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复兴视野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历史变迁与世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亚非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演变的重要方面是亚非各国相继实现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求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亚非世界开启复兴进程及相互间的团结合作，极大地改变了15世纪以来以西方发达世界为中心、亚非欠发达世界为外围的国际体系的传统结构，具有不同发展程度和文化背景的东西南北各民族、各国家开始以更为平等的姿态开展相互往来。这一国际政治演变趋向已经且还在改变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进程，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正在逐步显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演变及其世界意义，应置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予以考察。
亚非民族独立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初创与成就
中国与其他多数亚非国家一样，是伴随着西方的侵略而步入近代历史的。这种共同的历史经历使中国对亚非其他国家所遭受的历史屈辱与苦难感同身受，对亚非人民掀起的反帝和反殖斗争给予了深切同情和坚定支持。虽然新中国在成立前夕做出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治选择，但中国自始认为自己同时属于被压迫民族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一员。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了处理对外事务的政策和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第11条）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把支持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和正义事业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体现了中国外交的道义责任和国际主义精神。在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外交关系的同时，从1950年到1955年，中国先后同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等民族独立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为拓展与其他民族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1953年底，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先提出了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一外交原则在次年6月中印、中缅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得到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亚非国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认识，为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参加了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维护了会议的团结，与其他亚非国家共同缔造了团结、合作、和平的“万隆精神”。至此，中国基本化解了意识形态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矛盾，为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关系铺平了道路。亚非会议后至1959年，同中国建交的民族主义国家迅速增多，包括南亚和东南亚的3个国家（尼泊尔、锡兰、柬埔寨），西亚北非6个国家（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苏丹），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几内亚。至此，同中国建交的民族主义国家，已不再局限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而发展至西亚和北非国家。②
中苏关系的破裂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在中国遭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封锁孤立的时期，中国执行了最广泛的反帝反霸外交路线，以亚非国家为主要力量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中国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世界”的划分就是这一外交路线的战略依据。1974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外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③第三世界包括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国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把民族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放在一类国家中，注重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友好合作，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显示出，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此前对世界各国进行阶级分析的长期做法，即把世界各国分成帝国主义国家、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做法，而是开始根据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及外交倾向进行敌我友的分类。这一划分标准，用“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拉到了一起。“三个世界”理论在相当长时期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方针。
在中国看来，通过支持第三世界的独立与发展，不仅能极大改善自身面临的外交孤立，而且也可以动员尽可能多的国际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现了爱国主义（自身利益）与国际主义（国际义务）的高度统一。④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陈毅于1963年12月至翌年3月对亚非13个国家进行了友好访问，期间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⑤和对亚非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⑥中国在自身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了亚非国家力所能及的无私援助。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中国外援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5.88%，1973年甚至一度达到6.92%。⑦特别是，中国帮助非洲国家修建了坦赞铁路，借此有力支援了南部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这样称赞道：“中国是南部非洲同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进行斗争的爱国力量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中国对莫桑比克、安哥拉和津巴布韦人民的支持，对这些国家的解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⑧中国通过对外援助，成功展示了真诚帮助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扩大了在亚非世界的政治影响，从而奠定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基础。尽管当时中国对外援助的绝对数额不大，但它是中国在自身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甚至是经济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做出的，体现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和发展的深切同情和支持，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早已超出特定的时空局限，直到今天仍在显现。
当时其他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也十分珍视来自中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对这些正在追求政治独立或亟须巩固国家独立主权的新兴民族国家而言，如何通过南南合作以团结更为广泛的反帝反殖力量，是他们最为主要的政治和外交任务。当时非洲国家一方面在非洲大陆层面开展政治团结，以非统组织为舞台展开外交斗争，另一方面也注重发展同其他民族独立国家包括中国的外交关系。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多次访问中国后告诉其同胞，非洲大陆仅有自己内部的团结还不够，非洲必须同中国进行广泛的合作。⑨中国同其他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因为共同的反帝、反殖和反霸需要而坚定地走到了一起。正由于此，当时中国争取重返联合国就不再仅是中国人的政治努力，而成为以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国际正义力量的共同事业。中国最终被亚非国家“抬进”了联合国。“当表决结果一公布，联大会场就沸腾起来，与我们建交的或是友好的国家代表都激动地站起来，高声欢呼，忘情地握手和拥抱，一些国家的代表还兴奋地唱起歌，跳起舞。”⑩“第三世界强调这是战后新兴力量的有历史意义的巨大胜利。许多国家的代表表示：有九亿人口和国际关系上享有良好声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才使联合国具有充分的代表性。”(11)中国没有辜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望。自从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以后，每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中国代表团都会为非洲的反殖斗争伸张正义。例如，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全体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中有专门一节是“关于非洲反对殖民主义问题”，阐明了中国的立场：“在非洲，我们坚决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阿扎尼亚等地区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12)在特定的年代，南南合作使中国赢得了应有的国家尊严与国际尊重。中国借助第三世界的整体力量彰显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与影响；而中国重返联合国反过来又加强了第三世界在国际斗争中的整体力量，让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与亚非世界的关系。这是南南合作之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重要历史贡献。
亚非经济复兴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适与拓展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外交的大变局时代。在共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重新确定和发展后，中国的战略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对国际形势有了全新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是对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有了正确认知，国家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外交由过去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逐步转向强调服务于经济建设而不是其他理想化的国际主义目标。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历史趋势的前提下，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在这一进程中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内建和谐社会，外促和谐世界，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内外两个大局的重要方面。
其他亚非国家方面，1980年津巴布韦的独立是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重大胜利，随后纳米比亚于1990年的独立和1994年新南非的诞生，标志着亚非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逐步得到解决，反帝、反殖、反种族主义的发展主题渐成历史。这些已独立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为了解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日益边缘化的危险，开始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确定为国家的优先目标。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地区经济合作步伐，拓宽了南南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东盟的合作在进一步深化，与中、日、韩等国家开展的“10+1”和“10+3”的合作形式也别具特色。非洲国家于2002年正式成立了非洲联盟，及时推出了“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态度，也逐步由过去较为激进的反抗与批判，转变为更为务实、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活动主题也已悄然发生巨大变化。
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以及中国对自身利益与身份的重新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南南合作的战略基础逐步由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中的相互支持，转向了对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共同追求。传统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都有明显淡化，各方的合作日益体现出务实、平等和互惠的特征。(13)这一历史转型奠定了新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深入发展的基础，开启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时代。
在亚非世界追求经济发展的时期，南南合作同样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历史作用。对中国而言，发展中世界仍然是当前外交政策的基础和立足点，是中国实现发展与复兴的战略依托。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发展及对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国必须实现销售市场和资源进口的多元化格局，而亚非世界拥有日益扩大的购买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必将成为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以及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大国步伐的显著加快，引起了某些西方大国和部分周边国家的不安和恐惧，产生了中国崛起与现存国际秩序间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这种背景下，中国必须妥善处理同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睦邻关系，同时还要积极加强和拓展与其他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利用其整体力量制衡少数国家对中国的阻遏，改变和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处境。此外，在重大的国际斗争和台湾问题上，中国仍需要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坚定支持。所以，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中国实现发展与统一的支持力量，是中国改善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支点，是中国走向世界并彰显自身对于世界应有价值与意义的舞台。一如既往地重视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使中国进一步获得成就世界大国所必需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同样也在增长。他们普遍希望通过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迅速实现国家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肯定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强调学习中国发展模式的长处。南非总统姆贝基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撰文《希望诞生在北京天安门》，称赞中非合作将把非洲带向充满希望的未来。(14)塞内加尔总统甚至指出：“不光是非洲，就连西方自己也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中国学习。”(15)而且，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唯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能利用自身国际影响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维护应有的政治经济权益，积极推动建立更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长期以来的发展中国家意识，使得中国对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感同身受。中国的对外政策、外交哲学和国际信誉可以作为解决当前全球问题的资产，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的相互支持有助于南南合作的深化和南北问题的解决。
当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互助”和“双赢”。这不仅体现在各方都谋求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互利合作与相互借鉴，也体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支持，共同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民族权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致力于维护国际社会的民主化、多样化与世界的和谐共存。这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石。(16)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持续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合作内容的不断拓展，以及2006年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都是这一平等、互利关系的历史性发展与提升。
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合作领域与内容迅速得到拓展，由此前主要集中在政治互助，发展到全方位、多领域的合作。1982年，中国政府总理在访问非洲国家时宣布了中国对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成为指导新时期中国与亚非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基本原则。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投资与援助增长迅速。1990年以来，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量年均增长20%以上，2008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2311.2亿美元。中非贸易从2000年的105.9亿美元迅速增长至2008年的1068.4亿美元，提前两年实现2010年中非双边贸易达到千亿美元目标。(17)亚非地区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地区，2007年中国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6%。虽然对非直接投资仅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5.9%，但非洲作为一个新兴的投资场所，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的目光。(18)对外援助仍然是新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方面。无论是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的“五项举措”，(19)还是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八项措施”，(20)均体现了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更多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中国自1998年起开始在华举办旨在培训亚非国家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短期培训班。中国政府倡议召开了多次国际研讨会，其中包括于2007年5月承办的非洲发展银行理事会年会。中国相关部门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筹建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负责实施针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能力建设项目。帮助其他亚非国家发展人力资源，体现了“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援助精神。亚非发展中国家普遍赞赏中国务实的经济援助与合作。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欢迎中国为非洲“提供成功的发展经验，转让技术，开展贸易和投资”。(21)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方式与手段也日趋多元，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的协调配合。改革开放以来，多边主义逐步成为中国战略界和外交界的重要价值取向，多边外交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主要方式。在此背景下，中国有意识地通过多边外交途径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同东盟国家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实施了多个产品的降税计划。中国同非洲国家创建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双方致力于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共鉴”的“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国逐步把东盟、非盟、阿盟等发展中国家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当作重要的外交工作对象，不仅注重在国际场合加强同他们的协调，而且还积极支持这些集团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和集体安全合作，如中国于2006年承诺帮助非洲国家建设非盟会议中心。在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密切同亚非世界各种区域集团的合作，是推动新时期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途径。
进一步推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应注重统筹协调好如下几组关系：
一是自身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关系。伴随中国国力的迅速发展及国际影响的扩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在迅速增长。无论是欧美国家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还是发展中国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期待，都反映出中国发展给自身带来的国际责任压力。如何协调自身利益与国际责任的关系，已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就需要在推动发展进程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国际责任意识，在实现自身发展中推动世界的共同发展与进步，这也正是中国倡导建立和谐世界的初衷。中国的全球责任，不仅体现在与其他主要国家一道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稳定，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阻止全球气候变暖，也包括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发展，促进世界均衡发展和南北问题的解决，以及通过国际多边渠道帮助尚处于动荡中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稳定。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责任要真正得到国际社会大多数的认同，就必须把广大发展中国家置于自身战略视野的重要位置，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视为自身国际责任的重要方面，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时体现出应有的国际道义和人道关怀。正如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所阐述的那样：“中国是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22)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拥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可以利用自身多重身份来协调南北关系，成为沟通发展中世界与发达世界的桥梁，从而对世界发展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
二是对发达国家外交与对发展中国家外交间的关系。发达国家、周边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三个重要方面。由于周边国家在发展程度上大多也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外交就主要体现为对发达国家和对发展中国家外交上。中国的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利益和国际责任都在迅速增长，处理好与西方大国、发达国家的关系具有不容置疑的全球性、战略性和长期性；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的利益联系。虽然发展中国家已难以形成过去那种较为紧密的政治团结，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反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方面拥有一致需求，在推动经济发展并寻求改善南北关系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需要。发展中国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合作伙伴，在许多时候仍然是中国外交必须依靠的政治力量。这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政治根基仍在发展中国家，需要搞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近年来，中国以崛起中大国的身份主动融入并参与国际体系的建设，同时又以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注重在重大国际或地区问题上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反映了中国在大国成长过程中对自身多重角色的把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构成中国对外关系中不可分割的整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需要高度重视他们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这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中需要很好处理的问题。
三是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整体性与层次性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世界的群体性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各国的政治制度和外交选择日益多元。经济发展的分化也同样明显，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东亚国家发展迅速，不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堪与西方国家媲美，而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则陷入贫困与动荡的怪圈，甚至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化”的趋势，成为被当前全球化所遗忘的地区。在此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矛盾日益明显，双方的经济纠纷和贸易摩擦不断增多，对当前世界秩序以及对西方主要国家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尽管中国在外交布局上仍视发展中世界为统一整体，但实际上，中国已经难以制订并执行对发展中国家的统一外交政策。所以，中国一以贯之地在外交战略上高度重视发展中世界、最大范围地团结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应根据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选择以及他们与中国外交利益的紧密程度而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和政策。其中，周边国家由于直接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和重大战略利益而应给予格外重视，同时注重发展与发展中大国、资源大国和重要的区域集团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以多种形式灵活开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结构仍然主要由大国关系所决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发展及对世界的影响，就主要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及国家集团（东盟、非盟等）在未来将以何种方式合作以及如何处理他们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亚非复兴视野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世界意义
从亚非世界的角度，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是亚非各国争取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数十亿亚非人民开始从国际体系的最低端、最边缘逐步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重新彰显自身对于世界发展的价值与意义。这一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若干具有改变世界关系结构的新的变化趋向。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开始脱颖而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政治影响和发展信心。无论是世人热议的“金砖四国”(BRICs)、(23)“远景五国”(Vista)、(24)“新钻十一国”(N-11)，(25)还是更大范围的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新丝绸之路”(26)以及“Chimea”的新市场，(27)都反映了世界对欧美以外地区特别是亚非地区迅速发展这一变革性趋向的重大关切与期望。据世界银行估计，与高收入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将从目前占世界GDP的23%增加到2030年的31%，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将从占高收入国家的16%增加到24%。(28)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亮点。从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世界产出中的份额由13%增加到了19%，占世界商品出口的份额也由4%增加到了11%。(29)
回顾过去，20世纪50、60年代，亚非世界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摧毁了西方国家经营数百年的殖民体系，极大改变了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家间交往原则；当今，亚非世界掀起的经济复兴浪潮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正在对世界体系带来更为深刻和全面的冲击。人类历史发展早已证明，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制国际体系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亚非各民族在20世纪通过浴血奋战打碎了西方的政治和军事枷锁，完成了“第一次民族解放”；那么在21世纪，他们势必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复兴来寻求全面意义上的自立自强，实现“第二次民族解放”。而一个真正意义上相互联系的全球化世界，也不可能长期以亚非世界的欠发展和屈居于西方世界为基础，而应当是各地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和谐共存。这也是全球化浪潮之所以受到各国普遍欢迎的原因之所在，也是数十亿亚非人民对全球化的美好期待和向往。
当前国际关系结构转变的一个新特点，是亚非世界的整体性复兴及其相互合作的深入。(30)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以西方世界为中心、亚非欠发达地区为外围的旧有等级制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而富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世界政治经济重心随之向地理上的“东方”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南方”世界转移。在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长期处于边缘的地区和国家，如今通过自主发展和横向联合，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参与方。不争的事实是，世界财富、权力和话语权都在发生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结构性改变。(31)
在亚非国家追求复兴的进程中，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自始便具有某种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国曾视第三世界国家为国际统一战线中的政治盟友，双方共同“反帝”、“反殖”和“反霸”。从单个力量来看，发展中国家都难以与西方国家及其同盟体系相抗衡，但以亚非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的大联合，却在过去的特殊年代展示了让西方世界必须正视的巨大合力。在当前时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全面深化，同样极大地冲击了西方大国长期经营的国际秩序。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开始出现重大变化，国际关系格局多元化趋势进一步明显。过去数百年长期忍受西方欺凌的众多亚非发展中国家，开始更为自主、更为主动、更为自信地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欧美大国不能再指望回到西方与亚非世界的旧有关系格局。(32)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体现了平等、互信与互利的本质，有力推动着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自与亚非发展中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起，中国便始终坚持“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尊重他们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权利。1964年，毛泽东在接见亚非朋友时表示，“我们之间相互平等”，“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33)胡锦涛主席于2006年4月访问非洲时，将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表述为：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与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大多带有苛刻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不同，中国对外援助着眼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与他们的友好合作关系，且不附带任何条件。正如周恩来总理当年在访问亚非国家归来后指出，“目前，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实愿望。”(34)特别是在援助方式上，中国从不以施舍者身份自居，尽量避免使用“援助者”和“受援国”的字眼，而是强调各方的团结、互助与共同发展。有外国学者注意到，《中国对非政策文件》没有使用帮助非洲国家“削减贫困”或者“贫穷”的表述，而是多次出现了“共同繁荣”的字样，突出强调中非在经济、教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合作。(35)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世界意义，还体现在中国发展模式及其世界影响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根据自身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拒绝采取激进式的“休克疗法”，而是推行渐进性改革；在借鉴市场经济政策的同时，注重保持和发挥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和动员能力；在鼓励变革与创新的同时，正确处理发展、改革和稳定的关系。而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要求各国实行经济上的自由化、私有化和政府管制上的非调控化。其中心思想是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发展中全面发挥主导作用。(36)华盛顿共识曾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衰退的阴影，而同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却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减贫领域，中国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479万。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减少的贫困人口占全球减贫人数的55%，占发展中国家的75%。中国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目标。(37)许多参加中非首脑峰会的非洲领导人并非仅为援助和贸易的机会所吸引，也是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几年前还跟随某些西方大国唱和“中国威胁论”的东南亚国家，如今大多积极寻求同中国的合作，争先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在过去的冷战年代里，世界被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发展中国家要么跟随西方模式，要么效仿苏联模式。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带着“历史终结者”的傲慢在发展中世界强力推广其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而当前中国的快速发展，让这些在实现了政治独立之后又经历过发展痛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看到了独立自主地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极大兴趣，甚至出现了所谓非洲国家“向东看”的趋势，其实正是他们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自主性的尝试。中国发展模式让发展中国家在寻求发展道路方面多了一种可能性，一种新的选择机会。作为对当前日益紧迫的社会治理与发展问题的回应，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显示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为中国赢得了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正如雷默所言：“中国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一个有史以来最少依赖显示实力的传统手段的国家，它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作为显示实力的主要手段。”(38)有西方学者更是把中国政府制定政治经济替代模式的能力视为“自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人所面临的最大的思想威胁”。(39)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讲，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与源泉在于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激荡与交融。(40)源自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并不必然意味着西方化或西方世界的一统天下，世界各民族各文明的平等对话与交往，将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的加深而逐步显现，其中亚非发展中世界的各古老文明因其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必然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和多样性发展中起到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亚非大陆在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有力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当前亚非复兴势必将重现各古老文明的历史新貌，亚非人民也将再次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创造者和推动者。展望未来，亚非大陆真正实现经济富强和文化复兴，其意义不仅在于摆脱发展中世界的贫穷落后面貌、提高数十亿亚非人民的福祉；从国际体系的宏观角度看，还有助于推动世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从而彻底改变发展中世界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彻底瓦解西方国家自15、16世纪以来一直主导国际体系的传统格局。
当前的21世纪，是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发展的世纪，也是亚非大陆实现团结、统一与复兴的世纪。在这种历史变迁中，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必将因为新的发展基础、目标和动力而取得更大的发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将迎来新的历史纪元。
注释：
①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
②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237～238页。
③同上，第443～452页。
④周恩来总理曾对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吻合做过阐释：“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兄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我们对兄弟国家和新独立国家进行援助，把他们的力量加强了，反过来就是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对我们也是巨大的支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⑤“五项原则”包括：(1)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非洲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3)支持非洲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4)支持非洲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
⑥“八项原则”包括：(1)中国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2)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带任何条件；(3)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提供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5)援助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6)中国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7)中国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时，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援外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
⑦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
⑧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596页。
⑨刘鸿武：《中非关系30年：撬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支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80～88页。
⑩周南口述，吴志华整理：《回顾中国重返联合国》，载《决策探索》2005年第12期，第3l页。
(11)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12)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595页。
(13)罗建波：《非洲一体化与中非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87页。
(14)Thabo Mbeki,"At the Heavenly Gate in Beijing Hope is Born! "ANC Today,November 10,2006.
(15)Abdoulaye Wade,"Time for the West to Practice What it Preaches",Financial Times,January 24,2008.
(16)罗建波：《如何推进中国对非多边外交》，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第24～29页。
(17)中国海关总署：《2008年我国对非进出口贸易步伐继续加快，全年进出口规模突破1000亿美元》。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10/tabl/info158375.htm
(18)中国商务部合作司：《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文）》。http://hzs.mofcom.gov.cn/aarticle/date/200811/20081105895467.html
(19)“五项举措”的具体内容：第一，中国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优惠范围将包括这些国家的多数对华出口商品。第二，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第三，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双方企业开展合资合作。第四，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其提供包括防疟特效药在内的药物，帮助他们建立和改善医疗设施、培训医疗人员。具体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及双边渠道落实。第五，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参见《胡锦涛在联大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的讲话》，新华网，2005年9月15日。
(20)“八项措施”的具体内容：(1)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1倍。(2)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3)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基金总额逐步达到50亿美元。(4)为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援助建设非洲联盟会议中心。(5)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6)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把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输华商品零关税待遇受惠商品由190个税目扩大到440多个。(7)今后3年内在非洲国家建立3至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8)今后3年内为非洲培训培养15000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10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非洲援助30所医院，并提供3亿元人民币无偿援款帮助非洲防治疟疾，用于提供青蒿素药品及设立30个抗疟中心；向非洲派遣300名青年志愿者；为非洲援助100所农村学校；在2009年之前，向非洲留学生提供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由目前的每年2000人次增加到4000人次。参见《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
(21)参见《埃塞总理梅莱斯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
(22)参见《胡锦涛在联大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的讲话》。
(23)“金砖四国”是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
(24)“远景五国”是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25)“新钻十一国”是指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国。
(26)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非洲地区经济顾问布罗德曼在其名为《非洲的丝绸之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新边疆》一书中提出。他认为，中国，印度对非洲的贸易与投资热潮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新发展，这一进程“正在改变世界经济发展的传统格局。”Harry G.Broadman,A frica's Silk Road: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The World Bank,Washington DC,2006,p.xix.
(27)这是美国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提出的新概念，其涵义是：中国和印度的技术、资金和对资源的渴求(chi)，加上中东的资金和石油(me)，再加上非洲的原材料和商机(a)。Atkearney,"CHIMEA:An Emerging Hub of the Global Economy".http://www.atkearney.com/shared_res/pdf/CHIMEA.pdf
(28)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9)同上，第185、205页。
(30)刘鸿武：《当代中非关系与亚非文明复兴浪潮——关于当代中非关系特殊性质及意义的若干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9期，第29～37页。
(31)罗建波：《亚非复兴进程与世界地缘政治转变》，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5期，第12～17页。
(32)罗建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对非洲外交：在分歧中寻求共识与合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4期，第26～35页。
(33)李安山：《论“中国崛起”语境中的中非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1期，第7～14页。
(34)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第240页。
(35)［英国］肯尼斯·金：《中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20页。
(36)约翰·威廉姆森：《华盛顿共识简史》，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85页。
(37)《中国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实践者》，载《人民日报》2008年9月2日。
(38)乔舒亚·库珀·雷默：《附录：北京共识》，载乔舒亚·库珀·雷默等编：《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333页。
(39)Bates Gill &Yan Zhong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2006,pp.17-36.
(40)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在于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交融的论述，参见［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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