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合成问题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合成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在最近一次国际关系理论“大辩论”中，以新自由制度主义为代表的“新新合成”、温和建构主义对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调和等学科发展的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构成了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合成的基本事实。① “合成”（synthesis）一词源出希腊文，意指“将各个独立的部分、因素等联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整体”。这一定义明确提出了“合成”的目标是形成“整体”，但却没有说明形成整体的途径——“联合”应该如何操作。因此，人们很容易将所有多重变量或复合范式的解释路径统称为理论合成。事实上，对理论合成的“加减法”式解读并不能完整而准确地揭示其丰富内涵，也难以指导和评价具体的理论合成实践。科学实践中的理论合成必须满足特定的内容与形式要求，而且在应用上存在较为严格的限制条件。具体到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合成不等于将不同的解释模式、路径和相关变量简单拼接在一起，也不同于理论调和（reconciliation）、理论折中主义（theoretical eclecticism）和综合解释模式。为了更全面地理解国际关系理论合成的可行性和对学科发展的影响，本文将首先探讨理论合成的基本内涵，之后将梳理国际关系理论合成的动力与路径，最后对理论合成面临的主要质疑进行评估，并据此指出理论合成的限度及对学科发展的启示。
一、什么是理论合成
面对同一问题而给出不同的答案和解释方式，这种现象在人类的智力活动中可谓司空见惯。长久以来，来自各个学科的众多研究者们围绕如何处理这些竞争性的答案和解释方式贡献了大量充满智慧的思想，合成的思想即为其中之一。
一般认为，面对相互竞争的答案和解释方式，人们通常采取两种态度加以应对：一是坚持原有的立场和主张，不断修补和完善各自理论、否定对手，由此而产生的争论、冲突和斗争成为人类知识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特征；另一种态度则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设法消除矛盾，以期获得更加接近真实的答案。前者类似于正命题与反命题（thesis and antithesis）的关系，即两个具有同等说服力的原则相互对峙，各自以同等力量否定对方。而从逻辑上看，消除竞争性命题间矛盾与冲突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否定一种命题的主张而接受另一种主张；二是选择接受两种主张中的部分内容而否定其他内容；三是以一种新的主张涵盖原有主张，从而实现原有主张的互补特征；四是将两种主张置于共同的前提假设下，之后否定这一前提假设，从而建立新理论。② 以上四种方法中，第一和第四种方法仍然在思路上遵循着正命题—反命题的思想；第二种方法则是折中主义的典型。真正可以算作合成的只有第三种方法，即在理论互补的假设下建立新的解释模式，从而实现形成一个整体理论的目标。在实践对象上，调和意味着消除两种对立主张（opposite claims）间的冲突，而合成是指在两种不同主张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主张，原有主张间不一定是对立关系；在方法上，合成强调应该从原有理论互补性的角度出发，产生一种囊括原有理论基本假设与经验内容的新理论，而折中主义则接受多元主义的解释模式，为了增大解释力而选择原有理论中可以应用的部分，却并不一定产生新的整体理论。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消除命题矛盾与冲突的方法都能构成合成。理论合成需要满足的内容与形式特征使其区别于理论调和、理论折中主义等知识实践活动。
在科学实践中，合成是理论创新和推动知识进步的重要方法。通过理论合成带来知识进步的实例在自然科学界屡见不鲜，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要数物理学界对于光的性质的研究。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从17世纪中叶开始就一直在物理学界展开争论。18世纪由于牛顿的威望，微粒说占了上风。到19世纪初，英国物理学家托·杨首先复活了波动说。由于傅科对水中光速的测定支持了波动说，所以19世纪波动说取得了胜利。进入20世纪后，1905年爱因斯坦又用光的微粒说揭示了光电效应。对于两种学说持续不断的争论，爱因斯坦在1909年一次学术会议上率先提出理论物理发展的下一阶段将会出现把光的波动说与微粒说统一起来的新理论。1924年，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假说，最终从理论上明确了光的波粒二象性特征。相对于自然科学界通过合成取得的成就，康德对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综合——“先天综合判断”是哲学史上典型的理论合成实践。吉登斯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将结构与施动者（structure and agency）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解决社会学长期以来二元对立的本体争论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合成除了是解决理论冲突、推动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之外，还隐含着对本学科性质的认识。国际关系理论合成的基本动力直接反映了这种认识。
二、国际关系理论合成的动力
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合成的思想与实践既代表了一种理论创新的方法，又体现了对社会科学可积累和可进步的基本信念，其动力主要来自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第一，对当前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论争状况的不满。对学理辩论现状的不满是当前理论合成的直接动力。以“大辩论”模式书写的国际关系学科史描绘了一幅各理论范式间不断冲突的画面。范式冲突（paradigmatic clash）被认为是国际关系、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术发展状态的自然反映。③ 然而，也正是这种范式冲突的模式遭到了不少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现状的批评。批评的焦点集中在由理论范式不可通约而导致的学科碎片化（fragmentation）、理论对话无法进行和理论进步能力减弱等方面。由于各理论范式的倡导者之间自说自话，整个国际关系理论以相互割裂的“理论岛”（islands of theories）形式出现，“理论体系、主要概念、主要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始终众说纷纭，形不成一个得到公认的体系。”④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范式间争论并不能解决分歧，达成共识。⑤ 范式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激烈有余而启示不足”的争吵。⑥ 相互竞争的理论针对不同研究层次和议题展开论战，但由于基本设定（assumption）的不同而不足以形成有意义的对话。在经历了20世纪的三次大辩论后，国际关系理论各主要流派之间的对话逐渐陷入了停滞。对话的停滞致使理论进步的速度减缓，国际关系领域知识积累的成果降低。⑦
第二，对统一的普适性知识的追求。对统一的普适性知识的追求构成了理论合成的根本动力，对于学科内部割裂状态的不满可以看做是这种追求的逻辑表现。追求统一的普适性知识首先来源于对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认识。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世界”（the world out of there）。这个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观察者的主观意志、观察方法和实验手段而变化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外在世界的规律并通过理论对该规律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进行解释。由于外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极端的实证主义者甚至相信经过不懈探索，最终可能产生一个有能力解释所有问题从而真实反映外在世界的“总体理论”（general theory）。理论合成提倡者对多元主义的解释方式持保留态度，其中较为激进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多元化理论“百花齐放”的状态实际上模糊了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对于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必然只有一种解释是正确的，不能放任多元化理论的发展而不加以辨别和整合。⑧ 其次，对理论的性质和作用的看法进一步巩固了追求统一的普适性知识的信念。尽管被观察和研究的外在世界不会因为人的主观意志而变化，但观察者的个人特质（如个人偏好、受训练程度等）及观察方法（如观察角度、实验设备等）因素都会影响实际观察的结果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论。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理论都是对由观察和实验所产生的规律的解释性表述。“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⑨ 由于“事实本身不能说话”，理论在经过观察者的表述后所表达的可能是部分的真实。因此，在理论具有互补性的认识下，理论合成的倡导者们认为不同的理论适用于解释世界的不同方面，相互竞争的理论存在足够的交流空间。事实上，理论的互补性是理论合成的前提条件。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的一个显著不同是，理论的更替时间较长，理论的存活率较高。社会科学“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彼此之间虽然颇有一些矛盾之处，但今天看来仍然有它们的可取之处，这是自然科学里的陈旧观念所无法比拟的”。⑩ 多种理论流派的同时存在为全面理解社会世界提供了便利。将相互竞争同时也相互补充的理论按一定方法合成起来被认为可以更加准确地解释外在世界。
以上两个方面形成了理论合成的动力。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认为，理论具有可合成的特性是国际关系学科作为具有进步性和实证性的社会科学的重要构成要素。(11) 秉持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本体论和理论互补性认识的众多学者，希望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相互割裂、对话停滞的状况下，以有效的合成代替不可通约的、甚至是相互敌视的范式表述。
三、理论合成的路径
由于相信竞争的理论解释的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相互之间存在互补的可能性，因此理论合成应该有效地整合和吸收各自理论的优势，新形成之理论整体的描述力、解释力与预测力应高于原有各子理论。同时，这个新的理论整体又必须符合理论构造的基本要求。从理论构造的角度分析，理论合成的基本路径包括确定理论的互补性、建立总体性假设和接受检验等三大步骤。
首先，确定理论的互补性，就是在明确理论解释范畴的基础上，发现可与其兼容互补的方面。莫劳夫奇克提出，要想成功构造理论合成，第一步就是严格界定以核心假设为标志、以理论表述的一致性和独特性为特征的理论范式／研究纲领。(12) 经过严格界定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理论范式／研究纲领的解释范畴，明确其解释力的界限。不同理论解释范畴之间的联系如果较为紧密，则理论问产生互补的可能性较高；反之，则互补的可能性较低。如新现实主义理论解释的对象是国际结果（international outcome），关注的是国际结构对国家行为的限制与塑造。因此，从理论合成的原理来看，新现实主义与其他着重解释国际结果的理论互补的可能性较高，而与诸如以心理学方法研究领导人性格对国家外交政策影响的理论产生互补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后者明显远离了新现实主义试图解释的范畴。
其次，建立总体性假定（overarching assumptions）是理论合成的关键步骤。假定是理论演绎的逻辑起点，由此发展出可供检验的命题——理论假设（hypothesis）。能否建立总体性假定决定了理论合成能否突破原有理论间的矛盾之处，将具有互补特征的理论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根据理论互补的不同类型，可以从核心概念、基本设定和分析层次等不同角度考虑为理论合成建立总体性假定。
从核心概念的角度考虑建立总体性假定是理论合成中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的方法。核心概念是区别理论范式的最根本依据。核心概念上的不可通约是阻碍理论对话和合成的重要因素。因此，突破核心概念阻碍是进行理论合成时需要考虑的主要路径。这一路径可以追溯到约翰·赫茨（John Herz）调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实主义同理想主义之间的论战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主要脉络。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的固有状态，而理想主义则期望以建立世界政府的方式保证世界秩序与国际安全。对世界根本属性认识的分歧使二者无法建立讨论的公共平台。为了解决现实主义同理想主义之间无法沟通的困境，赫茨试图描绘出居于权力无序状态与无法实现的世界政府之间的“中间体系”。(13) 在他的开创性著作《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一项对理论与现实的研究》中，赫茨提出“安全—权力困境”（the security－power dilemma）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与一般将其理解为现实主义者所不同的是，赫兹着重阐述了安全困境中由于竞争性的权力追求而导致的自我失败（self－defeating）的危险，创立了“现实自由主义”（Realist Liberalism）的理论合成结果。(14) 尽管由于时代原因和安全概念的局限，赫兹的合成理论没有转变现实主义的研究取向，但其思想得到了其他学派的持续关注。如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就以理论合成的方法概括和平研究（peace research）的主题，将现实主义主张的“权力”和自由主义主张的“和平”纳入到“安全”的概念之下。(15)
从现有理论的基本设定出发，重新进行限定、补充或者更换，是建立总体性假定最为直接的方法。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新新合成”被看做是从基本假定出发进行理论合成的重要代表。奥勒·韦弗尔（Ole Waever）在评价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论战时提出了“新新合成”的观点。(16) 他认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学理基础上走向了相互通约，并由此产生了大量以检验理论有效性为目的的实证研究成果。韦弗尔提出的这一观点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基欧汉自己也承认，新自由制度主义走的是新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这一中间道路正是发端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无政府状态设定充分接受的基础之上。
从分析层次的角度考虑建立总体性假定在当前的理论讨论中十分丰富。自沃尔兹提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三个意象开始，层次分析法的影响逐渐扩展。分析层次的作用在于选定研究的自变量。沃尔兹建立在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以清晰简约的方式解释了国际政治中“少量的重大事件”。受其影响，基欧汉和温特分别建立了体系层次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体系理论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然而体系层次理论的缺陷在于不能对特定的具体行为进行说明和解释。以结构现实主义为例，沃尔兹指出，他的国际政治理论试图解释的是国际后果（international outcome）而非国家的具体行动。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研究，沃尔兹曾专门撰文进行说明。然而有批评者指出，如果“一方面构建某种（体系层面的）结构理论，而另一方面却拒绝对单位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结构对个体就不会有支配权”。(17) 出于对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相互割裂状况的不满，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将体系与单元层次研究结合起来。近年来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即为这方面的尝试。新古典现实主义希望“搭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桥梁”，认为外交政策是体系与单元层次内部和两者之间一系列复杂模式互动的结果。(18) 这一认识构成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
第三，逻辑与经验的双重检验。理论合成的目的不仅仅是形成整体理论，还需要通过对互补理论的融合，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和解释外在世界。在理论合成中没有具体方法的限制，但合成的结果却必须经受逻辑与经验证据的双重检验。理论合成后形成的新理论必须是逻辑自洽的。同时，经验检验是必不可少的步骤，新理论的描述力、解释力和预测力应该大于原有各个理论，且合成后的理论必须是可以证伪的。以研究层次上的合成为例，并非所有跨层次研究都可以归结为理论合成。综合了不同层次后发展出的研究假设不能同新理论的设定相矛盾。如在前提设定中国家是理性的，那么就不应再将个人层次的偏好纳入研究假设中。而对于经验检验来说，合成后的新理论不仅要容纳既有理论已经解释的经验事实，而且还应该能够解释新颖事实，满足以上条件才可以算作进步的理论合成。(19)
四、理论合成的争议与限度
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合成为解决理论范式相互割裂、理论对话无法进行的状态提供了契机，但由此而产生的争议也值得加以分析。由于对国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性质和研究目的等问题的理解差异，理论合成在不同学者看来具有内容各异的意义指向，因而在理论合成的可能性、有效性以及对学科发展的作用等问题上的对话呈现出很大的分歧。(20) 国际关系理论合成引起的争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内部有效性出发，质疑现有理论合成实践违背了理论构造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后实证主义诸流派在元理论层次上质疑理论合成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合成的可行性进行了批判。
从理论构造的内部有效性出发对现有理论合成实践的挑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理论的相互排斥性和简约原则。理论的相互排斥性（mutual exclusion）是任何学科理论合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逻辑上看，理论内核相互排斥的理论是绝对竞争性的关系，不具备合成的可能。基于这种观点，不少学者对“新新合成”的看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新新合成”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合成的目标。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理论核心信念上的巨大分歧使得新自由制度主义仅仅是在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上，在建立共同的实证检验平台以及反击后现代主义进攻时同现实主义取得了形式上的一致性。所谓的“新新合成”是虚假的合成。(21) 质疑也针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合成实践。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斯坦利·霍夫曼在《为什么没有国际政治理论？》中也曾经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坚持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具有相互排斥特征的看法必然会质疑和挑战新古典现实主义融合不同研究层次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理论的简约（parsimony）原则受到了理论合成的挑战。科学研究并不是追求形式美感而“为了简约而简约”，其实质是希望“以尽量少的因果变量提供最大量的解释”。(22) 试想当一个理论囊括了所有可能的变量时，它实际上也等于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这就是理论“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的由来。同样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其在研究层次上的回落无疑增加了更多的解释变量，这种增加变量的做法在理论界引发了较多争议。如有批评者指出，将认知因素引入现实主义理论后其解释力明显扩大，但却使这样的理论有无法证伪之虞。(23)
在探讨内部有效性的同时，社会科学领域中能否形成有效的理论合成也构成了可行性批判的主题。其中，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诸流派在元理论层次上对社会科学的不同认识是争议的主要来源。当代实证主义主张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的二元分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目的（发现规律并解释其因果机制）的一致性、经验观察对理论的证实／证伪等主要观点。而后实证主义认为，研究对象与研究主体是不能分离的，经验观察必然带有观察者的主观意识。针对理论交流和理论合成问题，部分后实证主义者表达了相对谨慎甚或全盘否定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理论合成不过是打着交流的旗号而行归并之实。如反思主义流派就指出，温特建构主义的理论合成是对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妥协。斯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表示，倡导实证主义同后实证主义之间进行理论对话和理论合成事实上强化了实证主义的正统地位。(24) 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则将理论合成看做是“科学的独白”。(25) 尽管莫劳夫奇克反驳说，理论合成完全可以统一在经验验证的基础之上而不需强求一致的元理论基础，但也应当看到，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在元理论上的分歧很难通过理论合成的方式得到弥合，理论合成的努力在面对后实证主义诸流派时依旧无法产生实质的对话与交流效果。
通过对理论合成争议的梳理，我们发现理论合成的应用具有一定的限度，这为推进审慎而有效的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理论合成的对象有限。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真正满足合成定义的理论合成是极为稀缺的。这种稀缺表明运用合成的方法建立新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化解该矛盾可能需要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的思路，即在确定理论互补方面的同时评估各理论互不相容甚至互斥的方面，从而进行有效的、可行的理论合成。其次，理论合成的作用有限。理论合成作为一种理论创新的思路可以扩大不同理论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但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学科论争与冲突的状况。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还在于各种思想、学派和理论间的争论与探讨。
五、小结
理论合成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通过对其概念、动力、路径与限度的分析，我们对以下几个理论合成的关键特征获得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第一，理论合成是理论创新的有效方法之一。前人研究成果是今日探索的基础，任何新理论的构建都离不开对原有理论的借鉴和发展。在具体工作中，研究者对待现有研究成果，既可以按照某一特定研究路径纵向深入，也可以博采众家之长，形成新的研究路径与成果。在本文中，理论合成主要是后一种意义上的理论创新活动。第二，理论合成能否成立具有严格的限制。内涵与形式上的具体要求确定了什么是理论合成，现有绝大多数的多变量研究都难以满足理论合成的要求。从基本定义出发，合成是一种理论导向的方法，其目的在于整合现有各种理论的共通之处，尽量消弭不同理论间的冲突与矛盾，力图建立具有更大解释范畴与更强解释力的宏大理论。理论合成的直接结果是出现新理论，并不能因为合成而放松对该理论在逻辑与经验两个层面上所必须接受的检验。第三，理论合成为学科进步提供了一种视角。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过于离散的理论之间缺乏交流、自说自话的现象使得国际关系学科看上去像是“吵闹的控股公司，而非一致的知识研究界”。(26) 然而，理论论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是无法避免的，在理论碰撞中产生的火花往往是推动学科进步的一大动力。事实上，不论是理论合成还是折中主义实践，其结果仍需投入到相互论争的学科领域中加以检验。理论合成的作用在于为学科进步提供超越门户之见的新视角。因为任何一种理论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垄断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解释。在对现实世界进行研究时，承认理论的互补性可能，反思相互竞争的理论在针对不同研究领域时的有效性差异，应该是理论合成对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最大启示。
注释：
① Andrew Moravcsik,“Theory synthe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al not Metaphysical”,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March 2003,p.132.
② Dhirendra Mohan Datta,“On Philosophical Synthesis”,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13,No.3,October 1963,p.195.
③ Peter Kaztenstein,“Japan,Asian－Pacific Security,and the Case for Analytical Eclecticism”,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No.3,Winter 2001－2002,p.154.
④ 李少军：《如何看待国际关系理论中相互争论的学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⑤ Friedrich Kratochwil,“The Monologue of Sci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March 2003,p.125.
⑥ 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Synthesis,Cumulation”,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3,No.2,June 1999,p.234.
⑦ Margaret Hermann,“One Field,Many Perspectives: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2,No.4,December 1998,pp.605－624.另参见Michael Brecher,“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Flawed Dichotomies,Synthesis,Cumulation”。
⑧ Andrew Moravcsik,“Theory Synthe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al Not Metaphysical”,p.135.
⑨ 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5.
⑨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5页。
(11) Andrew Moravcsik,“Theory Synthesi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al Not Metaphysical”,p.135.
(12) 参见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2,Fall 1999,pp.5－55。
(13) ［美］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耿协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128页。
(14) Ossip K.Flechtheim,“Review”,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6,No.5,October 1951,pp.733－734.
(15) Barry Buzan,“Peace,Power,and Security:Contending Concept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21,No.2,June 1984,pp.109－125.
(16) Ole Waev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ter－paradigm Debate”,in Steve Smith,Ken Booth,and Maryasia Zalewski,ed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ositivism and Beyo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49－185.
(17) 汉斯·莫利岑：《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和外交证词之间的批判理性主义者》，载［挪威］伊弗·诺伊曼、［丹麦］奥勒·韦弗尔主编：《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18) James Dougherty and Robert Pfaltzgraff,Jr.,Contending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omprehensive Survey,5th edi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p.88－89.
(19) 关于理论进步的评价，参见［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Appraising the Field,Cambridge,MA:MIT Press,2003。
(20) 相关讨论参见Gunther Hellmann,ed.,“Are Dialogue and Synthesis Possibl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March 2003,pp.123－153。
(21) 对于新新合成的批评，可参见张睿壮：《现实主义的持久生命力》，《世界政治与经济》2004年第7期；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载任晓、沈丁立主编：《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22)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八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23) Jeffrey W.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p.35.
(24) Steve Smith,“Dialogue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Orthodox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1,March 2003,pp.141－143.
(25) Friedrich Kratochwil,“The Monologue of Science”,pp.124－128.
(26) Margaret Hermann,“One Field,Many Perspectives:Building the Foundations for Dialogue”,p.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