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金枝的浙江一师心结——兼论魏金枝与鲁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枝论文,鲁迅论文,心结论文,浙江论文,一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魏金枝，浙江嵊县黄泽白泥坎村人，1917年17岁时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本名魏义荣，因借用魏金枝的毕业文凭获得的报考资格，入学之后便改名叫魏金枝。名字的原主人为某地主少爷，故有人觉得贫寒子弟从此便顶着不相称的“金枝”，似蒙屈受辱①；此后素有“乡土作家”之誉的魏金枝用着这个名字写了诸如《任樟元和三个地主》一类的小说，倒是颇为微妙的反诘。
当时，他赴杭报考的还有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亦被录取；但考虑到费用以及就读一师对于谋职的便利，故选择了能减免学费、得到膳费补贴、且具有职业资质培训特色的一师。魏金枝若读了省立一中会成长得如何未能预料，已然确知的是，魏金枝的文学基质，是被一师所激发出来的；而由激情诗人至沉郁作家的心路，同样是在一师铺就。
在魏金枝入学的1917年到1919年这一时段里，浙江一师的国文教育实质上经历了三个分期。1919年之前，便是夏丏尊，也还是在教室里带着众学生摇头晃脑地哼着邱迟与陈伯之书，不输于塾师的起劲②。破旧立新之时势或裹挟而来，但卷带而走的汹涌中总有沙金沉淀。魏金枝之读先秦诸子读出别样兴味来，特别是在庄子与列子的论集里，为立论而存在的故事恍若兀自闪烁的珠玉，勾摄着魏金枝的目光，引他身心贯入。他由“庄列寓言”获益良多，除却写作小说的借鉴外，后来索性自己重新编写了诸子论集与列代笔记里的“寓言”，合成一集。
1919年，除了已随一师风雨与共多年的夏丏尊，校长经亨颐另邀得刘大白、李次九、陈望道加入一师国文教学改革。四人同为国文主任教员，被浙江教育界谓之“前四金刚”的便由此齐集。其一边联手制订《国文教授法大纲》，选编新教材；一边便以决然成事而非试点实验的态度开始实践授课。此为第二期。
《注音字母教育法》、《新式标点的用法》、《国语法》之类的教材，着眼工具性，突破的是语文载道的洪闸；但更有取自《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的课文篇目，致力启蒙人文，由此贯入的新思潮奔突激荡。随第二期因而至的激变的果，便是浙江一师的国文课凝聚现在、当下、时代一刻，成为了教师近乎不再课堂讲授、而以学生争辩社会人生问题为主要形式的研讨会。这还不够，激情荡开教室，冲出校园。魏金枝便以无限的狂热投入了各种学运当中。他参加抵制日货的活动；参与组织“全国书报贩卖部”推销相关宣传新思想文化的书籍；积极投身于“打省议会”(省议会提出“议员加薪案”，一师学生联合其他学校同志赴会旁听，与其产生冲突，最后“自己给自己加薪的议案”被撤销，此役被称为“打省议会”)与之后的“一师风潮”。
涌动的变革激情也许与“话”、“言”的渊源更大些，但作为“文”的魂魄反失之飘渺，实绩范例的匮乏也空陷了通向质的捕捉的途路。作为南方新文化运动重要之役——1919年的浙江一师风潮，彻底平息要到1920年的春天。经亨颐与“前四金刚”都离开了学校，但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陆续来到一师任教无疑是对一师国文教育的某种整束与再度发轫。魏金枝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十日刊》上首次发表了自己的诗作《泉》，以欣然的冲涌开始他的文学之流。
接着1921年，由潘漠华发起，汪静之响应，邀同校冯雪峰、魏金枝、赵平复(柔石)等参加的课余文学团体——晨光社组建。入社的还有在杭的浙江女师等其他学校的学生，而社团的顾问则请一师的国文教师朱自清、叶圣陶等担当。“晨光”自然是时代的晨光，光呈暖色却非全然熏燎着血火，而是映衬着湖畔草长莺飞里吸吮晨露的幼雏待哺嗷嗷的初声。晨光文学社定期组织活动集会，交流读书心得与各自的诗作，将比较优秀的作品发表在杭州当地报纸的《晨光》副刊上③。另外，魏金枝的稿子最多的是投向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之后，晨光社中的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与上海的文学青年应修人结成了初始的湖畔诗社，而魏金枝没有参加。直接的原因便是湖畔诗社的缘起：应修人因汪静之的诗名与其通信并来杭相见，伴游中向汪提出想再结识几个诗友；而泛舟湖上的西湖划子却又以四人之容为限。汪静之便叫上了平日相交甚好、学级相仿的潘漠华与冯雪峰。四人且行且吟，游兴诗兴都盎然得很，应修人便提议结成湖畔诗社④。
就某一方面而言，比诸1917年入学的魏金枝与1918年入学的赵平复，汪静之、潘漠华是1920年入学的同班同学，而冯雪峰更是1921年才入学的新生，未经“破旧立新”的曲折，打开大门来便是“湖畔”新风拂面，这稚嫩的却开天辟地全新一格的新诗却正要在他们的笔下才恍然天成。而与魏金枝此时诗作中“拼死”斗争的狠劲的朔风难以汇到一处。
1924年，魏金枝主动要求，经汪静之介绍也加入了湖畔诗社。同年入社的还有经应修人引荐的谢旦如。魏金枝将自己的诗汇编成《过客》一集，打算作为湖畔诗社继《湖畔》、《春的歌集》之后的第三本诗集出版，但魏金枝最后连印刷费都未能筹足。湖畔诗社刊行前两本合集的费用，实质上全由在上海棉业银行工作的应修人一人筹措。虽也算是同社成员，魏金枝与之并不相熟，要出自己的个人诗集自然不好向他开口。而同社的同学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亦过得捉襟见肘，反还受着应修人的接济，更别说能帮到魏金枝了。倒是谢旦如的《苜蓿花》，作为湖畔诗社的第四集，在1925年3月自费印刷出版了。诗集不能够面世，不能不引以为憾，毋论是否能藉此以“湖畔诗人”的身份蜚声文坛，多少是少了一个令自己才华彰显的机会。而最让魏金枝心溃意阑的是1926年，他将诗稿又归拢来，交给上海书店出版。他的满心期待正遭逢“四一二”事件，便是昔日的一师同学、上海书店的经理徐白民自己也身陷囹圄，诗稿的下落更是无从查起。轮盘里一而再的空格轮回，诗稿与转过的时年却都无法复制。魏金枝的诗才或在，诗情却在走出校门后的社会时代里渐渐冷却。他不再写诗。
多年以后，回忆起自己颇不顺遂的诗路历程，魏金枝仍旧不能真正释然。他人谓少年写诗乃“不识愁滋味”，不识愁滋味之说固然是时光荏苒之慨，但经过此役“拿来主义”说事的人，每每含有昔日占尽风华便利，却假以暧昧谦逊的面相阻断今朝他人途路的有意无意。中年魏金枝对该种貌似温情实乃贬黜的定夺毫不做惺惺态的回应，前痕湮逝却绝非是无意义的徒劳，岁月世故侵蚀不掉的不是执念而是信仰。他说，少年人通过诗歌努力表达自己何过错之有，岂非正是少年之为少年的特质。即便不是同样的音调，一如湖畔诗社两册合集扉页的题辞，“歌哭”、“歌笑”，无不是“放声的唱呵”！这个未曾发表诗集，更未能以湖畔诗名闻达的魏金枝终不愧是湖畔诗人。只是这样的激昂之余，反倒容易窥见他的感伤自嘲。说若待得“欲说还休”，却怕是心灰意懒了。实话如此。
一师的“人格教育”的理想化状态，是以受教育者为重心，兼容并蓄，文体并重，给予学生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条件以及自由发挥的空间。自1915年起，学生每周设体育课三节，另外校友会与学生运动部会安排各种体育活动。每年春季远足，秋季则举办本校运动会并派优秀选手参加校际运动会。魏金枝便是乐在其中者。在同学赵平复阅读成高度近视时，他则在风雨操场上消耗体力，挥汗如雨。这便可以解释他会取运动场上的跳远踏跳板的拘束，来做写短篇小说受到限制之譬，这远取喻虽然稀罕，却饶是身心以镣铐起舞的有感而发。魏金枝体态粗壮，如果不查他细腻善感的诗人的心，真是容易直观的只认他作运动健将。事实上，他正是有无穷的青春热血精力要展示宣泄，破坏摧毁践踏，这其中的狂暴质疑一切，指向虚无的无政府主义。
魏金枝曾在1920年因家庭变故退学，在湖北汉阳县做了两个月书记员又回到一师。有了这段社会经历后，他开始从事工人运动，受钱耕莘之邀，到浙江印刷公司工人互助会给工人们上课，后又帮助他们创办了浙江的首份工人刊物——《曲江工潮》。只是编到第十五期，工人互助会就被勒令解散；祸起萧墙，原来是工人内部的矛盾激化正好被利用。魏金枝就学一师以来似乎一路顺风顺水的“革命”活动突然遇挫，而偏又正是他投入心血最多的一桩。魏金枝写作《工人的借鉴》一文表示悲痛叹息，他开始明白“前进”的不简单，但他的认识还是简单的。
魏金枝的“学运”低落亦终结了他的一师生活。1922年，姜琦经蒋梦麟推荐，作为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的继任者。他表示“要极力贯彻经校长的主义”，日后他的努力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魏金枝这时却未有跨步之思，仍然组织学生倾力反对姜琦到任，但这声势已不可能再高涨。在周遭一些师友的劝慰下，魏金枝离校避入浙东乡间。
是年夏，浙一师仍准许魏金枝毕业，颁予毕业证书。
2 自学生时代的风云里循着强对流空气而行，落下；折断幻梦羽翼不得不用脚踏上的是泥路坎坷，为了生计魏金枝开始在浙沪一带艰辛迁转。但是在一师萌起复被扼的“遗志”并未灰灭，在执拗的情绪鼓起的风里，反而燃出郁结的殷红。与从赤色里褪去的杜衡(苏汶)、施蛰存等人交汇，不啻为顿挫失落里受温情相助的感念，亦带有某种转向后志同道合的投契。虽然与“现代”同人闪现的电光火花不尽相同，魏金枝以他一贯鲜血筋肉的强顽体认，坐实了自我认定的“是非”。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浙江孝丰县立小学任教，因欠薪与对校方的不满，1923年遂辞职回到杭州，寄寓之处因属被地方政府查封的“青年军人联谊会”机关，受牵连入狱。出狱后做了杭州闸口统征局稽收员，1924年辞去至上海，谋得上海国民女子中学国文教员一职。
本在云端高声呵唱的激昂雷音转向沉郁。在他仍在坚持也同样是赖以为自我支撑的业余创作中，小说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东奔西走的罅隙里，举手投足的激昂痕迹已经湮灭，思虑长考的是状态与无穷尽的诘问。1925年，他又从国民女子中学回到嵊县，不久又来到杭州，在留下镇茶捐局找到了份工作。此时写作了“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留下镇上的黄昏》⑤，小说中留下看似无所事事铺满到凝滞。凝滞不是“无”，恰是背后这“有”的郁结。
有心孜孜以求的青春诗集没有出成，不意想转入这沉郁顿挫却风景别样，鲁迅将此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由此契机，魏金枝以乡土作家的身份崭露头角。之后鲁迅写作《我们要批评家》，也是称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为两年来的“优秀之作”。这样的提携之力，不想尔后竟有一番“文人相轻”之争的芜杂。
1929年10月，魏金枝由柔石引见首次拜访鲁迅，之后交往渐趋频繁。1930年5月，魏金枝至上海，与柔石同住景云里，并经其介绍加入“左联”。而他的工作与生活来源便是帮助鲁迅、冯雪峰、柔石编辑《萌芽》。
只是魏金枝离校以来的颠簸蹀躞远未由此终结。1931年1月，柔石被捕入狱，鲁迅也暂避他间。为生计计，魏金枝只得回杭州财务学校任职，之后又饱受牢狱之灾、奔徙潦倒之苦，与鲁迅的联系也由于地处空间等变化变得疏远；另一边却因投稿的关系，与《现代》的主编杜衡的往来渐次密切起来。而事实上魏金枝与“现代”同人并不陌生，与戴望舒早在1927年戴赴京时已经相识，与施蛰存亦是通过冯雪峰结识的故交。杜衡告知《文学》初办，倘有稿件可以为他转交。魏金枝便将小说《磨捐》寄上，不料却被《文学》退回，后小说刊于《现代》第四卷第一期。
1933年，魏金枝来到上海麦伦中学教授国文课，得以成行其中亦有杜衡相助之力，虽然日子过得清贫，日后甚至不能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而把妻女送走⑥，但终于是安顿了下来。10月，收魏金枝四篇小说的《白旗手》作为“现代创作丛刊”之一由现代书局出版。
1935年4月5日，魏金枝在施蛰存编辑的《文饭小品》上发了杂文《再说卖文》，由此成了引起纷争的缘由之一。文章含怨带气，主要指责《文学》杂志压制他的小说稿不发；也含讽带诮，点名茅盾“问我为什么去教会学校教书，语意之间，似乎颇为不屑”，但过不几日，茅盾的一个亲戚也想来找事做了云云。除傅东华在《文学》上出告示指责魏金枝外，鲁迅则是在《文学》杂志上相继发表《“文人相轻”》、《再论“文人相轻”》、《三论“文人相轻”》等文，或对魏金枝顺笔一嘘，或与其正面交锋。
鲁迅虽则因着魏金枝的“平心而论，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原非确论”一语，认为这“在近来的庄子道友”——施蛰存等人中，可谓“鹤立鸡群”之见；终不满魏将“非中有是”的杜衡、施蛰存等“说成了‘朋友’”而痛加针砭。鲁迅表明态度：细枝末节虽纷繁芜杂，各为其人所说；但站定的立场、话语的指向绝非参差错落之分，只有是非黑白之辨。
论辩中，魏金枝再三申明是非难定，所谓“似是而非”、“非中有是”；鲁迅则反复强调若据“取其大，略其细”的方法，则是非分明……上述观点一旦置于鲁迅与“第三种人”分歧的语境中，便于细枝末节中平生出“微言”外之“大义”。
前期鲁迅曾自比为“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又“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影”，其前提，恰是出于在二极对立的格局间，仍存在着“非中有是”、明暗莫辨的混沌的切身体验；然而此时的鲁迅的思维范式却在日趋刚性的同时少了几分弹性。他依然以“明”“暗”为喻：“据物理学说，地球上的无论如何的黑暗中，不是总有X分之一的光的吗？”但难道能因此认为“天下何尝有黑暗”？⑦不无决绝地断然否认介于明暗之间“非中有是”的中间状态之存在可能(包括“第三种人”)。
“无是非”的定论当然是不能被魏金枝所接受的，何况是被有着导师一样情感的鲁迅认定。历浙一师门墙外十年，他磕碰疮痍下的执拗未被消磨，《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一文便是明证。他依然纠缠于细节，提请鲁迅记得《文学》主编傅东华之前对他所做的关于美国黑人作家休士的污蔑，在点明“似是而非”的同时也不妨视其作是对于鲁迅的某种真心告白。魏金枝尤不能释怀的是他因参与进步剧团“五月花”的活动而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出狱后向《文学》投稿的《磨捐》被拒这一结节。与之相较，杜衡等人的临危救助便属“非中之是”。他希望以一种切切来强调是非乃是自己所见亲历，而不是被某种左向标签贴着的“与社会隔绝”。虽然魏金枝撰文时放低姿态以表明对鲁迅之敬重，但是他之褒杜衡、斥《文学》的态度还是异常鲜明的。这样的原则性扭曲自然会遭到反驳追击，《三论“文人相轻”》之后又有《四论“文人相轻”》，鲁迅一语中的地指出魏“所拥护的‘文人相轻’，不是因为‘文’”，倒是为了所谓的“朋友”交情之谬误。魏金枝不服气，却也没有再写文章，这里他同样做了某种情谊的折衷。只是按捺不住还是写信给鲁迅说明了自己的想法与自己绝非“第三种人”的立场。
这个激动的不合时宜地跳出来卷入论争的人在《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的结尾处，由着郁结与激愤感慨出这样的怀疑与虚无：“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
因着时代风云的推波助澜，更缘于浙江一师新兴期的年轻气盛，一师氛围中多有魏金枝一类“喜欢写诗”，亦“喜欢运动”的激进青年孕育萌生⑧。个人情思的激烈冲动，时而汇聚、演变成集体性、集团性的“斗争”、“运动”：1909年鲁迅为急先锋的“木瓜之役”，十年后魏金枝抵抗到最后一息的“一师风潮”，便是其中颇引人瞩目的范例。这是一师的斗争传统，成败互见。未料，又是十年过去，一师师长辈的鲁迅与学生辈的魏金枝竟然相遇、碰撞于这场“文人相轻”论战中，此时文学或谓思想文化观念的分歧仍以是类“斗争”、“运动”的方式开展、了决，对此得失利弊的反思，理应上溯至一师精神。
3 魏金枝那贯自一师风潮抗辩到最后的极端自信力，在某种二元对立的强势中不得不哑口；不过此时的受者亦是彼时的施者：在他的小说中有与化身“主人公”出现的浙一师的纠缠、对立，作为“非我即异类”的对立面的浙一师始终保持着缄默，而魏金枝滔滔不尽的声讨中却一样有着矫枉过正的偏执。
魏金枝不是一个小说高产者。他为自己寥寥几篇而成的小说集作序时也称“惭愧”。不过慢慢咀嚼的吞吐比诸他风云雷电时，反倒可以沉积下许多。他不十分长于营构，作不得肆意天马行空，虚者乃在其实落之处升腾。去校三两年间，成篇《校役老刘》⑨。不知者不明就里，以为何处架空；细细辨来则颇有会心，却原来历历在目。小说描述了丑陋的乡下人老刘来到一所知名的师范学校做杂工，其间的遭际与闻见所想。主人公老刘在被戏耍受辱之后与学生稍有交集建立维系，渐渐又以自己的价值审判疏离与质疑；后因在该校最大的风潮里“得罪”了新任校长被其点名与败坏校风的教师一起开除，学生欲再起风潮相留，校役以选择自己出离而小说告终。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篇小说简直是魏金枝对浙江一师的一纸檄文。
且不说这老刘在校的一段日子恰与魏金枝同步，也不论这结尾处太过鲜明的影射，通篇毋庸置疑是借鉴自一师的细节与背景。西洋画室也好，校园里蹿着的狐狸以及相关传说也罢，紧贴着学校的那条河，一门到二门间绵延一里的松柏……这风不平浪不静里展开的校园生活，与其说属于老刘不如说来自魏金枝本人。他是如此不吝笔墨，像老刘视野中绝不可能看到学生打将上去抗议停止半官费事件细节等一一铺陈。便是带着怨气，记忆中流徙差不多就是一副长长的风情画。客观的来说，学生偷盗西瓜与看守老刘数次交锋一节不免写得漫溢而流于谑；老刘代人敲钟被责、农业课教师率学生在菜园实习时与老刘就插秧起争执等事件所叙主旨亦颇有雷同。是作者执笔疾书时没有意识到，还是在心底与笔下都不忍删除？不忍心切断记忆中情感深处这样一个春夏秋冬丝丝牵连的流脉，是报现实中被强行割裂的另一种到底意难平？
自然，情感上不经意的流露只是魏金枝做此文的附属产品，在这里的一师生活被反刍式地吞吐的意义在于魏金枝以此标志脑海流沙中的“断”与“启”。首先我们来观照他对学校活动的主体——“师生”的态度。对于“师长”，否定的态度是彻底的。不仅仅是针对其中识见不深者、态度倨傲者，他为“被侮辱与损害”的“校役”代言，所对立的是他强行划定的类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根本立场。对于学生的论判，则相对比较微妙。“我们为什么读书呢？”回答是“识得字明白道理”。话虽如此，但实质上在魏金枝的衡量中，“明白道理”是压倒一切的，“识得字”的意义几微不可见，遑论与“明白道理”并列。依此价值标准，他对学生得出的“真的在你们里面是很少好人”的结论也不足为奇。对于这些顶着发热头脑自以为是的甚至“本质很坏”的年轻人，他颇尽挖苦揶揄之能事，对于他们的“神圣爱情”自然也不会放过。里面也许丝丝缕缕亦有自嘲的成分在，但出发点却是今非昔日的划清界线。“新学堂”里的“看”与“被看”不是大观园里“老刘”式的平易，而是俯瞰众生的超然。回想之前所述他若干年后对青年人的全盘肯定，与此颇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接着便是他对学校这一存在的质疑。他对知识传授这一学校职责与功能的态度是暧昧的。以他文中表现出的反智主义，“道理”不等同于知识，应该是自明的，是很少能够通过授受得之的，甚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潜台词是学校教育的狭促更妨碍了道理的通达。
既然如此，那么学校似乎只有启蒙这一立场。然而，他又对国文课上仅进行“思想煽动”不授课业表达了不满：“所谓国文课完全谈到的是思想问题”，“目的在于努力奋斗冲上去”；又说“愿意他们再多胜利一次”，但是在之前，“还是应该多读点书”。这似乎也是魏金枝对自己的要求，毕业一年后他又回到杭州，住在浙江图书馆附近希望能多读点书。如果多读点书是意指道理经过自我选择思索自明的话，那么依照他的界定，在被奴役的学校体制下，在被定性的知识分子矩定下，只通过学校教育获得自身救赎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而被种种因素促动的学生运动，在这个昔日狂热的活动家笔下，充斥着荒诞、幼稚色彩，其不知就里的盲目破坏，只能引发旁人的嗤笑与顺应另有所谋之人的险恶用心。意气用事容易被煽动，参加运动的学生间派系倾轧，不少学生自治会高层只是未来政客。
怀疑主义强大的荫蔽下，他在为与不为两难中自戕，做冲上去与退下来之间的考量。怎么能说他不再是那个激情的锋芒少年？他的愤怒从未停歇，火山灰的寂静黑焦覆盖的是随时而起的熔灼。当小说中所有的人都出于这样那样的不单纯动机“承认”、“接受”了宣布要实行民主改良的新校长，只“除那个窗外蠢笑者”老刘和合着魏金枝给了自己“不顺浊流”的“出走”最为神圣的界定(也是魏思考得出的学运的正确方向)——对于行动的自我思考、自我选择。这同时也加着重号般地说明，魏金枝仍然如此在意被一师——这个铸就他的地方所摒弃这一表面形式(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仍然需要不断自我肯定、自我激励来得到确认治疗。事实上这里的“出走”，仍旧如一切“出走”一样不见前景。老刘最后在走出校门时贬斥那些试图挽留他的人：“在你们里面没有好人”，新校长固然坏，但“将来会变得比他还要坏”，即便是不能排除那些人中的某些别有用意，但唾骂出“禽兽”、“奸臣”这样的决绝，却如困兽自陷于荆棘之刺，亦伤到自己。
这篇强作“不属于此间”的自白，态度实质乃是激烈的纠结。不过文中带着某种道德训诫的走向，却是与同时期所作的《七封书信的自传》、《裴君遗函》、《祭日致词》等篇共通的⑩。以喃喃布道抵御覆灭感的激愤里，并不是对于“黄金世界”式乐园的轻信，也没有再后一个时期里他对社会革命认定的乐观。不断的诉说，是用诗无法满载的信息量，反复追问一种无、有的最初缘起，这样不断延宕不可得答案的到来，是他支撑自我的所在。
魏金枝在沪杭等地的艰难谋生伴以革命与写作，不过不再写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转变是拒绝简单的直抒，代之以蕴藉勾勒，或是辩证的进步；寓言取代形象，亦是神学的进阶。
注释：
①王西彦：《向死者告慰》，《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二辑。
②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03页。
③潘漠华：《致沈雁冰》，《漠华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④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应修人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
⑤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⑥欧阳翠：《回忆魏金枝》，《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
⑦鲁迅：《三论“文人相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374页。
⑧魏金枝：《柔石传略》，收入丁景唐、瞿光熙编《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⑨⑩魏金枝：《校役老刘》、《裴君遗函》、《祭日致词》，收入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上海人间书店1928年版，雪峰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