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注世界政治问题”是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关于共同体4种不同历史形态的理论从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维度，内在契合了关乎人、人与人的联结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世界政治内容。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蕴含的深刻政治意蕴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政治脉络、洞察当下世界政治发展的现实需求提供了思想资源，为世界政治传统融合、世界政治逻辑超越、世界政治结构调试与世界政治体系重组提供了有力的价值指引。
关键词：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世界政治
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与革命实践中，马克思形成了其特有的共同体思想。“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及“真正共同体”构成了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以人结成的“组织形态”为切入点，高度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现实发展和未来实现。在对人的存在高度关切的过程中，“政治组织”成为马克思对“人”考察的重点内容与直接载体。马克思关于4种基本共同体形态的开放性、延展性和当代性理论思考，高度契合世界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对当下世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扬弃“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寻求世界政治传统的融合
寻求“共生”是马克思“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得以维系的纽带与根本。这种“共生”内生于人类固有的生存、生产与生活本质，作为共同体的内在基础始终存在。在不同时期人类发展境遇中，“共生”不断生成新的时代内容。从早期“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单纯为了生存到中后期寻求除“生存”之外的发展，人寻求“共生”的本质追求不断丰富自身内涵并伴随时代向纵深展开，实现世界范围内不同政治传统的承继与融合。
“共生”作为人类内在本质必然，是最稳定和最基本的世界政治传统内容。“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1]42。人类从自然界而来，以联合的方式弥补个体能力的不足，并极力摆脱自然界带来的恐惧和有限性。人类个体的这种本能选择，是人与人之间“共生”的最初表征。“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2]724。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条件的主人。可贵的是，个人把这种个体内在的“共生”本质延伸到看待他人、看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共同体中。在早期“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2]725。通过劳动，“共生”这一内在本质在历史与社会的物质力量中肯定下来。于历史而言，“共生”的本质不变，表现形式不断演变；于社会而言，“共生”作为一种客观实在，其现实张力不断扩展。在历史与社会的综合作用下，“共生”成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政治”。在“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政治”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表现方式，其联结的纽带或方式往往是“血缘”“土地”“氏族”“宗族”等。在“共生”的政治传统下这种原始的政治形态保持着长期的稳定。之后随着共同体形式的不断演变、政治形态的不断变革，作为世界政治传统最稳定、最基本内容的“共生”却没有予以相应的调整与升级，使得“共生”的政治传统呈现出已然失效的状态。正像马克思指出的，“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苦，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2]728。当共同体的数量不断增多、形式不断多样、内容不断丰富，原始单一性的“共生”规则便无法继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共生”这一世界政治传统在资本发展升级、文明交流冲突和政治演化变革等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被不断掩盖或者遮蔽。
“共生”这一世界政治传统随时空发展差异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由于发展的时间次序与空间差异，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差别愈加扩大。随着共同体承载的物质形态与精神实质差异不断扩大且异质化，依附在不同物质形态与精神实质的共同体上的“共生”内容与形态也不断呈现差异化。“共生”的政治传统逐渐演化，世界政治被拆解为海洋与陆地、地缘与中心以及传统与未来等不同的发展维度，并基于不同物质基础生成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衍生成了差异化的世界政治传统。实际上，差异化的过程也是“共生”这一世界政治传统遭遇时代困境的过程。西方海洋文明国家以海洋作为重要物质发展基础，东方农耕文明则形成以陆地为核心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差异与资本积累的先后、文明发展形态与国家独立次序等，形成地缘政治和中心政治两大传统。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的发展程度，形成了一部分国家仍疲于追赶传统发展方式，而另一部分早已完成新内容的革新；一部分国家力主维护传统既定的利益，另一部分则欲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总体格局。以“民本”与“义利”为核心和以“资本”与“利益”为中心的文明差异，决定了推动东方文明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劳动与经验，推动西方发展的主要方式是革新与战争。这一发展过程与逻辑反应使得影响“共生”传统的不利因素不断发酵、增多，突出地表现为文明与文化的冲突给“共生”传统造成的重重困难。当今时代，当社会化大生产逐渐使世界市场形成，世界交往不断普遍，不同国家、组织、地区等共同体之间层出不穷的差异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共生”主线愈加偏离、困境叠加。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使得主体国家的主权意识愈加强化，消解着世界政治传统中的温情内容。如何重回人类“共生共在”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基础，在尊重历史、立足当下的基础上深刻思考人类命运，形成健康向上的人类整体发展意识与格局，是世界各国都无法回避的时代课题。
“共生”植根于人类发展的历史性与社会化过程，仍然具有融合世界政治传统的时代生长力与生长空间。人类活动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不但给“共生”造成时代困境，也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的麻烦。“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解体后的长期发展中，人类不断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索取自然资源、改造客观世界，其结果是，造成人类在很多新生事物和衍生问题面前感到迷惘和不知所措。面对这种迷茫和不知所措，单独个体与个体、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都无力胜任问题的解决。当今时代，面对环境问题、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核问题、难民问题等，每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与整个国际社会裹挟在一起，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人类从未如此渴求世界政治发展所需的稳定生存载体与和平发展空间。历史与现实都已多次表明，以联合方式应对人类共同问题仍然是世界的主流，此时“共生”的本质力量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愈加强烈。诚然，人类发展到今天，与历史不可同日而语，但“共生”作为人类生存的最大政治基础不仅没有退场反而更加呼之欲显。当今世界，人类的“共生”发展依然是人类结成“政治组织”的根本原因。作为历史与社会的统一性存在，人类必须重新审视“共生”的时代生长力与生长空间。一方面，世界政治发展需要稳定的物质基础，突出表现在安全的生存载体与和平的发展空间，这与“共生”的客观条件高度契合。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共生”的内容从“共同性”不断趋向“差异性”。各个国家、地区与民族都在确定自己个性化、民族性的存在，使得世界政治发展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实质呈现出割裂的状态。因而，不同文明之间缺乏信任、冲突不断。全新时空条件下的世界政治发展需要多元文明的相互理解，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关键。当今时代，世界政治需要不断赋予“共生”以“文明互鉴”的时代内容，不断拓展政治传统融合的物质发展空间与文化包容空间，实现世界政治传统在更高层次上的深度融合。
二、批判“抽象共同体”：实现世界政治逻辑的超越
超越现代世界“政治逻辑”要对“资本逻辑”的本质进行彻底揭露。自货币与资本产生以来，“竞争”便随之产生，而“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3]34。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能够对付其他所有人是垄断的内在逻辑，“利益”是这一逻辑运演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的规则下，每一个土地获得者、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必须去竞争才能获取更大的利益，只有获得更大的利益才能保证自己已有的利益。为获取更大的利益，获得绝对优势的竞争力或垄断地位，资本家必须借助外在于经济的力量。在现代化的发展中，资本家开始不断使政治服务于经济，甚至用经济控制政治，进而挤压政治在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管理机会与能力。这种片面化、抽象性的政治运行方式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政治逻辑”的基本理路。“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3]38在这种逻辑宰制下，使得一切关系处于紧绷状态。资本不再是为人类所用，而是怕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土地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发展，而是怕耕地无利所获；劳动不再是自主自愿或是为了满足自身与家庭的生活，而是为了与对手竞争。这种紧张的关系颠倒是非，人们要加倍地付出才能获得原有的东西，这让大部分人类的生存、生产和生活陷入空前困顿。这种资本逻辑关系的颠倒，使得政治逻辑不再是为了管理好一个国家或地区等的发展，而是听命于少部分人，企图能够占有社会所有资本、财富和利润。这种受资本逻辑裹挟的政治逻辑赤裸裸地走向剥削，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生成互不谅解的文明话语、追求片面短浅的发展方式和引发触目惊心的罪恶现象等。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逐渐解体，随之形成“抽象共同体”。长期以来，政治一直被“抽象共同体”内涵的资本与货币逻辑裹挟。“抽象共同体”在生活领域表现为“货币共同体”的形态，在生产领域表现为“资本共同体”的形态。随着“货币”与“资本”等“抽象共同体”的规则成为世界政治的主流逻辑，这种单一性和片面性致使资本逻辑已经成为最大“政治”。货币，特别是资本成为了现代世界政治的主宰。资本与货币以“文明”的方式实现对人类的宰制，也就是通过一种使人无法找到宰制主体或者说人人既成为宰制主体又成为宰制对象的市场体系与结构机制来完成，这就是现代世界政治的实践逻辑。
世界政治结构的调试要治理国家外在功能的失序。在现有世界政治结构下，由于内部发展与拓展空间有限，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为了保证国家持久的政治地位、政治权力，不断把发展目光投向国外，以支撑国内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就应然性而言，随着对外活动的不断扩大、世界交往的普遍扩展以及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人类历史将不断向世界历史转变，旨向全球范围内生产力的普遍提高是国家的外在功能。然而，在现实交往实践中，战争与侵略的世界交往方式致使民族与国家之间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这种世界交往违背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自世界市场形成以来，国家间不平等的经贸往来一直存在，强势国家这一外在功能的失序行为极大地扰乱经济全球化的秩序、消耗着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应当看到，在发挥政治国家外在功能过程中，政治结构的优化调试也要着眼于“人”，着眼于“人”是国家外在功能的实际承载者，把外在功能的内容给予人本身，不断赋予“人”的内涵。“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3]169。因此，政治国家向内需要不断促使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向外不断塑造和形成人与人全面依存的历史性活动，充分调动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动能和力量，在推进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调适、优化自身的外在功能。
回归“人本”，探索世界政治逻辑归正的致思路径。随着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愈加疏离实体经济及生产逻辑，社会政治矛盾及劳资对立加深，非理性经济及其价值观念(异化的消费主义、物化的拜物教等)加剧，世界政治逻辑必须扬弃以往过度的“资本决定论”式的阐释模式，拓宽其考量维度，不断把世界治理格局与多元文明的对话纳入当下政治逻辑范畴。“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3]2。马克思在批判“抽象共同体”以抽象“规则”裹挟生产与生活政治的同时，聚焦“人”的现实状态与未来发展进行超越性关注。马克思不囿于“人”被“货币”与“资本”“阶级”与“权力”“物化”与“异化”的掣肘，深度剖析和批判这一“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压抑，试图让人从“物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当代世界政治逻辑不能陷入现实困境中踌躇不前，特别要跳出货币与资本等抽象共同体思维怪圈去把握时代特征，重新定位并把控世界政治格局。“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1]194。在对世界政治逻辑进行超越之时，应当正视矛盾与问题，敢于破除旧有关系、触动旧有利益。真正抓住“人”这一根本，回归“人本”关怀，挖掘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背后的价值内蕴，真正实现世界政治逻辑的时代超越。
世界政治结构的调试要实现国家内在结构的重置。“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1]190。可见，国家并不是人类生存发展天然的本质内容，而是因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分裂(阶级形成)才产生，其天然地具有“虚幻性”。而人对社会则是一种本质需求，这种需求不会随着国家的产生而消亡。进入“国家”的场域，“个体”作为“公民”身份出场，“群体”则成为“公众”。人本有的社会场域介于“公众”与“国家”之间，以“人与社会统一”的介质保持公民与国家之间必要的张力与平衡。在“虚幻共同体”条件下，国家的主权观念不断挤压社会的存在空间、逾越人的地位、遮蔽人的发展需求，不断攫取经济利益而忽视政治作为。这使得“国家”这种“虚幻共同体”形态片面地运用“国家—公民”的身份逻辑不断通过政治利益攫取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把“政治”作为“经济”的手段，使得人的“公民”与“社会”双重身份都无法正常占有与实现，不断抢占“人”作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体地位。马克思曾说：“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3]1。国家并不是由经济利益或一个个资本家构成，而是由具体实在的、客观实践的每一个个体人组成的结构。经济利益只是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的一种，资本家只是国家主体的一小部分。本有政治结构的“虚幻化”日益形成个体真实“特殊利益”与国家虚幻“共同利益”的偏差，矛盾与冲突也与之俱来。为了使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缓和、趋于一致，就必须允许特殊利益具有畅通的言论通道和基本的矛盾纾解空间。一定意义上，“统治的权威性与民众的认可性是支撑权力”，是“支撑政治秩序的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4]。逻辑与现实把这一空间指向社会。在世界政治结构调试过程中要聚焦“社会”这一介质，着眼“国家-社会-公众”的介质搭建与双向互动。要在理论中丰富社会的逻辑内容、在实践中凸显社会的实际功能，以社会空间的扩大与功能的完善支撑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以社会的柔性化自治和参与弥补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内容，真正实现“国家-社会-公众”这一稳定结构的良性运转。
三、超越“虚幻共同体”：达成世界政治结构的调适
Xe-100使用氦作为将热量从堆芯转移至蒸汽发生器的冷却剂，不需要使用水，这意味着其可以部署在水资源短缺的地区。除了发电，这种反应堆还可以为工业应用提供工艺热。
马克思说过：“国家绝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186-187。马克思把国家视为典型的“虚幻共同体”形式，这种虚幻性预示着世界政治结构将不断超越国家这一共同体形态，这种超越即是基于个体与政治组织的辩证关系与时代内容所进行的世界政治结构调适。
1.2.2 排除标准 （1）综述、病例报告、会议摘要等文献；（2）重复发表的文献；（3）数据无法提取计算、所提供信息不确定或不完整的文献；（4）质量评价较差的研究。
透过现象，深度剖析世界政治逻辑失范的现实机理与时代表征。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资本逻辑宰制的世界政治逻辑凭借其“先发展优势”，即资本积累完成的时间远远早于其他国家，这一“时间差”优势使得资本能够支撑与操作这种抽象的政治逻辑“正常运转”。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带动政治逻辑运转的动力明显不足，政治逻辑疲软与无力的状况频频发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与发展弊端的日益暴露，一些国家在生产社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凭借“后来者优势”在世界市场中获得发展机会，走上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道路。这其中不乏有不同于以往资本宰制政治的发展模式，这些发展模式的显著效果与持久动力更加揭示以往政治逻辑的“抽象性”，比对以往发展模式的“片面性”。面对政治逻辑的失范，“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其对“高精尖科技的掌握”和“货币财富的占有”优势，在已经依赖经济全球化取得绝对发展优势地位后，不顾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与现实发展的责任道义，企图扭转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贸然开始重启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行动；利用资本积累的优势，在世界市场生产与消费、交换与交往过程中，不顾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世界交往的公平正义，大肆向世界各国输出本位主义的文化观与价值观，企图扭曲事实。对此，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些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还是资本与货币的抽象逻辑对世界政治的实际宰制。当全球范围内“黑天鹅事件”频发，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愈加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情势下，必须站在人类命运与共的大格局、大道义上思考“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应当何去何从。
第三，继续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各项制度。始终坚持以制度管事管人、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纳入制度化轨道、把治党成果上升为制度体系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要以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决策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为重点推进党内制度体系的设计和建构，充分发挥‘他律’的监督、惩戒作用。”[8]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实现发扬党内民主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认为“真正共同体”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历史条件下由独立个人自由结成的联合体。“真正共同体”中人的“类”实现是马克思追求的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当今时代，人类发展深陷世界政治争端与冲突之中，经济与文明的发展偏离共同体的“类”方向。“真正共同体”中人的“类”实现本质能够切中世界政治体系的现实问题，为推进世界政治体系的重组提供重要的方向与可能。
四、构建“真正共同体”：推进世界政治体系的重组
世界政治结构的调试要实现个体与政治组织的时代耦合。国家内在结构调转的不充分与外在功能治理的不彻底，均无法完全实现世界政治结构的调适效果。在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将作为‘类’、作为‘个人’的人变为作为‘阶级’的人”[5]，人是一种不自由且异化的状态。因此，在调转内在结构与重组外在功能之后，必须以时代要求统合个体与政治组织，实现个体与政治组织的时代耦合，才能真正超越“虚幻共同体”，完成世界政治结构的调试。马克思明确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165。因此，人类必须以时代内容统合个体与政治组织，超越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进行世界政治结构调适。立足现时代，个体与政治组织的统合仍然必须以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为基础，既要尊重政治组织与经济领域发展中彼此独立的场域、逻辑与价值追求，又要着眼于国内外环境协调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优化个体与政治组织时代耦合的外在环境。对内要以公平正义的政治形式实现最广泛群体的经济利益，对外要摒弃特殊利益，基于共同利益与其他国家展开沟通合作与文明互鉴。与此同时，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混淆使得现代“异化”问题愈加凸显，对世界政治结构调适提出新的要求。超越“虚幻共同体”进行世界政治结构的调适需要给人的“政治异化”“经济异化”设定边界，把“异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不断超越原有“虚幻共同体”的价值形态，用知识、文化、思想等精神性的内容来强调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帮助现实的人主动对抗“异化”。个体不断克服“异化”与“剥削”，推进人的自由解放的客观历史过程，就是与政治组织不断克服困难、实现和解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真正超越“虚幻共同体”实现世界政治结构调适的过程。
以“人类整体性”奠定世界政治体系重组的基调。从寻求世界政治传统地融合到实现世界政治逻辑的超越，再到达成世界政治结构的调适，内涵“共生”“人本”“统合”的逻辑内容在构建“真正共同体”之时，把“人类整体性”作为世界政治体系重组的基调，这是历史与现实的逻辑必然。马克思指出：“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3]190。在形成之初，各国之间的“关联性”和“和平性”交易使得商业有了政治意义，同时赋予世界政治体系以可能。以此为历史与逻辑的出发点，各国之间密切的往来关系和公平正义的交易关系，为世界政治体系提供必要性基础。这种密切的关联性和公平正义的交易关系，也构成世界政治体系的“人类整体性”价值规范。随着交换与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3]194。这使得世界政治体系的构建成为必然和事实。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每个文明国家”与“每一个人”都要满足于整个世界，世界经济发展决定的世界政治体系也要考量“每个文明国家”与“每一个人”，这规定了“人类整体性”基调的主体。与此同时，马克思还以“需要”规定了“人类整体性”基调的具体内容。这种“需要”是历史与社会相统一、物质与精神相统一，承载着“人类整体性”基调的客观实在内容。“人类整体性”基调的指向即为马克思在描述“真正共同体”时所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422。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实现是“人类整体性”的终极状态。作为世界政治体系重组的基调，“人类整体性”既有价值设定，又有实际内涵，更具终极指向，为人类社会的政治体系重组提供方向。
G试验诊断HIV合并IFI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0.69%、73.81%、42.71%、90.12%；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22，P＜0.01。GM试验诊断HIV合并IFI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60.34%、87.14%、56.45%、88.83%。ROC 曲线下面积为 0.737，P＜0.01。详见表1和图1。
以“批判性”释放世界政治体系重组的力量。构建“真正共同体”推进世界政治体系重组是一项艰巨、彻底的任务。这种批判性的彻底性体现在“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1]190。这种重组是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彻底重组，与马克思所主张的具有物质实在的批判性与精神实质的批判性任务相一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36，这是马克思批判的宣言。马克思的批判事业起始于政治实践，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批判逻辑，在政治现实中发现问题，进而开始对理论进行彻底性批判。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10。马克思着眼于现实的人本身，重塑颠倒了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进行否定转化，在彻底的理论批判与建构中，为人类政治解放指明了道路，论证了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马克思以实践为批判工具，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体系的欺骗性，“在实践方式中解答了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和实现道路问题”[6]。以“实践”统合理论批判、经济批判、政治批判，为人类的自由解放贡献力量。在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中为人类开辟一条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既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未来趋势又展现了人自身的发展状况，它对当代人克服现代性所带来的焦虑与困境、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重建共同体而言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7]。构建“真正共同体”推进政治体系重组，要充分运用“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基于历史客观发展规律、遵于实践发展逻辑、把握当下困境与需求，构建“真正共同体”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遍与特殊相结合的有效批判中，聚焦人类命运，挖掘植根于人类自身的潜在力量和智慧源泉，为世界政治体系的重组积聚力量。
这次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
以“类实现”构成世界政治体系重组的实现逻辑。“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57。个体对“类”的追求不是仅仅局限在“真正共同体中”，当人类开始拿起工具进行实践的一刻，人类已经开始了“类”追求与“类”实现的征途。但只有在“真正共同体”中，个体的“类”才能实现。于马克思而言，“真正共同体”的实现即是达成了实质意义上“最终的政治体系”。“个体”与“类”的真正共同体关系是人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形成自由联合，是不断实现自由发展的关键。“个体”与“类”的关系内涵“个体”对“类”的追求与“类”对“个体”的实现。“类”关乎人类生存发展，是全体人类共有的本质实现。世界应当在追求“类”本质实现与世界政治体系重组的时代交汇期，生成以“人类命运”为价值基点、“命运与共”为价值取向、“互利共赢”为价值归宿的世界政治体系。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站在人类整体命运层面提出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全新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全球一体化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产生的矛盾，旨在获得人类达到类实现的必要张力”[8]。人类命运共同体统合“个体”与“类”的本质内容，以“人类命运与共”的价值出发点打破国际政治的固化利益纷争，以更为全局性和开放性的思维思考世界政治。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个体”与“类”本质的双重实现，以“人类生命”为底线，以“人的类实现”为目标，积极推进“人类命运与共”的全球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内涵世界政治发展终极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以往全球政治组织秩序的打破与重组，也是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理论的当代呈现与实践构成。旨在实现“真正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借鉴人类文明先进成果，在更符合人类多元文明价值的理念中、在更切实可行的人类发展道路上推进世界政治体系的重组。
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向度考察了世界政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当今世界政治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面临从未遇见的艰难困境。要实现当代世界政治的健康发展，需要围绕人的自由解放，将寻求“共生”作为当代世界政治传统融合的动力与起点，将重塑“规则”作为当代世界政治逻辑转变的契机与原则，将“国家”作为当代世界政治结构调适的突破口，将成全“类”作为当代世界政治体系重组的价值目标。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多向互动中，寻求建构理论的时代可能性，探索世界政治发展的适宜样态。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张志丹.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
[5] 王小章.从“自由或共同体”到“自由的共同体”——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与重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53.
[6] 黄炬,刘同舫.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现实超越性[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9(5):27-31．
[7] 胡寅寅.走向“真正的共同体”——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致思逻辑研究[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6:150.
[8]秦龙,赵永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论关切[J].学术界,2018(3):36-46.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9)01-0020-07
引用本文： 赵永帅,秦龙.马克思共同体形态理论的世界政治意蕴[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1):20-26.
DOI：10.3876/j.issn.1671-4970.2019.01.003
收稿日期：2018-1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5BKS027)；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TJZDWT1857)
作者简介：赵永帅(1991—)，男，河南济源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
(责任编辑：许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