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务论文,贡献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它的成功，无疑有黄遵宪、汪康年等人的功劳，但更得力于梁启超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梁启超就没有《时务报》。以往的研究对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所起的作用论述不够全面或语焉不详，本文拟从参与创办、主持笔政、及其时务文章的影响等方面，较为全面地论述梁启超对《时务报》的贡献。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参与创办 功不可没
《时务报》创办时期的核心人物有三：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时务报》创办前，梁启超随同其师康有为从事维新活动，如参与发起“公车上书”运动，主办《中外纪闻》，创设强学会等。强学会解散以后，仍留居北京。 黄遵宪曾担任过外交官， 熟悉日本、 欧美政治。 1895年加入上海强学会，以救亡图存为己任。汪康年系张之洞幕僚，具有维新思想，甲午战后，愤励变法图强，亦列名上海强学会，欲开报馆。由于顽固分子的反对破坏，1896年初，北京、上海两地的强学会被迫相继解散。黄遵宪迎难而上，“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以报馆为倡始”〔1〕。这时，汪康年应康有为邀请，由湖北来沪接办强学会事， 适遇强学会解散，便代收了该会的余款，并准备借此办报。这样，黄、汪二人在上海相遇，“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2〕， 并开始筹划。其间，吴德潇与邹凌瀚也多次参与商量。当时办报盛行主笔制，筹划中的报馆必须有人担任主笔才能开办。黄遵宪从康有为处探知公车上书及《中外纪闻》中文字多出其徒梁启超之手，许其文字富于感情，有煽动力，适合当报馆主笔，遂与汪康年合计，函商远在京师的梁启超一同办报〔3〕。
黄、汪等人在沪筹划办报之际，梁启超与汪康年函札往返，也透露出创办报刊之意。他认为创办报刊乃“中国命脉所系”，“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并准备在京师“设一新闻馆”，对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报馆的设想表示赞同〔4〕。当黄、 汪函邀他至沪共同办报时，梁启超欣然离京赴沪。
梁启超于1896年4月间抵沪。此前，黄、汪等虽已决定创办报馆， 但筹备工作远未就绪。梁启超抵沪后，与黄、汪二人“日夜谋议此事”。起初，黄遵宪在报馆全面负责，梁启超“自以不谙会计，惮管杂务，因与穰卿（汪康年）有约，彼理事务兼外间应酬，而启超主报中文字”〔5〕，各因天才，自执一职。三人在分工问题上很快取得一致意见。 但在报名、办报宗旨、报纸类型及筹集资金等问题上却有分歧。汪康年当初与黄遵宪商议时，主张“广译东西方各报”，准备完全办成“译报”〔6〕，而且报名也拟为《译报》。黄大致赞同汪的意见。 梁启超莅沪后，认为自己既然是主笔，就应抒发议论，才能名副其实，进而认为《译报》之名“不足倾动人”〔7〕，建议改为《时务报》。 黄遵宪考虑到以前强学会“太过恢张”而遭封禁，居间调和汪、梁二人的意见，结果，汪康年的建议被修正，报名改为《时务报》，以译文为主，但增加论说。此间发出的告白指出，该报的宗旨是“发明政学要理”与“翻译各国报章”〔8〕，前者即反映了梁启超的意见。关于报纸类型， 汪康年力主办日报，黄遵宪和梁启超则主张办旬报，最后确定为旬报。鉴于强学会轻而易举被守旧分子搞垮的教训，汪康年又提出“依榜洋人、洋股”〔9〕，以抵制来自反对派的压力，但黄、梁反对； 后又商定以报馆名义向各地同志募捐，黄遵宪本人还首捐千金为创办费。《时务报》创刊前后，接到大量捐款，但没有吸收洋股，汪康年的这条建议实际上被否定。不过梁启超提出《时务报》以孔子纪年的建议，也被黄、汪所拒绝〔10〕。由上述可知，在筹划《时务报》的过程中，梁启超的建议大部分被采纳。
梁启超既然主撰述，《时务报》创办时期的文字工作也理所当然由他承担，如草拟章程、公启、告白等。正当《时务报》紧锣密鼓筹备之时，汪康年却几度离开报馆到湖北为张之洞祝寿，梁启超不得不兼顾馆内其它事务，如向各地发送《同志公启》：与《博闻报》商议为《时务报》刊登告白；还就云南等边远地区报纸的邮寄、聘请日本翻译、黄遵宪在外募捐及联系销报情况，购买机器、免费送报等有关问题，频频致书汪康年，与之通报、商议〔11〕。此外，汪康年对《时务报》能否办成功缺乏信心，办报意志不坚定，1896年5月间还与梁鼎芬联系， 欲在张之洞处兼职。张之洞的态度是“开报馆，则无馆；不开报馆，则有馆”〔12〕。住沪住鄂，汪不能自决，屡与梁启超商议。梁启超对汪康年进行劝说，报纸能销四千份即可支持，“因固留之”。这样，汪康年最终决定留下办报，使筹备中的《时务报》免于流产。
另据考证，梁启超还与黄、汪商议， 由梁启超为其妻兄李端棻代拟《请推广学校折》进呈〔13〕，其中提到广开报馆，为《时务报》的创刊提供了根据。
1896年8月9日（农历7月1日），《时务报》正式创刊。
主持笔政 出力最多
梁启超在报馆内所承担的工作首先是为该报撰写论说。《时务报》创刊初期，报首论说文章每期一至两篇，约三四千字，大多出自梁启超手笔。1896年下半年，梁启超回广东探亲，以及1897年11月应聘湖南时务学堂后，仍然有文章寄回报馆发表，直到1897年底、1898年初与汪康年的矛盾公开后，撰文才大大减少。自《时务报》创办至1898年3 月梁启超离沪赴京，他共为该报撰文61篇。《时务报》所载梁文以不标点计算，约有12.3万字，共120多个印张，足以单独编成4本《时务报》。该报总计发表论说文章96篇，梁文占60%以上，如从1898年3 月梁与汪摊牌，辞去主笔之职计算，比例更大。
梁文不仅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就文章内容而言，也居于核心地位。梁文鼓吹变法维新，倡导民权，主张废科举，兴教育，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涉及甚广，其中尤以《变法通议》最有系统性，也最受读者重视。有人建议：“《变法通议》宜早全刻之，减价出售，使守旧者之心早化。如短刻资，出之于我”〔14〕。汪康年在《时务报》上发表过10来篇文章，但他的主要职责是总理报务及应酬。章太炎、麦孟华、徐勤、欧榘甲曾先后应聘到报馆佐理撰述，但撰文不多。而且他们的文章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超出梁文范围，有些文章就是详尽补充、发挥梁文中的某些观点，或以梁文为中心展开议论。梁文《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5〕麦孟华随后即本此意撰《论中国变法必自变官制始》一文（连载《时务报》第22、24册）；高凤谦《释彝》一文则是详尽阐发梁文《春秋中国夷狄辨》中“中国夷狄、本无定名”的观点。有些论题，梁启超撰文论述于后，但影响更大，如梁文《知耻学会序》对封建官僚、军阀、买办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与谴责，比汪康年先此发表的《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一文影响大得多，以致引起张之洞的干涉。由此可见，梁文在《时务报》论说中居于核心地位，基本上代表了《时务报》的舆论倾向。
上述事实表明，梁启超作为《时务报》的主笔是合格的，称职的。
通过检阅《时务报》可知，梁启超还常以报馆名义为《时务报》中的一些重要译文附加按语，对西方报刊中讥讽侮辱中国人的内容予以揭示，借以激发读者的民族自尊心；同时劝导读者沉着冷静，从中获取有益的成份，为我所用；有的则借题发挥，批驳顽固分子的论调。如《梧州通商》一文中有“法兵亦断不至越华境一步”一句，梁指出：“此似讥语”〔16〕。在《苏杭交涉之棘手》一文后评论道：“惟自近年以来，各报每以诋谩中国为最时式之语，故不论理之是非，事之曲直，惟以谩骂为得计。然彼之所言正可为我研究之资本，本馆于此等处不敢译印，尤不忍不译印。”〔17〕《英人论机器不宜中国》的按语则提出诘问：“西人之妒我兴机器以夺彼利，其言如此。而中国人犹有以机器为不当兴者，岂欲保护西商之利权耶？”〔18〕这些按语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时务报》馆草创之际，人手缺乏。除主撰论说外，梁启超还承担了编辑等职，梁启超自述当时情形云：“当时总办之勤劳固云至矣，然即如启超者，忝任报中文字，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字，归其撰述；东西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记当时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来，分七八人始乃任之。”〔19〕梁启超当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以非凡的才华，旺盛的精力有力支撑着《时务报》，为该报的编印发行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务文章 独具魔力
如前所述，除梁启超以外，为《时务报》撰写论说的尚有汪康年、麦孟华等人，他们的文章也受到读者欢迎，但读者对他们评价不尽相同。汪康年的密友邹代钧称“报论卓如主笔极佳，甚明通又不为外人所诋”，并直言不讳地指出汪康年文章“亦逊卓如”，劝他以后不要出笔〔20〕。张元济则指出徐勤“文字欠佳”，建议多用麦孟华文〔2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除极少数人如唐受桐、严复较为冷静客观地指出了梁文中的纰漏与不足之处外，其他人对梁文几乎是清一色的颂扬、溢美。郑孝胥评论说：“梁君下笔，排山倒海，尤有举大事、动大众之概”〔22〕；罗振玉认为梁文“辞理并优，三长兼擅”，“沉痛深挚，语语中肯”〔23〕。对梁启超颇为反感的胡思敬也承认，梁文“张目大骂，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24〕梁文的影响有时还使读者产生错觉，如有人看到《时务日报》（梁启超未参与）初出时，“文笔殊胜各日报”，随即加以揣测，认为“大约亦出卓如手笔”〔25〕。上述材料说明，梁文是《时务报》中最爱欢迎的文章，在读者中影响最大。实际上，就文章影响而言，梁启超不仅超过了《时务报》馆内的同事，也超过了《时务报》外的同仁。如北方负有盛名的《国闻报》主笔严复，也是写政论文的高手，其人思想水平丝毫不亚于梁氏，但由于受桐城派影响，严文过务渊雅，文字深奥，不及梁文通俗易懂，影响广泛。《时务报》正是凭借梁文，才能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
1897年11月，梁启超受聘湖南时务学堂后，为《时务报》撰文减少，《时务报》随即受到影响，“论说及翻译西报与附录，咸简率不足观。”〔26〕1898年梁启超辞去主笔以后，有人认为《时务报》“文劣事懈、书丑纸粗、大不餍海内之望”〔27〕，《时务报》的销量也明显减少，影响减弱，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这些史实从反面证明了梁文在《时务报》中的核心地位。
梁文独具魅力，究其奥妙，首先在于梁文代表了正在形成之中的政论文体，当时称之为“报章文体”或“时务文体”。梁启超自己总结说：“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28〕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曾撰文比较梁启超与当时各名家的不同文风，其文云：
“当时一般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腊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天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而论，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诸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魄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唯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29〕吴氏评价乃师不免溢美，而对各家文风的总结比较还是很准确的。
检阅梁文，再结合上述评论，我们不难看出，梁文具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1、针对现实，指陈时弊，倡言变法，观点鲜明；2、辞藻华丽，文笔酣畅，感情充沛，感染力强；3、浅显易懂，条理明晰， 贴近读者，面向社会；4、旁征博引、论出纵横，自由恣肆、气势恢宏。 其中，尤以平易畅达，笔带感情为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使得梁文成为时务文体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获得读者宠爱也就不奇怪了。
综上所述，自1896年4月离京抵沪后， 梁启超积极参与了《时务报》的创办，是该报创办阶段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时务报》创刊后，又主持笔政，不仅撰写了三分之二的论说文章，同时还兼任编辑、校对等职，一身数任，出力独多。他的论说文章议论广博而又相对系统，基本上代表了《时务报》的舆论倾向，是该报的核心与精华。其饱含感情，流利畅达的文笔，又使《时务报》独领风骚，风行海内外。梁氏本人也因此获得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的美誉。梁启超辞去主笔之职后，《时务报》影响随即减弱，显而易见，《时务报》的兴衰已与梁启超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梁启超是《时务报》馆不可或缺的人物，是该报的灵魂。
注释：
〔1〕〔5〕〔19〕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记》，《申报》1898年8月29日。
〔2〕〔6〕汪饴年：《汪穰卿先生传记》，见《近代稗海》第12辑，第207页。
〔3〕黄天任：《清黄公度先生遵宪年谱》， 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1985年版，第100页。
〔4〕〔1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梁启超函》， 第1832—1833、1835—1840页。
〔7〕《书札·汪大燮函》第743页。
〔8〕《时务报》馆告白，见《申报》1896年6月22至24日。
〔9〕〔20〕《书札·邹代钧函》，第2648、2683页。
〔10〕叶德辉辑注《觉迷要录》，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4卷第22页。
〔12〕转见《书札·梁鼎芬函》，第1895页。
〔13〕闾小波：《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为梁启超代拟》，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
〔14〕《书札·卢靖函》第2986页。
〔15〕〔16〕〔17〕〔18〕《时务报》第3册第2页、第33册第15页、第18册第16页、第8册第15页。
〔21〕《书札·张元济函》第1718页。
〔22〕《书札·郑孝胥函》第2971页。
〔23〕《书札·罗振玉函》第3152页。
〔24〕胡思敬：《戊戍展霜录》，见《戊戍变法》（四）第47页、（一）第373页。
〔25〕〔26〕周星诒：《窳横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305辑， 第49页。
〔27〕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94页。
〔2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29〕吴其昌：《梁启超》，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