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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岸经济关系
“政治冷、经济热”可说是近年来两岸关系的主要特征。即使政治上存在着僵局，祖国大陆和台湾在过去15年间依旧发展了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台湾与祖国大陆之间的间接贸易，在1987年还不足10亿美元，但是到2002年已经超过400亿美元。台湾出口对中国和香港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从1987年的不到8%，急遽增加为2002年的30%。近年来，两岸间的贸易已经成为台湾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从1993年开始，对祖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已经年年超过台湾贸易顾差的总额，祖国大陆在2002年已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祖国大陆和台湾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已将近两年。在入关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没有基于世界贸易组织宪章第13条，运用合法的方式，将对方从最惠国待遇中排除。虽然这种可能的选择被台湾认真考虑过，但最后还是被否定了。这意味着台湾承担了最终赋予祖国大陆完全最惠国待遇的义务。为了符合WTO成员的条件，两岸都必须采取广泛、深入的自由化措施，使贸易和投资体制符合WTO的规定，其中也包括解除对两岸间贸易和投资的限制。这意味着双方最终将在实质上减少所有经济领域的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而世界贸易的模式和其它市场的经济结构也将加以调整，以因应祖国大陆和台湾实施自由化所带来的生产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本文的分析基础是建立在作者建构的一个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仿真的结果上。这个模型包括17个地区、25个产业，同时也涵盖技术转移进口和农产品关税配额(Tariff Rate Quota)。模型包括祖国大陆和台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涵盖1997年到2012年间世界经济的主要生产和贸易活动。
模型中包括三个仿真的情境：第一个基准情境是在祖国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实行乌拉圭回合协议贸易自由化的世界经济成长；另外两个情境是祖国大陆和台湾参与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及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与香港形成一个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将基准情境和另外两个情境作比较，藉此估计两岸加入WTO和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所造成的影响。然而这些估计不能被当作精准的预测，而应该被视为在某些特定假设下所产生的结果。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实际的贸易和产出模式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仅仅是贸易自由化。
二、对经济成长和家庭购买力的影响
第二、第三个仿真情境与基准仿真情境在2003年到2012年之间的累积差异，显示出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将会加速世界经济成长；2012年世界累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成长率，将比基准情境高出0.23个百分点。祖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增加最多，在2003年到2012年之间，祖国大陆的实际GDP每年将增加0.2个百分点，台湾则每年增加0.09个百分点。2012年祖国大陆的实际GDP将比基准情境高出2.1个百分点，台湾则高出0.9个百分点。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GDP也将随着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而增加。
每年增加的经济增长率似乎不大，但是若从整个仿真期间来考虑，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则是显著的。例如到2012年，美国的实际GDP将比基准情境高出0.22个百分点，日本则高出0.17个百分点。而新加坡、中国香港和韩国这些同中国和中国台湾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新兴工业国家(NIEs)，受益也很大。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盟、南亚和南美洲那些受到多边纺织品协议配额限制的国家，将受到轻微的负面影响。
祖国大陆及其主要贸易伙伴的多数居民都将因实现更自由的贸易环境和更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受益。透过希克斯均衡差异(Hicksian Equivalent Variation)计算出的实际购买力，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呈现增加的状态，2003到2012这10年间，全世界共增加3,080亿美元。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实际购买力增加最多，而世界其它国家也大都受益，尤其是发达国家。举例来说，在这10年间，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实际购买力将分别增加590亿美元、420亿美元以及360亿美元。
仿真结果也明确显示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益于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三个经济体。台湾和祖国大陆各自获得180亿美元和710亿美元的额外实际购买力。这三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将同时提高（10年中香港的实际累计GDP成长率将额外增加0.14个百分点，台湾增加2.5个百分点，祖国大陆则增加1.3个百分点）。台湾通过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获得比加入WTO更多的利益，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原因。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和祖国大陆签订一个优先关税协议将使过去20年间台湾企业在祖国大陆享受较多优先待遇的情况继续下去，从而使台湾企业比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的公司能以较低的成本进入祖国大陆这个全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同时更具备全球竞争力。
一般说来，上述这些总体经济的结果与古典贸易理论相符，即消除贸易壁垒将提高经济效率。然而在探讨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些结果的时候，仅仅估计总体影响所能提供的理解是有限的。想要全盘了解造成这些总体结果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我们必须进一步在产业层级上探究世界净贸易格局的变化，估量每个地区比较利益的动态发展，并且找出造成每个地区的经济产生结构性调整的决定性因素。
三、对世界净贸易模式的影响
即使祖国大陆没有进入WTO，由于快速工业化的结果，祖国大陆劳动密集产品的净出口以及粮食和农产品的净进口也将会继续增加。而加入WTO将加速这个趋势。在这10年当中，祖国大陆劳动密集产品净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将从原来的3.1%增加为5%，净土地密集产品进口的成长率将从16.3%增加为27.6%，这将造成劳动密集产品的净出口比基准情境增加1,750亿美元，粮食和农产品的净进口增加470亿美元。其中，粮食和农产品所增加的净进口主要是油籽（没有关税配额限制的大豆）以及饲料。由于进口配额的数量限制以及极高的配额外关税税率，稻米和小麦进口的增加仅占不到10%。
尽管祖国大陆资本密集产品的净进口因为加入WTO而有所增加，但是在模型的头两个仿真情境下，2006年之后祖国大陆资本密集产品的净进口都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祖国大陆的某些资本密集产品出口增加得比进口快，而这也意味着在祖国大陆继续成长和工业化的同时，产业升级的过程正在进行中。
在检视了祖国大陆资本密集产品净贸易的产品部门分布之后，我们可以得知在未来10年当中，有三类资本密集的最终产品的净出口将会增加。这些产品分别是电子类（360亿美元）、机械类（490亿美元），以及其它运输设备（110亿美元）。这些产品将取代部分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NIEs)的出口产品。与此同时，祖国大陆对制造半成品类的产品的净进口将大幅增加，尤其是对来自日本、韩国、亚洲其它国家和中国台湾的制造业半成品。
这种净贸易结构的变化，完全符合祖国大陆制造业出口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外国直接投资所带动的加工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企业以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方式为祖国大陆提供半成品和资本品，祖国大陆则扮演这些国家生产及组装的平台，向发达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在经济改革的早期，这种加工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的产品方面，而现在正转向上述三类资本密集产品。台湾净贸易的变化也呈现与祖国大陆类似的模式，但是由于早在20年前台湾就已经开始产业升级的过程，因此资本密集产品净出口的增加要比劳动密集产品快得多。
究竟这些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额外增加的净工业产品的出口要销往哪里？这两个地方在粮食和农产品方面所增加的净进口又来自何方？模型仿真出来的结果显示，部分来自祖国大陆所增加的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将销往那些因为撤销多边纺织品协定配额限制而使得进口需求增加的发达国家。但这种净出口的大部分（超过60%）将取代那些原本来自其它受多边纺织品协议配额限制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模型仿真的结果也表明，那些增加出来销往祖国大陆和台湾的土地密集和其它农产品，将主要来自那些土地资源丰富的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但也有为数可观（大约四分之一）的这类产品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的原因是由于祖国大陆加入WTO后，使原本由其它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的劳动密集产品转往中国生产。这些地区的劳动密集产业因为世界市场价格走低而获利减少，无法像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之前那样吸引生产资源，因此有更多的生产要素将停留在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里。
与此同时，祖国大陆和台湾对农产品进口需要的增加，将使世界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产品出口将变得较为有利，而农产品的进口却相对变得较为昂贵。这将造成那些土地劳工比例比祖国大陆高的国家增加农产晶的生产和净出口。同时，祖国大陆劳动峦集产业生产的增加也使祖国大陆需要从世界市场进口更多制造业产品，这又造成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土地稀缺型经济体制造业的扩张以及农产品生产的减少，因而增加了他们对土地密集农产品的进口需求。
在因应祖国大陆成衣生产的急遽扩张方面，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东盟的净贸易结构的调整模式也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不同。相对于大多数国家在成衣和纺织产品净出口的同步减少，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东盟一方面减少成衣的净出口，另一方面则增加纺织品的净出口。这一不同的调整模式反映了一个持续的趋势，那就是劳动密集产品的生产正进一步从亚洲其它部分转向祖国大陆，而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将会加速这个趋势的发展。亚洲新兴工业国家正成为中国劳动密集产品许多半成品的上游供应者，而中国将变成这些国家加工和组装的平台（纺织品仅是这些进口半成品的一类，在模型的仿真期间，中国将增加将近450亿美元的纺织品净进口）。
从总体而言，中国在未来10年中仍然是一个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但为什么在前两个仿真情境中，中国资本密集产品的净进口都出现随时间递减的趋势呢？作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讨论过三个造成这种趋势的因素：首先是数量上的限制——例如多边纺织品协议在发达国家市场上的配额限制了中国出口劳动密集产品方面的成长潜力；第二是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所造成的雷布琴斯基(Rybczynski)效应；第三，中国总出口中加工贸易的快速成长也许会夸大中国产业升级程度。
但要真正理解这种似乎与古典贸易理论相悖的趋势形成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理解近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分布和重新分布与商品生产的国际化趋势之间的关联。从80年代开始，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逐渐成为趋势。不同国家专业化的公司在产品增值链的不同阶段上，加入了同一商品的生产过程。这个全球化的商品生产系统使得专业分工更为深化，并因此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它允许各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专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近年来隶属同一产品、但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部门内货品贸易的增加，反映出一个以全世界为基础的生产重组过程，这一过程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基础。
外国直接投资围绕着这一根据不同地理位置所具备不同的比较利益而形成的世界商品生产的链条而重新分配，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事实上，90年代大量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标志着劳动密集下游阶段的工业生产已经转向中国，并在转移生产能力的同时，也转移了与这种生产能力相联系的市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促使中国融入了这一商品生产的国际化过程，也使中国在某些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的某些生产环节上发展出比较优势。中国越来越依赖半成品和零配件的进口，而专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生产的下游。因此，中国不仅在劳动密集产品的净出口方面变得愈来愈有竞争力，而且也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许多资本密集产品的净出口的国家。
仿真结果表明，这种趋势在未来10年将愈来愈强，这意味着中国最终将成为大多敷制造业产品、包括低端资本密集产品在内的净出口国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廉价的制造业中心。加入WTO和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扩大祖国大陆和台湾制造业产品的世界市场，强化他们在未来10年作为世界主要出口国的地位。到2012年，中国劳动密集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将占世界市场的30%，而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将提供全球制造业产品的15%。
全球市场的竞争是促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主要推动力。为了使成本最小化，企业（尤其是多国企业）总会把企业生产网络的每个环节安置在最具有成本优势的地方。一旦有一家公司将生产活动的某些环节转移到中国，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其它公司为了维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势必要跟进，否则就不能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生存。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台湾当局设下重重限制，大多数的台湾企业仍前仆后继地要在祖国大陆立足的基本经济因素。
四、对祖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整合以及主要贸易伙伴间贸易关系的影响
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对其主要贸易伙伴有很大的影响。劳诺顿(Barry Naughton)曾经指出，80年代以来在东亚国家之间以及东亚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流动的调整，是各种全球商品生产链重组的一部分。基本趋势是：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半成品日渐增加，中国的工人将这些半成品加工为成品，然后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与此同时，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出口则大幅下降。结果之一是中国台湾对美国和中国内地的贸易依存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仿真结果表明，这个贸易流动方向的转变将因为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以及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进一步加速。在10年的仿真期内，减少贸易壁垒将大大增加祖国大陆和台湾的总出口，祖国大陆和台湾相互间的贸易也获得大幅度成长，增加的贸易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制造业（劳动密集产品有340亿美元，资本密集产品有620亿美元）。在工业产品方面有这么庞大的贸易流动增长，反映出海峡两岸在制造产业方面的相互依赖正加速深化，双方的企业正进一步通过投入产出的关联加以整合。
半成品和资本品是台湾向祖国大陆出口产品的大部分，这些都是在祖国大陆直接投资的台湾企业所需要的，其中包括纺织品（280亿美元）、制造业半成品（220亿美元）、电子产品（70亿美元）、其它机械和运输设备（200亿美元）。由于这个模型的基础数据反映了台湾近年来对祖国大陆进口采取的高限制政策，因而在仿真的结果中，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出口在绝对值上增加较小，但是以百分比计算则很高。而增加的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出口当中也有很高比例集中在制造业产品，其中超过70%属于资本密集产品。海峡两岸在工业间出现如此急遽的贸易增长，反映出双方资本密集的制造业公司将会进行更深入的整合。
在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急遽增加的同时，台湾将减少对其它贸易伙伴许多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与此同时，中国台湾的进口也会大量增加，但不只是从祖国大陆的进口会增加，从主要工业国家和像新加坡以及韩国这些邻近的亚洲先进经济体的进口也会增加。这是因为，当台湾增加对祖国大陆的制造业出口，其对于进口先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制造业产品、以及从工业国家和亚洲先进经济体进口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如此才能满足台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扩大产能的需要。
有趣的是，仿真的结果表明，祖国大陆贸易增长的情况和台湾不同。当祖国大陆增加对台湾的出口，它对其它国家的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急遽增加。祖国大陆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并没有发生“贸易转移”(trade diversion)的负面效果，祖国大陆对其它国家出口制造业产品的增加速度比销往台湾的产品增加得更快。有两个因素造成这个有趣的贸易模式：首先，从台湾进口资本品的增加加强了祖国大陆出口制造业产品的能力；其次，那些从台湾出口到祖国大陆的制造业产品，大部分都是半加工的产品，部分是为了组装或进一步在祖国大陆加工，之后这些产品会返销到台湾或重新出口到其它国家。
仿真结果也显示，祖国大陆和台湾将出现资本密集以及技术密集产品生产和出口同时增加的情况，尤其是电子和机械产品。这表明加入WTO和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助长了这两个经济体的产业升级过程，使他们更具备竞争力，来生产像计算机、摩托车等较为精密的制造业产品，以满足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低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的需求。
无论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与否，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的总体依赖都将随时间而增加，这是由于中华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整合，是由市场力量所驱动的。但是加入WTO和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进一步使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的依赖程度额外增加4个和9个百分点，减少对美国和其它市场的依赖，并使祖国大陆在未来10年中继续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2008年之前，祖国大陆将吸收台湾接近半数的劳动密集产品和四分之一强的资本密集产品的出口。如果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得以建立，2012年这些比例将增加为60%和32%。总体来说，由于加入WTO，台湾出口对祖国大陆和香港市场的依赖将超过30%，如果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得到实行，这种依赖程度会再增加3-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台湾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程度会进一步减少3个百分点。
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贸易流动的转向主要是因为在10年仿真期间内，中国制造业产品对美国的出口急遽增加所致。因而，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之后，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可能会增加，但是美国同整个亚洲的贸易逆差状况也许会因为美国同中国台湾和其它亚洲国家的逆差减少而保持不变。当中国向美国出口更多制造业成品的时候，它也会从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东盟进口更多的半成品和资本品，使它同这些亚洲经济体间的贸易逆差增加。中国和美国间的贸易顺差以及同亚洲地区的逆差同步增长，进一步表明在未来10年中国将成为位于亚洲国家的跨国公司的下游制造平台、为发达国家的市场从事制成品的生产。
这一调整过程延续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韩国80年代以来由于东亚地区生产重新配置(production relocation)而将其贸易顺差从工业国家转向中国的情况，它是商品生产的国际化趋势以及东亚地区每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动所导致的结果。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对中国半成品和资本品出口的增加、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成品的出口和对发展中国家低端耐用型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加、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减少对发达国家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从先进工业国家所进口高科技产品的增加，全都是这种调整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祖国大陆和台湾的贸易自由化将加速这个进程。
以上讨论的仿真结果对深刻理解海峡两岸的经济关系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结果清楚地表明：两岸间的经济整合绝不是一种政策上的偏好，而是一个生活的现实，这个现实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控。它根檀于祖国大陆和台湾在动态的国际比较优势链上所处的地位，由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和东亚生产的重新配置所驱动。不论两岸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都最多只能加速或减缓这一过程。只要世界经济仍由市场所主导，台湾海峡两岸没有军事冲突，这种两岸经济整合的发展趋势是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的。
五、结论及政策影响
本文根据一个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以及建立大中华自由贸易区对两岸经济整合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了量化评估。仿真结果显示，加入WTO中国获利最大。台湾则是在加入WTO之后，进一步通过大中华自由贸易区或是其它方法同祖国大陆进行经济整合，在经济上获得的利益更大。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祖国大陆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台湾则可能发展为祖国大陆大规模制造业生产的上游供应者。
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进一步减少两岸制造业间垂直整合的成本，并提高三个中华经济体生产要素分配的效率。这将会促使这三者在世界制造业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产品、电子和低端资本密集产品）的市场上成为更有力的竞争者。
与此同时，世界其它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将从大中华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和整合中获利。只有那些出口结构和生产要素禀赋和中国相似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南亚和东盟国家）会在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方面，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在根据生产要素禀赋和技术发展阶段分析祖国大陆和台湾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之后，本文的分析表明，祖国大陆和台湾间的经济整合将会因为加入WTO而进一步加速，这一大趋势是由世界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推动，接续了东亚地区在80年代开始的生产重新配置的过程，是不因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转移的，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子两岸关于主权的争议难以在近期内得到解决的，两岸应该从恢复三通开始，以建立一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祖国大陆在内的大中华共同市场为目标，拟定务实、合理的政策来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个共同市场内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对等、积极的伙伴。这个整合的经济实体将可从世界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大中华经济体内的劳动分工，并为所有成员提供产业结构升级的最佳策略。如果两岸的领导人有足够的政治智能，充分利用祖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后所带来的机会，将建立这种深度的经济合作关系作为他们明确的中期目标，就不但能为所有的中华经济体都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也能避免台湾海峡在未来发生安全上的突发事件。因而这样的政策能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美国带来三赢的结果。
对祖国大陆来说，在现有状况下促进中国统一的最佳策略，是透过经济整合以达成统一的目标。只要两岸通过大量的贸易和投资，深深地联结在一起，成为高度整合的中华共同市场内分工体系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一方想要游离这个过程不仅会损害祖国大陆（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企业与劳工，也将为台湾的公司与员工带来梦靥。任何台独的举动都将因缺少经济的基础而失去动力，成为少数人遥不可及、逐渐消失的梦想，而这符合促进中国最终统一的长期利益。
对中国台湾而言，在不可避免的经济整合过程中，通过协商与经济合作，在与祖国大陆进行积极交往的过程中，为台湾争取最大的利益，不仅能使台湾企业获得广大的市场版图和充分利用祖国大陆丰富的生产资源，同时也提供机会，以台湾经验促使中国朝现代市场经济迈进。这最终将能减少两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差异。
对美国来说，支持建立一个经济上整合的华人共同市场不仅为美国企业在这个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市场上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将增加美国与中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这是中美关系维持和平稳定的基础。其次，大中华共同市场的建立也有助于为东亚带来安全和稳定，而这正是美国长期战略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布热津斯基在他的书中所说，“如果中国真的繁荣和民主，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香港的市民权利没有发生倒退，美国对于有关中国最终统一的两岸对话的鼓励，也将对中国产生民主化的压力，同时也促使美国和统一后的中国之间有更宽广的战略合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