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论语》学研究概述
唐明贵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摘 要： 目前学界对于韩国《论语》学的研究主要围绕《论语》学的时代特色及学派特色、《论语》在朝鲜半岛的译介与传播过程、《论语》对朝鲜半岛社会诸方面的影响、《论语》主要注本研究四个方面展开，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可以进一步探索和深入挖掘的地方。日后需要进一步强化不同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进一步加大中日韩《论语》注本的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论语》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教育、法律、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对韩国社会不同阶层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功效，以期全面反映韩国《论语》学的面貌。
关键词： 韩国；《论语》；传播；诠释 1
作为记载儒家创始人言行的《论语》，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教育、法律、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欧美等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东亚地区，《论语》最早传入朝鲜半岛，高句丽小兽林王曾设太学讲授《论语》，新罗时《论语》和《孝经》被列为中央官学必修课程，高丽朝时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学和考试的钦定教材，朝鲜朝时期胡广等人的《四书大全》逐渐占据了上风。伴随着《论语》的传播和官学地位的不断巩固，《论语》的译介和研究也次第展开，其影响也日趋深入。《论语》在朝鲜半岛的播传和影响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予以了关注。
一、《论语》学的时代特色和学派特色
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学术风尚，从而导致对《论语》注疏、训解的方式以及理论思考的重心发生变化。正如涂美云（2002）先生所言：“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可孕育许多的学派和思想家；相对的，从各个学派和思想家身上的共同特征，则又可体现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潮。因为各学派或思想家之间，纵有不同或对立的见解，其间必有一个更大的共同倾向，即是适应当时思潮的历史取向。”韩国的《论语》研究也不例外，学者们对此多有关照。
研究《论语》学时代特色的代表人物为黄俊杰，他从宏观上对朝鲜时代儒家学者诠释《论语》的特色进行了概括，指出，朝鲜时代儒者的《论语》学，大致依循两种思想基础展开论述，一是“本《大学》解《论语》”，突出表现为将“学而时习之”中的“学”理解为《大学》的“明明德”工夫。二是依循朱子的诠释典范，许多朝鲜儒者常透过朱子的哲学系统，尤其是“心与理的关系”来诠释孔学（黄俊杰，2012:329-330）。
研究《论语》学学派特色的论著主要集中在对朝鲜时期朱学派与实学派（即反朱子学派）的《论语》诠释上，如李昤昊（2012）在《朝鲜时代朱子学派与实学派对<论语>的解释》中指出，朱子学派的《论语》学特色主要表现为哲学的解释学、绝对尊崇朱学、尊崇师说、排斥异端四个方面，实学派的《论语》学特色主要表现为政治学的解释学、相对尊崇朱学、重视经文、包容异端四个方面。李昤昊（2008:259-260）在另文中则将韩国的《论语》学派放在东亚《论语》学的视域内予以考量，指出，“无论是朱子学派还是实学派，韩国的《论语》学不仅具有独立的地位，而且还与东亚《论语》学有机地相联系。韩国朱子学派的《论语》学通过对中国朱子学派《论语》学的深入研究，达成了韩、中《论语》学的联系性；而韩国实学派的《论语》学，通过最早汇集韩、中、日三国《论语》学的著作，实现了东亚《论语》学的流通、受容和创新。无论是哪一方，都没有埋没于自国当中，而是与中国、日本的《论语》学取得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东亚《论语》学要将韩、中、日三国阐述为一个轴，那么韩国实学派的《论语》学，可以说早已相当出色地完成了其先驱者的任务。以特定的《论语》注释书，或者《论语》的特定主题为中心研究韩、中、日三国的《论语》学，这也可以成为陈述东亚《论语》学史的一个典范。而韩国朱子学派的《论语》学，则盛行此研究方法。”沈贞玉（2016）以《韩国经学资料集成》第二集《论语》为依据，主要介绍了李滉、李珥、金长生、朴世堂、宋时烈、柳长源、丁若镛、崔左海、朴文镐等人对《论语》的研究成果。其中既包括以朱子学为中心的经典注释，也包括与朱子学相对立的经典解释。在他看来，以朱子为中心解释经典的学者主要是岭南退溪学派和栗谷学派的学者。以朱子相对主义来解释经典的学者大多是实学派学者。朱子主义学派的经典解释的特征是注重对朱子学派中的心性论部分的注疏，大体继承了师说。实学派经学家把经文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不倾向于心性论，力图找到经世的理论根据。这是目前大陆见到的最能全面反映韩国《论语》学的成果。
另外，金容载（2012）《朝鲜阳明学派的《论语》解释——以霞谷郑齐斗的<论语说>为中心》以郑齐斗的《论语说》为中心，探讨了阳明学派的《论语》解释，指出，郑齐斗抽选了《论语》中的77个主题语，打破原有经文次序，一方面标举《论语集注》中的错误，另一方面力图从《论语》中引导出性理学中经常讨论的仁义理学性道等范畴。这些做法促进了朝鲜程朱学心学化的进程。
二、《论语》在朝鲜半岛的译介与传播过程
二是对朝鲜李朝时期“朱子学”代表人物李滉的研究。李滉，字景浩、季浩，号退溪、陶翁、退陶，著有《论语释义》。对于此书，日本学者松川健二（2006:574）予以的关注较早，他分析了李退溪与自我省察有关的8条《论语》诠释，发现其解读“虽将《论语集注》往‘心学’方向深化，但却又与陆王心学特有的所谓心学式解释，界限分明”，未能脱离朱子学的范围。李昤昊（2012:78）则以《论语释义》为抓手，从翻译学和解释学两个角度考察了李退溪的《论语》学。指出，李退溪批评以往的《论语》翻译，对于容易被忽略的助动词或者虚字也做出了正确的翻译。其翻译的基础虽依据朱注，但偶尔也会根据自己的经文文理来翻译《论语》。同时，他对于朱注予以了疏通和纠偏，对于《论语》经注文中的难字采用了反切、直音、训民正音的形式予以标注，尤其是采用韩语完成音注，成为其《论语》学的一大特色。李退溪在上述两方面的努力，确立了他在韩国《论语》学史上的地位。
三是借助出土文献研究《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情况。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转自干春松 孟彦弘，1997:175）。新的发现、新的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于促进史学、辨伪学、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朝鲜半岛先后出土了数量可观的《论语》文献，吸引着研究者的眼球。其中郝树声（2012）指出，从地下发现的上述材料看，《论语》等儒家典籍从朝鲜半岛的北部陆续传到南部，再传向日本，形成了东亚地区汉文化圈亦即儒家文化圈，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2003年在韩国南部的金海市凤凰洞和2005年在西部仁川市桂阳山发现的《论语·公冶长》的木觚以及在日本发现的《论语》原文，为上述结论提供了最好的支持。李成市和葛继勇（2016）通过分析对比韩、日出土的《论语》木简，指出，两者之间、各自境内之间虽有相同性，但更多的是形态有别、书写格式有差异，这表明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流播域外的过程中已发生了衍变，在被打上朝鲜半岛的烙印之后又传入日本列岛，进而在形态和内涵上具有了日本列岛的特色。金庆浩（2017）以河北省定州市发现的大约为西汉宣帝时期的《论语》简以及和它时间比较接近的平壤出土《论语》简的格式、记叙内容为中心进行探讨，通过比较韩国和日本出土的木简，从而推究《论语》在东亚社会中的传播是按照“中国大陆→韩半岛→日本列岛”的顺序进行的。
二是研究《论语》在朝鲜半岛近现代时期的传播情况，如董栋（2018）在《<论语>在韩国的译介历程及其翻译策略研究》一文中设“《论语》在韩国近代史的艰难前行”“独立运动后，《论语》译介的繁荣与创新”两目对《论语》在朝鲜办到的传播予以了关注。指出，在近代，由于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政治动荡，经济凋敝，《论语》的译介和传播也受到了影响，值得称道的只有崔南善的《少年论语》。及至1945年后，“《论语》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翻译界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一时期《论语》在翻译上与之前译本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解放前的译本大多以汉文与韩文相结合的方式阐释，但是解放后的译本几乎全部是用现代韩文构成。这说明《论语》这一中国古代典籍已经正式融入现代韩国的社会和生活,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已经深入到韩国民众的思想中”（董栋，2018:130）。又，董栋及李尚静（2018）还撰写专文对《论语》在近现代韩国的译介与传播进行了研究，指出，《论语》在近现代韩国的译介与传播历程主要经历了日本占领时期的“沉寂期”、独立运动后的“复苏期”和现当代的“繁荣期”三大历史阶段，在近现代韩国文化界占据重要的地位。译介主体几乎全部为韩国本土译者，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精通古文汉字的汉学者发展到哲学、社会学和经营学等领域的普通学者。译本受众群体也从政治家、汉文学家扩大到商界人士及一般民众。同时，译本的翻译策略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创新性的特点，译本内容由生涩难懂的伦理纲常演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哲理与生活智慧。
一是研究《论语》在朝鲜半岛早期传播的情况，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如任振镐（1998）分阶段叙述了古代时期《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指出，《论语》及其注释书大约在三国时代流传至韩国。薛聪“以方言读九经”就是韩国人讲授《论语》及其注释书的开端。到了高丽朝，上至国王、官员，下至学者、一般民众，都开始习读《论语》，对其研究更加深刻了。及至朝鲜朝，儒家思想逐渐普及并成为政治思想的中心，《论语》成为学者的必读书，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与之相应，《论语》注释书得到了广泛的发展。王国彪（2016）《<论语>在高丽时代的传播与影响》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高丽王朝，他指出，《论语》在高丽时代的传播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建国到12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由于历代国王推行右文政策，儒学地位不断提高，儒家教育逐渐普及，“《论语》作为基础教育的必备内容、选拔人才的重要尺度，在高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王国彪，2016:223）。后期从12世纪中叶到14世纪末，这一时期，随着性理学的传入，“《论语》在教育、哲学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更加充分地融入到高丽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之中。在理学思想的带动下，《论语》在高丽的解读、运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王国彪，2016:234）。此外，王国彪（2013）还重点关注了朝鲜儒家学者在《论语》早期传播中的作用，指出，高丽末期著名学者李穑入主成均馆之后，积极推广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朱子性理之学，不仅进讲《论语·泰伯篇》，创作了富有特色的《论语》“经筵诗”；而且还赋诗言志，征引《论语》经文以表达自己积极入世、修身养性、坚守节操的心情。由于李穑的这些努力，《论语》的传播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在高丽末期政治、文化生活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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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语》对朝鲜半岛社会诸方面的影响
《论语》传入朝鲜半岛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学校、科举的教材，以之为核心的孔子思想和程朱理学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渗透到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科举与教育培养人才、选拔人才，《论语》之中诸如“修齐治平”等儒家思想对于士大夫阶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且也波及到文化、政治等领域。此一领域也属于《论语》学的范畴，也吸引了学者的注意。
《论语》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影响，离不开历代学者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和为政者的政治需要，对《论语》所做的旨趣迥异的传、注、疏、解，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解经者对概念、范畴的辨析、探讨，看到不同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的传承、交锋、碰撞和融合，还可以窥见不同时代思维方式的特点与理论思考重心的变化。这是《论语》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当代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最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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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对韩国古代文化领域的影响，如曹春茹（2013）指出，《论语》是以简洁的语言表达深刻思想的儒家经典，代表了孔子的主要思想，其中包含着不少典故和富有特色的词语，这是朝鲜作家主动接受《论语》的原因。他们一方面将《论语》中的故事或词语引入散文，或接受其哲理，或汲取其思想精华，或欣赏其意趣，以增加文章的内涵或情趣；另一方面，从文学的创作、审美、功用等方面接受了《论语》的文艺思想，以丰富散文创作和文艺理论。可以说，《论语》作为中国思想、文化、文学的精华，既成就了朝鲜的礼仪之邦，也促进了朝鲜的散文创作。王国彪（2011）指出，《论语》对朝鲜古代汉诗的影响很大，其中的诸多名言警句、经典情境经常被朝鲜诗人引用。其用典方式主要有三种：明引和暗引，引言和引事，同义式、衍义式和双关式。这些方式“显现了不同的修辞效果，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均积极呈现了《论语》中的经典语句和场景。这种创作方式为朝鲜古代汉诗增添了有意义的内容，也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说明朝鲜诗人对《论语》这一经典的理解和运用取得了成功。这样的诗歌不仅是文学史料，同时也是传播史料，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文化传播现象。……可以肯定地说，朝鲜古代诗人引用诸多《论语》典故是朝鲜古代汉诗的重要生产方式之一，也是《论语》在古代朝鲜半岛广泛传播的重要方式和丰硕成果的表现”（王国彪，2011:91）。
一是对韩国现存《论语》注释书的类型和特色的总体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为韩国人唐润熙（2006），其博士论文《韩国现存<论语>注释书版本研究》对此予以了专门研究。他指出，韩国所存的《论语》注释书主要有三类：中国本《论语》注释书、朝鲜本《论语》注释书（朝鲜人重刊的《论语》注释书、朝鲜人自己撰写的《论语》注释书、朝鲜人用韩文写成的《论语》注释书）以及其他国家如日本刊《论语》注释书。其中现存韩国的中国本《论语》注释书的特点是鲜有宋元明古本，大多属于清刊本，而尤以《四书》本居多。朝鲜重刊本《论语》注释书有中国覆刻本系统也有朝鲜金属活字本系统，它们虽同属一个系统，但版本形态明显不同；朝鲜刊《论语》注释书偏重于《论语集注》《论语集注大全》，尤其是后者数量居多。
10月14日，中国银行昭通市分行副行长岳浩代表中国银行向该行昭通市分行挂钩扶贫点——彝良县树林乡管坝村捐赠10万元，用于援建该村纸厂村民活动广场，助力该村基础设施建设。
采用双填砂管并联驱替实验的方法[7]，渗透率级差分别设置为1倍、5倍、8倍、10倍和25倍，常规水驱至含水98%(w)后用聚合物驱油并记录不同渗透率岩心的产液量。实验结果显示，不同的渗透率级差对提高采收率程度的影响明显(见图1)。在渗透率级差逐渐上升的阶段(1～5倍)，由于低渗岩心动用程度提高，因此提高采收率的幅度呈上升趋势(见图1)。当渗透率级差进一步扩大(5～10倍)，提高采收率的幅度达到峰值(27.4%)之后缓慢下降。当渗透率级差超过10倍之后，由于聚合物分子在高渗岩心中形成指进减弱了聚合物提高波及效率的能力，从而使得提高采收率的能力逐渐下降[8-10]。
四、《论语》主要注本研究
800马力的法拉利=最强跑车？劳拉一边试着恢复正常的呼吸节奏一边告诉我：“这辆法拉利的动力表现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操控精准而直接，变速箱表现堪称完美。”法拉利812 Superfast的方向盘反馈清晰，使它能够精准地掌握当前的行驶状态和极限。过弯时，法拉利会出现些许转向过度的倾向，但又有哪款性能强劲的跑车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论语》对韩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如王国彪（2018）指出，《论语》是朝鲜文人斋号取义的一个重要源泉，他们以明引、暗引、单引、叠引等用典形式，借助《论语》的词句及其思想言志寄情，于是乎《论语》经文巧妙地融入了其斋号和斋记中，既权威，又典雅。这不仅展现了朝鲜文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也充分体现了儒学在朝鲜半岛传播与影响的力度。他在另文（2015）还指出，域外传播的过程中，《论语》的伦理话语和道德体系为朝鲜半岛所接受，其所弘扬的伦理道德和审美风范得到了充分认同，体现了其思想魅力。韩国古代很多文人的文集、文章命名都源于《论语》，如《知非录》《无忮契》等；很多文人的字号也引自《论语》，如金欣号颜乐堂、严昕号十省堂、申叔周号希贤堂；很多书斋、亭堂等处所的名称也源于《论语》，如“焕章庵”“直斋”“三畏斋”“仁美斋”“学习轩”“喜惧堂”“辅仁堂”等。
《论语》对韩国古代教育领域的影响，如张煜（2017）指出，不仅各世子、王子经常进行《论语》之经筵日讲，而且《论语》也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充分反映了《论语》在朝鲜朝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王国彪（2012）指出，孔子“里仁为美”的观念强调居住环境对人成长的积极意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朝鲜古代文人塑造理想人格起到了引领作用。他们在经义、择居两个方面不断体悟、践行“里仁为美”的功能，发展和完善了自身的人格，彰显了儒家教化的深远意义，这也是《论语》在朝鲜半岛广泛传播并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重要见证。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载体，其译介和传播直接关系着它在韩国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因此，分析《论语》核心概念的翻译状况，考察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播过程中发生的舛误及其成因，明察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状况；并且从历史和传播主体两个视角，考察《论语》及孔子思想在韩国的传播的历史与发展现状，遂成为中外儒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类现有成果主要分为三类：
三是对朝鲜李朝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丁茶山进行了重点研究。丁若镛，字美镛，号茶山，著有《论语古今注》。对于此书，金彦钟（1987）较早予以了研究，指出，《论语古今注》中“发前人所未发之创说者”69条，“自得之见而偶合先儒及时时儒所发者”32条（与华儒说偶合者22条、与日儒说偶合者10条），“从何晏论语集解说而发挥其义蕴者”20条，“从朱子论语集注说而发挥其义蕴者”11条，“从其他说而发挥其义蕴者”44条（从华儒说者23条，从韩儒说者5条，从日儒说者16条）。李昤昊（2008）从东亚《论语》学的视角审视了《论语古今注》，指出，丁若镛在书中多角度探讨了东亚经学家的《论语》注释，它不仅检讨了中国大部分著名的《论语》注释书，而且批评了日本古学派的《论语》注释书，甚至讨论了当时韩国学者的《论语》注释书。从这一角度而言，《论语古今注》可谓是“唯一的一部既探讨和搜集韩、中、日三国的《论语》注释书，同时又达到一定学术境地的《论语》注释书”，在韩国《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另外，黄俊杰（2012）考察了丁茶山对“克己复礼”章的解释，剖析了其解释中的因袭与创新之处。蔡振丰（2012a）《丁茶山〈论语〉诠释中的“仁”“心”“性”“天”及其理论意义》则从丁茶山天主教徒的身份入手，阐述了他对《论语》中的“仁”“心”“性”“天”的解释及其理论意义。指出，丁茶山视“仁”为道德意志贯彻下的行动，视“心”“性”为“得之于天”的“可仁之理”，视“天”为具有形上实体义的存在。
将丁若镛的《论语》诠释与中日学者的《论语》诠释进行比较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其中余若澜（2017）指出，朱子集理学之大成，一反汉唐儒者之说，将《论语》中的仁孝关系解释为“孝为行仁之本”。一语激起千层浪，东亚儒者荻生徂来和丁茶山都针对这种提法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荻生徂来与丁茶山的理论皆有经世致用、崇礼复古的特质，二人皆以成德之法论“孝”为“仁”本，其理论形态与先秦相近。荻生徂来以“先王之道”为核心，从重“礼乐”的角度论述“孝为仁本”，丁茶山以“性嗜好论” 为核心，提出了“二人尽其道”为“仁”的新论，从“明人伦”的角度论述“孝为仁本”。荻生徂来与丁茶山都反对朱子以形上超越之性论“仁”，坚持以人为核心的理论。但是在非孟尊荀与尊孟非荀、反修身与重修身之间，荻生徂来和丁茶山的思想呈现了很强的差异性。蔡振丰（蔡振丰，2012b）《<论语>诠释的两种类型——以朱子与丁若镛的诠释为例》将丁若镛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作了比较，指出，在对管仲不仁、违礼的理解上，朱子以为管仲不仁而违礼，丁若镛以经、史证管仲不违礼、义之本；在对“如其仁”中的“仁”字理解上，朱子作“仁功”解，丁若镛作“仁心”解；在诠释系统上，朱子的诠释为理念型的系统，丁若镛的诠释为生活型的系统。
除此之外，崔锡起（2012）《朝鲜时代经书解释与崔象龙之<论语>解释》以《四书辨疑·论语》为切入点，分析了岭南学派崔象龙《论语》诠释的特征：完成了《论语图》，将《论语》要旨绘成一张表，这是其《论语》解释的最大特征；以学、仁、孝的论理构造来把握全篇或每篇的构造，这是其《论语》解释的主要特征；依据通看的多种多样的解释，分析字义语意、考辨本文注释和《集注》小注、订正官本口诀，这是其《论语》解释的又一特征。任振镐（1997）揭示了壶山朴文镐《论语集注详说》的经学特色，指出，其特色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以研究义理为目的，训诂或考证的注释方法仅仅起辅助性的作用。二是广征博引，间下己见。在书中，他先后征引中国古代学者66家（其中大多数为宋儒）、朝鲜半岛学者6家，同时加上了自己的独创见解。三是他还引用谚解本，给经文标明了句读，用反切校对了字的读音。《论语集注详说》在韩国《论语》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推动了韩国儒学义理心性之学的发展，而且其中阐发的忠、孝、仁的理论在促醒民族自尊、反对日本奴役、恢复文化传统、加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五、结论
以上所述材料，仅就笔者目力所及之中文材料而言，由我们不难发现，韩国《论语》学的研究，经过相关学者的不懈努力，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其中仍有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深入挖掘的地方，如一方面专题研究力度不够，相关著作及学人、学派的挖掘有待深入，中、日、韩《论语》注本的比较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研究领域有待拓展，对韩国《论语》学与政治、教育、学术的互动关系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有鉴于此，窃以为我们日后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进一步强化对不同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历代学者对《论语》注疏、训解、阐释、发挥，要么注重字词训诂与名物制度考订，要么注重义理阐发与形上意义的探寻，代表着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时代风尚、理论旨趣。通过对这些注本的研究，不仅可以勾勒出韩国《论语》学的发展演变历程，而且可以揭示不同时期、不同学派《论语》学的基本面貌、治学特点与学术成就。二是进一步加大中、日、韩《论语》注本的比较研究。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学者对《论语》的训解与阐释往往繁复多样，路径有异，取向各别，带有明显的区域和时代印记。通过对这些《论语》注本的比较研究，有助于考察儒家学术的传承、创新与经典诠释、流传之间的关系。三是进一步探讨《论语》在韩国不同时期政治、教育、法律和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以及在社会生活不同层面所发挥的功能。韩国历代学者对《论语》的训释阐发，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中进行的，都融入了解释者个人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思考。因此，这些注本往往会打上时代的印记，不仅反映当时人们的生存焦虑和制度焦虑，而且反映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诉求。研究这一方面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把握《论语》阐释与韩国政治、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更好地理解儒家思想的传播对韩国全方位的影响。
花生茎腐病的发生受气象条件影响较大，特别是在苗期，如果田间管理未跟上，花生齐苗时没有进行中耕松土清棵“亮脚”，两瓣子叶未露出土表，遇天气连续睛朗,土表温度高时，极易引起近地表幼茎部烫伤染病；若遇天气持续下雨，又容易引起近地表幼茎部遭水煮而受病菌浸染后发病。根腐病和茎腐病一样，在高温多雨时发病较重，低温少雨时发病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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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Study on Korean Analects of Confucius
Abstract: Up to the present, the study of Korean Analects of Confucius mainly focuses on four fields: time features and school characteristics of Korean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Analect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Analect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collected annotations on The Analects. Certain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se fields, but yet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to further explore Korean Analects of Confucius. First, annotations on The Analects in various periods deserve further research. Seco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intensive comparative study of annotations among the three countries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Third, future studies will go further in discussing both the influence of The Analects on different classes of people, mainly in political, educational, legal and the daily aspect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South Korea, and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Analects in the variable levels of society, thereby fully reflect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Korean Analect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South Korea; The Analects; transmission; general description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948（2019）03-0008-06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域外《论语》学研究”（16ZDA1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唐明贵，男，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论语》学。
标签：韩国论文; 《论语》论文; 传播论文; 诠释论文;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