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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把党际关系放在我国对外关系的全局之中，提出“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由此开创了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邓小平同志是新型党际关系的主要倡导者和开拓者。
新型党际关系“新”在何处？
新型党际关系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两个重要的转变”相联系的：一是对时代认识的转变，我党实现了从“战争和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认识飞跃；二是战略抉择的转换，从过去的“一条线”和“一大片”转换为“真正的不结盟”，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观察和处理国际事务。这种与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相联系的党际关系始终具有鲜活的时代气息。
1.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是新型党际关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五六十年代，我们把党际关系简化为同志关系、兄弟关系，是对外关系中的最高层次。出于履行支援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把支持兄弟党的革命活动放在第一位，国家关系实际上是服从党际关系的。实践证明，这是不利于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有时甚至会成为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
新型党际关系确认：（1）党是党的关系， 国家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党际关系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不能包办或代替国家关系，更不能凌驾于国家关系之上，干扰正常的国家关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历来认为，把党同党的关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分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2 ）党际关系必须而且也能够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成为推进国家关系的杠杆之一。新型党际关系所遵循的四项原则，汲取和借鉴了关于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旨在党际交往中防止指手画脚、发号施令、输出革命等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国家关系的做法，而着眼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和整个国际关系的民主化。198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这虽然是针对国家关系而言，但对党际关系也是适用的。
2.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新型党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十五大拓展了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由最初作为处理意识形态相同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关系”的准则，发展为处理“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的关系准则。四项原则“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但在具体运用中，应根据不同对象而有所侧重：（1）对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要提倡“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 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不能“离开自己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垄断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指手画脚，是要犯错误的”，切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不搞“大家庭”。（2）对于执政党， 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不应利用党际交往干涉别国内政，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3）对于小党、年轻政党，要谦虚谨慎、 平等相待，“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
3.新型党际关系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开放式交流关系。
政党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倾向，但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时隐时现，全无定法，它对国家关系的影响，随经济、安全等重要因素地位的上升而下降，那种“亲不亲、制度分”的观念已经过时。国家利益要求实行超越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合作，这要求我们做到：（1）遵循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胸襟开阔”、“放眼世界”。 在党际交往中，“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2）“超越”不等于放弃。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 是以承认这种差异为前提的，它并不是西方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而只是不让这种差异成为双方交流与合作的障碍，最终是要达到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促进共同发展的目的。（3）“淡化”不等于同化。 应清醒地认识到一些国家和政党进行意识形态侵蚀和渗透的倾向是存在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有数”，不要乱了自己的方寸，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4.新型党际关系是注入了经济因素的全面合作关系。
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凸现，而政党执政能力的大小、治国成效的好坏，决定了该党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去留。因此，各国政党都把如何提高执政参政能力、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国际竞争地位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因而，政党之间就有关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方面的交流趋势逐步扩大。政党之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将成为新型党际关系的最新生长点。
新型党际关系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崭新课题。人们对它的认识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新型关系还将继续生长，继续成熟化，并将越来越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新型党际关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舞台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场景和扑朔迷离的情景，各种政治力量或振奋羽翼、风云际会；或分化瓦解、聚散无形。世界多数国家的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全球性的政党剧变，世界政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为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这种全球性的政党剧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球政党数量剧增。目前，在全世界770 个（标明了建党时间的）主要政党中，约有270个是在冷战结束后的1989年到1994 年间成立的，新建立的政党占世界政党总数的35%，新党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老党死亡的速度。新成立的政党主要集中在原苏联、东欧和非洲地区。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主权国家后，每个国家都拥有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政党，因而在原苏联地区，政党数量由原先苏联共产党一个政党迅速增加到成百上千个政党。原先东欧7 个社会主义国家（除民主德国外）在剧变前只有15个政党。1991年增加到444个，1995年增加到近千个。 80年代末，非洲国家约有130个政党， 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膨胀到近千个。
二是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发生剧变。冷战后，传统政党的衰退迹象日趋明显，政党格局由相对集中向分散方向发展，政党体制开始从一党制转向多党制。
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执政长达几十年的共产党急剧衰落，或分化瓦解、或改旗易帜，先后丧失了政权，从执政党沦为在野党，政党体制从社会主义一党制改变为多党议会民主制。
一些发展中国家随着民主化进程加快，开始了军人政权还政于民，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向多党制转化。80年代末，非洲实行一党制或由于实行军人独裁而无政党的国家共有38个，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75%，到了90年代中期，除少数国家外，有49个非洲国家宣布实行多党制，约占非洲国家总数的90%。在拉丁美洲，墨西哥是典型的一党独大制国家，革命制度党自1929年成立以来连续执政68年之久，但在1997年的中期选举中，该党失去了众议院的绝对多数地位。在亚洲、印度自独立后，国大党一直是政坛的主导党，但在1996年大选中，该党在有543 个席位的人民院中，仅获141席，不仅失去了政权， 而且丧失了第一大党的地位。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传统的两党制遭逢第三党或独立派力量的挑战；在一些“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国家中，霸主党的地位发生动摇。如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以来独霸政坛38年，但在1993年从执政党沦为在野党，此后虽曾东山再起，但一党独霸政坛的局面已告终结。
这次全球性政党剧变浪潮发轫80年代末，1991年达到了顶峰，具有涉及面广、突发性强的特点。到1992年，大部分国家的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趋于稳定，经大浪淘沙，一些政党已灰飞烟灭，世界政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这为建立和发展新型党际关系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
1、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数量激增，扩大了政党交往的国际空间， 党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尽管我党已与世界上137 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多个政党和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往， 但仍有相当大的空间有待我们去拓展，新世纪的党际交往大有可为，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廓清世界政党图谱，分清轻重缓急，制定一个中长期计划，使我党的对外交往能持续、稳定地向前推进。
2、 日趋多样化的政党体制要求党的对外交往在重点做好执政党工作的同时，也要抓好为数众多的非执政党的工作，以保持和推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中，两党制将继续存在，“多党执政、一党独大”制将向多党两极化方向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一党执政、多党制衡”将作为重要的政党体制而存在。党的对外工作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调整方略，既要与执政党保持联系，促使党政关系相得益彰、齐头并进；也要同重要的在野党进行接触，不使执政党易位而影响国家关系的发展。同时，充分利用多党竞争的杠杆作用，积极、有序、稳妥地开拓未建交国的政党工作，推进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为中华民族腾飞于21世纪，通过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促进国家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和平与宽松的国际环境，已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职责。发展新型党际关系，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