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构变迁效应与产城融合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效应论文,产业转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03-0059-08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承接产业转移给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诸多效应，其中之一便是对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本文基于产业-空间结构视角，深入分析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空间结构变迁效应，以及这两者的互动共进所带来的产业-空间结构变迁效应。由于产业结构变迁是工业化的本质，空间结构变迁是城市化的本质，产业-空间结构的变迁及其优化，实质上就是产业与城市的融合发展。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如何通过对主要承接产业、重点承接区域和重要承接平台的选择，以更好地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构变迁效应，从而有效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一、产业-空间结构：分析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视角 区域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动态过程。对于欠发达区域来说，不仅要经由增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的方法来加快经济增长，更要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亦即资源的重新配置来促进经济增长。正如库兹涅茨所言，如果没有结构转变，持续的经济增长将不可能实现。[1]实际上，经济发展是由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所引发的，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变迁无疑是其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主要是指区域经济活动在产业上由农业主导向由工业和服务业主导的转变，从而引起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集聚，这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化、非农化。随着产业结构高度化，将会有更多生产要素配置到边际报酬较高的非农产业，从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区域空间结构变迁则是指区域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从而引起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亦即所谓的城市化。具体到我国，空间结构变迁将导致生产要素向沿海城市、城市群等少数地区集聚，可称之为沿海化、城市群化。伴随空间结构密集化，将会有更多生产要素转移至边际报酬较高的城市地区，以利于经济增长。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二元结构的分析方法最为常见。无论是早期的旧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地理学，还是后来的新经济地理学，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新结构经济学，均将结构变迁作为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但其分析框架各有不同，研究视角各有侧重。 (一)从旧结构经济学到新结构经济学：产业结构的视角 作为一门专事研究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学科，发展经济学在其早期十分注重对结构性因素的研究。比如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就是在古典主义框架下分析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经典模型。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结构是外生决定的，强调市场失灵从而政府应该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基于旧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以政府主导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在许多国家遭受挫败的事实，及至20世纪70年代，发展经济学开始抛弃对结构及其变迁问题的研究，转而以华盛顿共识为主流，强调政府失灵，片面侧重市场的作用。然而，那些因循新古典范式而积极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的国家，大多也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经济绩效。为此，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并倡导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2] 尽管佩鲁的增长极理论[3]、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4]，以及弗里德曼的核心-外围理论[5]，均从空间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但旧结构经济学所关注的“结构变迁”主要还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对空间结构的变迁关注较少。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旨在将结构转变重新带回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但它与旧结构经济学一样，基本上是从产业结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却忽视了空间结构的视角。 (二)从传统经济地理学到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结构的视角 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一直是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由此发展起来的经济地理学，按照克鲁格曼的理解，具有五大传统理论，即德国区位理论、社会物理学理论、累积因果理论、地方外部经济理论、地租和土地理论。[6]传统经济地理学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递减以及同质性需求的新古典假设，尽管提供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经济思想，但其研究者没有用一种适合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没有清楚地说明市场结构的现实性，只是基于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因而没有被纳入主流经济学。也就是说，旧经济地理学不能将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所以其影响力有限。 新经济地理学的工作旨在运用主流经济学分析方法来分析空间因素的作用，从而将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末，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提出了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7]。然后，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以此模型为基础，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市场外部性等概念构建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考察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从而实现了主流经济学向空间维度的扩展。[8]新经济地理学由此而产生，它的出现给经济地理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使经济地理学中一系列由于原来不能被模拟而被主流经济学家所不接受的核心思想得到了正式认可。[9]尽管新经济地理学实现了主流经济学向空间维度的扩展，但其在重视空间结构变迁的同时却忽视了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三)分析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视角：产业-空间结构视角 既往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要么是基于产业结构偏向的视角，要么是基于空间结构偏向的视角。基于这两种不同视角的研究而分别提出的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在实践中难免会有不相协调甚至相互掣肘的情况。实际上，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是区域经济结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二者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联系。如上所述，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化过程，区域空间结构变迁则主要是一个城市化过程。尽管工业化与城市化在理论上可以视作相对独立的两个过程，但产业发展需要空间作为其载体和依托，空间发展需要产业作为其内容和支撑，因此在实践中这两者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纵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区域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空间结构变迁存在紧密的互动关系，共同作用于区域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有必要在理论研究中将二者加以整合，以研究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由此，“产业-空间结构”视角就被作为分析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视角。 胡佛在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产业与区位的聚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聚集体。[10](P93)陈岩在论述区域-产业外部经济时，尝试将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11]赵改栋、赵花兰则明确提出了“产业-空间结构”概念，且将其定义为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所形成的生产组合在产业及空间形态上形成的综合物质实体。[12]它不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简单相加，而是区域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共同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和区域内的微观经济组织，并通过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产出的优化，通过不断的升级换代实现其动态化、协调化和高级化发展。由于产业结构与工业化紧密相关，空间结构与城市化密不可分，所以产业-空间结构变迁实质上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过程。 二、承接产业转移是中西部地区结构变迁的重要外生动力 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变迁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发展和要素流动的结果，受到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两种力量的驱动。内生因素是区域内部滋生的结构变迁力量，分为内部需求和内部供给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后者则包括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外生因素是源自区域外部的驱动力量，也分为外部需求和外部供给两个方面，主要是指区域间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尤其是出口和外部投资的增长。对于走先发内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内生因素是驱动结构变迁的核心力量，外生因素则发挥一种辅助性作用。但对于走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由于内生动力不足，外生动力则至关重要。 (一)中西部地区结构变迁的内生动力不足 相较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在整体上还处于欠发达阶段。目前，中西部地区结构变迁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短板”问题突出。以2014年为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及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3905元、24733元、24391元、25579元和2884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145元、10011元、8295元、10802元和14089元，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25954元、16868元、15376元、19604元和20167元(见表1)。由此可见，无论是城镇居民收入，还是农村居民收入，中西部地区不仅低于东部水平，也低于全国水平。 二是投资总水平偏低。2014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232107亿元、143118亿元、140416亿元、40806亿元，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41.71%、25.72%、25.23%、7.33%，而四个区域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38.40%、26.51%、27.07%、8.02%(见表1)。很显然，中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低于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亦即其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要低于东部水平和全国水平。 三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相对缓慢。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自2001年起，每年从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创新绩效五个方面，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创新能力予以评价。据该研究小组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11》，四大区域创新能力排名的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领先，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殿后。 (二)东部地区结构变迁对中西部地区的启示 目前，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表现的产业-空间结构变迁，都走在全国前列。东部地区之所以能领跑全国经济发展，一条重要经验是抓住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沿海接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境外转移过来的产业资本。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刚刚改革开放，又恰逢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高潮的兴起。此轮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自己则重点发展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在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而东部地区因率先奉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使本地区成为此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通过引进外资，东部地区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2015年底，我国吸引的16000多亿美元FDI的80%以上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将外部转移过来的产业资本同内地转移过来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制造”，占领全球市场。正是区域外部投资和市场等外生因素的拉动，造就了东部地区的工业集聚和领先优势，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产业-空间结构的变迁。东部地区率先崛起带给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启示是，作为一个欠发达区域，要加快经济发展和结构变迁，比较现实的途径是争取外生力量的支援，尤其是积极承接区域外部的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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