢得了大众的热烈追捧。大众不仅给予该排行榜以“关注”，他们还“使用”它作为自己进行高等教育选择的参照系。这种集体性的个体选择行为，给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早前将此“外行”的排行榜作为笑料的大学校长们，开始不得不重视自己大学在这个排行榜中的排名。因为，一旦排名下滑，来年的申请数就会下滑，而这又会带来再下年排名的下滑，循环往复，于是，大学对美新杂志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市场依赖的依存关系。为了积极配合美新杂志对数据的需求，每个大学的院校研究室（institutional research office）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该排行榜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数据；而且为了迎合美新杂志排名的指标体系，不少大学不惜在学校政策和发展策略上进行大规模的调整。于是，在高等教育的多方博弈中，市场终于找到了一个制度杠杆，闯入了长期秉持“自治”传统的大学组织内部，对其过度关注知识生产而忽视教育市场需求的大学制度格局进行了制衡。过去那种从本科生身上掏钱，压榨研究生，培养教授的大学制度遭到当头棒喝！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虽然问鼎诺贝尔奖的大师不少且各类有影响的学术明星云集，但给本科生授课进行辅导的都是助教和低资历的教师，而且其中不少还是些带着难懂口音的外国留学生。美新排行榜一出，哥大忽视本科生教育的弱点被高调曝光，排名与其学术地位形成强烈反差，严重影响了该校的社会声誉。1992年，新校长鲁普一上任就宣布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本科生教育上，并对学校的两个本科生学院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其结果是在他的9年任期内，哥大在美新的排名及本科的申请人数扶摇直上。
美新杂志的大学排名，从一个大众媒体的纯粹商业性操作演变为一种高等教育市场的指引制度，它的成功有赖于对自己行为的公共意义的构建。所谓公共意义的构建是指，一个行为并不仅仅指向自我立场和利益，还将其他利益群体纳入行为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一种为所有个体所共同认可的行为意义系统及其相应行为准则。当美新杂志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为大众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提供指引”时，实际上就已确定了自己的“市场利益公共代言人”的定位，它随后以此为依据所设计的完全代表市场需求和利益的评估指标体系，以及以此为准则所建立起的与大学的互动模式，无不体现出它对自己作为大众高等教育指引机构的自我认知，以及对该定位的牢牢把握。正是由于美新杂志对公共意义系统的建构并付诸实施，它赢得了大众的信任，人们将它的排名系统作为自己选择高等教育机构和专业的指南。于是，“大众媒体发布大学排名”和“民众选择入学的高等教育机构”这两个原本发生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单独事件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认可并相互促进的行为链。新制度社会学认为，当一种社会行为模式周期性出现，并被行为者和社会其他成员赋予相似意义时，它就已经制度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新杂志的大学排名已不是个别媒体的哗众取宠，它进入了公共领域，并带来一个有共同意义系统的社会行为结构。事实上，它已成为一项有无数个体参与的公共制度。鉴于美新杂志的成功，后又有许多媒体进军大学排名事业，他们纷纷推出与美新杂志定位不同的大学排行榜，比如“性价比最优的大学排行榜”、“最优地区学院排行榜”等等。虽然他们出现的动机不外是和美新杂志竞争该类读者的市场份额，然而客观上却是对美新杂志所始创的“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不断补充与完善。
二、我国大学排名的误区
虽然我国大学排名现象是借鉴美国而产生的，但我国的大学排名实际上和高等教育市场毫无关系，相反和大学的知识生产紧密相关。比如，1987年产生的第一份87所重点高校的排名，便是以SCI为标准的大学学术生产量的排名，后来虽将计算标准扩充到EI和国内刊物论文、专利、国家级奖项等，但其性质并无改变[7]。因此，虽然同样具有“大学排名”的名称，同样由非国家机构运作，同样潜藏着巨大商业利益，中国的大学排名和美国的大学排名实际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美国的大学排名是对大学高等教育竞争力的评估，而中国的大学排名则是对大学学术生产力的评估。
即使以完全遵循美新杂志模式而推出的、宣称要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中国网大大学排行榜为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它与美新排行榜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异：美新杂志2000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基本遵循的是输入—作用—输出（input- process- output）模式。其中，输入环节主要是指新生素质，给了15％的权重；中间的作用环节主要是指教师的素质和投入，所给权重为20％；至于输出环节，主要是指学生的满意度，分别通过学生保持率、财政资助力度、校友赞助和毕业率参数等四个指标来表示。因为，在美国如果一所学校对它的学生好，那么学生转学的比率就会下降，学生所得到的资助额度会增加，学生完成学业并成功就业的机会也会加大，毕业生出于对母校的眷恋和感激主动捐赠的额度相应就会高。美新排名给了这部分40％的比重。可见，除却学术声誉这个指标之外，美新杂志的指标体系基本上反映的是学生的需求和利益，是教育消费者立场的。这就难怪学生和家长会这么“信任”这家完全不具备社会统计“专业性”的大众媒体，并以它作为自己市场选择可信赖的信息来源。与评估专家对“科学性”的追求不同，公众更关注信息的社会性特征，即谁的立场，是否有用。所以，一旦他们在尝试之后获得一定的满意度，他们便成为该排名体系稳定的追随者。
而在2005网大中国大学排名榜指标体系中，我们看不到教育消费者的立场，看到的只是对一所大学的“学术资本”和“学术产出”的衡量，而这其中“学术资本”部分就占到52.1％强，“学术产出”（即学术成果）占22％，如果再加上此前15％的学术声誉，那么网大指标体系中关于学生利益的指标就只剩下10.9％。这和美新杂志的比例相比，网大对教育消费者的忽视可谓是根本的，例如，同样是对教师资源的考察，网大除了2％的师生比之外，剩下的17％全部用于评估师资的优异性；而美新指标恰好相反，除了3％的比例用来评估师资的优异性，剩下的17％全部用于评估师资的投入，其中7％用于评估校方对教师的补助，3％用于全职教师比例，6％用于少于20人的班级比例。这其中隐含的假设当然是，如果教学补助越高，全职教师的比例越高，班级的规模越小，说明校方对教学的投入越大，学生从中的直接受益也就越大。否则，即使教师的资源都很优质，但如果他们忙着在学术市场上淘金，而不是服务于教育消费者，学生未必能从中获益。可见，尽管网大的中国大学排名模仿了美国媒体表面的商业性行为，却没有洞悉到支撑美国相关媒体巨大商业利益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认知的构建。
新制度社会学认为，制度是“由社会符号、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所组成的多层次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包含以下三大要素：法令规章（regulative）、规范（normative）和文化认知（cultural- cognitive）”[8]，其中行为的意义和价值构建是制度的深层次的构成。缺乏意义和价值的构建，一种行为结构是无法上升为一种社会性的制度传播和维系的。正是因为缺乏深层次的文化认知构建，中国的大学排名激起了广泛的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其商业性的动机和可疑的操作方式；二是质疑排名机构作为一个非学术性机构，是否有能力和资源对不同大学的学术质量进行评估。网上流传的关于某大学排名机构，以提高目标大学在排行榜上的位置为诱饵向大学拉赞助费的传闻，让人们怀疑其所操作的大学排名不过是个幌子，目的只是为了攫取物质利益。不过，更主流的质疑还是关于民间机构是否具有大学排名合法性的问题。由于我国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大多来自专家的建议，这就使得原本性质为社会性评估的大学排名出现学术评估的错位；而作为大学组织的学术评估，按国际通例一般都是由学术群体自己进行的，鲜有交由一个外行组织来履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大学的评估有很多种类型，不仅有来自市场、服务于市场的大学排名系统，还有大学组织群落内部的资格认证系统（比如全美大学联盟就是美国顶尖级大学的联盟，获得其成员资格必须提供符合它标准的评估和认证），还有国家和企业为了进行研究投入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的科研领域实力排名系统等等。事实上，不同利益群体对大学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他们大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而发展出各自的大学评估系统，用以指导相关资源的分配。而中国大学的排名之所以是步入误区的，就是因为排名系统内部缺乏一定的分化，结果导致由非学术机构对大学组织进行学术评估的明显错位，和试图以这样的大学排名系统推进我国大学市场竞争的荒谬目标。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三、我国大学排名陷入误区的制度原因和制度后果
我国的大学排名之所以会步入误区，是有其宏观制度背景的。虽然我国大学的毛入选率已达到20％左右，初步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我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还很低。首先，由于笃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个体社会升迁的工具价值，社会对学历型高等教育的需求异常旺盛，已远远超出高等教育体系结构的负荷。加上，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比于总量来说更是稀缺，因此消费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其次，我国的大学的主体是国有公立大学，这些大学的经费和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或部门的政策，例如这些大学的学费标准就必须由国家教育部和物价部门共同审议决定，因此大学质量的差异无法以市场价格的方式得到最终体现。优质教育无法实现高收费，反而是那些资源和质量都无法得到保证的民办大学因为市场的稀缺性反而实现了高收费。这样的制度环境，很难产生出真实有意义的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
而市场指引制度的缺失恰恰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根本制度原因。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资本乃至大学组织都在高等教育制度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唯独市场的影响十分微弱。应该说，市场的缺失，是我国高等教育重构的最大制度缺陷。虽然市场需求的总量对高等教育的总体扩张形成了一定的推动，但是在高等教育的制度形态上却看不到市场选择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尽管劳动市场急需高级技工，但专门培养该类人才的高等技术学院却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被以各种方式排斥——有的被某些普通高校吞并成为其一个学院组成，有的则因为高校提供类似的学术型学位而面临学生剥夺的恶性竞争，还有的迫于这双方面的压力而被迫选择升格，放弃自己原先的市场定位。结果，我国的高等教育越来越与市场脱节，教育质量也明显下滑。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2003年的研究表明，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最不满意的两个素质竟然是敬业精神和基本解决问题的能力[9]。这样的调查结果对号称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中国高等教育不啻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形成这样一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高等教育市场力量对大学组织影响的缺失。在高等教育供不应求的状况下，大学组织（尤其是国有公立大学）所受到的教育消费者压力微乎其微，它们只是按照国家的标准收取学费，按照学科的框架将知识打包卖给学生，而丝毫不用去理会这些知识的社会相关性和学生必要社会技能的养成。高等教育的消费者也找不到任何制度杠杆，能够把自己对高等教育的要求传递给校方，更谈不到对其施加影响。高额学费的付出，只让这些消费者得到了一张为社会所认可的学历证书，不过这张证书所带来的个体收益却因为职业结构的局限和证书的泛滥而极速贬值。可是，我们的高等教育组织却仍执着于自己的利益，对其消费者所迫切需求的职业竞争力，缺乏必要的承诺和投入；消费者对此唯有忍受而无法改变自己在交易过程的弱势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指引制度的缺失，是我国整个高等教育发展失衡的弊病根源所在。
对此，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大学排名的步入误区而扼腕叹息。本该用以平衡国家对高等教育市场过度管制和不良管制的独立社会力量，却因为对西方的相关制度进行了表面的模仿和去制度化的改造，不仅没有延续其本来的制度涵义，更没用根据我国宏观的制度环境进行必要的本土化努力，使得一项本来对我国高等教育制度良性发展十分有益的举措，被空洞化继而被扭曲。这，对公众不啻是个巨大损失，对于排名机构自身也是根本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