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基于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吴吉韵
（福建农林大学 福建福州 350002）
【摘要】 两极格局瓦解后，频发的区域冲突日益凸显出旧世界格局的弊端，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下，不稳定因素的探讨与解决对策成为热议的话题，文明冲突论的提出在引起广泛争议的同时更是将文明共生关系上升至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中提及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世界贡献出中国方案，本文通过对文明冲突论的反思，继而借用西方文化模式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可行性分析，从而得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扎根于中华文化包容性的建构方式。
【关键词】 文明冲突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有知识；一带一路
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全球化负面效应外溢带来的文明危机，地缘冲突频发日益成为国际格局稳定的干扰变量。针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国际社会对此现象的解释及治理对策的探讨一时间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西方世界中尤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影响深远。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则是凝炼中国智慧的成果，与主流的西方论断大相径庭，对人类社会危机的解决、全球化治理具有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文明冲突论的反思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上世纪90年代一经提出，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文明冲突论认为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进程在解构社会关系，瓦解固有认同的同时，间接导致宗教等发挥着重铸认同感的本土文化的兴起，继而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间异质性得到强化，不同文明阵营的对立愈发明朗，围绕文明差异而产生的冲突日益频繁。
诚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其合理创新之处，社会历史的发展也部分验证了亨廷顿预判的准确性，对西方文明日渐衰弱的论断也从侧面反映其对时局过人的洞察力，然而作者自身的角色定位注定了文明冲突论局限性的存在。
耦合HEC-RAS模型和基于ArcGIS的HEC-GeoRAS模块，对青海省玉树县巴塘河流域建立HEC-RAS模型，进行该区历史洪水模拟，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该论点提出的年代时值两极格局崩塌，作为两极格局瓦解的产物，各新近独立的独联体国家间冲突不断，原教旨主义的复兴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勃兴带来民族国家间及民族国家内部的冲突，战争频繁。应该肯定亨廷顿对于热点事件的敏锐把握，但他同时错误地将高频次的区域冲突简单地归因于不同文明间的冲突，从而陷入还原主义的错误。作者过分关注区域冲突主体隶属不同文明的身份，因而忽视了格局变动背景下经济、政治等实体层面对冲突产生的影响，为突出自身理论的简约化，对其他干扰变量视而不见或轻易将其剥离，凸出文明差异、文化异质在冲突中的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这就要求我们运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确立整体性、开放性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联系。20 世纪90年代频发的区域冲突性事件是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社会矛盾激化、民粹势力煽动等多元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不应仅仅是作者笔下文明冲突的产物。
（一）霍布斯文化。作为较原始的战略文化思维，霍布斯文化特指“丛林状态”下国家对外的战略文化。霍布斯文化下国家在各自文化语境中被建构为利己主义者，利己的出发点与地理空间有限性下的突出的生存需求触发难以打破的安全困境，最终形成的自助体系需要通过均势加以维持。霍布斯文化对国家间交往的悲观主义倾向显然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不同文明间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这与霍布斯文化下主体再现他者为敌人身份相去甚远，在该文化的背景下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战争成为各政治实体间的互动逻辑，国际社会的主体在霸权主义下日趋同质化，其文化精髓有悖于文明间共生和谐，因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迥乎不同。但文化中对“自群体”（国家）内部的团结，国家内部文化的统一认同，以及对冲突下合作可能性的不排斥仍有其可取之处。
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及康德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方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失败要求我们充分挖掘中华文化的内生活力，在对文明冲突论批判、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中国路径”。
本文在社会理论视角下基于先前研究探讨了教师“支架”的作用、有效教师“支架”的特征以及影响教师“支架”起作用的因素。总而言之，教师要提高自身理论水平，提高教学能力，能准确把握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并能在教学中熟练运用教学“支架”。学习者要了解教师“支架”的作用，根据个体差异，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教师和学习者的共同努力下，教师在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内构建有效“支架”,根据学习者的水平，逐渐撤离“支架”，促进责任从教师向学习者的转移，帮助学习者实现对学习任务的自我调节，促进学习者参与课堂活动的意义协商，最终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二、破解困境的西方对策
西方国际政治领域的战略思维文化经过长期发展形成较成熟的理论体系，相关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契合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跨文明的交往，不同文明间的和平共处需要各国贡献自己的对话蓝图或交往框架。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场合多次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今年两会更是将其写入宪法，这一中国方案的重要性足以得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式及实现路径也成为时下研究的热点。
其次，作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守成者，“普世文明”的卫道士，亨廷顿的阶级特性及西方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在作品中表露无遗。客观地说，他能由西方文化（尤以美国文化为主）席卷全球的浪潮中洞悉并承认西方文明日益衰弱的事实已属不易，但囿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他将中华文明（即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视为未来西方文明的竞争对手甚至是取代者。西方文明所占人口比例持续萎缩，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庞大的人口基数及高人口增长比使亨廷顿在数量优势导致的恐惧下作出颇具主观性和强权政治色彩的论断[1]，拘泥于“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思考框架，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对其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必然挑战，并定义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为区域不稳定的可能变量，为西方对和平崛起的中国的遏制行为寻求辩护。
2.1.1 计划阶段（P）。1）新员工概况：2014年新员工56名，其中医生17名，护理24名，其他（包括药技、行政工勤）15人，岗位职责分散，学历分层明显。
（三）康德文化。康德文化或许是三类文化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契合度最高的政治文化。不同于霍布斯文化与洛克文化将他者建构为具有对立性质的角色，康德文化的基础是友谊的角色结构，他者在康德文化中被建构为朋友的身份，主体间的互动逻辑演变为非暴力规则的合作互助。各主体经由多元安全共同体形成具有广泛性的集体安全体系，体系内的国家相互认同，不仅以工具主义的方式联系彼此的安全，更是延展自我利益的范围以包含他者的利益，自我与他者形成统一的“认知领域”，相关的阐释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的兼顾他者合理关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康德文化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注定了自身无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康德文化以友谊建构国际交往之道是在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基础上修正而来的，源于历史教训的吸取，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基于中华文化中贵和的传统及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的处世之道的总结和传承，其价值内涵折射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康德文化中的友谊仅局限于安全层面，所形成的多元安全共同体也只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要一环，价值内涵和丰富性远不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多方面的共同体打造[3]。
（二）洛克文化。霍布斯文化中“适者生存”的特质早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并逐渐为倡导生存和允许生存逻辑的洛克文化所取代。洛克文化借鉴霍布斯文化安全困境下高冲突率、高死亡率的经验教训，基调较为和缓，文化下的国家间主体互构的身份不再是敌人，而是对手。对于他者主权特征及地位的承认，国家的生存权利得到尊重，基于主权基底下展开的竞争环境允许在以降低交易成本、削弱负面影响为目的的国际制度的约束下展开实质性的合作。纵然洛克文化相较于霍布斯文化趋于平和，但范式下国家主体对绝对收益的过度考虑虚化了国家交往的精神层面的厚度，同样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与共的理念相去甚远，洛克文化对通过有限战争的手段争夺领土和战略优势的权力再分配行为的默认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无法接受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中国方案
再次，亨廷顿出于对西方文明没落的焦虑和危机感，在文中大力倡导西方文明内部的团结一致，甚至主张将其他与西方文明存在部分共性的文明拉拢至同一阵营，这一构想本无可厚非，但作者该构想的实现方案却是以依托北约这一庞大的军事组织，形式上和实际上均无形中将世界文明强行分割，营造出文明阵营对垒格局，强化不同文明间的异质性。作者对西方文明的焦虑过度地投射至世界范围内其他文明，主观地映射出形形色色的“敌人”，人为地制造“敌对国家”的对峙博弈，而非基于“友好国家”间的信任博弈[2]。作者迫切的焦虑感使其忽视了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对文明冲突的过分强调不免使部分极端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自身的行动依据，强化文明冲突在自我观念中的合理性，形成对自己和世界的共同再现，这一意愿诱使他们试图使客观世界符合自我思维，最终他们为此采取的相关行动将不幸地确证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信念。
和智障小男孩相比，我无疑是不幸的。之所以说我不幸，是因为没有生在省城，又在异物不慎掉到气管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遇到蒋利学。就这样，我在无奈地等待中错过了最佳的治疗良机。
文化的塑造在共同体建构过程中发挥着精神认同和行为参照的作用，多主体间共有知识的形成有助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间的共同行动，提升国家间的相互认同。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中提到文化断层及围绕断层线发生的冲突日益频繁。缓和文化断层两端的冲突即有赖于共同知识的确立，若文化断层线位于单一国家内部，涉及国家内部族群冲突，冲突双方应着眼于强调国家公民的身份认同，在政治实体的框架内寻求彼此互利共存的空间，通过对公民意识，国民精神的渲染与培养，塑造国家内部的共有知识，而非片面强调民族差异，徒增族群间交流鸿沟；文化断层线若处于不同国家之间，冲突双方的共有知识的确立更是必不可少。不同文明间仍有相似或趋同的合理内核，以西方文化、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为代表，无一例外地强调本文明的包容特质。提炼不同文明的合理内核，将各文明的趋同部分剥离出文明母本，打造共有知识的基础架构，各文明的人民同时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的共有价值观、制度和实践以此凝聚各国的基本认同，以不同文化的合理内核促同，避免因文化的异质特征的强化而形成的文明共生的离心力带来的分道扬镳的后果。从单一国家内国民意识的强调到不同文明国家间共有知识的打造，形成以微观层次（国内）上的文化互动为基础的宏观（国际）共有知识的构建，这一内部排他文化的解构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重构的过程有待各层社会主体的相向而行，使共有知识不仅成为文明沟通的桥梁，更成为各文明自身内化的一部分。共有知识的确立有助于缓解文明冲突论中的文明对立现象，弱化文明阵营的划分与对垒，使文化作为自我证实的预言通过对共有知识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不断强调日趋接近乃至最终实现。在寻求文明共同点，实现文明共存的过程中建设性的道路要求弃绝普世主义理念，西方社会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行径下强推“西方精神”的做法早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以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合理内核推动共有知识的建设才是施治之策。
共有知识作为理念，其积极性的发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促进需要平台载体得以实现。全球化的日益发展催生许多区域内经济合作组织，此类组织聚焦于经济层面，存在合作领域过于局限的短板。欧盟作为欧洲一体化先行先试的模板，合作领域涵盖广泛，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参与主体的身份限制，多为具有同一文明背景的国家，缺乏跨文明的交流。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想填补了跨文明交流平台的空白。一带一路倡议借助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立足于我国现实发展需要与各相关国家互利共赢的准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图的实现搭桥铺路，开创性地将亚洲、阿拉伯世界、欧洲三个具有不同文明背景的区域主体贯通起来，以对话促交流，以协商增互信。“一带一路”倡议超脱于文明冲突论中的霸权思维模式，以平等共商的态度处理文明间关系，拒绝主观定义任何文明的优劣与地位，各国不存在任何因文明生存危机带来的霸权守成需求。有别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模式输出，价值观念的渗透，一带一路倡议虽由中国发起，却也需要沿线各国的响应，参与国依据自身资源禀赋不同的情况提出本国方案，互取所长，各补所短。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市场机制下资源有效流动，实现资源要素配置，市场自由开放及文化交流互通三者的深度融合，以成功的实践助推跨文明交流成果外溢，形成带动模范效应。“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彰显中国智慧的同时，积极对接各国类似政策倡议，发挥文明交流的积聚效应，利用现有的，挖掘潜在的平台，通过高频次峰会、交流论坛消解国家间的“理解赤字”，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四、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批判与反思文明冲突论的基础上，实现对西方文化霸权理论的超越。以构建共有知识为基础，“一带一路”等多元交流平台为依托的建构路径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国际交流日益深化的今天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包容互惠对文明和平发展理论的丰富，需要中国智慧对重建国际格局新秩序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评亨廷顿第三篇关于文明冲突论的文章[J].太平洋学报,1997(02):3-7.
[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7.
[3]张润峰,张艳:康德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比较研究[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1):63-69.
作者简介： 吴吉韵，福建省莆田市人，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