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新论——被恶势力扭曲了的人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恶势力论文,人生论文,阮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州古代人物志上，魏晋之际的尉氏人阮籍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思想、言行和著作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是“竹林七贤”中真正杰出而堪称翘楚者。阮籍亲身经历了曹魏内部的倾轧与司马氏夺权的残酷，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他既不肯同流合污，又无法超然远引，虽然总算“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始终处于尖锐的矛盾与危机四伏的恐怖之中。因此，他貌似豁达，实则内怀忧惧，在并不算长的53岁的一生中，其精神痛苦是难以言状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历尽危机，消残壮志，与时浮沉，独善其身。充分体现出一位富有识见才情的杰出文人在魏晋易代的残酷斗争之际，被恶势力扭曲了的人生。在对一个有识有才的杰出人物被扭曲的一生的剖析中，也必然会对摧残他的那个社会和那些恶势力的代表人物有着进一步的认识，它会有助于我们对封建社会的了解和研究。
一、有济世之志
阮籍早年是一位胸怀大志的青年，他认为“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①，看出其想以“良辅”、“英雄”为榜样的志向。然而当他面对奸邪当道的现实，又清醒地感到回天无力的悲哀，内心充满了愤懑与感慨。他“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②这明确地反映出阮籍为时势担忧的痛苦内心。在他极度苦闷的时候，往往“率意命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种恸哭，来自他“志在济世，而迹落途穷。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③。这正是他的心境。可以想见，当他“望京邑而叹”时，怀古伤今之情，便尽在不言中了。他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只能在《咏怀》诗里略抒其郁闷。历来都认为阮籍的《咏怀》诗“隐而不显”不易理解，然而，在他写为国献身的英雄人物时，却淋漓酣畅，真切明白。例如，《咏怀》其38歌颂了一位为国立大功名的雄杰之士，一位从品德到躯体都是高大的巨人，从而批判了庄周那种消极避世的主张。诗中的英雄，正是阮籍要为事业献身的榜样。《咏怀》其39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勇士形象，他受命出征，视死如归，大义与气节为百世之荣，充满了慷慨赴死的英雄气概，和曹植的《白马篇》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生不逢辰，壮志难酬，又使他忧从中来，满怀悔恨。《咏怀》其61则写的是一位武艺高强、思欲献身沙场的豪杰之士。但既临沙漠，终不交战，徒怀壮志，报国无由。时势欺骗了这个一心为国立功的英雄。所以，想到当年的抱负和为之做出的一切准备，不禁“悔恨从此生”了。蒋师说：“旗帜翩翩，但闻金鼓，则是兵终不交，仗终不接也，击刺无所用之矣！其能不有哀情而生悔恨乎？”陈沆也说：“悔所学之无用，其志欲何为哉？！”④
这三首诗，可以看作阮籍从有“济世之志”到被迫“不与世事”的心路历程。他亲眼看到司马氏夺权之际“名士少有全者”，而特务钟会早已著意要将嵇康和阮籍找机会除掉，对阮籍“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虽然阮籍以装醉获免，但危险并未排除。无法，他除了遁入醉乡以逃避现实，清醒时便“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人抓不到把柄，总算保住了性命。但精神上的矛盾与刺激却是难以言状的。他不得不压抑住内心的识见、才情、愤怒、仇恨，勉强与群小周旋。黑暗的现实不仅给阮籍本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也给当时的现实和中国的文化造成了损失。阮籍的壮志消磨，正是他所生存的社会罪恶的反映。
二、酣饮的似乐实苦
在竹林七贤中，以酣饮著称的当然应该首推刘伶，但从实际体用上看，刘伶远不及阮籍。不容讳言，阮籍主观上也是爱酒的，但达到酣饮的地步，则是客观环境使然。那是一种乐少苦多的沉醉。
《晋书》本传上明确指出阮籍乃是因“济世之志”破灭之后，才“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的。可见，如果阮籍的壮志得酬，他便会以“济世”为常；现在既然“不与世事”便不得不“酣饮为常”了。这是一种万不得已的逃遁。其中非但没有什么乐趣，倒是充满了忧愤与痛苦的。比如，“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饮获免”。这不难看出，哪里会有使人一醉六十日的神酒？且不用说在阮籍生活的那个时代，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谁能造出一醉六十日的酒来？然而，在阮籍当时确乎是六十日沉醉不醒才可以躲过求婚的难关，这期间，他必须仔细安排，真真假假，无懈可击，不然，便是欺君之罪，其后果比联姻更为可怕。可以设想，在他不得不使自己沉湎于醉乡之际，应是充满了恐惧与痛苦，爱酒和不得已借酒浇愁、用酒避仇的心理状态，永远不能与品酒赏酒者同日而语。
当然，阮籍也有时以酣饮为乐，那也另有因由。比如，在他为解脱某一官职的情况下，“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他是借此要求脱去“大将军从事中郎”的职位，而到这个善酿和贮酒多的步兵校尉任上来，一举两得，处理极为巧妙。这应属于借酒处事，勉强算作属于酒中求乐吧。
但这种机会并不多。鲁迅先生说：“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别人的原谅。只要看一次司马懿（按：当为司马昭，此为鲁迅误记）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便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⑤因此，阮籍的酣饮，固然不排除其爱酒的一面，然而更多的原因是借酒浇愁、借酒避仇与避难。非但无乐，而且充满了痛苦。人们要理解阮籍的心境，更要记住当时那些迫使一个极为清醒的人不得不沉湎于醉乡的罪恶。
三、对礼法的似违实依
阮籍以“痴”、“狂”、“异”为世俗所议。如果这只是个人的“发作”，他们也许不会多管，关键是他的这些表现集中在一个在当时极为敏感的要害上，那就是违犯礼法。由于他的许多言行为人所不理解，而势力卑鄙的小人们又动辄以维护礼法的卫道者和正人君子的伪善面孔出现，这使阮籍极为憎恶，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从外在的形式上与之针锋相对，而在实质上，确是纯真高洁，真正的遵守和维护了礼法。所以《晋书》本传上说他“外坦荡而内纯至”，应该说，这是从本质上评价阮籍的所谓违礼行为，也是对阮籍的充分肯定。
由于有意与伪君子从礼法上相对抗，便使“礼法之士疾之若雠”。他的老朋友嵇康也说他“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雠”⑥。可见阮籍在礼法上所处的危险境地。
他的违礼行为主要表现在：母丧中酣饮、对人的青白眼以及对女性的真诚尊重。这些行为，非但在当时，即使在后世的封建社会里，也不会为世俗人所理解。
母丧饮酒，礼法大忌，是会被认为大不孝的。阮籍是在与人对弈时得知母丧，他坚持于终局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他又“饮二斗酒，然后临诀”。友人“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从表面上看，行为确很反常，但他“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哀伤到几乎断送性命，这才是发自内心真挚的哀悼，所以《晋书》说他“性至孝”，是确切的。他是不拘于所谓礼法的表象，甚至有意与之相左，而其实质却是比传统礼法还要纯至的孝。
以青、白眼区别对人的态度，阮籍是历史上的第一人。在通常情况下，待人时以青眼也并不难；然而径直以白眼相对，一般人却难能如此。试想作为名士和上层人物的阮籍，在见客时作出白眼，那场面确乎难以想象。但他却真是如此对待过不少甚至是知名的人物，可见其愤世疾俗之情何等强烈，礼法之士仇恨他也是难免的，因为，这是极大的轻蔑。自他把青、白眼看人作为待人的两种态度，从此便成为尽人皆知、直至如今仍在沿用的典故。这既反映出阮籍的为人，也应算作他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对于善良、美好、有才气的女性充满了纯洁诚挚的尊重和爱惜，是阮籍为人品德和行动中最可宝贵的部分，但也是被卫道士视作最大的违礼行为，而倍加攻侮。以《晋书》本传中简单的记述至少以下三事使礼法之士无法容忍：“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常诣妇饮，醉便卧其侧，籍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送嫂归宁，时无此礼。即使在依礼相见的场合，也是“叔嫂不亲授”。这做法易招嫌疑。至于醉卧酒肆当垆女旁及往吊兵家丧女事，按当时等级制划分，这两家均属贱民，上层人士非但不可如阮籍所做那样，即使擅入其门，亦易遭非议，然而阮籍却如此超然脱俗，我行我素，其本质在于“外坦荡而内纯至”，心底纯洁，诚于中即形于外，故其表现光明磊落，不避嫌怨。这从形式上看似违礼的行动，实际是对虚伪礼教的挑战，更是对合乎人情的真的礼教的维护，正如黄节所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⑦这是对阮籍所谓违礼的正确理解。然而，在这点上，应当佩服鲁迅先生的论断，他说：“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认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还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要迂执得多。”⑧所以我们说，阮籍处处生活在自我矛盾之中。对于礼教，他是以违礼著称的；但实质上是真正的维护礼教者。阮籍是冤枉的，但也还算幸运，如果不是司马昭有意保他作为自己礼贤下士的幌子，阮籍早应有和嵇康一样的命运，以违礼的罪名而被除掉。
四、矛盾多变的仕途生涯
阮籍是处在矛盾的现实中本身也充满了自我矛盾的人物，他的仕途生涯更是如此。他辞官、赴任、请调，最后是隐于官而终。其间矛盾变化，一言难尽。
按常理说，封建社会有抱负的士人要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大多要通过仕途去完成。比如曹植曾上书要求“输力于明君”，李白也在《与韩荆州书》中要求出仕，杜甫也有“致君尧舜上”的雄心。“本有济世志”的阮籍，最初也是不排斥为官的。何况他的父亲阮瑀就很受曹操父子的赏识。但当他亲身经历了当时政局的动荡和曹魏与司马氏争权的残酷，使他非但不愿踏入仕途，而且从内心视为畏途。所以33岁以前他一直家居，到正始三年（242年）太尉蒋济聘他为自己的幕僚时，阮籍上书谢绝：“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蒋济“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复为尚书郎”，而“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然而，随着司马氏夺权势力的日益猖獗，阮籍痛感到如果再借病返里，恐怕难免于祸，于是，自此以后，他即在官场中若即若离地应付，当司马懿“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他不敢推辞。司马懿死后，又在司马师手下继续作从事中郎。“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在大将军司马昭专权时期，阮籍的情况颇有变化，司马昭和他之间，有着相互为用的微妙关系。阮籍深知，礼法之士对自己仇视，他们的主子是司马昭，所以得罪不得，为了能保持不至于与伪君子们同流合污，他要借助司马昭的庇护；而司马昭心里更深知此时的阮籍已经不会成为他夺权的障碍，恰恰相反，要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阮籍是最理想的典型，这是借机收买人心、笼络文士的好机会，而阮籍此时，也不复像早年那样锋芒毕露，而是变得“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显得与世无争了。司马昭也对阮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⑨。而且公开对人赞扬阮籍，认为“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⑩所以，阮籍的老友嵇康曾叹息说：阮籍“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雠，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11)既然司马昭如此对待阮籍，阮籍也利用这机会使自己稍有一点宽松。为了躲开与群奸的接触，“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旬日而还”，又做从事中郎。阮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也得到允准。他又一次躲开身边的群小，到能够饮酒的位置上去。“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此时的阮籍，既无借官位施展抱负的雄心，也不像早年那样与礼法之士针锋相对；只是以官为隐，借酒浇愁而已。但他对官场的风波则更有深刻的体会，而且即使想尽办法明哲保身，仍有随时大祸降临的恐惧心理。嵇叔良说他“或出或处，与时升降；或默或语，与世推移”，是赞美，也是微辞。
就这样，本有报国之心的阮籍，按理应积极从政，但生不逢时，一开始即坚决辞官，不得已就任，再辞官。但他在看透不能以硬相抗时，软弱的性格使他不得不借官为隐，敷衍终身了。要做的不许做，不愿为者却强其为之，这便是被时势扭曲了的人生。
五、外玄内儒的矛盾思想
阮籍自幼在儒家学说教育和培养下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操和报国雄心。及至世故多变，壮志消磨，他在当时谈玄风的巨大影响下，也侈谈玄学，宣扬老庄学说。晚年的阮籍甚至被他的朋友裴楷称为“方外之士”，他的“发言玄远”固然为了逃避现实，但也正是谈玄的极致。他的著作《通〈易〉论》、《通〈老〉论》（已佚）、《达〈庄〉论》、《乐论》以及《大人先生传》里，都充分表露了他对老庄学说的崇尚，但在这些宣扬老庄学说的最后落脚处，却往往仍是儒家的政治思想。这体现出阮籍思想上的自我矛盾，当然有着主观和客观的因由。
最能证实他早期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是他自己的《咏怀》诗：“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可见是想以颜回和闵子谦为楷模，为天下做一番事业。但至魏晋之际，软弱的阮籍，逐渐消极避世，在客观谈玄风的影响下，便以老庄作为他处世的理论根据。他说：“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他没敢明说“名士少有全者”，他只说“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在残酷的政治恐怖包围中，他觉得“一身不自保”，“朝夕有不虞”。人生无常之感，使他想到神仙。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阮籍虽然高谈神仙，其实他是不相信的。然而，对现实社会的心灰意冷也是他崇信玄学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和阮籍以违礼言行去揭露伪善者以礼法作掩护的丑恶面目一样，他是以老庄学说为批判的武器，与当时高谈儒家仁义道德实质却卑鄙无耻的群小们进行战斗，但对于真正的儒家学说和行为他却从无轻蔑和否定。尽管有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往往以老庄代表人物与儒者辩论，而且带着嘲讽的语气予以无情地揭露，但实质是把矛头对着当时的伪儒。他在《大人先生传》痛斥伪儒者欺世盗名窃取官位的行径，进而又指出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有人说他的矛头是直指当时窃权的司马氏的，其实何止司马氏一家！但他对于真儒仍是给予应有的肯定：“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咏南风，缊袍笑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此诗对儒者的描述是极为全面的，最后以老子对儒家的两句贬语结尾，但主旨并非否定儒家，正如朱嘉征所说：“刺小儒也，实尊儒于老氏之上。”
那么，他自己在思想上究竟如何对待老庄和儒家呢？实质上，他是以老庄的自然之道，求孔孟的仁义之德。其终极的社会蓝图，依然是儒家的思想。最能看出他这种自我矛盾的当推他在代表作《乐论》里的论述。他从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见解出发，用老庄学说分析音乐的产生，但在具体阐述音乐的教育作用时，则完全采用儒家的主张，认为，“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礼逾其制，则尊卑乖；乐失其序，则亲疏乱。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这比一般儒家还要正统得多。
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阮籍确是“外玄内儒”的代表人物。
六、隐显交织的诗作
阮籍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是六朝时期代表性作家。五言诗自汉代兴起之后，经过阮籍的努力，其被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他的诗风被称作“正始体”，可见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之大。其代表作即历代传诵的82首五言《咏怀》诗。
《咏怀》诗历来被学者认为不易理解，颜延年距阮籍时代较近，但已感到“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遭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所以，对这些诗只能“粗明大意”(12)。最能说出切合阮籍处境的论断者当推清代的王夫之，他在《古诗评选》中说：“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远绍《国风》，近出于《古诗十九首》。而以高朗之姿，脱颖之气，取神似与离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而当其有所不极，则弘忍之力，内视荆、聂矣！”鲁迅也说：“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13)
以上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读阮籍的诗提供了可贵的启示。而更要注意的是，阮籍写的《咏怀》是典型的抒情诗。尽管引发他写这些诗的客观因由皆为当时的政治和生活，但抒情诗里不可能直陈某一事件或描写某一人物。这是诗的文学性本身所决定的。更何况阮籍的处境和诗的表现方法有如上述的特点，那么，便首先应当避免再重复前人对《咏怀》诗硬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勉强拉在一起的做法。象黄节所批评的那样，“有附会失实者，有为旧说所误者”。而是应有一个科学态度。那些一时读不太懂的，不去强作解人；那些完全可以读懂的，即认真作出诠释。在本节我用了“隐显交织的诗作”这样一个题目，意思是说，这82首《咏怀》诗，有的诗意极为明显，有的则隐而不显，有的一首诗中半隐半显，只在几句中表达出作者心头的激愤或感慨。虽然对全诗尚难全弄明白，而从这几句中也不难看出作者的心境。固然，这不是说，一首完整的诗可以破读，而是说，可以无看明白的，也即吸收过来，有助于我们对阮籍其人或其诗的了解。这是不应忽视的一个特点。
前面说过，有的诗，全首皆极明朗易懂。比如第38首“炎光延万里”、第39首“壮士可慷慨”和第61首“少年学击剑”，都是以明快的语言、爽朗的格调描绘出一心报国、献身沙场的英雄人物的思想行动，是全诗中最具英雄气概的代表作，反映出“有济世志”的阮籍的豪情壮志以及有志难酬的感慨。
鲁迅说，阮籍“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全部《咏怀》诗里许多写求仙、羡仙以及描写神仙的篇章，它并不说明作者相信神仙，而是由于作者有“忧生之嗟”，便以写神仙表达自己对当前现实的不满，如第19首“西方有佳人”和第37首“喜时在今辰”，都是从《楚辞》中借美人香草以喻贤者之意，表明对理想的追求与失望的痛苦。
有的诗不妨视为直抒胸臆，如《咏怀》其33、其34。前者写出处境之艰险，生活之愁闷；后者则是太平心绪的真实写照。
而在忧愤无法排解时，他往往先用比喻的手法，最后再画龙点晴地表达出自己内心的不平。最明显不过的要数第79首。诗中主要写凤凰的高洁，其非同凡鸟，但却“适逢商风起”，损伤了她的羽翼，于是，飞向昆仑以西，不再返回。这纯以凤凰自喻，而最后两句道出自己的真实思想，那就是所“处非位”。这里看出阮籍有志难酬、遇到挫折想愤然离去的愿望。这是极显而不隐的一首。
阮籍还有些诗是隐显交织的，很难完全弄明全诗的所有思想。但其中偶而也迸出发人深省的警句，而且占有不小的比重。比如“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其25）；“系累名利场，驽骏同一輈（其28）；“谗邪使交疏，浮云令昼冥”（其30），都极为精辟。
通过对阮籍《咏怀》诗的简单分析，不难看出，这位杰出的诗人用他的痛苦感受和诗才为我们描绘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千载而后，人们依然从他那欲说还休的诗作里，体会到黑暗的时代如何摧残了这个杰出的诗才。隐显交织也正是他的自我矛盾在诗里的必然体现。诗和人的情形是一致的。黄节说他“志在济世，而迹落途穷。情伤一时，而心存万代”，可谓得其心矣！
以上笔者从六个方面对阮籍作了简括的评价，撰著的动因是鉴于学术界对阮籍研究的相对落后。自唐代修《晋书》以来，人们只对他的诗文——尤其对他的82首《咏怀》诗的诠释应该说已积存了一定的资料，但1300年来，人们未给阮籍写一本象样的传记，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建设上的一个缺欠；而且有些研究，也难尽人意。
本文意在引起学人对阮籍研究以更多的注目与投入，以推动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注释：
①阮籍：《咏怀》。以下凡引此诗，不一一注明。
②《晋书》本传。
③④⑦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
⑤⑧(13)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⑥(11)引自《与山巨源绝交书》。
⑨引自《世说新语·德行》。
⑩《李康家诫》。
(12)《文选》李善注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