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资引领型经济增长分析——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困境论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导向论文,困境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4-0069-05
一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大致有两种类型:进口替代型和出口导向型。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亚洲、拉丁美洲、东欧和非洲的许多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是建立和发展国内工业基础,减少和摆脱对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依赖。但是,进口替代战略的实行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首先,在消费品或下游产品领域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往往导致对资本品或上游产品进口需求的增加。例如发展国内化肥工业伴随着对国外化工机械进口需求的增长,原来旨在克服外汇短缺瓶颈的进口替代战略反而促使外汇短缺更加严重了。其次,由于未能将国内资源优先用于可挣取外汇资金的出口产业上,发展国内工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通常只能通过对国内农业产出的征收来筹措,尤其是在实行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这加重了城乡经济矛盾,延缓了国内农业的现代化进程。第三,政府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投资重点往往是那些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包括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投资项目对增加国内就业的作用相对有限,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不充分就业问题在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中日益突出。第四,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政府部门为保证资金流向符合自己的战略部署,往往对经济活动实行全面严格的控制,压抑了社会经济中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自主经营活动。第五,伴随进口替代战略而来的政府全面干预经济,官僚主义、错误计划和低效率使用资金等问题开始严重起来[1]。由于进口替代战略在实践中所出现的这些诸多问题,70年代前后,一些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寻求另一种发展战略,即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统计显示,1970-1979年,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年均高达9.5%,1980-1989年为7.7%,1990年至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6年,这一数字为6.8%。日本在二战后即采取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与这一发展战略相伴的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下滑。统计显示(见表1),1965-1980年,中低收入国家年均GDP增长率为5.9%,高收入国家为3.8%,世界平均水平为4.1%;1980-1989年,这三组数字分别为3.1%、3.2%和3.1%;1990-1996年,这三组数字又下降为1.9%、1.7%和1.8%。
表1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趋势(1965-1996,平均年增长率%)[2]
1965-1980 1980-1989
1990-1996
中低收入国家 5.9
3.1 1.9
高收入国家
3.8
3.2 1.7
美国 2.7
3.0 2.5
日本 6.6
4.1 1.2
世界平均水平 4.1
3.1 1.9
对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质疑在于其存在的“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该理论认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能依赖于别国的需求增长。事实不然,受全球需求的约束,一国的出口往往会对另一国的出口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帕雷对美国1978-1999年的进口数据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有显著的跨国挤出效应。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对东亚四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出口产生了挤出效应,而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增加对日本的出口产生了挤出效应[3]。但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出口对亚洲其他国家出口的影响比较复杂,由于中国竞争力较强的产品主要局限在消费品,因此,中国的出口对亚洲以消费品为主要出口商品的国家有较强的挤出效应,而对以出口资本品为主的高收入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则有积极的促进效应,因为中国的出口的增加刺激了对这些资本品的需求[4]。
二
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3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实行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从70年代末至今,中国实行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近10多年来,出口导向战略占主导地位。1993-2004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为18%以上,远高于同期GDP的9.88%的年均增长率;我国出口占GDP的份额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几乎为零跃升至2003年的30%(见图1)。
图1 出口占GDP份额:中国与世界的比较[5]
结果是,中国占世界贸易份额从20多年前的不足1%升至今日的6%;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占日本进口市场的份额从1990年的5.1%升至2002年的18.3%,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从1990年的3.2%升至2002年的11.1%,自中国进口的商品占欧盟进口市场的份额从1990年的2.0%升至2002年的7.5%。伴随着海外市场的扩大,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达到了历史新高。统计表明,从1980-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同一时期,中国外贸依存度从15%一路蹿升,2005年更高达63.5%,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从积极的方面说,以外贸依存度为代表的出口指标的迅速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表明国外市场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然而另一方面,靠外需拉动的经济是难以持续的。全球化和国际化给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引进了国际市场不确定性的风险,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仅以价格优势和牺牲国内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只会增加更多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加大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美国和欧盟是我国商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近几年贸易摩擦不断,中国所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很大。
除了国际因素,国内因素也凸显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可持续性。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突出,众多贫困人口的存在,收入分布严重的不平衡,城乡的巨大差别等,都是伴随着以扩大出口为代表的重GDP增长而忽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出现的重大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也对中国倚重国际贸易而忽略国内贸易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认为由此造成了农村收入增长的减缓,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6]。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必须将大力发展国内需求作为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里程碑性的界限就在于国内需求是否得到了发展。
以上分析可以说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具有不可持续性,若想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将大力发展国内需求作为我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三
凯恩斯经济学特别关注经济活动中的需求一方。对凯恩斯学派来说,需求不足可由政府政策(如低利率和低税收)刺激私人部门需求或政府的直接支出来弥补,但也只是在已经建立的需求发生过程中采取的应急措施而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培育由市场主导的需求发生过程。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刺激私人部门投资的措施往往带来过度的政府赤字,同时刺激政府部门的膨胀。政府支出提高可以增加需求,但同时也抬高了赤字,对于产生“市场”收入作用甚微,而市场收入是可持续需求增长发生过程的基础。
传统观点认为,市场会自动以劳动者的贡献分配其所得,劳动者花费掉其全部收入产生产出所需要的需求。其实不然,总需求更容易受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工资对总需求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的市场收入几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陷阱”状态,比如,我国税收从2000年的1.3万亿元上升至2004年的2.6万亿元,而工资却无法跟上GDP的增长步伐。1989年,居民工资收入总额占GDP的16%,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却下降到10%,说明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极为缓慢。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劳动者工资之低也是令人不安。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的工资率在2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在印度之上;从每小时劳动可购买巨无霸汉堡个数来看,中国与印尼并列倒数第二。当然,巨无霸指数(Big Macindex)也有其不足之处,它的理论基础实际上是购买力平价理论。但比起那些复杂的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巨无霸指数是以最简单的方法得出近似真实的结果。尽管表2的数据来自2000年(意大利除外),可以确定的是,最近几年即使有所变化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差异。
表2 有关国家和地区工资率比较(2000年)[7]
国家和地区 汇率 小时工资率
巨无霸汉堡 每小时劳动购买
($) 价格($)巨无霸汉堡个数
印度41.3
0.29 1.26
0.23
哥伦比亚2181
0.55 2.43
0.23
中国8.28
0.42 1.18
0.36
印尼7945
0.63 1.74
0.36
委内瑞拉6891.30 3.19
0.41
泰国41.01 0.57 1.34
0.43
菲律宾 44.50 0.56 1.23
0.46
俄罗斯 27.69 0.51 1.07
0.47
巴西1.79
0.89 1.65
0.54
阿根廷 1.00
1.50 2.50
0.60
马来西亚3.80
0.79 1.13
0.70
韩国1115
1.88 2.69
0.70
土耳其 647335 1.75 2.32
0.75
捷克38.7-4 1.16 1.42
0.82
波兰4.36
1.15 1.33
0.86
中国台湾30.00 2.20 2.33
0.94
新加坡 1.73
2.31 1.85
1.25
中国香港7.80
1.86 1.31
1.42
意大利(2001)16668 6.00 2.94
2.04
英国0.63
6.35 3.02
2.11
德国2.11
5.33 2.36
2.05
基纳达 1.54
4.51 1.87
2.40
美国1.00
6.50 2.51
2.59
瑞典9.19
7.07 2.72
2.60
比利时 44.11 6.90 2.61
2.65
法国7.07
7.12 2.60
2.72
日本1107.73 2.55
3.04
进一步来讲,仅凭低工资并不能决定一个国家工业的竞争力,如果“低工资等于高竞争力”这一简单逻辑正确的话,像孟加拉、索马里等工资比中国更低的国家,应有高于中国的工业竞争力;以国内来讲,外资应更关注于相比沿海地区工资水平更低的内地。事实却并不如此。低工资应有一个参照物,应说明参照何物而言,工资是低的。一般来说,当工资与生产率相比而言较为便宜,才可以说有更强的竞争力。然而,在低工资国家,生产率相对更低,竞争力反而不强。作为竞争力的一个指标,可以考虑单位劳动成本,因为单位劳动成本已综合考虑了工资和劳动生产率因素。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就指出:“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是有效率的劳动,因此,不是昂贵的劳动。”[8]也就是说,劳动者工资是高还是低,还要与劳动生产率相比。即使一国劳动者工资相比来说比较高,如果生产率也比较高,那么就不是“昂贵的劳动”;反之,如果一国劳动力相对低廉,但劳动生产率也较低,也不能说不是“昂贵的劳动”。而且马歇尔还认为,高工资能反作用于劳动生产率,“高工资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从表3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平均工资只有美国的2.1%,但劳动生产率也只有美国的2.7%,因此,单位劳动成本(2.1/2.7=76.9%)与美国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如果再考虑到中国资本成本较高、基础设施不完善、法制不很健全等因素,国际竞争力会再打折扣。
表3 有关国家和地区单位劳动成本(与美国相比)[9]
工资劳动生产率
单位劳动成本
(A)
(B)
(A/B)*100
美国 100.0 100.0
100.0
瑞典 74.5
53.8138.5
日本 62.6
67.892.3
新加坡
49.0
49.0100
台湾 43.1
24.4176.9
韩国 27.0
43.961.5
智利 26.2
42.561.5
墨西哥
16.3
30.353.8
土耳其
15.7
22.769.2
马来西亚 10.9
12.984.6
菲律宾
8.615.953.8
玻利维亚 7.716.846.2
埃及 5.95.1 115.4
肯尼亚
5.43.5 153.8
印度尼西亚
4.66.6 69.2
津巴布韦 4.65.0 92.3
印度 3.12.9 107.7
中国 2.12.7 76.9
因此,低工资并不能保证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相反,低工资在降低劳动者收入预期的同时,也降低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对大多数人来说,工资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收入组成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收入的多少决定消费需求的强弱,而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对投资需求的持续增长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两重性,只是一种相对意义的“最终需求”,能否保持投资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最终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消费需求的强弱。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是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的重要手段。但是,主要依靠提高投资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产生较明显的作用,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来实现产品的价值,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良性循环,反过来也会制约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目光紧盯海外市场,全靠低廉的劳动力优势拼地盘的做法已使国内市场收入失去了自我运转的机制,必须要靠劳动者自己的力量和国家的支持打破这一陷阱。
四
不可否认,市场中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是决定劳动力价格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劳动力不是一种普通商品,任何国家的劳动力价格都不是纯粹由市场决定的。劳方与资方的谈判和利益博弈能力,政府的干涉等,都是影响劳动力价格的重要因素。而在我国,劳资双方的力量、谈判和博弈能力,由于种种原因是高度倾斜的,非市场因素不是缓和而是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倾斜,这实际上是造成劳动者报酬过低的现实原因。我们认为,提高劳动力价格,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劳动者联合起来,以工会的形式与雇主谈判,提高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劳动者得到合理的收入分配。最近,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帕雷运用1985-1994年79个国家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以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为目的的劳动市场的自由联合很好地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并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10]。西欧诸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已成功进入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都伴随着有效的国内工会的发展。当然,工会的作用还需有国家的支持。比如,禁止用工歧视、国家可根据不同省份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甚至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来制定相应的最低工资标准等。工资的提高对增强普通消费者的信心和安全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对于降低当前居高不下的预防性储蓄至关重要。
有人会对此提出质疑,因为中国出口之所以能高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内劳动力成本低廉,如果提高劳动力工资,势必提高出口成本,降低商品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出口的下滑。对于出口引导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致命的。但问题是,以目前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将出口导向作为一种长期发展战略,无论从国内因收入分配所带来的需求不足还是从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怎么办?当务之急是必须从提高劳动者工资入手培育消费社会,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工资引领型增长模式(wage-led growth model)。而对于工资引领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劳动者工资的适度提高具有扩大需求的明显作用,资本投入也因此能获得适当的回报并有动力来增加新的投资,而根本不用担心劳动力成本的提升对于出口的抑制。因为只要把有着13亿消费者的庞大的国内市场启动起来,就足以使我们的企业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
提高工资水平能促进国内购买力增长,但应同时伴随低通货膨胀或无通货膨胀。国外学者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个关注的视角是通货膨胀。庞大的经常账户(贸易)和资本账户(外国直接投资)盈余,以及相伴的近似固定的汇率安排,导致货币供给增长率居高不下。1999-2003年的货币供应(M2)年增长率分别为14.7%、12.3%、14.4%、16.8%、19.6%。原因在于央行为阻止人民币汇率上升而大量购买美元,释放基础货币,结果是被动的货币政策顺应了投资的膨胀。这就需要提高投资配置效率。解决投资配置效率问题的关键在于加速银行体制的改革,使银行真正成为依市场信号而行的商业银行,同时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实证研究从未证明低通胀与稳定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只是高通胀对经济的损害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中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存在通胀的危险不在于高工资,而在于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的不完善。
总而言之,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不可持续性,而向工资引领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合理的理论支撑,迫切的国内现实也向我们提出了这一要求。
[收稿日期]2006-04-05
标签:进口替代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市场战略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