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以文化批评为视角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视角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批评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7)03-0185-05
一
文化批评的兴起让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陷入了既兴奋又疲惫的矛盾状态。对某些人来说，从文化的角度读解文学是理论研究回归社会历史批评传统的征兆，于是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慨，生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兴奋。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文化批评的介入对文学理论研究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无边无涯的文化研究①不仅会让周旋于其间的文学理论疲于奔命，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被文化批评模糊了文学研究的审美边界，身陷其中的文学理论很可能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学科身份。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学术界也能见到类似的反应。希利斯·米勒就曾不无讥讽地指出，因为文学研究的中心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所谓的“文化转向”，以至于使“一些早于新批评、已经过时了的注重传记、主题、文学史的研究方式，开始大规模地回潮。基于此类研究方法的论著横空出世”，某些研究者“有意识地回到那种更温暖、更有人情味的作品中去”，借助它们重申文学与历史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1]216-217。但是，站在截然相反的立场上的伊瑟尔却坚持，由于“抛弃文学而转向高度政治化的半截子艺术”，所以在他看来，“在现阶段，‘文化研究’是一锅混乱不清和琐屑无谓的大杂烩”，并告诫人们，“毕竟文学已经陪伴了人类发展二千五百年，我们不能如此轻易地像‘文化研究’习惯所做的那样将其废除。”[2]
重提关于文化批评的各种说法，用意并不在于分辨这种文学研究方式本身的是与非，我们关注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这些反应——无论是期许还是抱怨——对文化批评的理解，是否因为过分注重或夸大其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在操作层面上的某些特点或弱点，却在有意无意之间淡化了文化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特征。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所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人们论及文化批评时，争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研究边界、学科归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文学阐释的泛化等等现象，却很少有人追问，文化批评为什么要把文学和文学活动置于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不是把文学和文学活动放到单纯的审美关系中予以讨论？促使文化批评作出如是选择的“问题意识”是什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放弃对文化批评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状况的追问，说明我们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文化批评其实是在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有别的另一种知识语境中、用另一套知识话语来理解和解释文学的；而我们的讨论却忽略了文化批评与传统文学理论在知识构成上的这种差异，忽略了文化批评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
二
正如福柯所说，知识构成了“我们自己的思想的限度”，并规定着经验的秩序和思考的方式[3]。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理论研究对文学的思考都与一定的知识状况相关联；因此，进入相关的知识语境，把握理论话语特有的知识蕴涵，是我们理解和运用某种文学理论的基础与前提。但是这些年来，在我们对各种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阐释和借鉴中，却往往因为偏重于“方法”或“模式”而忽略了理论生成的知识语境，更少关注理论研究的演变与知识状况之间的内在联系，各种误读和误解的现象也因此发生。比如，就西方接受美学(reception aesthetics)或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而言，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它的特点其实并不像许多人所理解和描述的那样，主要体现在对读者阅读和接受过程的关注上；如此理解等于说接受美学的“问题意识”产生于对接受活动本身的思考。其实并非如此。接受美学的“问题意识”来自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质疑，它对读者作用和接受意义的强调是为了颠覆那种以作家创作来界定文学的古老观念。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客体，文本的意义也并非由作家所赋予；文本只有在读者阅读的参与下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文学的实现也因此被解释成一个取决于接受活动建构的历史过程。所以，接受美学强调，“为了使文学发生，读者其实就像作者一样重要。”[4]显然，理论研究只有进入现象学和解释学的知识系统，在与之相关的知识语境中，才能把握接受美学的上述思路，了解其研究文学的“问题意识”及其究竟是怎样产生的。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力图说明，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所以会形成不断发展演变的态势，不仅仅是因为它在研究方法上能够不断创新，更值得重视的是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对发展演变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理论研究能够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新的知识语境中酝酿它的“问题意识”来调整文学研究的思路，才是促成文学理论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阿尔都塞对“症候阅读”(symptomatic)理论的阐述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理论研究与知识状况关系的认识。他指出，文本阅读或理论研究的局限与它可能拥有的视界有关，“任何问题或对象只有位于某个范围或视界之内，即位于一个给定理论学科的理论问题框架的确定的结构领域中才是可见的。”[5]467这说明拓展视界是理论研究能有所得的前提。为了突破视界对理论研究的限制，阿尔都塞提出了“症候阅读”理论。他强调指出，理论研究“要看见那些不可见的东西，要看见那些失察的东西，要在充斥着的话语中辨认出缺乏的东西，在充满文字的文本中发现空白的地方，我们需要某种完全不同于直接注视的方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注视，即有根据的注视，它是由‘视界的变化’对正在起作用的视野的思考而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把它描绘为‘问题框架的转换’(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blematic)。”[5]467这就是说，理论研究的突破源于它的“视界的变化”或“问题框架的转换”，即寻找新的思路来打破已成习惯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思考知识状况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可以说改变了理论研究现有的知识结构，从而走出了既定的知识语境给理论研究设置的框架，对理论研究的视界和视角的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批评，我们以为尽管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研究的模式，文化批评在实践操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轻视文化批评在另一种知识状况中思考文学问题对拓展文学理论研究视野与思路的意义。为了阐明有别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另一种知识状况”的特点，我们需要从米勒对文学理论研究转向的分析说起。
关于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变化，米勒在《当前文学理论的功用》一文中有一个堪称经典的分析。他说：“自1979年以后，文学研究的中心有了一个重大的转移，由文学‘内在的’、修辞学研究转向了文学‘外在的’关系研究，并且开始研究文学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语境中的位置。……其关注的中心在于语言与上帝、自然、历史、自我等诸如此类常常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事物之间的关系。”[1]216研究趋向的转变意味着知识语境的变更，文学理论因此面临着对知识结构、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的调整。用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话说，这关系到理论研究是否“入流”的问题。②于是如何把握文学研究上的这种转变，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由于知识状况的限制，许多人似乎只注意到米勒上述言论前半部分所描述的现象——文学研究的中心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移，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推动转移发生的原因是因为语言研究的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米勒所说的，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理论对语言的关注已从“集中研究语言及其本质与能力”，转向探讨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米勒看来，是否注意到语言研究的这个变化可谓事关重大，因为一旦排除了文学理论研究涉足于社会与历史的领域是通过语言阐释这个环节实现的，文学研究对历史、社会和自我等等问题的关注，就会被误解成文学理论已退回到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之中。
国内学术界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非常流行，显然和这种误解相关。它把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走向和变化，描述成一个因“语言转向”陷入困境而不得不过渡到“文化转向”的历史过程。这种把语言研究和对文学的文化阐释解释成彼此无关甚至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话语的认识，显然还是在传统文学理论赖以生成的知识状况中读解理论转向的产物，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对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眷恋，更可以见出知识状况对理论研究的影响。因为从这种说法中可以看出，坚守传统的知识结构使它无法理解米勒再三强调的那种变化，即今天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关注文学和文学活动的社会意义、历史维度和文化内涵，并非源于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重新认同，而是基于一种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的认识，即“文学研究虽然同历史、社会、自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不应是语言学之外的力量和事实在文学内部的主题反映，而恰恰应是文学研究所能提供的、认证语言本质的最佳良机的方法。”[1]218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与历史、社会和自我的关系的关注，是建立把语言和语言活动视为一种“症候”(Symptom)的认识之上的。症候意识的形成说明理论转向之后的文学研究不仅走出了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知识语境，放弃了把文学语言的描述视为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或“反映”的观点；而且还走出了形式主义批评的知识语境，不再把语言仅仅视为结构研究和形式研究的对象。今天的理论研究更倾向于把文学语言视为一种有待分析的“症候”，强调文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语言症候的把握和分析，揭示隐藏于文学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蕴涵。
三
文学理论研究能够迈出这一步，使自己的语言阐释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而转向后结构主义的“语言文化”，和拉康把语言研究引入精神分析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进入拉康的知识语境又成为我们认识文学研究转向的关键，它对我们理解今天的文学理论研究以什么样的知识话语来阐释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弗洛伊德把无意识和欲望、冲动等生物性机能联系在一起不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更强调语言和无意识的关系。拉康指出，“欲望必须从文字上去理解”，“无意识就是具体言谈中跨越个人的那个部分”[6]268，“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7]。这说明拉康将无意识解释为由语言塑造的、形成于主体间关系的产物，并据此提出了“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的观点[6]275。而拉康所理解的语言，又是一个能指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系统，在这个符号系统中，语言的意义不是生成于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而是形成于能指与能指之间的连绵过程，语言阐释也因此成了一种追寻踪迹、捕捉意义的文化分析活动。所以，拉康认为，语言以及人的语言活动与其说是在指称事物、传递意义，还不如说是显露无意识活动的一种症候。这个思想不仅让后精神分析理论彻底摆脱了与生物学的关联，而且还把语言研究从狭小的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知识语境中解放出来，使文学理论的语言研究从此获得了开阔的文化视野。
受拉康的启发，阿尔都塞提出了“症候阅读”的理论，其要义在于强调这样一种阅读方式：从文本表面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中，其实可以辨识出语言的缺失、空白和疏忽；相对于构成了文本的语言来说，它们是沉默的，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言说和沉默之间发现，文本的意指是和这些没有说出来的东西纠缠在一起的。症候阅读应该做的就是揭示文本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这种微妙关系。它意味着，文本分析不仅要读解靠语言的字面意义所构成的“第一文本”，而且更要关注文本语言的缺失和空白，读解不在场的语言所构成的“第二文本”。所谓的症候即呈现在二者形成的张力之间，症候阅读就是通过分析和捕捉文本的隐性话语来阐释文本的意义。对于文学文本来说，症候主要是以风格的断裂、禁忌和盲区等等形态存在着的。它们或以存心保持沉默把症候阅读引向对文本难言之隐的探寻，或以无意识的浮现使症候阅读注意到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差异或冲突。可以说，文学研究正是依靠这种具有解构意味的语言症候分析，才走进了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论域。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操作程序上，还是在文学社会属性生成机制的理解上，这种理论研究都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不同。
与症候阅读的理论有所不同，保罗·德曼是从语言和实在的关系上来说明，具有解构意味的文化批评为什么必须在语言分析中引入意识形态话语。他说：“我们叫做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语言和自然的现实的混淆，指涉物和现象论的混淆。因此说，文学性的语言学，比起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任何探索方式来说，在揭示意识形态的畸变性上，都更是—种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在解释畸变性的发生上，都更是一种决定因素。”[8]103在这里，保罗·德曼是在现代语言哲学的知识语境中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语言不能复制世界而只能反映人的思维形式。因此，文学语言给人们呈现的并不是现实世界本身，而是现实生活的一个仿像，或者说是一个精神化了的“现实”。语言的特性决定于它既不能复制也不能再现实在，语言只能建构。所以，保罗·德曼强调，“文学是虚构，并不是因为它拒不承认‘现实’，而是因为无法先验地确定，语言是按照哪些或者像是现象世界的原则而发挥作用的。”[8]102从虚构性上理解文学，要求理论研究把文学活动纳入精神生产的复杂机制中加以观照。文学虚构重建了人与自己的生存现实的关系，重建了现实世界的秩序。在这种重建中，势必要融入对现实的理解和期待，这就为理论研究阐释语言活动的文化蕴涵留下了想象的余地。理论研究因此不能不关注各种意识形态对文学语言建构“现实”的参与，更不用说语言建构“现实”这一行为本身的意识形态性了。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各种因素构成了文学语言分析必不可少的要素。
互文性(Intertexuality)理论的产生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其不仅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也为文学理论研究向社会、历史与文化之维延伸拓展了更大的空间。作为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核心范畴，互文性理论不仅揭示了不同文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指涉关系，从而给文学语言分析进入广泛的社会、历史与文化领域拓展了思路。而且，在后现代解构批评的知识语境中，互文性理论还被赋予了另一层意思，即文本的意义由于互文关系而形成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是来自传统文学理论所说的文学语言的形象性或多义性，而是源于文本的相互指涉所造成的无休止的意指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互文现象虽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学现象，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到处都有它的踪迹，但是互文性理论却产生于后现代知识系统，它与传统互文观念的区别就在于，互文理论不是在渊源关系而是在意义衍生的关系上来理解文本相互指涉这种现象的。强调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所造成的意义延伸可能无所不在，无穷无尽，为理论研究在解构的层面上以开放的方式阐释文本意义的提供了思路，更给理论研究创造了一个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论域中读解文本的空间。以这样的思路阐释文学文本，可以说从根本上颠覆了仅从作者—文本—世界的线性关系上理解文学活动的批评成规和文学观念。钱钟书先生曾引罗兰·巴特的话说，“法国新文评派宗师言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执著‘本文’；所谓‘本文’，原是‘本无’，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10]600，并以类似的比喻来说明文学文本的意义并非存在于一个有限的、封闭的空间之中。他说，“窃谓倘‘有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可谓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10]611正是这种认识使钱钟书先生在文学研究中极为关注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它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关注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所造成的意义衍生；他的文学研究之所以会形成旁征博引、思路活跃的风格，似乎也和这种认识有关。③
正因为互文性理论是以解构的思路来理解文本意义不确定性的，所以在阐释互文关系的批评实践中，解构批评往往会放弃对文本确切意义的把握和判断，而去关注各种意义之间的差异，通过追溯文本指涉关系的踪迹去显示意义的“延异”和“播撒”，以至形成了文化批评在文学阐释上的泛化。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互文性理论已成为文化批评解构文本的一种策略，借此把文学理论置于新的知识语境中，实现把文学研究从审美关系引入文化关系的目的。
艾柯曾批评对文学的文化研究有“过度诠释”的倾向，卡勒在辩解时对文化批评的上述策略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在文学研究中人们实际上不只是得到对具体作品的诠解（使用），而且还会获得对文学运行机制——其可能性范围及其独特的结构——的总体理解”，并表示“我本人则坚持认为，文学研究的目的正是去获得关于其运行机制的知识。”[11]145,147卡勒一语道破了文化批评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仅关注文本及其呈现的意义，而且更关注文本的生产和消费机制，特别是这个机制的运作过程对文本意义的影响。此刻，理论研究走出了作者、文本语言给批评设置的具体语境，在把握文本运作机制的基础上，为批评活动重新寻找和建构了另一种语境，这是一个和语言、文化、社会、历史、性别、阶级、族群、教育、出版、意识形态等等因素相关的语境。“它们想问的是‘文本做了些什么’，‘它又是怎样做的’这样的问题：它怎样与其他文本、其他活动相连；它隐藏或压抑了什么；它推进着什么或与什么同谋。许多非常有趣的现代批评形式追寻的不是文本记住了什么，而是它忘记了什么；不是它说了些什么，而是将什么视为想当然。”[11]141-142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语境中读解文本、阐释文本的意义，文学显然不再是单纯的审美对象，它只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构成物。
事实上，在文化批评的知识话语中，文学的审美性确实已成了一个边缘性的概念。在文化批评看来，作为一种虚构活动的产物，文学所表现的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审美的疆界。文学和文学活动实质上是在人与现实和历史的整体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在审美关系上与人的生活相关联的。作为拥有虚构权力的一种精神生产，文学想象中有着探求和思考各种问题的冲动。文学因此获得了多重身份，文学活动也因此有了生产各种意义的可能。不可否认，致力于从审美关系上阐释文学的理论研究，确实以领域的界定、学科的建立和对文学审美自律性的确认，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感受，也推动了文学本身的发展。但是，对文学审美自律性的追求和张扬，也导致了理论的封闭和贫乏，使文学研究丧失了开阔的视野和活跃的思路。文化批评形成跨学科的特点，拒绝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划定的范周内，就是为了适应文学的多重身份和文学活动本身早已“越界”的现实。因此，当文学理论研究还以单纯的审美视界和审美话语来观照、界说文学时，倒有可能因为忽略、掩盖和遮蔽了文学的丰富性而使自己的想象过于贫乏，从而也就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远离了文学本身。
本文从一开始就声明了，讨论文化批评本身的是与非不是我们的目的，本文要说的是知识状况对文学理论研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批评对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冲击，其实不在它的实践操作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在于它对国内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知识状况的质疑；文学理论知识结构的更新已成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不必也不会都在文化的论域中研究文学，但是却不能不思考文化批评的知识结构对拓展文学理论研究视野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7-02-10
注释：
①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是指狭义的文化研究，即以文学艺术为对象的文化研究。广义的文化研究则是指对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其对象既包括文学艺术，也包括非文学艺术。但是，即使狭义的文化研究，也会因为如何界定“文学艺术”而形成不同的认识，这里的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可以把某些边缘性的亚文学艺术现象（如带有审美性或文学性的生活现象或文化现象）作为狭义的文化研究的对象。
②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洽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参见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236页）
③有意思的是，罗兰·巴特在《风格与意象》里也有类似的比喻，他说，与其说文本是有核的杏子，倒不如把它比作“洋葱头”，“这是一种多层（或等级、系统）构造，它的体内没有中心，没有果核，没有秘密，也没有不可简化的原则。除去它层层包裹的无限性，此外一无所有。”（转引赵一凡《欧美新学欣赏》，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年版，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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